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1990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199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1990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530页）。1990-1992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1993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1993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第四章 刻骨铭心的爱

一、丈夫的“娇惯”与“宠爱”

我的丈夫姚克，确实是天底下少有的品德高尚的男人。他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格外尊重自己的妻子，什么时候应该给妻子力量，也许正因为这些才唤醒了我第二次真正的爱。

记得在我和姚克订婚后，经常听他有意无意地说起结婚问题，说别人有家怎么好。我害怕结婚会使我怀孕，完不成大学学业；我害怕我与他之间许多方面他太明显的优势，如他是参加革命十年的中尉军官，我只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中学生；他工资76元，我25元；他是共青团员，我是小白丁。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会在结婚后使我失去自尊和人格上完全的独立，我一定要在独立自强、与他缩小差距之后，才能与他结婚。可是又时时刻刻感受到他对爱的强烈渴望，我矛盾极了，因此这种心情不时的在我的日记中体现。姚克看我的日记后，他在上面写了一段话：“为什么在自己一些区区小事上，背这么重的包袱呢？好像自己不是自己的主人，苦于摆脱不了别人的意志。我了解你，你从不愿在哪一点上伤我的心，甚至有时达到牵就程度。我了解，我懂得，我也非常珍惜。但是，我不能也不应该让你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迁就我。同时，你自己也不必为这么一件事而苦恼，自己拿定主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从我这方面多想！”

同一天，他又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在我脑海里，我曾经幻想过好久，我的妻子应该是那么温柔，那么对人体贴入微，好像很少想到自己，她爱人的一切就是她的一切。后来妈妈狠狠批评过我，说我这种想法是摆大丈夫架子。但这在当时全是无的放矢，因为我并无爱人。现在我在她的日记里见到了我过去想过的柔情时，我感到高兴，但也警觉起来，莫非我真的已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已经在做着她所不同意的事情？不然，她为什么把这个‘配’字看得这么重呢？我应该更谨慎一些，越是她对我好，我就越应自觉，越应该找出她的每一点不同的看法给予更多的重视，应该让她时时刻刻感觉到她自己的力量，永远向前，不为闲情琐事所阻拦。”我看了以后，极为感动。

但我终还是在八一农大国营农场管理系（二部）才上了一年多就结婚了，因为校长说我们系待命一个月，可能要整个迁到内蒙去，也可能到内蒙就地解散安排工作。姚克说：“咱们只履行结婚的第一道手续，而不进行实质性内容，你看我能做到吗？”我说：“那要看你的理智了。”他说：“不是理智，是意志！”

婚礼过后的晚上，我叫他先关灯再脱衣服。在被窝里，我的手无意中碰到了他的身体，吓了我一跳，原来他已把衣服脱得精光，他又在慢慢的往下脱我的内衣裤，我一动也不敢动，心收缩成一个团，担心着将要发生的事情。当我们两个赤身裸体的人紧紧抱在一起时，我才发现我与他之间最要害的部位有一条毛巾挡着。他把他身体上最神圣的地方，用毛巾裹了又裹。他抱紧我并活动着身体，那毛巾一会儿就散开了，他重新包上。一会儿又散开了，他再包上。他重新包了好几次，我受不了了，我还算是妻子吗？我向他提出：“把毛巾拿掉吧！”他说：“不！”我一连求他几次，他却身体不再动了，并轻轻的对我说：“红红的苹果掉在海里，沉没又浮起；我的心掉在爱情的海洋里，一经沉没永不浮起。好好的睡吧，我的小妹妹。”那一夜，我仍然是处女。那年他27周岁，是个身高1米78、身体又强又壮、长得又极标致的小伙子，世界上有几个像他这么高尚的男人呢？

当我因天天在田里经受风吹雨打和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使本来就不漂亮的我变得皮肤粗糙、脸上爆皮、脑门上有着深深的皱纹、眼睛变得浑浊时，而他却在办公室里工作，原来长得像古希腊雕像中的大卫那样，英俊的脸上皮肤越发出现光泽，眼睛更加明亮会放光，我觉得自己又实在是配不上他了。他为我朗读了一首张雪轩的诗，他说那是他最喜欢的诗：“妻有一副倾斜的肩膀，这是她负荷苦难的创伤；妻的身腰已不苗条，像一根短短的树干，却那么坚实可靠；柔和的眼睛，是我家一对明亮的南窗。我珍视她额上的皱纹，这一篇同甘共苦的经历，应该写在脸上最明显的地方。”听到他对我读这首诗，我的心便像被熨斗熨过的一样平平展展，服服贴贴。

但是，那初恋恋人的影子总是不时在梦中出现，我如实地告诉丈夫：“我忘不掉他，我并不想对你不忠，只是‘他’并不受我的控制，是我背叛了他，至今未婚。”我那通情达理的丈夫更是说出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话，：“你什么我都可以满足，只有这点我没有办法，要让你忘掉他只有两点，第一是他又找到了真正爱他的姑娘并且结了婚，第二是你在我身上培养他具有的一切。”我的丈夫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却可以为了我而不要他的自尊，还有什么比他的爱更无私？

也许正因为这些，在我的心中才迸发出第二次真正的爱。也许正因为这些，才使我在以后的风风雨雨中能挺了过来。

我的丈夫曾经被一些人封为“模范丈夫”或“八好”、“十好”丈夫，他讲这些话让我听，我说：“对呀，看来不仅我承认你是好丈夫，别人也承认你是好丈夫。”“你当别人是在说我好吗？”他说，“他们是在说我对你太娇惯，太宠爱了。”这话是1963年他对我说的，当时我心里那个委屈劲儿就别提了。

现在有许多女人常常爱用丈夫或恋人对她们是如何的呵护，在她们撒娇或生气时是怎样千方百计的哄她，丈夫给她买了多少金银首饰和高档服装，作为衡量她们幸福的标准。可是我，一个80岁的老女人，自认为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满的人，却多想体会一下被丈夫“呵护”，在丈夫面前“撒娇”是一种什么滋味啊！？

记得1963年，姚克因为工作优秀，被从虎林粮食局调到佳木斯东北农垦总局工作。我放暑假了，有几天晚上我们曾一起到松花江边散过步。还有一个星期日，我穿着上高中时穿过的也是我仅有的一条花布连衣裙，和他一起去公园玩，并照了一张合影，真想好好享受一下青春的美丽和爱情的浪漫，以补回我的青春梦。月光下，映照出我俩修长并行的倩影，我想让那个影子中我俩间的距离缩短一点，便不尽挽着他的手臂走。姚克本就是一个极其潇洒、喜欢浪漫的人，但他却一边躲闪着，一边悄悄对我说：“要注意影响！”我说：“怕什么？咱们又不是乱搞男女关系。而且这大街上有多少手拉手的。”因此他越躲闪，我越要挽。现在想起当时的样子实在可笑，因为他既怕被熟人看见，又无奈于我的执著，只好迈大步快走，我跟不上他又要挽住他，最后变成他在前面走，我在他后面拉他，好像他是明眼人在拉着我这盲人走路。但就是这对于我也只有那一个晚上，他却挨了批，说他纵容我“贪图迷恋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有人机讽他是“八好丈夫”，这对一个一直在拚命工作，积极要求入党的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压力。

1965年11月，我大学毕业回到姚克身边，准备休息几天到工作单位报到。当天晚上，姚克的几位老战友老贾、小稽等，有的拿着自家做的菜，有的拿着酒到我家来了，我只做了一锅清水煮鲫鱼，那几个人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好不热闹。我真为那种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情感动。可是没过几天传来了丈夫“为资产阶级的臭老婆，接风洗尘大摆宴席”的批评。

1967年初春，我在农村生产队当农业技术员时又怀孕了，整个口腔里都溃烂了，医生说是由于农村缺蔬菜和维生素所导致的。他写信说要给我买些大葱补充，也有口无心的和周围的同事说了。对于他的关心我好感动，没想到8月份孩子都生下来了，我也没吃上大葱，。原来他被批判了，说他“心里只有资产阶级臭老婆，怎么不想想全世界还有多少劳苦大众没有被解放？全国还有多少贫下中农没有蔬菜吃？”

我和姚克从谈恋爱到他病逝三十七年间，他共花钱送给我四样东西：第一次是结婚前1960年冬天，他送我一条又短又窄的大红色毛围巾，他说配上我的蓝棉袄和比较白的皮肤显得特别好看，可是洗了一次，就缩的只能做个小娃娃戴的三角帽子。第二次是1965年冬庆祝我大学毕业，他送我一个驼色的毛线脖套，由于太紧又短，与衬衣领子接不上，像是在细长的脖子中间套了一个圈，但我还是把它珍藏在箱子里，竟成了老鼠的美餐。第三次是1992年，他去新疆、甘肃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与会者优待以比市价便宜的价格卖给每人一件毛衣，他犹豫了又犹豫，还是想让我惊喜，最后才下狠心花80元钱给我买回一件桔红色的大毛衣。我说：“把我卖了也不值80元钱，何必这样破费呢？”我一直舍不得穿这件价值这么昂贵的毛衣，只是在我们退休后一起去香山和我们结婚35周年的日子穿过，现在它成为我每次去见“他”必穿的礼服。第四次是退休前，1994年夏商店里卖处理品，他花了100元钱把商店里摆了多少年都卖不出的一件很瘦的蓝呢子大衣给我买了回来。这是我的一件最高级的衣服了，可惜它太瘦，当年我只有100斤时穿着还可以，身体稍胖了就不能穿了。

按现在的标准，我翻遍了所有记忆的箱底儿，全部日记和保存的近百封信，却再也找不出一件比上面的事情更娇惯与宠爱我的了。

我的丈夫确实十分爱我，但是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处处讲”的年代里，他的爱更多的表现为另一种形式，是最火爆的，似油煎与火烧，这恐怕也是世界上的女人很少领教过的，我刻骨铭心的记着。

