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精神新树,《大梁村》里的灵魂回响
文/王博(陕西西安)
当陕工网的访谈音频顺着网络飘进耳中,那些关于贠文贤先生与《大梁村》的对话,像一把温润的钥匙,轻轻叩开了我记忆里封存的阅读余韵。从初读时的沉吟,到再读访谈稿后的激荡,一个愈发清晰的意象在心头生长:白鹿原的黄土之上,陈忠实先生种下的那棵文学巨木旁,如今又添了一棵根深叶茂的新树,它就是《大梁村》,而栽树人贠文贤先生,正以古稀之年的热忱,完成着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
陈忠实自称“原下人”,贠文贤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原上人”,鲸鱼沟的流水或许能隔开地理的距离,却隔不断两代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陕西人民出版社将《大梁村》誉为“后白鹿原时代”的坐标,这绝非简单的时间界定,而是对一种文学精神的郑重接棒。陈忠实以《白鹿原》为20世纪上半叶的关中乡土立传,贠文贤先生则带着《大梁村》,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与国企变迁留影。他们的笔,都深深扎进白鹿原的泥土里,汲取着同一份来自大地的养分。
贠文贤先生的写作,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他的灵魂,早就在泥土里扎下了根。从面朝黄土的农民,到粮店里的工人,再到深入基层的工会干部,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轨迹,让他的双脚始终踩在坚实的土地上。那些在田埂上听过的家长里短,在粮店当过保管员,收粮储粮中的粮堆粮垛,都成了他写作的“怀胎”养分。当他在古稀之年拿起笔,写下于刚乾、席广田这些人物的命运起伏时,流淌在字里行间的,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他生命经验的自然喷薄。所以《大梁村》读来才那样沉甸甸,没有悬浮的抒情,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真实,像白鹿原上的老槐树,每一道纹路都刻着岁月的痕迹。
最让人惊叹的,是贠文贤先生在写作中完成的跨界融合。作为工运理论专家,他熟稔国企改革、劳动关系这些宏大命题;作为作家,他又能以感性的笔触,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鲜活的人物故事。梁晓民说他架起了理性与感性的桥梁,这话实在贴切。书中没有生硬的政策解读,没有空洞的理论宣讲,只有于刚乾在国企改制中的挣扎与坚守,席广田在时代浪潮里的迷茫与突围。那些关于制度变迁的宏大叙事,都悄悄藏在了人物的命运转折里;那些对“人民性”的思考,也从他“屁股坐在劳动群体一边”的立场中自然生长。这种融合,让《大梁村》跳出了一般乡土文学的局限,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思想的锐度,像一把双刃刀,一面刻着乡土的温情,一面闪着现实的锋芒。
古稀之年提笔创作,贠文贤先生的勇气里藏着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他说“人活着总要有事干,有所作为,才有意义”,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他对抗衰老、充盈精神的方式。疫情封控期间,三哥发来的秦腔顺口溜,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唤醒了他沉睡的记忆,也让他与书中人物的灵魂撞了个满怀。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退休的干部,而是一个为人物命运牵肠挂肚的作家;那些在岁月里沉淀的记忆,也不再是零散的片段,而是成了笔下人物的血肉。这种与自我的重逢,让他的写作超越了功利,成了一场灵魂的修行。而当贾平凹在百忙中为他回复短信,当格非读罢忆起乡村岁月,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灵魂相遇——跨越时空的文学共振。这些大家的肯定,不是对一部作品的简单赞誉,而是对一种真诚写作态度的认可,对一个扎根土地的作家的致敬。
如今再看《大梁村》这个书名,它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符号。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藏着乡村的变迁,藏着国企的改革,藏着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它更是一个精神的容器,装着贠文贤先生对土地的深情,对人民的牵挂,对文学的敬畏。贠文贤先生用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创作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一个作家放下身段,回归乡土,用一生的积淀去浇灌笔下的土地时,书的灵魂便有了温度,作者的灵魂便得到了安放。
杨文礼说“昔有《白鹿原》先声夺人,今有《大梁村》后劲凌云”,这话精准地概括了两部作品的传承与超越。白鹿原上,陈忠实的树已经根深叶茂,贠文贤先生的新树正茁壮成长。它们并肩站在黄土之上,共同构成了关中乡土文学的精神谱系。而在这两棵树的荫蔽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脉的传承,更是一位共产党员、工会干部、作家,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最深沉的告白。
文学的魅力,从来都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在于灵魂的共鸣。当贠文贤先生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大梁村》,当读者在书中读到自己的生活与思考,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相遇便已完成。就像他在访谈中说的那样,书的灵魂与作者的灵魂,终将在岁月的尽头深情相拥。而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能在白鹿原上遇见这样一棵精神新树,能在《大梁村》里听见这样的灵魂回响,已是莫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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