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后回到家里，心情十分凄然，此时我已经是16岁的小伙子了。“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苦闷彷徨，做生意无资本，卖苦力无力气，只有在家吃闲饭。然而，贫寒的家境那有闲饭可吃，于是只有再去摆香烟摊，因本小利微，于家无补。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做手工烟卷的行当，技术简单，无需多大资本，且销路很好。因日寇占领时期，大城市卷烟厂有的迁到大后方去了，有的倒闭了。从大后方大城市贩运来的正规香烟十分昂贵，数量极少，只能供有钱人和汉奸官吏们享用。老百姓无有烟抽，于是各地出现了许多做手工烟卷这一新生的行业，有的合伙办小厂，大多数是个体经营。同时也出现了贩卖卷烟纸张和烟丝的行业，在日伪统治区风行一时。

广大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是手工卷烟的消费者，有着广阔的市场，老百姓也只能抽这种劣质廉价的香烟。当时我也买了一套制作手工烟卷的工具，慢慢学会了，而且越做越好，很多小烟铺也愿意进我做的烟卷，一直做到日寇投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十分畅销。

我清楚地记得，仅靠我做手工烟卷的收入，基本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清贫生活。

抗战胜利后，大工厂、大烟厂、大商号陆续迁回，生产恢复，战争时期各种物资严重匮乏的局面逐步有了改善。社会上畅销一时的手工烟卷，随着战后各大烟草公司的复工复业，也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消声匿迹。

由于抗战胜利经济逐渐复苏，父亲和他那些在战争中失业员工合伙经营的蛋庄，生意也比日伪时期兴旺些了。我这时也加入到这个合伙的蛋庄中做事，作为员工拿工资，全家生活比在战乱时有所改善。

可是好景不长，家运坎坷。1946年夏，父亲小腿骨瘤的病又复发，而且十分严重。小镇上根本无法医治，我和继母护送父亲到汉口协和医院就医。在医院治疗中所受的痛苦和悲惨的经历，我在第二章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说，这里就勿庸赘述了。

父亲这次病重，对父亲、对我、对我们全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尤其是父亲本人更是痛不欲生。本来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人，刚刚50岁，儿女均未成人，一下子被病魔牵走了一只腿，成了终身残疾。今后日子怎么过啊!

父亲截肢，对我精神上打击非常沉重。由于抗战胜利，我又萌发了继续求学的想法。这时我刚刚16岁，本希望父亲身体好起来，蛋庄生意好一点，我是可以去读书的。加上一些同学也鼓励我参加小镇上办的各种补习班，并说我的古书读得较多，国文基础比大家都强，补习一段时间是完全可以报考省里文科学校的。

父亲的病，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痛苦，我彷徨。读书求学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我感到前途渺茫黯淡，神情沮丧。家庭为我惋惜，我为家庭担忧，我只有默默地抱怨上苍，仰天长叹!

父亲病愈回到沔阳，合伙做蛋庄生意的同事们都十分同情，并没有歧视他。仍然安排他在蛋庄里专门管帐。他拄着双拐杖可以在室内走动一下，但生活不能自理，要靠母亲和我及妹妹文媛护理。

我依然在父亲合伙的蛋庄内帮工，每月拿几元工钱。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逐渐成人，蛋庄里的活计，我都可以独挡一面干活了，如带着小划子到各个湖区养鸭户去收购鸭蛋，到通洲河一带各小集市上去收购鸡蛋，把收购的鲜蛋装篓、散货下舱等活路。

后来蛋庄还搞了些鸭蛋深加工的业务，把它加工成松花皮蛋和咸鸭蛋出售。先是从汉口请来做皮蛋的师傅，后来我们蛋庄里许多人都学会做了，连文媛妹也会敲哑子和包皮蛋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刚刚过了两年相对安稳的日子，父亲又发生了“三叉神经痛”的毛病，疼得叫爷喊娘，在沔阳医治无效，又是我和母亲乘轮船陪他到汉口去治疗。

本来就是一个残疾人，又得了这一场大病，犹如雪上加霜。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于当年冬天总算是治好了病，回到了沔阳。生计刚刚有所缓和，这场大病又债台高筑，生活艰难。

父亲仍然在蛋庄当会计，我也同样在蛋庄帮工。蛋庄生意还好，于是我们父子就边过日子，边偿还债务。父亲自从这次病愈以后，身体逐渐好起来，虽然是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但食欲很好，人的气色比以前也强多了，并发胖了。此时此刻，我们全家人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家庭里有时也能听到笑声。

1949年临近解放，父亲又为我准备婚事。于当年8月，按照当地旧式习俗正式举行了婚礼，与陈怀玉结婚，时年我21岁，妻子19岁。

1949年5月，沔阳全境解放。但是城乡各地的老百姓，仍然是照老样子生活，做生意的依旧做生意，帮工的依旧帮工，有钱的仍然有钱，受穷的仍然受穷。婚丧嫁娶的习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依旧是老的一套。

解放初期，政府主要忙于清匪反霸以稳定社会秩序，各项社会改革活动尚未开始。我和父亲仍然与人合伙做蛋庄生意，勉强过日子。

我从出生到新中国建立，在旧时代度过了21个寒暑。除了在儿童时期过了几年没有战乱、没有饥荒，有饭吃、有书读、有父母呵护的安稳日子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兵荒马乱、炮火连天、贫病交加的环境中过着穷困、凄凉、悲痛、屈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