二、他第一个给我脑门刻上“红字”

我的丈夫曾经是当过八年兵的军人，那是一个苦孩子以身相许，报答救命恩人的行动，1950年2月，参军那年他十五岁。从此，革命军人的品格渗入他的骨髓，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紧跟党中央的精忠之心；迈大步向前走永不后退的坚定之心。

在一年多的华北军区供给学校生活中，他以聪颖、勤奋、刻苦好学、上进心强等许多优秀品质，在一百多名的学员大队中被破格选拔到解放军的最高领导机关之一-总后勤部工作。虽然他仅仅是个小小的助理员，但却是到了“金字塔”顶层的地方。其实他只需做好分配给他的工作就行了，可是他报国之心太切，也太赤诚了，已经是中尉军官的他，却经不住领导好言好语一次又一次的动员，终于在1957年整风座谈会上，他对领导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也终于被从“金字塔”顶推了下来，落到了地平线以下的北大荒沼泽地中，那一年，他不到24岁。他不仅失去了热恋的姑娘，更在沼泽地的烂泥潭中感到身体在一点点往下陷。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但又绝不允许他怀疑。他拼命不让自己陷下去，要继续鼓浪扬帆。

偏偏在沼泽地中的他遇见了我，一个不愿在脑门上刻上“红字”之后（古代的囚犯都被在脑门上刻上红字）才允许攀登“金字塔”的姑娘，一个自愿从陆地上跳进沼泽地去探险的姑娘，我不知道他的来历，他却知道我。他说：“来吧，让我们并肩向前，共同用顽强的劳动，响应祖国的召唤。”我跟他一起往前走，他始终牵着我的手。我们商定，我俩之间不仅是夫妻、是战友、更是各自前进道路上最严格的审判官。从此，他对我的“审判”开始了，我却不知他如此对我用心良苦的深层次原因。

1960年当我在八一农大农场管理系二部拼命耕耘，跑在最前面，急着去摘取奇花异草时，却一次次的被从岔路上跑出来的人摘去了（指每月评一次光荣榜的事），心里十分委屈，我在日记中写道：“港珠啊港珠，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荣誉？为什么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看不到别人的成绩呢！骄傲情绪这么严重，又如何能进步？”我的丈夫看完后在我的日记中写下：“见荣誉就让可以在行动上表现的异常慷慨，但在脑海里不那么简单。觉悟高的人心口一致，对这种事泰然处之，就像日常生活习惯一样，连为什么这么做都不屑去想；有的人则不然了，虽然口头上无表示，心里却极不平静，把自己的成绩数来数去，像算账似的在评比中向组织和同志们结账，要荣誉争光荣。虽然伸不出手来，但把耳朵竖得高高的，把每一句与自己有利的话记得牢牢的，也盼别人多说一些，自己也盘算着还有哪些事儿别人没说。但对反对的意见和批评，从心里觉得不舒服，认为别人不了解自己，你说你是怎样的人呢？”

当我从心底暗暗佩服丈夫似乎像孙悟空钻到我的肚子里一样时，他又接着写了：“再往深处想想吧！你身上难道只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应吗？不要忘了自己的阶级烙印，在你身上有着传统的封建礼教，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没落剥削阶级不甘于现状的混合思想！”最后一句太重了，我接受不了。

我抛弃了北京的舒适生活，放弃了已经考取的大学不上，背叛了从小青梅竹马相恋八年的恋人，到北大荒这块在地图上是淡蓝色的沼泽地、亘古荒原，就是为了不坐等共产主义的到来，就是为了在艰苦条件下脱胎换骨。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甚至拿生命做抵押，在最沉重的体力劳动中，从来都是和男同志比赛。在当饲养员时却因为不懂科学技术养不好鸡，才意识到，建设共产主义光有热情不行，更需要知识，于是我又上了大学。我一边努力学习知识，一边担任许多社会工作，如学生会秘书，班代表，业余小教员，业余广播员，同时还要参加建校劳动。我忙的脚打后脑勺，经常不梳头就戴帽子掩盖，经常顾不上换洗衣服。同学们说我不像女孩子太邋遢，我全然不顾，认为这些事儿只是为自己，而为集体的事儿要比为自己的事儿重要得多。我的付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被误解为“个人英雄主义”。苏联电影《丰收之歌》中不是那么唱的吗，“如果因为我们的丰收，发给我们奖赏，我们大家并不拒绝，我们说这很应当。”怎么？我的好强上进玩命干，竟成了“没落剥削阶级的不甘于现状”，如果再引深不就是我还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去恢复没落剥削阶级的统治权吗？我跳进这沼泽地就是为了在脑门上不刻这“红字”。是他，我最爱的人第一个给我刻上了。但我辩论不过他，他知道的阶级斗争理论太多了。

三，父亲去逝的风波

1961年冬我从农场管理系二部转入农学系不久，二哥一连用四封电报告诉我父亲病危，催我回北京。我对多年瘫痪在床，能走动了又不出去工作的父亲本来就十分反感，因为那时单纯的我，并不知道解放了的新中国也仍然有失业的找不到工作的。那时我正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比着保尔说父亲：“保尔残废了还想着为国家出力，您不劳而食，过寄生虫的生活，不如死了。”这次若不是学校叫我回家，若不是没接到第四封电报不知他已死，我也许根本就不回去了。丈夫与我同行，半夜三更到家，知道父亲已死了六天，过几个钟头就要去埋葬了。妈妈对我说：“打开棺材看看你爸爸吧！棺材我给你留着缝儿呢。”我说：“不看。”妈妈伤心地说：“你爸爸临死前一直睁着眼睛四处找你，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还不住的港、港、港的喊你，我告诉他你就快回来了，等着吧！可他到底也没等上，为这你还不该看看他？”我还是说：“不看！”棺材只好钉上了。

一辆敞篷的大卡车在吼叫的北风吹动中，把父亲的棺材和我们全家人一直拉到北京市第三人民公墓。没有墓碑、花圈、烧纸和贡品；没有请和尚念经；没有白布缠身披麻戴孝，只是每个人左臂戴黑纱，脚上穿一双缝了白布的棉鞋。下葬前妈妈说：“都跪下，给你爸爸磕个头！”两个姑爷在土坑边拿着铁锹等着，那就是我丈夫和我姐夫。我们八个子女站成三排，我和大哥站在最后一排。前面两排的都跪下了，只有我和大哥没跪下，我问大哥怎么办？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下跪，你怎么办我不管。”我想我是共青团员也不能下跪，我不给资产阶级当孝子贤孙。可是妈妈的眼睛冷冷地逼视着我，我动摇了，在我刚刚跪下一条腿，准备再跪下第二条腿时，前两排的兄弟姐妹已磕完头往起站了，我也就跟着站了起来。当棺木缓缓落入那个事先挖好并已渗出一尺来深水的沙土坑时，妈妈大声哭着说：“没有把你火葬了，到把你水葬了。”我知道她也是在同时责备我，因为是我质问她为什么不火葬的？

第二天，街坊四邻都说我们办的太简单了，而且我们家连父亲的一张遗像都没挂，他似乎从未照过单人照片。大哥说：“邻居们的指责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表扬，只有这样，我们心里才能得到一点安慰。”可是我那爱憎分明的婆母，在接到我们回来的信后，突然从天津来我家了。她指着我丈夫，当着我们全家人面说：“你上这儿凑哪门子热闹？你给谁当孝子贤孙？他们家黑，咱们家红，你不是不知道！你真是气死我了！”似是晴朗的天空响了一个惊天霹雷，我第一次感到问题的严重。

关于我们家“黑”、他们家“红”的话，我丈夫也说过。我妈妈听见了，她一直记到1996年底我丈夫病逝时。妈妈几次要到天津看他，我不愿80岁的白发老母，为62岁的黑发姑爷送行，因为在十年前她已送走了与我丈夫同龄的52岁的二哥。当我把一切后事办完，拿着遗像回北京给妈妈看时，她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委屈地说：“我就是想问问他，我们家怎么黑？他们家怎么红？”我无言以对。

我看着家里的缝纫机、收音机、钟表、大玻璃柜子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为了生活，十一岁和八岁的两个弟弟，在用电光纸和秫秸杆做小风车，从学校放学回来直做到晚上十一二点，然后第二天让妈妈去给卖了换钱买学习用品；十四岁的妹妹上大街去捡煤渣，到城外农村去挖野菜，我的心里一阵酸楚，而且据说父亲也是吃野菜吃的胃穿孔。想起解放前几年，我和姐姐、表姐因家境贫困，常拿着旧衣服等在大街上摆小摊，乞求过往行人能买下我们的衣服。有一次因为卖东西上学迟到了，挨了老师打了三下竹板子，并因为不能按时交学费被撵出了校门。那种生活实在太可怕了，为什么弟弟妹妹小小的年纪也要过如此艰难的生活呢？他们正在长身体，正在上小学，应该得到比较好的条件。我做姐姐的应该帮他们一把。

说真的，我从来没去过贫苦人家，没见过黄世仁，没挨过穆仁智的鞭子，我不知道贫苦人家苦到什么样子。只是在我的高中同学中，我觉得我是十分穷的，只为学校每月八元钱的伙食费我经常不能按时交，而被学校不让我住校了，我只能每天带饭、来回路上要骑将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和我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同学，不少戴着手表，还经常花钱买一种叫“东方红”的三色奶糖吃。有一次她们送给我一块，我舍不得吃，放了好几天，终于还是进了嘴里。真好吃，经不住诱惑，我悄悄拿了一角钱去买，交钱时才知道一角七分钱一块，我狼狈地从商店退了出来。她们还经常课余去看电影，莎士比亚的名著《奥赛罗》、《第十二夜》、《罗米欧与朱丽叶》等一部接一部的上演，那时的电影票是两角五分和三角两种，我是多想去看啊，可是我没有钱。因为我怕别人笑话我穷，每当同学们问我去不去看电影时，我总是找理由不去，以后自己设法去搞中苏友协文化馆办的不花钱的音乐欣赏会或文学讲座会的票，每次会后都白看一场苏联原文版电影。直到每次去要票时给我票的那个男人，有一次看完电影我要回家时，那个男人说：“天太晚了我送送你吧。”在电车上，他把手放在我肩上，我吓坏了，从此再也不去了。

