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二十九年，秋。

范进又去考了。

这件事本身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范进从二十岁上进了学，成了秀才，至今二十五年，他每年都在考。考岁试，考科试，考乡试。考得他面皮从白变黄，从黄变灰，从灰变皱，皱到后来，连皱纹都懒得再多了，便定格在一张四十五岁的老脸上，像一块晒干了的柿饼。

但这一科不同。

这一科是癸卯恩科，适逢慈禧太后七旬万寿，特开恩科，以示普天同庆。省城里格外热闹，贡院附近的客栈统统涨了价，连原本堆柴火的偏房都支上了铺板，租给赴考的秀才们。范进住不起客栈，便在贡院外头的一座破庙里找了个角落，铺一层稻草，盖上自己带来的旧棉袍，将就了几夜。

与他同住破庙的，还有两个秀才。一个是五十多岁的老童生——不对，他已是秀才了，但人们还是习惯叫他童生，因为他考了三十年还没中举。另一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姓周，头一回赴乡试，眼神里还带着新鲜的光。

那年轻人问他：“范先生，您考了几回了？”

范进想了想，说：“记不清了。”

这是实话。头几回他还记，后来便不记了。就像吃饭，你吃了一辈子饭，顿顿都记，那还活不活了？

老童生在一旁冷笑：“记不清？我替你记着。你是戊子年开始考的，那年我头一回，你也是头一回。我比你小三岁，今年五十二，你今年——你今年四十五？不对，你属什么的？”

范进说：“属猪。”

“那你今年四十七。”

二

八月初八，入闱。

贡院的大门洞开，像一只巨大的兽嘴，把数千名秀才一口吞了进去。范进背着考篮，里头装着笔墨、干粮、一只小炉子、几块炭、一小罐咸菜，还有一本翻烂了的《钦定四书文》。考篮不轻，他的腰又不好，走几步便要歇一歇。守门的兵丁不耐烦地催他：“快走快走，别挡着道！”

他找到了自己的号舍。那号舍窄得像一口棺材，宽三尺，深四尺，人在里面坐不能伸腿，躺不能展脚。顶上有一块雨棚，年久失修，漏了几个洞，能看见天。范进把考篮放好，铺上号板，坐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一坐，便是九天。

三场考试，每场三天。第一场考四书题，第二场考五经题，第三场考策问。范进对这些题目熟得不能再熟了。熟到什么程度呢？他闭着眼睛都能把《四书章句集注》从头背到尾，连朱熹的小字注都一字不差。他这些年什么也没干，就是读这几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像一头拉磨的驴，绕着同一盘磨转了二十五年。

第一场的题目是：“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范进看到这个题目，心里一动。这个题他做过，不止一次。他记得自己某一年——大约是己丑年，也就是他考中的第二年——曾作过一篇，用了“圣人亦有独契乎”的破题，当时自我感觉甚好，但那一科没中。后来又作过一篇，用了“圣人之许其弟子者，在出处之际也”的破题，也没中。再后来……

他摇了摇头，不再想。提起笔来，蘸了墨，在卷子上写下破题：

“圣人述其与弟子之契，盖惟出处之际，有独能相喻者焉。”

写完之后，他看了看，觉得平平无奇。但又想，八股文这个东西，本就不求奇，只求稳。他这些年越考越稳，稳得像一口古井，连一丝波纹都没有。他有时候想，这大约就是他的毛病——太稳了。考官要看的是才气，是英气，是一股子往上蹿的劲儿。可他呢？他的文章像他的人一样，灰扑扑的，温吞吞的，像一碗放凉了的白粥。

但他又能怎么办呢？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三天又三天。九天里，他吃干粮，喝号巷里卖的水，晚上缩在号舍里睡觉。隔壁号舍有个考生发了急病，被抬了出去，一路哎哟哎哟地叫。范进听着，心想：这倒也好，少了一个对手。随即又觉得自己这念头卑鄙，便在心里暗暗道了个歉。

第九天傍晚，交了卷，出了贡院。外头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范进站在贡院门口，被身后的人流推着往前走，恍惚间觉得自己的魂儿还落在号舍里，身子已经出来了，魂儿还在里头坐着，对着那张卷子发呆。

他走了三十里路回家。到家时已是半夜，胡氏给他开了门，看了看他的脸色，什么也没问，只说了一句：“灶上有粥。”

