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又绿江南岸  公仆学友何时还

朱教贵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我的左腿断续或持续疼痛，走路时，骨头嘎吱作响，初时我还一直隐忍，冀望有一天会好转，后来痛感加剧，子女带我辗转黄石、武汉两地六家医院，历时一个半月，保守治疗无效后，在武汉同济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后，行动要借助轮椅和助步器，生活不能自理。为了便于定期到医院复查，大姑娘执意要我住在武汉她的家中休养。

2026年元月10日11点32分，我收到文友、画家董业武先生发来的微信：“余昌志主任已进医院重症监护室，各器官均已衰竭，医院通知准备后事……”，消息来得太突然，还在武汉养病的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双眼模糊了视线。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在心中暗暗祈祷，期盼上天能让奇迹出现，期盼他躲过劫难，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就这样恍恍惚惚过了一夜，翌日，我便从手机里看到了黄石市人大常委会发布的讣告：“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余昌志同志，于2026年元月11日15点48分因病逝世，享年78岁……”。元月14日深夜两点多钟，我又从手机里读到了原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柯有华先生撰写的《好领导，好长者——深切缅怀原黄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余昌志同志》的悼念文章。

尽管难以置信，难以接受，但是，我知道，人民的好公仆、我的好学友昌志君，真的已经离开了我们。

昌志君走得太突兀，令我思绪难平。特别令我难以释怀和深感愧疚的是，我因术后无法出行，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未能到医院去见他最后一面。在他逝世之后，也未能送他最后一程。一连数日，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60余年间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当官为民、廉政勤政、求真务实、为民解忧的范例，潮水般涌上心头。受内心强烈情感的驱使，我戴上老花镜，拿起搁置许久的拙笔，写下这篇文字，深切缅怀昌志君。

一

昌志君是一位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心胸豁达的人。我们相识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同属“老三届”。一九六四年，我在大冶一中高中毕业后，因父亲被抓过壮丁和其他的所谓社会关系，未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被分配到大冶县铜矿区南峰中小学教书，与昌志君的父亲成了同事。星期天，昌志君到学校看望父亲，我们就在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或者到南峰大港去捉鱼摸虾，玩得不亦乐乎。昌志君的父亲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德高望重，教学经验丰富，我是“新兵蛋子”，业务生疏，他隔三差五就到我所教班级听课，然后进行点评，肯定优点，指出不足，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两年后，我调到铜矿区广播站工作，余老主任还特意买了一本硕大的精装笔记本赠送给我，并在扉页上亲笔题写了“人贵有恒，望持之以恒”的赠言。时至今日，虽已过去了整整60年，他老人家的教诲和鼓励，我依然铭记在心，不敢忘怀。

1966年，昌志君在大冶一中高中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辍学回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1971年通过招考，在大冶师范学习半年后分配到了大冶县文化教育局。时隔两年，我也由铜矿区广播站调到了大冶县广播局。都在城关工作，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1974年，机缘巧合，我们俩同时被抽调到大冶县征兵办公室，负责编写《征兵简报》。在此期间，我们合作撰写了一篇《认真做好可教子女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论文，被国家《征兵动态》期刊采用，受到了省征兵领导小组的表扬与肯定。1975年，我被抽调到大冶县委驻金牛区堰口人民公社吴伟村蹲点，大冶县楚剧团也在该村劳动训练，时任大冶县文教局人事干部的昌志君多次到驻地了解剧团的劳动训练情况，我们俩住在当地农民家里，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经常卧谈到深夜。

除了工作上的交集之外，节假日或星期天，我们也偶尔在一起打字牌、下象棋。因为我手笨，昌志君经常嘲笑我把一手牌捏得像把破蒲扇一样张开着，被坐我上下手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因此输多赢少。昌志君打字牌的底线是不带彩，只打借条（借条上输了的人自称徒弟），从年轻时到退休后始终如此。我们还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他赢了，就凭一张50个子码的借条，我送他一本采访本；如果我赢了，就拿一张借条，找他兑换10斤稻谷（撤区并社后，他任大箕铺公社主任、书记），拿回来给我岳母娘喂鸡。昌志君还曾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过一段笑话：县文教系统一位姓石的朋友，打字牌如孔夫子搬家光输，因借条写得太多成了习惯，一次，他到单位财务室借路费出差，打借条时，写完“今借到人民币50元”这句话后，不假思索顺手就落款：徒弟石某某。引得在场的人眼泪都笑出来了。昌志君字牌打得好，但下象棋不是我的对手。因为我在铜矿区广播站工作期间，经常与一位上海知青对弈，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下棋下得痴迷时，从坐着下，到站着下，最后是蹲到桌子上下棋，彼此却浑然不觉，直到棋局结束才感到腰酸腿麻。这位知青下放农村前，是上海市象棋队的后备队员，棋艺精湛，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招数。昌志君下棋输给了我，却不输气势，非说我赢棋不是真本事，而是因为我比他多了一个“车”（我姓朱，大冶话与象棋里的“车”同音），一旁围观者，无不捧腹大笑。

