作为男人，很难体会到做女人的苦。我是在读了两篇关于打胎的小说，才明白女人的苦的。最触动我的是埃尔诺的《事件》她是在一九九九年，也就是比今年的我小一岁，五十八岁，回忆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三年，自己二十三岁读大学时堕胎的事的。法国一九四八年立了一个法，那就是给别人堕胎的医生、护士、药剂师，都要被监禁、罚款、吊销执照。所以，没有一个医务人员会给一个人堕胎。埃尔诺面前的问题是，如果她不堕胎，那么，她成家是必须的，那么，她就要中断学业，重复母亲那样的底层妇女当工人的命运。而她拼命读书，就是为了摆脱底层妇女的命运。而堕胎，在没有医务人员的参与下，自己死去的危险极高。就是说，一直在学校里长大，没有一点社会经验的她，面临两难选择，她最终选择了非法堕胎。就是说，底层妇女的命运，远比死亡更可怕。她自然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但没有人敢。她只有通过自己认识的学生去找门路，自然有男学生乘机占她的便宜，但她都忍了下来。最极端的，是她想用竹签把胎儿直接捅下来。这些煎熬我就不说了。我只说她在厕所里把胎儿排出体外，没法弄断脐带，就那么夹在两腿中间，用手托着，叉着腿走回宿舍，让她想起自己就是分娩的母兽。如果不是身边正好有个同学，及时联系医院，她就死掉了。当她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那个让她怀孕的学生，告诉他自己准备打胎，从此一切都是她自己承担起来。不像王安忆在《启蒙时代》里文革时期一女生的打胎，她首先找到的是让她怀孕的青年，这青年一起和她谋划了打胎。这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思维的不同。对了，让我触动次一点的就是王安忆在《启蒙时代》里的这件打胎事件。那时在中国打胎是很危险的，不但有生命危险，还有被举报坐牢的危险，被批斗羞辱的危险，所以，这两个年轻人所受的苦，可想而知。这两件打胎事件里还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知情者对让女人怀孕的男人的痛恨。 在西方，不光是打胎，杀婴更是犯罪行为判的刑很重。比如汉姆生《大地之子》里主人公的老婆，就因为捏死了一生下来就是兔唇的女儿，被判十二年，减刑为八年。那是一八五几年的事。到她的儿子这一代人，杀婴罪才减轻了，因为那时商业发达，男女青年四处走，避孕措施又不行，怀孕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现在的女人是在天堂上活着呢。感谢自己的命运吧。
作者：赵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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