现今伙食费涨了，就连我在穷乡僻壤的北大荒上大学，一顿饭除了一个窝头就是一大勺冻白菜汤、萝卜汤，偶尔也能吃上土豆片汤，每个月的伙食费还要十三块五角，更何况北京城呢！妈妈哭着说：“这儿哪家不是人均二十元钱还吵吵着不够花呢！我这点钱够干什么？”

由于1950年和1953年妈妈又生了两个弟弟，家里人口增多，父亲又常年有病，家里原来在大方家胡同住的大院子早已在1957年卖了，在北新桥附近买了现在住的小院子，用剰下的钱补助生活。后来钱又花的差不多了，当时家中只有靠未婚的二哥当工人挣钱，维持一家生活和四个弟弟妹妹们读书。而二哥和姚克同岁，我这个当妹妹的已经结婚一年了，而二哥为了养家，不敢结婚。大姐没上高中就找工作出嫁了；表姐没敢考高中，而考了免交学费的教师进修学校，去了茶淀青年农场；懂事儿的大妹妹初中毕业没敢考高中，就上了免交学费的护士学校；二妹妹还小在读初中；父亲病重住院及手术又欠下医院数百元钱，加上买棺材及安葬费已债台高筑。我既为弟弟妹妹们的懂事、进步而高兴，又为家境的彻底破落、维艰伤心。我随着妈妈一起哭了，我丈夫拿出八十元钱交到我母亲手上。

回到学校我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接受了学校部分教材的刻写任务，我终于凑够了十元钱寄给了弟弟妹妹。信上说：“以后晚上别再做小风车了，多念点书。”没想到这杯水车薪让我丈夫知道了，他说：“你牺牲了休息时间去救济那个家庭，你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你在感情上与资产阶级家庭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扯不断理还乱。”他还说：“你看我拿出八十元钱给岳母，心里挺高兴，像长了你的面子，可后来大哥批评我，那钱根本就不该给。你怕你的弟弟妹妹受苦是什么感情？他们的困难只是比过去生活差了些，是富裕人家的困难，和北京平均每人每月只有八元钱的生活费怎么比？（后来我知我家人均约十一元钱。）你要明白，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就应当替他们的父辈承担罪责，就应当过苦的生活。他们还吃着‘定息’，那不是剥削又是什么？”

说起吃“定息”这件事，我原来真不知道。我从不打听家里每月有多少钱，二哥挣多少钱。就在父亲病逝后那几天，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张七十五元的汇票，是我接到的，当时我看到的汇票是七十五元。（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在山西那个“领息”本上看到领取八十五元，是否是代领人扣了邮费和劳务费呢？）我很奇怪就问妈妈谁寄的钱，妈妈说是山西发的“定息”，我说是每月寄一回还是每季寄一回？妈妈可能因为父亲的死，脑子太乱了吧，她说：“每月，不对，是每季吧。”我丈夫说：“你看看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家人还瞒着骗着，‘定息’的事儿，你不是今天才知道吗？到底是每月还是每季都不说实话！”可是不要说那个人人不认钱的年代，就是现在有多少家的孩子，知道他们家一共有多少收入？父母挣多少钱？还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是什么收入？又是多少钱？可是丈夫批我，我却不能反驳。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好的孩子不了解家里情况，便是无产阶级家长不愿让孩子分担家里的困难。我丈夫1953年“肃反”时被审查，就是因为他母亲没有告诉他怎样千辛万苦攒钱买的那两间半房子。而“出身”不好的孩子不了解家里情况，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家长有意隐瞒家里的剥削，故意不让孩子知道。

但是至今我也不太明白“定息”剥削的含义。四十余年后我终于看到了那张“股票”、“领息凭证本”和一封信，那是1966年大弟弟去山西插队时母亲交给他的“股票”和信；“领息凭证本”是山西那个每季代替领息的人交给弟弟的。不知弟弟是有心还是无意，总之他在山西经历了十五年之后，又把这些东西连行李一起带回来北京，也许这些东西送到历史博物馆更合适。那张“股票”印制的非常好，正面上写着：“股东崔仲元，投资金额人民币6818元8角5分整。”背面写着，“本股票定为年息五厘，本股票1957年元月起息，每季发息一次，金额85元2角3分整。”我妈妈是家庭妇女又没念过书，她也不知道这张股票管多少年用、还是否永远付给利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请别人代笔给山西写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现在正是全国展开‘兴无灭资’的运动，我们认识到这是一场消灭资产阶级的大好事，也就是我们诚心诚意拥护政府的英明指示，革去我们过去当‘资本家’的命的时候了，因此我将原来投入你公司的‘股票’寄给你，请你们查收为妥，专此寄上‘股票’一张。顺致革命敬礼。崔仲元的爱人宋玉贞寄，1966年8月22日。”

那份“领息凭证本”上记载了自1957年7月至1966年7月，每月领息金额和经办人盖章，前后十年共领取了3409.43元，是股金资本的50%。在当时，就连开小店的所谓小业主都认为是剥削，更何况不干活白领钱呢！可是我又在想，1956年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说的是国家采用“赎买政策”，实际上十年定息只拿回了原资本金的一半，那6818元爷爷的血汗钱就没了，还说是我们“剥削”，我们剥削谁了？如果这笔钱存在人民银行里呢？不但有利息还保了本，那也叫“剥削”吗？

妈妈本是想把“股票”交给国家，从此不再当“资本家”了，可她哪里知道她交“股票”时正是十年定息到头的日子，那张“股票”从此作废了。而“资本家”出身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1990年12月入党时。当填写入党志愿书时，组织上才告诉我的“家庭出身”是“工人”，且没有“海外关系”。

我丈夫继续审判我，他说：“你认真的想一想，岳父病逝为什么不火葬，要搞铺张浪费的土葬？这不是资产阶级爱讲排场，讲气派的作风吗？岳母诺大年纪还烫着头穿花衣服，这不是资产阶级生活又是什么？大姐结婚还照个婚纱照，这不是腐蚀共产党员的大姐夫又是什么？你还要给岳父下跪……”丈夫一连串的批判像飞机扔炸弹一样，向我头上抛了下来，吓得我再也不敢刻钢板给弟弟妹妹寄钱了。可是他们的影子一直在我脑子里消不去。而且，穿花衣服烫头发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生活吗？我们逃难出去在香港住了好几年，回来又在上海、广州住了半年，当地人的习惯就是烫头发穿花衣服。爸爸死时妈妈才46岁，怎么就不能烫头发穿花衣服呢？如果是无产阶级烫头发穿花衣服，又怎么解释呢？

四、风波的延续

丈夫为了帮助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便经常与我的共产党员大哥联系，由我大哥写信向我们通报我那个可恨的家又发生了什么丑事儿。大哥虽与我是同父异母，虽然他从来不回我们家，而经常去叔叔婶婶和大爷家，但我最崇拜他，这也是我丈夫常用我大哥的话来帮助我的原因。大哥给丈夫的第一个情报是：“母亲对你们俩回北京的表现不满，她在婶婶家哭着说，‘是我生的就得听我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不听她的，就要开除港珠的家籍。告诉她，要做好这种精神准备，不要害怕，丢掉资产阶级这个家，得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丈夫把这封信转给我看了，我天天盼着能收到宣布开除我家籍的信，从此我就可以自由了，不再是“资本家”女儿了，组织上也可以把我看作是“自己人”了。可是什么也没有等到，母亲的来信还是照样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因为我是她八个儿女中唯一一个在外地的又偏偏是天寒地冻、被邻居们说成会冻掉鼻子冻掉耳朵的北大荒，她总怕我会落下一身病。丈夫说：“这是在腐蚀拉拢你，你可一定要站稳立场啊！”

第二个情报又寄到了。因父亲患胃穿孔住院做手术，欠下医院一大笔钱，因为当时是以我在医院当大夫的一位远房叔叔名义担保的，欠钱已快一年，再不还就要扣叔叔的工资了，母亲到大哥家商量这件事怎么办。母亲说父亲从住院手术到死只有七天，手术非常成功，但病房太冷，医院护理又没跟上，导致父亲转肺炎，痰咳不出来活活憋死的，是医疗事故，本来死了人就不该给他们钱了，只看在叔叔的面子上才给他们的。大哥信上说：“这不是资产阶级耍赖皮吗？住了医院不给钱，可当时却说花得起就给得起，现在怎么就给不起了呢！是不是又是骗局？我给了一百元钱，剩下的由她们出吧！”大哥的信上还说，母亲到医院去对叔叔说，她回山西老家去卖一个存了多年的柜子，意思是卖了柜子的钱给医院，可是柜子没卖出去。叔叔说那岂不是白搭了来回路费？母亲说：“这事不敢跟养正说（指我大哥），我去时带了五十条皮腰带，北京不要票山西要票，这样去山西卖了扣去路费还略有余。”大哥说：“这不是明摆着投机倒把，坑害国家的行为吗？”大哥信上还说，1958年我离开北京时没起户口（实际上是我去起户口，派出所不给起），直到三年自然灾害时粮食紧张，我的户口才被注销，“这不又是吃国家的空头粮吗？”（但三年自然灾害之前粮食是够吃的，家里不须买我那份口粮。）