1991年，昌志君从大冶县委书记调到黄石市水利水产局任党委书记、局长，因为家远住在大冶县城，为节省单位的经费开支，减轻该局小车司机的工作强度，每逢星期一去市里上班，他都在6点半钟准时到县委大院来乘坐我们黄石日报社发行部运送报纸的汽车。有一次，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堂堂一位县太爷经常蹭我们报社的顺风车，也不怕丢了身份，丑不丑呀？昌志君听到后非但没生气，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现在不是县委书记，而是局座。局座，局座，借贵报社的便车坐一坐有何不可呀？怼得我是哭笑不得，只好连声说，欢迎乘坐，欢迎乘坐。

朋友聚会，总免不了会打趣拌嘴，活跃气氛。有一次，我当着几位好友的面，对昌志君说，我们虽然是一中同学，但按职务来讲，你是官“长”（正厅级），我只是一名普通记者，不在同一个档次。但我这个草根记者比你还要多一“长”，一，我比你大三岁，是年长，二，我和你父亲是老同事，辈分“长”，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不过说归说，笑归笑。第二次见面时，昌志君来了个先发制人，他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朱大记者，你的文章妙笔生花，但你知道人字怎么写？它是由左边一撇、右边一捺构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请你以后不要把什么官民总挂在嘴边好不好？他又严肃认真地提议，今后只要是朋友聚会就餐，不论职务高低，一律按年龄大小排座次。从那次开始，按年龄大小排座次就成了我们朋友圈里的惯例。

二

1984年，我从大冶广播局调到黄石日报社大冶记者站工作，直到1992年才回到报社。在长达八年多的时间里，我采访了大冶地区众多的农民朋友、基层干部、企业职工和文教卫生界的人士，他们无不交口称赞昌志君是一位思想敏锐、嫉恶如仇、清正廉洁、求真务实的好父母官。

昌志君1989年担任县委书记，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县里的干部，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上任伊始，大冶农村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东风吹，战鼓擂，干部喝酒谁怕谁，你一杯，我一杯，10个就有9个醉，倒的倒，睡的睡，下的猪儿无人喂（呕吐物无人清扫）”，“不怕老鼠吃秧，只怕干部下乡”。据统计，1988年，大冶县吃喝招待的费用接近县里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面对如此现状，昌志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1988年12月的一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他带领县农委和办公室的干部，检查冬季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查看了10余座水库和塘堰，最后来到一个山区乡镇时，天色已晚，镇里的干部见新任县委书记一行劳累奔波了一整天，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昌志君叫人撤走了白酒和多余菜肴，只按规定吃了一顿“四菜一汤”的便饭。1999年正月初六，昌志君和县委、县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到矿山、四棵、大箕铺等乡镇检查春耕备耕工作，有位乡干部提出，新年头里家中的鱼肉是现存的，保证不花公家一分钱，能否到我私人家里喝一盅？昌志君也婉言谢绝。  

为了刹住吃喝风，县里制定了八条规定，要求机关干部下乡一律不喝酒、不吃请，即使省市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也不备烟酒，严格执行“四菜一汤”标准。规定颁布后，县里有四家科局级单位招待费超标，主管领导受到警告处分，并被罚款200元，还写了书面检讨。

昌志君是土生土长的大冶人，担任县里的主要领导职务后，亲戚朋友找他帮忙是难免的事，但他从不利用职权谋私利。1997年清明节，年逾古稀的舅公祭祖时不小心烧毁了几亩林地。为了逃避处罚，他满怀希望地来到自己的孙外甥家，可万万没想到，平日里十分孝敬的孙外甥却让他吃了闭门羹。1998年元月下旬，昌志君的一个表弟因打架斗殴被大冶城关派出所收容审查，表叔找上了门，可他一不打电话，二不写条子，三不出面打招呼，气得表叔掉头就走。

