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沙漠

   四十年，足以让一个婴孩走到中年；二十年，足以让一株幼苗长成大树。而我的父母，父亲在那贫困交加的年代松开了手，母亲在温饱初至的日子里闭上了眼。从此，我的家乡变成了故乡，那个有父母居住时叫做“家”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地理上的名词，在村委会昔日户口册里的某一页里安静地发黄。

    每至清明，我都要回到我父母的坟前。不是习俗使然，不是从众所为，是两千六百年前介子推用生命点燃的那柱香，穿过时间的烽烟，依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明明灭灭。无论是庙堂之上的伟哲，还是田垄之间的凡夫，在这一天，都会跪拜在祖先的坟前，点上三柱香，烧上一刀纸。这不是仪式，是活着的人与逝去的魂之间，唯一能握手的时刻。

    我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更不会写。他们的一生，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八个字，被黄土反复书写，又被汗水反复打湿。他们的手抠进土里，指缝间渗出血丝；他们的肩被扁担磨破，结痂了又磨开。在土里刨食，不是为了自己活命，是为了我们这些的孩子，能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碗里多一口稀薄的杂食。

   父母不识字，却知道字的重量。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们咬着牙把我们五个子女都送进了学堂。并说，人可以没饭吃，不能没书读。父母不懂什么大道理，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吃亏是福。就是这土坷垃一样的几句话，被他们用一生擦得锃亮，传给我们，成了我们在人世间站立的底气。

   我还记得那个七十年代的夜晚。父亲睡在生产队的仓库里，身旁是一只木匣子，那是全村人的命，一年的工分，一年的血汗，都锁在里面。年底分红那晚，煤油灯跳动着昏黄的光，队里会计的算盘珠子噼啪作响。父亲打开锁，全村人的眼睛都聚在那只木匣子上。钱不多，一块、两块、五块，最大的是十块。可是点来点去，差了五块。那个年代的是五个天文数字。父亲不识字，不会记账，全凭脑子记。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上滚下来，在煤油灯下亮得刺眼。村民们面面相觑，空气像凝固了一样。直到父亲猛一拍大腿，想起了我堂哥春天预支过五块钱。堂哥嘿嘿一笑，说是在考验大伯的记忆力。二叔当场就骂：你这是考验？你这是坑他！

    那一年，我才几岁。可那个画面刻在我骨头里了。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开始替父亲记账，那样的窘迫才再也没有发生过。

    今天，我又站在父母的坟前。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气息。我跟二老说说这一年的事，工作，孩子，日子里的酸甜苦辣。我知道二老听不见，可我说了，心里就干净了，就像被清明的雨水洗过一遍。

    无声的风穿过粉红的桃花林，远处的村庄饮烟袅袅，我父母坟前烧过的纸变成一只只白色蝴蝶在坟头上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