丈夫把一桩桩母亲的“罪恶”摆在我面前，要我猛醒。我脑中出现的却是母亲那张要强固执的脸，母亲是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求人的人，对她没有照管过的大哥，还要加上一个“更”字。记得我在北京上学时，妈妈常鼓励我去大哥家，但她自己绝不去，我在北京的十几年，妈妈一次也没去过大哥家，因为大哥从不回家，也从不给家里钱。记得有两次我从大哥家回来说：“大哥请我去东来顺吃涮羊肉了。”“大哥请我去莫斯科餐厅吃了西餐。”都挨了母亲的批评。她说：“你甭看你大哥挣的多（我大哥1955年授衔大尉），他三个儿子家里花销也不少，别乱花他的钱。”实际上她还有一份心思没说，那就是不愿沾大哥的。她总有一句话：“穷要穷得有志气。”那么她为什么要去找大哥要钱呢？也许她觉得在我走后她还给大哥带过一年多他四五岁的傻大儿子吧；与叔叔相比大哥他还算自家人，不能叫叔叔为难看笑话。她一定是实在没有钱还医院，才鼓了又鼓勇气，走进大哥家门的。

以后的一个个事实都证明了我的推断。我三叔没有孩子，要来个女儿，下乡返城后没有工作，去找大哥帮忙，大哥那时已是某大工厂党委书记，最后他帮叔叔的女儿安排了工作。可是我的两个弟弟下乡返城后，母亲就不许他们去找大哥，让他们凭本事自己去找工作。

当街上下乡的孩子差不多都回来了的时候，唯有在山西住在牲口棚里的弟弟迟迟回不来，别人家都有人在工厂或机关工作，可以通过单位给办把孩子调回来的事儿，唯独我们家没有人。后来妈妈哭着对我说：“我先去找张友渔，求他把你弟弟调回来，张友渔说，‘现在我还自身难保呢’；我又去你大爷家，跟他商量把小虎（指在山西插队的我弟弟）过继给他当儿子，让他把小虎调回来；后来我又想不要这张老脸了，嫁一个有工作单位的老头，求他们把小虎办回来。”但她从没想过去求我大哥。

三十六年之后我去问母亲卖裤腰带的事儿，她说当年是她娘家的一个亲戚，我们称之为郭柏年叔叔的替她出的主意。母亲没有钱买腰带，是郭叔叔用自己的钱替母亲买的。母亲与他一起回山西，母亲去卖那个存了多年的大柜子，又是郭叔叔去把那五十条皮带卖了然后把那多余的钱给了母亲。回北京以后还欠医院债的钱还是不够，母亲只好把自己住的房子和院子卖了一半，才还上了欠医院的债。她当年不敢把那事告诉我大哥，是因为她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她又实在没办法，还有四个孩子要念书吃饭，已经老大不小的二哥已二十八岁还未娶妻。

1966年8月母亲在上交“股票”的同时，她把自己住的另一半院子的“房契”和房子、卖房子剩余的钱和家中有的“公债券”统统捐了出来，交给了国家，她要当“无产阶级”。她是那条街上第一个那么做的，带动了一批有房者也都交了“房契”，也许从此北京城没有了有产者。她自己在那条街上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靠给街道办工厂糊火柴盒，穿书页子为生(当时，出身贫农的二嫂逼我二哥从我家搬出去，并不许给我妈钱；我也害怕说我与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而不敢给她寄钱)。姐姐和大妹妹要把她接回家同住，母亲拒绝了，她说：“我就要在这条街上住，让大家看看我宋玉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她也曾挨过红卫兵的皮带抽打，当红卫兵让她跪在地上，把我家里的玻璃花瓶、玻璃罐子等拿出来，要当她面摔碎时，她说：“学生，你先别摔，你站到我身后来再摔，不然摔碎的玻璃渣子溅起来会伤到你。”那学生被感动了，只抽了她一皮带就走了。虽然她曾连同户口被逼迁到茶淀农村（后经调查我家没问题，又让返回北京）；虽然她有四个儿女都上山下乡了，黑龙江两个，新疆一个，山西还有一个，她的心就像是井里的十五个吊桶，总是七上八下的，但她却终于成为那条街上的积极分子，经常被派去到各户查卫生，帮助街道居民解决困难。后来她的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还得过不少奖励。这就是我要强的母亲，不是大哥说的耍赖皮又搞骗局的母亲。大哥说：“母亲说花得起就给得起，怎么现在又给不起了呢？”对这句话我特别反感，父亲胃痛的在床上打滚，豆大的汗珠一直冒，没钱就不该送医院看吗？确诊急性胃穿孔，不马上手术人就会死，没钱就不该救他吗？虽然我恨父亲，但他终归还是个活人呢！但是在那个年代，我必须把母亲当作敌人，与她划清界限，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五、爱憎分明的婆母

为了父亲之死引起的风波，也为了我转系、学了农业留在北大荒，被阶级斗争观念洗了脑的婆母对我恨之入骨，对我的家庭恨之入骨，通过她给儿子的一封封信中发泄了出来。当时我在日记中的一些表露可说明我那时的处境和心态：

1962年1月8日

不劳动者不得食，剥削了一辈子难道还不应该苦一点？我，家庭的逆子，在别人看来又是什么呢？同流！而自己却认为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和他们划清了界限。大哥说的对，我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进步性与革命性，这个家庭本来是非常糟糕的，但我在感情上却难分难舍，不甘心它的死亡，以改造家庭为名，而与他们划不清界限。

啊！我不害怕丢掉这个腐朽的家。分开吧，我永远的离开你！无论你对我如何，你要我或不要我将由你决定。但是要不要你，却由我来决定，我将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大道，我将走入亿万人的家庭，永远永远和你分开！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断绝一切？我总在这样想，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是无罪的。

1962年3月8日

收到姚克转来娘（指我婆母）的来信，她指责我不关心他们，也从来不给她们写信。我和张守宏大致上谈了谈我的看法。我太软弱，眼泪变多了，心胸狭窄了，一个假期掉过多少次眼泪我不记得了，现在想起来多么不值得。为了娘，为了姚克，为了爱情，我不再写这些了，难道女人的心都是这样的吗？

老张问我：“今后有没有可能和娘（指我婆母）长期生活在一起？”我说：“有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姚克是非常孝顺的儿子，又是婆母最爱的儿子”。老张说：“要为自己留有退路啊”。是啊，我何必像家庭妇女一样为那么多不值得的事而去浪费脑子去伤心呢！姚克说，真正的孔雀东南飞，在他们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我这颗倔强的心啊……是啊，需要等待！第一次因为我不善于等待，不愿意乞求别人，我遗弃了爱情。难道还要出现第二次吗？我给天津寄去了一封挂号信，我想不会再收不到了吧！以后每月这样一封，直到那么一天……

但我也真要好好考虑下自己的生活，我不能再给姚克增加负担，尤其是在经济上，十二元够不够呢？要让它够，还要结余！这个月开学是多花了一些，买书和讲义不到一星期就花了四元多，以后一定要补上。难道我真的不能自立？今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要争得妇女的独立，不仅要从政治上思想上，也要从经济上！

1962年3月20日

小姑子来信，提到公公婆婆的身体比半年前不如了，尤其公公的一场重病（心梗），婆母又浮肿了，而她却不肯把真情告诉儿女们，是个刚强的妈妈。尽管她不能正确地理解我，但在这方面我是钦佩她的，能理解她思念儿女之心。也就是我这个不孝的儿媳才紧紧牵着姚克的后腿不放，虽然我不是这么想的，但客观却是这样，使得他们母子不能团圆，但我也的确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我 不该影响他们，我又不能没有他。我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我想念他，又不愿去想他，又做不到不想。想念却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真矛盾啊！

不知小姑子这封信又会给他带来多少精神负担，他又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日记呀，把我的心意带给他，应该为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的幸福尽一切努力，别为我多考虑，多给他们寄些钱去吧！我一点儿也不会责怪你，更没有理由那样做。

1962年3月31日

下午收到姚克的来信，又一次以“妻”称呼我。是啊！一个月我盼望着他的信，却不能告诉他。我自己一个人度过了四个周末，没有去看电影、跳舞，并且放弃了两个最好的话剧，因此在班里落下了这样的名字，“她什么也不喜欢看”；“反正她不会去看。”我总是以一笑代之，我说不出为什么这么做？也许这是一种自我折磨，觉得心里舒服些，似乎可以和爱人在梦中相遇。我冷冰冰地给他写了四页叙述事情的信，为了不叫他想我，为了让他知道我是个可以独立生活的人，我的心多不平静，我怕自己写上那些火热的感情会使自己陷入更加难受的境地，倒不如什么也不写，生活还会平静一些。

从姚克来信中知道，婆母对我的看法是一时不可变了，婆母也为此恨起姚克，真是没想到啊，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一个人影响了一家人的感情，影响了人家最深的母子感情，姚克的地位才真是难处啊！我却不知如何是好。

晚自习又给天津写了一封挂号信，我只有等待，不需要任何人替我辩解，这就是我！我已经写信给姚克，要他别为我做任何工作，把每个月他不用的钱全部寄回家去，以安慰老人们思念儿子的心。我自己可以勤工俭学，我每月给他们写一封挂号信……我呀，为什么竟是这样的命运？

1962年4月11日

连日阴雨，春天竟是这样的来到了。道路的泥泞，行走困难，正如我面前的路，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阴沉的天气像是我沉重的心情一样。连续开夜车，又闹了两天肚子，头总是昏沉沉的重的很，这两天上课也经常困，那天晚自习又睡着了，一边是这样紧张的学习与工作，做也做不完，一边却又是这样令人难受痛苦的个人生活问题，为什么我不能自拔？我真不敢往下想，做梦都是这些可怕的事情，连日噩梦不断……不！我不会倒下去！

