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精神新树，《大梁村》里的灵魂回响

        文/王博（陕西西安）

       当陕工网的访谈音频顺着网络飘进耳中，那些关于贠文贤先生与《大梁村》的对话，像一把温润的钥匙，轻轻叩开了我记忆里封存的阅读余韵。从初读时的沉吟，到再读访谈稿后的激荡，一个愈发清晰的意象在心头生长：白鹿原的黄土之上，陈忠实先生种下的那棵文学巨木旁，如今又添了一棵根深叶茂的新树，它就是《大梁村》，而栽树人贠文贤先生，正以古稀之年的热忱，完成着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

       陈忠实自称“原下人”，贠文贤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原上人”，鲸鱼沟的流水或许能隔开地理的距离，却隔不断两代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陕西人民出版社将《大梁村》誉为“后白鹿原时代”的坐标，这绝非简单的时间界定，而是对一种文学精神的郑重接棒。陈忠实以《白鹿原》为20世纪上半叶的关中乡土立传，贠文贤先生则带着《大梁村》，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与国企变迁留影。他们的笔，都深深扎进白鹿原的泥土里，汲取着同一份来自大地的养分。

        贠文贤先生的写作，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他的灵魂，早就在泥土里扎下了根。从面朝黄土的农民，到粮店里的工人，再到深入基层的工会干部，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轨迹，让他的双脚始终踩在坚实的土地上。那些在田埂上听过的家长里短，在粮店当过保管员，收粮储粮中的粮堆粮垛，都成了他写作的“怀胎”养分。当他在古稀之年拿起笔，写下于刚乾、席广田这些人物的命运起伏时，流淌在字里行间的，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他生命经验的自然喷薄。所以《大梁村》读来才那样沉甸甸，没有悬浮的抒情，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真实，像白鹿原上的老槐树，每一道纹路都刻着岁月的痕迹。

       最让人惊叹的，是贠文贤先生在写作中完成的跨界融合。作为工运理论专家，他熟稔国企改革、劳动关系这些宏大命题；作为作家，他又能以感性的笔触，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鲜活的人物故事。梁晓民说他架起了理性与感性的桥梁，这话实在贴切。书中没有生硬的政策解读，没有空洞的理论宣讲，只有于刚乾在国企改制中的挣扎与坚守，席广田在时代浪潮里的迷茫与突围。那些关于制度变迁的宏大叙事，都悄悄藏在了人物的命运转折里；那些对“人民性”的思考，也从他“屁股坐在劳动群体一边”的立场中自然生长。这种融合，让《大梁村》跳出了一般乡土文学的局限，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思想的锐度，像一把双刃刀，一面刻着乡土的温情，一面闪着现实的锋芒。

        古稀之年提笔创作，贠文贤先生的勇气里藏着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他说“人活着总要有事干，有所作为，才有意义”，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他对抗衰老、充盈精神的方式。疫情封控期间，三哥发来的秦腔顺口溜，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唤醒了他沉睡的记忆，也让他与书中人物的灵魂撞了个满怀。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退休的干部，而是一个为人物命运牵肠挂肚的作家；那些在岁月里沉淀的记忆，也不再是零散的片段，而是成了笔下人物的血肉。这种与自我的重逢，让他的写作超越了功利，成了一场灵魂的修行。而当贾平凹在百忙中为他回复短信，当格非读罢忆起乡村岁月，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灵魂相遇——跨越时空的文学共振。这些大家的肯定，不是对一部作品的简单赞誉，而是对一种真诚写作态度的认可，对一个扎根土地的作家的致敬。

        如今再看《大梁村》这个书名，它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符号。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藏着乡村的变迁，藏着国企的改革，藏着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它更是一个精神的容器，装着贠文贤先生对土地的深情，对人民的牵挂，对文学的敬畏。贠文贤先生用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创作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一个作家放下身段，回归乡土，用一生的积淀去浇灌笔下的土地时，书的灵魂便有了温度，作者的灵魂便得到了安放。

杨文礼说“昔有《白鹿原》先声夺人，今有《大梁村》后劲凌云”，这话精准地概括了两部作品的传承与超越。白鹿原上，陈忠实的树已经根深叶茂，贠文贤先生的新树正茁壮成长。它们并肩站在黄土之上，共同构成了关中乡土文学的精神谱系。而在这两棵树的荫蔽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脉的传承，更是一位共产党员、工会干部、作家，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最深沉的告白。

        文学的魅力，从来都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在于灵魂的共鸣。当贠文贤先生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大梁村》，当读者在书中读到自己的生活与思考，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相遇便已完成。就像他在访谈中说的那样，书的灵魂与作者的灵魂，终将在岁月的尽头深情相拥。而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能在白鹿原上遇见这样一棵精神新树，能在《大梁村》里听见这样的灵魂回响，已是莫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