三

等放榜的日子是最难熬的。

范进照例每天去镇口的茶铺坐着，听人聊天，也听人议论这一科的题目。有人说题目出得偏，有人说策问里的时务题不好答——问的是“泰西各国变法得失”，范进记得自己答这一题时，把《万国公报》上看到的几句洋务话头揉了进去，写得磕磕绊绊的，自己也不太满意。

茶铺里的王秀才问他：“范兄，你第三场的策问怎么答的？”

范进说了个大概。王秀才听完，摇了摇头：“你那个说法，怕是落了俗套。如今考官喜欢新学，你得说点变法的话，越新越好。”

范进说：“可我不懂新学啊。”

王秀才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表情——大约是同情的，又大约是庆幸的。同情他不懂新学，庆幸自己懂。王秀才从上海买过几本新书，会讲几句“自由”“民权”的话，在镇上俨然是个新派人物。

范进默默地喝茶。他想，我连旧学都没弄明白，哪里还顾得上新学呢？

又过了几天，镇上忽然有了一个传闻：这一科的举人名单里，有范进的名字。

这传闻不知从哪里来的，像一阵风，吹遍了全镇。范进是在茶铺里听说的。卖茶的陈老儿笑嘻嘻地跟他说：“范先生，恭喜恭喜！听说您中了！”

范进手里的茶碗晃了一下，茶水洒出来一点。他稳住手，说：“哪里的话，还没放榜呢，别乱说。”

“真的真的，”陈老儿说，“我亲耳听说的，是从省城回来的李老爷讲的，说这一科咱们镇上有两个中的，一个是您，一个是……”

范进不说话了。他的心开始跳，跳得很厉害，像有人在他胸腔里擂鼓。他告诉自己：别信，别信，这种话每年都有，哪年是真的？去年还有人说他中了呢，结果呢？

但他还是忍不住去想了。万一呢？万一这回是真的呢？

他回到家，没敢跟胡氏说。胡氏这几日脾气格外大，因为家里的米缸见了底。她坐在灶前，拿一根柴火棍在地上划来划去，不知道在算什么账。范进从她身后走过，她头也没抬。

夜里，范进睡不着。他躺在黑暗中，睁着眼，想：如果真中了，他要去哪里做官？做什么官？七品？还是可以候补一个教谕？教谕也好，至少是个正经的学官，比在私塾里坐馆强。有了俸禄，胡氏就不用再看她哥的脸色了。他可以买一间像样的房子，可以每天吃一顿肉——不，不必每天，隔天吃一顿就行。他还可以买几本新书，像王秀才那样，也学一学新学……

他越想越远，一直想到自己告老还乡，在家门口种一棵桂花树。想到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可笑，便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骂了自己一句：“范进啊范进，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输在多想。”

四

八月二十九，放榜的日子。

范进没有去省城看榜。不是不想去，是去不起。从镇上到省城三十里路，来回要六十里，他舍不得那双鞋，也舍不得花路上的饭钱。他照例坐在家里等，等报录的人来。

这一等，便等到了下午。

太阳从东边走到西边，斜斜地照进堂屋，把地上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胡氏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纳着纳着，忽然把针往鞋底上一插，抬头说：“范进，你今天怎么不说话？”

范进说：“我在等。”

“等什么？”

“等报录的。”

胡氏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把鞋底往地上一摔：“等！等！等！你年年等，年年等来个空！你就不能出去找点活干？隔壁王老二说他们铺子里缺个账房，一个月八百文，你——”

她的话没说完，因为门外忽然响起了锣声。

铛——铛——铛——

三声锣响，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范进和胡氏同时僵住了，两个人的脸都白了。

“报——！”门外有人高声喊，“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癸卯恩科乡试第七名亚元！”

胡氏的鞋底掉在地上。

范进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门外涌进来一群人，打头的两个是报录的，穿着红绸衣，手里举着报帖。后头跟着一帮看热闹的邻居，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都挤在门口伸着脖子往里看。再后头，是几个凑热闹的小孩，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嘴里喊着“范进中举了！范进中举了！”

范进慢慢地站起来。

他站起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很轻，轻得像一片纸，一阵风就能吹走。他又觉得自己的头很大，大得像一口锅，里头装满了嗡嗡的声音。他想说点什么，但嘴张不开。他想笑，但脸上的肌肉不听使唤。

然后，他笑了。

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奇怪，不是那种正常的笑，而是一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咯咯咯的声音，像一只被人捏住了脖子的鸡。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眼珠子往外凸，脸上的皱纹全被撑开了，看起来一下子年轻了十岁，又一下子老了二十岁。