1962年5月22日

正式考试将即，小张带来一封信，把它抄录下来永远记住不变。《寄港港》：“情多情深数青山，蓝天与之长相伴，脉脉无语间，两心终不变……孔雀因何东南飞？谁知事隔几千年？！日转月转人也变，焦母不见新人间！滴水常滴石也穿，更兼两代同语言，雨过云会散，终有一日见晴天！长江一泻千里远，冲天破山不畏难，入海百般欢！涓涓细流缓慢慢，绕地躲山遇石转，走到头来水儿干。劝君意志坚，莫回首总向前，奔流入海无他念！携手齐登麟珠山（姚克把八一农大小后山我们去浪漫的地方，以他和我的名字命名为麟珠山），倾刻胸怀宽，阿妹无忧颜，阿哥喜心田，何日重逢穆凌畔，吻间捷报传！姚克，62年5月18日于灯下。”

这就是我的丈夫，用他灼热的情燃烧着我已快冷的心，我能不背叛我那个资产阶级的家吗？

到了1964年中，我终因身体不适合做流产、在校领导的劝阻下决定休学半年，保住了腹中的胎儿。但生下小孩子怎么办？我的婆母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爱她的孩子更爱她的第一个大孙子。虽然她曾因我“出身”不好，反对我与他儿子结婚，她也曾在天津为他的儿子找了好几个理想的姑娘，想借此把儿子调回身边过合家欢乐的日子，但她还是决定从几千里地以外的天津到佳木斯伺候我坐月子，并答应以后把孩子放在她那儿。为此我说不出有多高兴，可是我却不知从此我将面临一个如何对待工人阶级母亲的严肃问题和考验。

10月底，婆婆被姚克的好朋友许同霖从天津接来伺候我坐月子。妈妈从北京给我寄来三十斤挂面，姚克也买来十斤鸡蛋储备在小木箱里。我们娘三个就住在一个有半间卧室，半间与邻居共用的厨房的屋里。里屋一盘朝东的大炕占了屋子的一半，地下放着一张桌子和几个破旧的箱子。姚克母子在每天晚上姚克下班以后有说不完的话。

11月9日下午，我开始肚子疼，疼的我连晚饭也没吃，一直疼到半夜姚克把我送进佳木斯中心医院，折腾了一夜孩子也没生下来。我筋疲力尽，呼吸都非常困难，我喊着：“不行了，我要死了。”孩子的小脑袋几次都露出了半截又缩了回去，因为我实在是胃里空空，一点力气也没有。后来在产床上吃了五块蛋糕，小脑袋上被挤出一个大大的血包的儿子终于降生了。婆婆听说是个孙子，笑的几乎跳起来。因医院没有饭，便由姚克每天早、中、晚给我送饭。为我能在已经上冻的季节吃上热饭，他把装着挂面卧鸡蛋的饭盒放在热水袋上，又用书包包好。我为他的细心周到非常感激，每每都把面条汤里的鸡蛋给他吃两个，我吃两个，然后他就急匆匆赶回去上班。

11月11日，我在佳木斯中心医院产后第二天，婆婆到医院去看我。只因为我丈夫在上班之余只顾了每天早、中、晚到医院给我送三次饭，怠慢了母亲，婆母当着我面说丈夫“娶了媳妇忘了娘。”听了婆婆的话，当天我要出院。姚克说：“不行，你生了孩子还不满两天呢，至少要住一个星期。”我说：“不，我要回家，我不想让你为我受娘的埋怨。”他拗不过我，答应第二天弄个车来接我。12日上午，我出院回家的路上，丈夫买了羊肝、猪肝等一大堆食品，进门的第一句话是：“娘，这羊肝是给您养眼的，这猪肝是给您补血的，这……”婆婆脸上乐开了花，她说：“还是棒打出孝子啊！”这句话对我又是当头一棒。

中午饭桌上，婆母随意的说：“老人们常说，生孩子的脏东西让别人洗有罪。”我知道那是说给我听的，吃过饭我从热炕上下地往外屋走，丈夫说：“你要干什么？”我说：“下地去洗尿布。”丈夫说：“不行，你刚产后第三天,不能下地。不然会受风的。”他把我推上炕。婆母说：“克麟，外屋炉子上我给她热了一盆水，你给她端进来。”丈夫乖乖地把那盆水给我放在炕上。我知道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但我不在乎，北大荒的什么苦没吃过。我坐在炕的一边洗尿布，婆母和丈夫在炕的另一边逗孩子玩儿，婆母说：“这孩子长的多爱人呀，脸面轮廓像爸爸，大手大脚像爷爷，真是咱姚家人。”丈夫附合着，一边逗孩子乐。被冷落在一旁的我在那边听着，就是没有像妈妈的地方，眼泪往肚里流。其实那孩子长得最像我。

产后第七天，组织通知让我丈夫参加由上级派来的彭达璋等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为调查原农垦局局长王XX问题到全国各地去外调半年。姚克问我：“他们希望我参加，你说我去吗？”我说：“工作组人员你不是说以前早定了，没有你吗？“”“那是因为娘没来，你要生孩子没人照顾”他说。我知道这件事他很想去，一是工作组的级别高，二是参加的人都是几个可信任的笔杆子。就是我把他人留住了，可他在家里什么也帮不上我，连尿布婆母都不让他洗，他在家还有什么用？我说：“你放心的走吧！”

北大荒11月下旬，外面大井台上冻着厚厚的冰，我怕婆母小脚会滑倒，产后刚满十天的我,戴上头巾用大镐去井台刨冰，然后把水打回来；到能把屁股冻僵的公共厕所去解大便；在很硬的土炕上天天坐着洗几十块尿布，坐的我尾椎骨和坐骨神经痛的不敢挨炕，我就跪起来，让臀部悬空。

那天婆母给我端上一碗挂面汤，里面有两个鸡蛋，而她的碗里却一个也没有。我把鸡蛋挑到婆母碗里一个，她说不吃又挑回我碗里。第二天，我趁她出去时往锅里又放了两个鸡蛋，婆母发现锅里多了鸡蛋就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是我放的给您的，我从没吃过独食，您不吃我也咽不下去。”她说：“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这婆婆嘴馋偷吃鸡蛋呢！”她把四个鸡蛋都盛在我碗里。我说：“我特意给您放的，您就吃了吧。”她说：“说了不吃就不吃！”我说：“那以后您也不要给我放鸡蛋了，您不吃我也不吃。”她说：“那一箱子鸡蛋等我走了你再一个人吃啊？”我真不明白婆婆是怎么想的？反正以后我也不吃了。那天婆母说：“在咱们家你爸爸就爱吃烙饼，两天不吃三天早早的，要不咱也烙点饼吃？”我说：“听我妈说，坐月子不能吃干的和硬的，那样奶水少。”婆母不说话了。又过了两天，婆母说：“那咱们蒸一锅窝头，你吃面汤我吃窝头。”我说：“您说到哪儿去了？咱们家大米白面什么都有，怎么能叫您吃窝头呢！”婆母又不说话了。又过了两天，她吵吵要回家不给我带孩子了，原来说好了等我过了满月，送婆婆和孩子一起回天津，可不知为什么她不干了，一直闹到丈夫的单位里。我们的大哥许同霖说：“你就跟老人赔个不是”，我说：“我哪儿错了都不知道，怎么赔呀？”小许说：“老人都爱听好话，你就跟她多说几句好话。”我想起1964年回家时丈夫曾要求我每天早晚给婆婆请安，我说：“天天在一起看着，晚上睡觉就隔一个布帘，还请什么安呀？这不是做样子吗？我不会。”所以我一直没请过安，我宁愿每天给全家人倒尿盆、干最脏最累的活，也不干虚情假意的事。这次我也是说：“我不会，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小许说：“你的大目标不是让她帮你带孩子，回去继续上学吗？我教你，你就说‘您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您也该看在您儿子和孙子的面子上，为了您的孙子再住几天，等我满月了咱们一块走。不然路上太冷，会把您的孙子冻坏的。’”我按着他教我的话对婆母说了，还真灵，婆婆留下来了。

12月中旬，我抱着儿子和婆母一起回天津了，屋子里一下子挤满了四邻八舍来的人，这个说：“主任，您怎么瘦了？”那个说：“主任，你脸色也不太好看。”原来婆母是街道主任，她说：“唉别提了，在那天天喝面汤，我给她盛干的，我喝稀的，饿的我肚子里叽里咕噜直响。”我这才明白婆婆几次说要吃烙饼、窩头的意思。那群人眼光一齐对向了我，好像是我虐待了婆母，连饭也不给吃饱。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怎么有这么大的罪恶！我每天负责带孩子、洗尿布、去井台打水，婆母每天做饭洗碗，她为什么不能像妈妈那样坦诚？她为什么不能自己想吃什么做什么而宁肯饿着肚子？这可是工人阶级的妈妈呀！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辩解，我想，从此我这个恶儿媳的名声要传开了。以后我每天只是拼命的干活，早晨给全家人倒每人一个的小尿桶，然后用开水烫了，再掏炉子灰……我找不出该说什么话。

孩子五十天了，我抱到北京去看妈妈。一进门妈妈正在屋里洗一大堆尿布，原来是我二嫂也生了个孩子，并且比我儿子大七天。妈妈换着样做饭给二嫂吃，有时二哥也洗尿布。我看到二嫂悠闲自得的躺在床上休息的样子，不禁想起我从孩子出生三天起就自己给孩子洗尿布的情景，心里面酸酸的。但我谁也不能告诉，我不能让家里人为我再操心，甚至闹成两家的矛盾。妈妈本来为我们家“黑”他们家“红”的话已经十分不满意了。