昌志君的夫人从1981年起，在县里的一家铁矿当水泵工，泵站距县城四五里路，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工作三班倒，上班时吃饭还要家里人送。铁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几次提出要给她换个位置，昌志君宁可让家里小孩送饭，甚至晚上自己打着手电筒去接夫人，也不开“绿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冶县在殷祖镇的花市村和毛铺乡的东面垅，建了一座100千瓦的机电泵站和一项55千瓦的提灌工程，渠道总长20多公里，费时两年，耗资10多万元。竣工后，机电提灌费用太高，农民负担不起；后一项工程大旱无水可抽，小旱作用不大。结果，两项工程只试用一两次就报废了。昌志君担任县里的主要领导后，带领县水利部门和相关乡镇负责人一起实地考察，要求他们不忘前车之鉴，把钢用在刀刃上，不要贪大求洋，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后来，在县水利部门的专家和昌志君的建议下，相关乡镇在距离旧工程不远的地方建了两座小型泵站，拓宽、加深、护砌了10多公里的渠道，与附近的水库、大港连成一脉，且省钱省工。两者相比，旧工程雄立山顶却毫无用处，新工程环山绕溪，可灌溉农田3000余亩。

三

在我的心目中，昌志君是一位忠于职守、勇于担当、为民解忧的好公仆。

2004年，我正式退休了。2005年，昌志君升任黄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后，我们每年虽然有几次小范围的聚会，但在工作层面上就没有什么交集了。一天，有两位大冶老乡到黄石来找我。我上世纪90年代采写的长篇人物通讯《不信春风唤不回——大冶县委书记余昌志廉政纪实》的文章，曾让他们深受感动，现在他们在工作、生活上遇到了过不去的坎，想让我带他们去找这位值得信任的好官上访。当时我有点犹豫，怕给昌志君增添麻烦，但出于近30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为民请命、为民直言的秉性，我拨通了昌志君办公室的电话，他爽快地答应了，让我带他们去他的办公室先了解情况。

第一件上访的内容是：2008年，位于黄石江滩公园附近江岸名城的开发建设。开发商拿到土地开发权后，因一些零碎事宜迟迟不能开工。前后奔波近两个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昌志君接访后，打电话给工商、城管等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协调。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沟通磋商，工程顺利开工。为了表达谢意，开发商提了烟酒登门致谢，被昌志君拒之门外。他耐心地对来人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的好意我也心领了，但你给党政机关的干部送礼是错误的、非法的，再说，创造平安和谐的营商环境是我们党政干部和相关部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并非是看在老乡的情分上才帮你们解决问题，请你将礼品带走，不然我就上交到纪检部门。来人只好千恩万谢地带着礼品离开了。据这位开发商说，昌志君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曾几次登门，想高薪聘请昌志君担任该公司的顾问，均被婉拒。

第二位上访者是黄石二棉改制后的下岗职工。黄石二棉的前身是大冶砖瓦厂，他是第一批员工，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优秀共产党员，因建厂初期生产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手术后留下严重后遗症，步行艰难。工厂改制后，年龄不大、身体健康的下岗职工有的外出打工，有的自己创业，而他只能赋闲在家，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来源，还要自筹资金缴纳“五险一金”。走投无路之际，他多次到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单位上访，都如石沉大海。昌志君了解具体情况后，深表同情和不安，当即指派专人对黄石二棉改制后的遗留问题进行调查，并亲自给大冶县人大常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打电话，要求他们跟踪督办。安排妥当后，已近傍晚，他让办公室的同志安排小车将上访者送回家。在市、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下，特事特办，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如今，这位年近八旬的职工每月退休金4000余元，逢年过节，当地民政部门会派人上门看望慰问，街道居委会还免费为他代订了一份《黄石日报》。

昌志君以民为本、为民解忧的范例远远不止这些，但纸短言长，在此不再赘述。

我和昌志君超越一个甲子的交往，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今，于生命暮年，失去这样一位挚友，令我难掩悲凄，感怀伤怀。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思念远行的故人，我不禁想起了宋代诗人王令写的那首诗——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归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最后那一句“不信春风唤不回”，当年被我用作了采写昌志君的人物通讯的题目。是啊，最忆那时，我们都曾年富力强，意气风发！我们都曾睥睨天下，相信世上无难事，相信春风可唤回！

一年一度，春风又绿江南岸，可是，昌志君啊，明月何时照你还？

作者简介：

朱教贵，黄石日报社退休记者，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采写了大量的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等和着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新闻报道。兴趣使然，写点游记散文等“副产品”润润笔。199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散文集《寻觅》。报告文学《蠢古》获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散文《铜绿山览古》获中华文学2022年度优秀散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