“中了！”他说，“中了！我中了！”

胡氏冲上去扶他，被他一把甩开。他的力气忽然大得惊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力气从哪里来的。他推开胡氏，推开报录的，推开门口的邻居，冲到了街上。

“中了！我中了！”

他在街上跑，一边跑一边喊。鞋跑掉了一只，他不管；帽子被风吹走了，他也不要。他就那么光着一只脚，披散着头发，在镇上的石板路上狂奔。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拍着手，跳着脚，像过年一样高兴。

他跑过王记肉铺的时候，胡屠户正拿着砍刀在剁排骨。看见范进这副模样，胡屠户愣住了，砍刀悬在半空，油乎乎的刀面上映着他的半张脸。

“中了！我中了！”范进冲他喊。

胡屠户把砍刀往案板上一剁，骂了一句：“中了就中了，你发什么疯！”但骂完之后，他又看了看范进，目光里多了一点什么——那是他这辈子看范进时从未有过的东西。不是尊重，大约也不是喜欢，而是一种……谨慎。是的，谨慎。就像他看一个欠了他三年肉钱的债主忽然发了财，他不知道自己该继续骂他还是该对他笑。

范进又跑了。

他跑过了石桥，跑过了土地庙，跑过了镇口的那棵大槐树。他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不，不是在追他，是他在追什么东西。他在追一个追了二十五年的东西，那个东西忽然出现了，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他只要再跑快一点，再快一点，就能抓住它——

然后他摔倒了。

他摔倒在大槐树底下，趴在地上，嘴里还在念叨：“中了……中了……我中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种含混的呢喃，像一个人在说梦话。他的眼睛还睁着，看着地上的蚂蚁排成一条线，从他眼前经过，一只，一只，一只，像他考过的那些年头，一年，一年，一年。

他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跑累了的那种累，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积攒了二十五年的、铺天盖地的累。他趴在地上，脸贴着泥土，闻到了泥土的气味、草根的气味、蚂蚁的气味。这些气味他很熟悉，他在这镇上活了四十七年，这些气味一直在他身边，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脸贴在地上闻过。

他想：我中了。我真的中了。

他又想：然后呢？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扎进了他鼓胀的喜悦里。然后呢？然后他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他还是他，范进，一个四十七岁的、秃了顶的、驼了背的、除了八股文什么也不会的老秀才。不，现在不是秀才了，是举人。举人又怎样呢？他还是不会算术，不会格致，不会说“自由”“民权”那些新鲜话。他还是怕胡屠户，还是不敢看胡氏的眼睛，还是会在半夜里醒来，睁着眼等到天亮。

五

范进是被胡屠户一巴掌打醒的。

这话说出来有些丢人，但事实就是如此。胡屠户追上来，看见范进趴在地上，嘴里念念有词，两眼发直，便抡起他那杀猪的、油腻的、厚实的大巴掌，照着范进的左脸扇了一耳光。

啪。

这一声响亮极了，惊起了大槐树上的几只麻雀。范进的脸歪向一边，嘴里吐出一口泥，还有半颗牙——他本来就松动的牙。

“你醒不醒！”胡屠户吼，“你个现世宝！中了举就疯成这样，将来要是中了进士，你还不得上天！”

范进慢慢地坐起来。他的左脸肿得老高，嘴角淌着血，但他的眼神清明了一些。他看着胡屠户，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说：“大哥，你打得好。”

胡屠户被他这句“大哥”叫得一愣。范进以前叫他“岳父”，虽然叫得不情不愿，但从来没叫过“大哥”。这一叫，把胡屠户叫得浑身不自在，好像自己的辈分被降了一级，又好像范进忽然跟他平起平坐了。

“谁是你大哥？”胡屠户嘟囔了一句，但语气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硬了。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粗布，扔给范进，“擦擦你的脸，别在这儿丢人了。回去，家里还有报录的等着赏钱呢。”

“赏钱？”范进擦着脸，茫然地问。

“你中了举，不得给报录的打发赏钱？这是规矩！你连这都不懂？”

范进想了想，觉得确实应该给。但他没有钱。他的口袋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

胡屠户看出了他的窘迫，从怀里摸出一吊钱，犹豫了一下，又从里面数出两百文放回自己怀里，把剩下的八百文递给范进。

“拿去。这是借你的，以后当了老爷，别忘了还。”