妈妈说：“你既然很快要赶回学校去，就应该早一点给孩子加牛奶，让他慢慢适应，先从每天加一次开始，等你走了再突然换牛奶孩子会受不了的。”我说：“行，就从今天开始加吧。”妈妈上街去为孩子买回奶瓶和一瓶鲜牛奶，到我住了四五天回家时，已经给孩子每天吃两次牛奶了，心里不禁也十分高兴，心想这样孩子很快就可以断奶了，我也就可以返校了。

我背着孩子，一手提着孩子的几十块尿布、奶瓶和妈妈又给买的一瓶鲜奶，一手提着二嫂送我的从他们食品公司买来的七八斤又鲜又大的橘子，坐火车从北京的家回到天津的家。我把橘子放在桌上，请屋子里的人吃，并说是我二嫂特意送给全家人的，没有一个人动。我又把橘子一个一个的按座位顺序送到每个人手里，我没想到应该是先给婆母，再给公爹和在屋里的街坊邻居。当我把橘子送到婆婆手上时，她说不吃，又放回我的小提篮里。我说：“娘，桔子挺新鲜的，吃一个吧。”她说：“说不吃就不吃！”还是恭敬不如从命吧，我就把小提篮放在桌子上，自己拿了一个剥起皮来了。突然我发现坐在里屋床那一边的小妹妹，把她手中的橘子扔给了坐在床这一边儿的婆母，婆母又把橘子扔给女儿，女儿又扔给母亲，母亲又把橘子扔给女儿，最后女儿把桔子皮剥了，掰下橘子瓣儿喂到母亲的嘴里。“娘，吃一瓣儿吧！”小姑说，母亲笑了，她把整个桔子拿了过去说：“还是我闺女疼我。”我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简直看傻了，因为我长那么大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我忽然想起我从我的碗里给婆母挑鸡蛋的事，莫非也需要这么几个反复才能表明是我的真心？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的景象，记忆永远如昨天一样。

我悄悄拿出奶瓶和奶要给孩子去准备吃的，婆母说：“你要干什么？”我把在北京时妈妈说过的话对婆母说了一遍，并说孩子现在已经每天加两次牛奶了，吃的挺好。婆母说：“不行，孩子太小，喂出病来怎么办？要不你把牛奶停了，要不你就把孩子带走，我不给你带了！”前功尽弃，让我“把孩子带走”这张王牌一甩出，我只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嚥，乖乖的服从。可是我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

1965年1月19日，孩子已经六十九天了，那天早晨婆母出去了，我却收到学校催我回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电报，否则就不能毕业，并说其他同学都早已进点了，要我春节后立即去报到。公公问我：“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明天吧”我说，公爹说：“那你赶快收拾收拾东西。”我们家既是街道主任的家，所以屋子里几乎总有人来人往，也许我与公爹的话又被一些长舌妇听到了，我并没有在意，只顾收拾自己的行装。过了一会儿，公爹兴冲冲的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很长一条猪肉，看样子有三四斤。就在公爹高兴地举着肉给我看时，婆母脚跟脚地进了屋，她的身后还跟了五六个大嫂子小媳妇和可以成为我长辈的女人，婆母一脸怒气的看着公爹：“买肉干什么？””‘港珠单位来电报了，让她快回去，她明天走……”没等公爹说完话，婆母一把从公爹手中把他买的猪肉抢了过去，说：“就你懂得疼你儿媳妇，我不懂是吧！我叫你嘴馋！”她拿着肉开门出去，把公爹借钱买来的那一大块给我送行的肉全送人了，那情景我吓坏了，恨不得马上离开。她回来后还在和公爹吵，我没再听，推门出去直奔火车站去买车票，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在那屋里再待下去，也许明天我就走不了了，会发生和给孩子加牛奶一样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慢慢的穿上皮大衣，又戴上了我三妹送我的黑色细线的尼龙手套，准备上路。我看着七十天的儿子想与他作个告别，他却睡得甜甜的。突然他睁大了两只眼睛仰起头来一直看着我，好像要把这个妈妈印在他那小小的心上。他一声不哭，眼珠一动不动。站在一旁的小姑子说：“他在看妈妈呢！”我一下子扑下身子，用戴手套的手抚摸儿子的头。“别动他！你的手凉，孩子感冒怎么办？”婆母大喊一声，把我惊住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天哪！我一直在屋里呆着，又带着毛手套，手怎么会凉呢？难道在这离别的时刻都不许我抚摸一下自己的儿子吗？我真怕自己的眼泪会流出来，就在他那稚嫩的右脸蛋上吻了一下，马上把头转过去背对着他们。泪流下来了，我不抬头，迈步走出了屋门。我希望这是永别，我更想永远忘记他。

在火车上，我和所有的人都没话找话说，为的是把那一切都忘记。但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也像我的儿子一样胖，像我的儿子离别时那样眼珠不动地看着我。我抱过那孩子，用脸贴着他的小脸，这不正是我儿子最喜欢的吗？听见孩子的哭声，我的心被紧紧的抓着，我问那妈妈：“孩子是不是饿了？我有奶可以喂喂他。”我真想忘掉那一切。在火车的晃动中我睡着了，睡梦中我还是搂着儿子在睡，我怕棉被会捂住孩子的嘴，虽然是严冬，我还是把我身上的棉被拉到胸部以下，露出了孩子的嘴。

回到佳木斯在那间又空又冷的屋子里，看着屋子里剩的鸡蛋、肉、大米、白面，我的心已经凉透了。我一个人哭了三天，饭也没吃，并蘸着眼泪，写下我的日记。

“1965年1月22日，晴、星期五

日记，我现在的心情只能跟你说，我只希望这孩子将来有一个好妈妈，我一定不要求去见他，也不去找他。现在我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做了两个月的义务奶母，我也就只有这样安慰自己，不久就会完全忘记的。

我早就有这种预感，我的幸福不能长久，看来很快就要成为事实了。我没有那么好的命给姚克做妻子，更没有那么大的福给姚家做儿媳，我错误地走到了这一步就决不能再走下去了。我的命运告诉了我，我只应该是一个人，这一次教训我要永远记住。我不愿意为这些事情花费我更多的时间，消磨我更多的精力，我只想快快成人，做一个真正的农业技术员，真正的做点工作，度过我剩下的生命。我只想自力更生。

您的愿望和您说过的话就要实现了，您对我说：“咱娘俩这是最后一次……”您高兴了吧！人都有一颗自尊心啊！我的儿子，你可不要怨妈妈心狠啊！

姚克是个好人，他应该有幸福，他爱妈妈，也愿意有机会调回妈妈身边，而他妈妈在四个子女中又最爱姚克，一直在叹息：“唉，这辈子就想跟着他多呆几天，跟他在一起，还就是不可能。”是的，他的家庭应该是个幸福的家，他应该守着自己的父母过活，现在又有了儿子，三代人住在一起，兄弟姐妹又无比相爱，唯有我是多余的人，甚至是这个家庭的破坏者，应该赶快意识到这一点，赶快走开！他可以很快有个好妻子，这些年来，她不是一直没结婚吗？她的母亲不是一直在打听姚克的消息吗？姚克的妈妈不是非常喜欢她吗？她肯定会成为好儿媳的，只希望她能用她的心对待那个曾经是我的儿子的孩子。我只是犹豫，他正在繁忙的外调工作中，我这决定该什么时候告诉他？我如果毕了业再告诉他，岂不是等于又骗花了他一年的生活费吗？许同霖说我这想法是危险的，不能轻易这么决定，再考虑几天吧。”

1965年1月23日  星期六

经销科小徐告诉我，“姚克25日回来。”听到这消息，我不觉得高兴，也没有其它感觉，现在他对我来说，回不回来全是一样的，这是不正常的吗？我与婆婆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我从未如实告诉过他，每次写信我都说：“一切都好，我会处理好我和娘的关系的，请放心。”可是他的家里又会怎样写信跟他说呢？我不知道。

但数年后我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了：“离沪的日子快了，到津的日子也快了，我既想快些到津，心里又充满了不安，这家门难进啊！我怎样向母亲说呢？当母亲激愤地指责我时，我将怎么办呢？怎样使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而又不能使母亲再一次生气呢？65年1月17日于上海”

没等到姚克回来，我一个人跨上了新的征程。而发生在我小家里的这场矛盾还在继续着。

由于不忍心打扰他的工作，我把那念头埋在心底的最深处，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教队”（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的材料员工作中。但既还当人家的儿媳妇，就还要孝敬老人，经常写信去问候，请他们放心我，就是从来不敢提儿子一句话。因为我如果在信中问了，便会有对婆婆带孩子不放心不信任之嫌。但在“社教”点上有许多林场职工的孩子，总在我办公室前玩儿，特别有一个妇女怀中抱的孩子和我的儿子同龄，我儿子也一定长那么大了，我接过那孩子掂掂有多重，想象着我儿子肯定比他重。可是我在信上连一句问候的话也不敢写，连儿子的照片也没有。

可是万万没想到婆婆给丈夫写信来说我看不起她，不给他们写信。丈夫把婆母的信转给我，指责我太不通情理。我把每月写挂号信的收据都保存着，是丈夫不相信我说的，只相信他母亲说的，我解释也没有用。

记得1966年11月，因婆母、公爹和我儿子全被坏人打伤，我和丈夫赶了回去，儿子不理我、不认我全无所谓，因为从他七十天我就离开了他，到他满两周岁他才是第一次见他的母亲。可是我看着儿子学会了骂人，往邻居家饭锅里撒炉灰、撒尿，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痛，悔不该生下他。那天他又骂了老姑，我丈夫在他屁股上打了两下，儿子哭着说：“我要造爸爸反，爸爸打我。”奶奶心痛地抱过大孙子说：“你瞧这孩子嘴多巧，刚两岁就懂得造反。”然后严肃的对我丈夫说：“克麟呐，你是不是对我带孩子不满意，有话跟我说，干嘛打孩子呢！”这还是对她自己的儿子，如果是我打了儿子那岂不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了吗？也是这次回家我无意中看了家里的影集，看看我儿子的照片，却发现1965年我和丈夫的合影照片有两套在影集里，一套是丈夫寄来的，另一套当然是我寄来的。我拿着给丈夫看说：“你不承认我给家里写过信，你看这些照片是谁寄的？”他瞪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

婆母的信中还说我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阳奉阴违、挂羊头卖狗肉”，骂他的儿子“不该把辛辛苦苦挣的钱，给不劳而食的崔家花。”看着这些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像炸开了一样。想起1961年冬父亲病逝时那次回天津，婆母对我说：“看你妈给你做的棉袄多难看，哪像个学生穿的，我给你做了一件紫红色线缇的棉袄和一个蓝棉猴儿，已经送缝纫社了，等做好了给你寄去。”其实，我从不抱这种奢求，而且婆母的审美观点与我大相庭径，可我还是先谢了她那份心意。

可是到了1963年夏天了，我托回天津探亲的张守宏同学，给我带回家中一封问候的信，回来后他拿给我一个婆母托他带回来的大包。他问：“你婆婆怎么是那样？”我说：“怎么啦？”他没再吭声。我打开那个并没有缝的包，里面有一封信、一堆旧衣服和一双旧皮鞋。信上说：“弟弟、妹妹被保送参军入军校了，给你做的衣服给妹妹穿走了，他们穿剩的衣服放在家里也没人穿，（其实当时家里还有一个17岁的妹妹）就托张同学给你带来了，反正北大荒也用不着穿好衣服。”我打开那堆衣服，有两件小叔子穿过的黑色制服上衣，袖口和胳膊肘处已经破了；有两条小姑子穿过的八成新的裤子，一条是蓝色斜纹布的，一条是浅灰色咔叽布的，可是全是中式裤子西式腰，裤裆又肥又大，裤腰上打了许多褶，两个兜一个朝前、一个朝后，原来是可以前后换着穿的（这也说明我的小姑子、小叔子当时过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后来在怀女儿的后期，穿着正好）。可是在我们的大学里，即使是农村来的学生，我也没有看见过哪个女孩子穿过那样的裤子。那双皮鞋是黑色一字带猪皮便鞋，整个鞋底马上就要掉了。我明白了老张为什么说那话了。等我看完了东西，老张说：“一件不少吧？”我说：“不少”。他依然是平静的说：“将来可能生活在一起吗？”我说：“不知道！”也许是老张的那句话使我再次感到，我的幸福不会久远。

在宿舍里女同学们争相看我的包，说出各种讽刺挖苦我婆母的话，有的说：“给她寄回去，看她那脸往哪儿放？”有的说：“反正不能穿，扔掉算了。”我却不能那么做，因为对婆母长辈应该尊敬，这也是多年我妈妈教育的；而且破衣服和鞋还可以补，扔掉太可惜了。并且我认为这是婆婆没把我当外人，才会这么做，这也正好可以帮我克服爱美思想。所以我买了一块黑布补那两件衣服，我才发现原来不仅胳膊肘地方破了，袖子的正前面已经透亮，我在两件衣服上共补了前后八块1尺长、四寸宽的大补丁，衣服已经洗成浅黑色，而补丁是深黑色。我又把皮鞋拿去钉，可是那修鞋的说什么也不给我修，他说：“你这鞋不值得修了。”我说：“师傅，我求求你，好歹给我钉上吧！总还是一双鞋呀！”他说：“两元钱”，我说：“行。”我把仅有的两元钱给了他。我就是穿着那两件黑制服和那双鞋，度过了我的大学时代，一个女人一生最靓丽的时代。

就在那年冬天（1964年春节）我和姚克回天津的时候，我却把我仅有的上高中三年级时、父亲从广州给我买回的一件浅驼色人字呢大衣，送给了我丈夫的小妹妹。那件大衣，我虽带到了北大荒，但很少舍得穿过。我送小妹妹也是真心的，因为爱丈夫就必须爱他的家人，而且送别人东西，就要送自己最爱的，而不是自己不要的。可是婆母硬是把大衣剪成短外套，去掉了大衣领子，又染成黑色，才给妹妹穿。真是太可惜了，我却什么也不能说。

但现在婆母反说我“唯利是图，挂羊头卖狗肉”，我接受不了。婆母说给我做的棉袄、棉猴儿，我连见都没见过，她却给了她女儿穿，反给我寄来一堆破衣服；而我什么也没说，却把我最心爱的大衣送给她的女儿。我这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吗？说我是资产阶级我没办法，那是胎里带来的，但不能把资产阶级的一切缺点错误都硬往我身上套。我从不会唯利是图、阳奉阴违、挂羊头卖狗肉，这些都是我一生最憎恨的品质。

说到用我丈夫的血汗钱供养我家真是冤枉。因为我用业余时间刻讲义给弟弟妹妹寄了十元钱，他都批判我站错了立场，他怎么会给我家钱呢？没孩子时，他每月往他家里寄三十元钱，一个月给我十三至十五元在学校的伙食费；等到把孩子放到他家里，他每月给家里寄五十元（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自己只剩下十三元钱，还要支付我们回天津的火车票钱，那时他不得不去邮局退了已经订阅的全年报刊杂志，他哪儿还有钱给我家呢？

可是我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不解释，反而把这些信转给我看。是因为我父亲病逝时他掏了八十元自认为母亲批评的对，还是他受了母亲的责备，怨我伤害了他母亲呢？

后来我在丈夫的日记中看到了他于1965年1月17日在上海时写的一段话：“这几个月来我感到真难，在母亲与老婆之间两边情况我都了解，（其实那时我怕影响他的工作，并没有把婆母对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又都不是单说一方能解决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调和是绝对错误的，必须严肃对待，是非有曲直，一定要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就是困难，这就是矛盾，这就是斗争，虽然仅仅限于一个家庭的几个成员，然而却是对自己立场观点的鉴别。迎上去！我希望她通过这次‘社教’能自觉的客观的全面的认识这个问题。”

从这篇日记中看出我丈夫已做好了严肃对待我的准备，因为这是对他阶级立场与阶级感情的鉴别与考验，这也是对我无产阶级感情、劳动人民感情的一次认真检验。每逢想起他为我对婆母的态度上说过的话，我都不能自制，痛苦的眼泪只能偷偷的往心里流。

“社教”工作结束后，我去他那小聚，准备参加最后的毕业实习。见面时我把在北京看到妈妈对二嫂的态度和婆母对我的态度说给丈夫听，他说：“你好糊涂啊！你二嫂出身贫下中农，你妈对她好那是为了拉拢腐蚀她，也是为了往她自己脸上贴金，在这个家中招了当保卫科长共产党员的大女婿、贫下中农的儿媳妇、将来再找一个高干的儿子当女婿，那是她的光荣，是做给外人看的。可是你就不同了。”我怎么不同？他没说。但我明白了，贫下中农“出身”的妇女身体尊贵，本来就应该受到特别的照顾，如果妈妈不那么照顾二嫂，那一定是虐待了儿媳妇。而我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女人，本就应该受到那样的惩罚，不然的话岂不是婆母站错了立场？一旦明白了，我主动迎接惩罚，何必还要再担一个婆母伺候我坐月子的罪名呢！在生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时，我干脆连医院也不住了，孩子就生在自家土炕上，我天天自己做饭，保证下班回来的丈夫能吃上热饭，自己洗尿布，有空余时间，我就把旧的毛衣毛裤拆了，再续上新线，给丈夫和我各织了一条毛裤，一件毛衣和两个毛背心。那两个产假各五十六天，是我退休前休息时间最长的时候。我不怕吃苦，吃点苦算什么？自找的苦其乐无穷！

六，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

如果仅仅是上述那些也就罢了，我的丈夫是个极其认真的人，他总是嫌我进步的不够快，他要把我尽快地拉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全国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潮的时候，1966年1月12日，他用几天时间给我写了以下十二个问题与我共同探讨。

1、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怎样才算背叛自己“出身”的那个剥削阶级？

2、 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应该怎样摆脱本阶级对自己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12、 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应以什么态度对待革命？

我丈夫的这封长信，长达三四十页、一万多字，他逐个问题结合我的情况谈了他的认识，一次全面的对我的大批判。他说：“怎样才算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我认为不破不立，必须先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家庭。即自己家庭是剥削阶级的组成细胞，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习俗、生活、思想方式的体现者，必须予以彻底批判的态度来认定自己家庭的这种阶级本性，使自己不陷于徘徊在家庭人员的‘善良’、‘愿意进步’等个别现象或次要表现上。如你说妈妈同意我来北大荒，支持我学习农业；二哥还上过报纸呢；爸爸给街道做了不少好事儿呢；妈为有共产党员的女婿而高兴；家里生活比过去朴素多了……我认为这是表象。这个家是以唯利是图、生活享受为一切，在政权的威力下，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不可能不说几句进步的话，做点儿进步的事儿，这是符合自己利益的。但骨子里呢？妈妈做买卖、卖皮带说明了什么？这才是本质的表现！因此要坚定地站在这个家庭的对立面，升华到和自己所投身的革命阶级同呼吸，反对剥削阶级及其组成细胞，要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家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同情不得，可怜不得。”