范进接过钱，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胡屠户伸手扶了他一把。这是胡屠户第一次扶他。范进感觉到那只手的温度——油腻的、粗糙的、厚实的，但确实是温暖的。

他忽然想哭。

但他没有哭。他已经四十七岁了，不是十七岁。四十七岁的男人不该哭，哪怕他的世界在这一天里翻了个个儿，他也不该哭。他只是一瘸一拐地走回家，身后跟着胡屠户，还有那群看热闹的孩子。

走到家门口时，他看见胡氏站在门槛上，手里攥着那条纳了一半的鞋底，看见他回来，嘴唇哆嗦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只是侧了侧身，让他进去。

范进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停了一下，低声说：“中了。”

胡氏的眼眶红了。她别过头去，假装看门外的什么人，但门外什么人都没有。

六

接下来的日子，范进忽然忙了起来。

忙是好事，忙说明有人找你。从前他是没人找的，整日里闲坐在家，像一件摆在库房角落里落灰的旧家具。现在不同了。先是同县的几个举人、进士来拜访，称他“年兄”，送他几盒点心、几匹布，寒暄几句便走了。然后是县太爷派人送了贺礼——二两银子、一对蜡烛、一封手书，信中称他“范老爷”，语气客气得不像是在跟一个穷秀才说话。再然后是各处的“幕友”“门生”不请自来，有的要拜他做老师，有的要请他写序，有的要拉他入什么“学会”。最离谱的是，有个他不认识的人，自称是他“同年”，送了一张大红帖子来，上面写着“某某某顿首拜”，底下附着一份礼单——四两银子、两匹绸缎、一坛绍兴酒。

范进看着这些人和这些礼，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像一棵枯了很久的老树，忽然被人浇了一桶水，浇得他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是该发芽还是该烂根。

胡氏倒是适应得快。她开始学着用客气的语气跟人说话，把家里的破碗烂碟收起来，从邻居家借了一套像样的茶具。她甚至还剪了剪头发，换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衫，站在门口迎客时，居然有几分当家主母的模样。

只有一样没变——范进还是不太会说话。

客人来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请坐”之后，便冷场了。他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客人喝茶，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考了二十五年的试，写了无数篇八股文，但没有人教过他如何跟人应酬。他不知道该夸客人的衣服好看，还是该问客人的家世。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端茶送客，什么时候该起身相送。

有一次，一个穿着绸衫的客人跟他聊了半个时辰，聊的是什么“京师近日新政”“张南皮奏议”，范进一句也接不上。他只能点头，不停地点头，点得脖子都酸了。客人走后，他坐在椅子上，觉得比考了一场试还累。

胡氏进来收拾茶碗，看见他的样子，叹了口气：“你这个人，连句场面话都不会说，怎么当老爷？”

范进说：“我本来就不是老爷。”

“你中了举，就是老爷。”胡氏的语气很坚定，好像这个道理是她刚刚悟出来的，悟出来之后便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

范进不再说话。他看着胡氏收拾茶碗的背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大约是他刚成亲的那年——胡氏也曾这样在他面前收拾东西。那时她年轻，腰肢细，动作轻快，收拾碗筷的时候会哼一些小曲儿。现在她的腰粗了，背也有些驼了，动作慢了许多，小曲儿自然是不哼的了。

他忽然觉得，他对不起她。

这个念头以前也有过，但没有现在这么强烈。以前他觉得对不起她，是因为他穷，让她跟着吃苦。现在他觉得对不起她，是因为他中了举，她却老了。这二十五年，他在考试，她在等他。他考了二十五年的试，她等了他二十五年。他把自己的日子过没了，也把她的日子过没了。

“娘子。”他叫她。

胡氏转过身来，手里还拿着一只茶碗，看着他。

他想说点什么，但嘴张了张，只说了两个字：“辛苦。”

胡氏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擦茶碗。擦了好一会儿，才低低地说了一句：“你知道就好。”

那天晚上，范进破天荒地喝了两杯酒。是客人送的那坛绍兴酒，他本来打算留着待客的，但不知怎的，忽然想喝。他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对着那盏豆油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酒是温的，入口绵软，后劲却大。喝着喝着，他的眼皮沉了，趴在桌上睡了过去。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又在考试。贡院，号舍，考卷，毛笔，一切如旧。但考题他看不清，上面的字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怎么也认不出来。他急得满头大汗，拼命地看，拼命地看，忽然那些蚂蚁爬上了他的手背，爬上了他的胳膊，爬满了他的全身。他低头一看，自己变成了一张卷子，身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八股文，每一句都是他写过的，每一句又都不是他写的。