“过去感觉那个家舒适，寄什么东西样式好，色泽好。但认真的想一想，他们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是剥削来的！·同是一张钢丝床，躺在这个家的床上应该感到像针扎一样的痛，不但不舒服，而应看到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他们寄东西、做东西为了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都必须考虑，因为他们通过寄东西，实际上是在起着拉拢的作用，比如岳母寄给你穿的那条花裙子、凉鞋，不是挑起了你对美的依恋吗？”

“背叛就是毫无条件的向无产阶级投降，反过来反对本阶级，这是对待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的根本态度。”

“你说弟弟妹妹还小，他们虽出生在这个家庭，但他们是无罪的。不错，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这个家庭的罪恶而得到应有的结果呢？应当！这结果就是劳动人民不能对他们充分信任，不能像信任自己的子女那样去信任他们。只要有阶级社会存在，统治就是阶级的统治。劳动人民为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必须有自己纯洁的阶级队伍。”

“前几天去张处长、傅科长家，张大嫂、傅大嫂都和我谈起家里的事。张处长的弟弟每月工资120元，三口人，但由于不会过，尽穿料子衣服、吃好的、喝好的，弄得欠了不少债。张处长说看在兄弟份上还得替他还债。傅科长呢，兄弟有手表，兄弟媳妇没手表，两人工资100多元。傅科长负担这六口之家，还替兄弟媳妇治病，把手表也给了她。这都是兄弟之间的问题，不牵连阶级出身，不是思想意识问题。而你呢？星期日自己不休息，为了帮助弟弟妹妹而辛辛苦苦刻钢板，挣得十元钱给弟弟妹妹寄去，这在性质上就不同了。实质上是起着维持这个家庭较高生活水平的作用，而在思想意识上的后果是阻碍改造。从原则上看，岂不是和党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政策唱对台戏。你这种做法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既是家庭的孝也是阶级的忠。站在无产阶级角度上看，那是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拒无产阶级援救自己逃出火坑的手于门外。”

“我的母亲是手工业者的女儿，小生产者的地位决定了她自发向上看，但又同情劳动人民的遭遇，也有虚荣好胜心存在。因此对我母亲的态度是肯定基础上的提高，是无产阶级对自己同盟军的态度。而对你的母亲应当在否定基础上的改造。同样是母亲为什么分别对待？就是阶级观点！”

“你经常想家，每逢佳节必思亲，这不仅是因有生母尚在，有兄弟姐妹，还因为这个家‘关怀’自己，这个家‘温暖’。我想从政治上认清了这个家庭，对家有了正确认识，想家的情绪就会自自然然地冰消瓦解。做为一个革命战士需要的是什么温暖、什么舒服呢？最崇高最宝贵的温暖是党给予的，是集体给予的。最理想的舒服是斗争，革命斗争取得成就而获得的愉快。因此不论何时，把温暖舒服和生活、个人主义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就是危险的信号，轻则革命意志衰退，重则掉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潭出不来。必须彻底根除感情上的依赖，必须从革命与否、进步与否区分真温暖、假温暖。认真看清自己的家那种不革命的促退的‘温暖’，那种剥削得来的‘舒服’，有什么可以怀恋，可以思念的呢！除去痛恨之外，不会有其他。”

“对家庭做的坏事，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就担当着责任。事实太多了，陈本因为继父的历史问题而入不了党；有的人为家属投机倒把活动，虽然人在外地也受了牵连。难道你要这个家始终和自己连在一起，成为组织考验你的关键的关键吗？”

“我希望就像国庆节我们交换意见那样赤诚，那样严肃认真，你说说你的看法吧。我很想，我非常愿意在这个寒假中我们在思想上获得一个丰收。”

丈夫的这封信里既有恨又有爱，既有深刻的批判又有殷切的期望，可是我却有许多问题仍然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家庭就代表一个阶级，家庭的所有成员就是那个阶级的一份子？为什么从他们一出生就在脑门儿上刻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字样，就要承担资产阶级的罪恶、就开始了不被信任的命运？特别是我穿妈妈寄来的高中时就穿过的花布裙子、凉鞋，妈妈穿件花衣服，为什么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享受？而我上高中时一些高干革命家庭出身的同学，戴手表，穿蓝呢子料子衣服，穿花绸子连衣裙算什么？她们穿着呢子裤子，跪在湿的地上擦地板，我看着都心疼，她们却满不在乎。为什么张处长家弟弟三口人120元收入，穿料子衣服吃好的喝好的还欠债，就因为是工人出身就是不会过，而不是贪图享乐？为什么我给弟弟妹妹寄钱上学就是阻碍改造和党唱对台戏？我家中主要靠二哥当工人的工资为生，但就因为每月有25元‘定息’，妈妈给我寄的一切东西，就全变成了剥削来的，我想不通。我虽然从1958年起，为了脱资产阶级的胎、换无产阶级的骨，放弃了北京的舒适跑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来当农工；我虽然极力要追上革命的队伍，拼命地往前冲，甚至想学习保尔·柯察金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但在那个年代因为我被划为资产阶级，我的拼命干被批为个人英雄主义，我却没有辩护的权力，不理解也必须接受。

从丈夫的日记中我还看到他这样记着：“昨晚和老贾谈到解决我组织问题这件事上，妻子的家庭成分、现状、家对妻的影响、妻对我的影响、这个家对我的影响，是组织考察我的内容之一，从实质上看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有严重影响，我必须理智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我们定情之时，我曾经考虑过妻的成分问题，现在以更加明显的姿态向我显现出来。怎么认识崔家？我一向的态度是，如果他们拒不改造，必将连同他们的阶级被一同消灭。因此我不仅从思想上厌弃这个家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且已经用我的行动表现了不能与之调和。我不在经济上支援这个家，我不在政治上同情这个家的家庭成员，我不在生活上向这个家妥协，除去自己的简朴，也要注意妻的俭朴。”

“离佳木斯之前，我曾请教过傅科长，怎样对待这个家。傅科长说，没有必要采取一刀两断的态度，但必须保持自己思想对这个家庭的独立性，杜绝这种家庭的影响。我去请教老贾，港港力图改造这个家庭对不对？老贾说，必须看到改造这个家庭的力量是党和政府，而不是个人。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我去请教傅科长，港港怎样才能从她这个家庭里背叛出来？傅科长说，还不宜让她采取对家庭一刀两断脱离关系的做法。因为，既是脱离了思想也不一定会变过来。”

看来我的丈夫曾经有过让我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念头，只是在傅科长、老贾的指导下，他才没有这样做。

我的丈夫把所有这些问题写成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在全经销处的学习会上宣读。他要求我在回北京时要把家里的情况向派出所和街道汇报，做到大义灭亲。我像监外执行的罪犯那样向派出所去汇报；他要求我把自己思想改造的行动计划和阶段思想改造总结，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们处的领导，请他们监督我。我把我每次写给他的信中的思想改造情况，又都同时写给了他们处的李国军秘书……就这样，他把我剥得精光光，赤身裸体地站在他的领导和同志们面前，让他们看看我身上还有哪些污点他没发现。我由不自觉变得自觉，接受着像“凌迟”刑一样的、对我的心灵一次次一刀刀的剐，像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受到从里到外的烧，直到我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论。在1966年我参加的第二期“社教”运动中，我按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批判了我的家庭，结果我被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在友谊社教分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我做了典型发言。

我的丈夫虽然一直对组织忠诚，一直在批判帮助我，可他始终因为我的“家庭出身”而没有入了党，反而是以“在修正主义大染缸里染出来的”，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又一次被推到“金字塔”下。从此我们家团聚了，在我的生产队里结束了一个孩子时三个家，两个孩子时两个家的八年分居生活。

一边是心灵的麻木，一边是多年的想不通却必须接受的压抑，我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并伴有早期的“精神分裂症”，我有时会无缘无故的哭或笑。尽管我的婆母早在她1968年病逝前就完全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她病重时不吃饭，所有的儿女喂她吃都不吃，只有我最有面子，我喂她才肯吃，但这一切对我都不起作用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丈夫入了党，我的病才逐渐好转，但从此我变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孩子们都怕我，孩子的同学更怕我，不敢到我们家来，说：“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妈妈笑过？总是那么严肃。”直到现在，无论是电视上多么逗人的小品还是相声，我都笑不出来。

当我在孤寂中回首自己走过的这几十年，回首我与丈夫的爱时，我一页页地翻着那五大本思想改造日记。翻到1961年12月28日的丈夫日记时，看到当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给他的《平反甄别材料》：“在‘整风’运动中，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姚克麟同志受了这种影响，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些片面偏激的言论，他说：‘部局领导对己宽对人严，对干部严词责难多，耐心说服少，总是强调服从。’并画了一副对领导带有丑化内容的漫画，因此在‘整风’中给他以批判教育，使他认清是非是完全正确的。但从这些问题的性质上看，不是借机攻击领导，主要是思想模糊，对问题认识不清，一时迷失了方向的错误表现。当他的这些错误受到批判教育后，能够认真检查自己，‘反右’斗争和以后的工作中表现较好。根据以上情况，经部党委复查决定，可以不给姚克麟同志纪律处分，原给予的‘团内警告’处分现决定予以取消，并将原处分决定的附件材料从档案中抽出。”又想起他对我说过，“难道你要这个家始终和自己连在一起，成为组织考验你的关键的关键吗？”忽然，我泪如泉涌怎么也收不住，模糊的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了。原来，这就是多年来他对我如油煎、火烧般的审判、帮助的真正原因，他是怕我也会因为对剥削阶级家庭认识错误而和他一样受到批判和处分，受到组织的不信任，从而毁了我一生的前途。他这是在那个年代对我最真挚的爱的表现形式。

当我平生第一次敢于把我的这一切跟姐姐说时，她说：“当时你为什么不跟家里说？你为什么能容忍他对你这样？要是我早就跟他离婚了。”我回答说：“因为他爱我！”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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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秋 胡晶清 施国标

202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