他猛地惊醒，发现自己趴在桌上，脸上压着一摊口水。豆油灯已经灭了，堂屋里黑漆漆的，只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方的白格子。

他坐在黑暗里，忽然笑了。

七

十月初，范进动身去省城，准备来年二月的会试。

临行前，胡氏给他收拾行李。她把家里仅剩的几件干净衣服都塞进了包袱，又烙了十几张饼，用油纸包好。她还偷偷地——她以为范进没看见——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串钱，塞进包袱的最里层。那是她攒了好几年的私房钱，不多，但每一文都是她从菜钱里一点一点省下来的。

范进看见了，但没有说。

胡屠户来了。他这回没有骂人，手里还提着一刀肉——足足有三斤重，是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间，切得整整齐齐。他把肉往桌上一放，说：“路上吃。别省着。”

范进说：“谢谢岳父。”

胡屠户“嗯”了一声，站了一会儿，又开口了：“那个……你到了省城，住好一点的客栈。别住破庙了。你是举人老爷了，住破庙像什么话。”

范进说：“好。”

胡屠户又站了一会儿，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挥了挥手：“行了，走吧。早去早回。中了最好，不中……不中也别灰心，反正你现在已经是举人了。”

这话从胡屠户嘴里说出来，简直像是一句天大的恩典。范进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鬓角也白了。这个杀了一辈子猪的男人，手还是那么厚实，但脸上的肉松了，眼袋垂下来，看起来竟有些慈祥。

范进出门的时候，胡氏站在门槛上，没有跟出来。他走出十几步，回头看了一下，她还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攥着那条纳了一半的鞋底。

他没有回头再看。

他走在通往省城的官道上，背着包袱，脚步比从前稳了一些。秋天的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稻茬的香气和新翻的泥土的气味。天很高，很蓝，蓝得像一块洗净了的布。

他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了那个梦。梦里的自己变成了一张卷子，身上写满了八股文。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他已经当了二十五年的考生，如今终于不是了。他现在是举人，是范老爷，是胡屠户不敢再骂的人，是县太爷要客气对待的人。

但他还是范进。

还是那个不会说话、不会应酬、除了八股文什么也不会的范进。还是那个在茶铺里默默喝茶、在破庙里睡稻草、在号舍里缩着腿写文章的范进。还是那个被胡氏骂了一辈子、被胡屠户打了一巴掌、被邻居们看了一辈子笑话的范进。

他什么也没变。只是他的名字旁边多了一个头衔。

他继续走。官道很长，弯弯曲曲地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他走了二十年——不，走了二十五年的一条路，如今换了一个方向，但路还是路，脚还是脚，他还是他。

走到一处岔路口时，他停下来，看了看路边的界碑。界碑上刻着两个大字：省城。箭头指向右边。左边还有一条小路，通往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

他站在岔路口，站了很久。

尾声

光绪三十年，甲辰科会试。

范进没有考中。

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但范进自己倒没有太失望。他已经习惯了。考了二十五年才中举的人，不会指望一次会试就中进士。他在省城住了两个月，把带去的钱花光了，便收拾行李回家。

回到家时，胡氏照例在门槛上纳鞋底。看见他回来，她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脸色，什么也没问，只说了一句：“灶上有粥。”

范进把包袱放下，去灶上盛了一碗粥。粥是红薯粥，红薯切得很大块，粥煮得很稠，放了糖——家里没有糖，大约是借的。他端着碗，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一口一口地喝。

胡氏坐在门槛上继续纳鞋底。纳了一会儿，忽然说：“隔壁王老二说，县里新办了一个学堂，要请一个教国文的先生，一个月一两银子。”

范进喝粥的动作停了一下。

“你去不去？”胡氏问，语气很平淡，好像在问他今天吃了几碗饭。

范进想了想。一两银子，不多，但够用了。教国文，他会的。学堂，他以前也坐过馆。虽然现在他是举人了，去做一个学堂的先生似乎有些……但他又想，举人又怎样呢？举人不吃饭吗？

“去。”他说。

胡氏“嗯”了一声，继续纳鞋底。针穿过鞋底，发出细细的嗤嗤声。灶上的火在烧，锅里的粥在咕嘟咕嘟地响。范进坐在小板凳上，膝盖抵着灶台，一口一口地把粥喝完。

他放下碗，忽然觉得这粥很甜。

他想：明年的红薯，可以种得再多一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