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虽不高大魁梧，但他很能吃苦耐劳。在村人眼里他就是“能文能武”之才，两百斤重的担子不在话下。但我们看得出父亲的内心有时也很脆弱。父亲是个要强之人，他的眼光总高人一筹。在那极度困窘的动乱年代，于外，父亲带领村人，一边向贫瘠的土地要“高产”，一边煞费苦心地“大搞资本主义”，以至于“文革”中被批斗关押致抑郁症，而死不肯入党；于内，他时常教诲我们“要得出人头，就在书中求”、“书中自有黄金屋”，鼓励我们要读好书，用好书，成人成才。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在那“十年浩劫、读书无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年代，硬是刻苦学习，每学期都捧着红彤彤的“五好学生”奖状回家。如今兄妹四人一个公务员，两个高级教师，最为逊色的我，亦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两百万文字，成了所谓“作家”。

     我的母亲姓王，名炳凤，乳名：凤子。江苏省盐都学富人士，中共地下党员。在学富镇镇政府档案室里，依然存有母亲是地下党的备查档案。如果她老人家还健在的话，今年也不过才96岁，可她辞世已37个年头了。作为是她长女的我，心中不免一次次地泛起伤悲，脑海中不时地会想起母亲那平凡的一生中诸多感人的往事。         1931年，母亲出身地主家庭，因重男轻女，却没进过学堂。但她好学，思想进步，在抗战烽火中，没忘“少年强国”之责，一个弱女子，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她挺身而出，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她16周岁。后来她积极参加了妇救会，组织全村妇女，做军衣，做军鞋，为支援前线，她们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日伪军“大扫荡”等残酷的战争时期，她们身处白色恐怖，冒着死亡的危险，坚持地下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尽了一个热血青年的责任。在当地人眼里，母亲就是幸存的“刘胡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入侵中华，大片国土沦陷，人民流离失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8年3月30日，日军首次轰炸故乡盐城，投弹60余枚，死伤群众40多人，毁坏民房1600间。七岁的母亲随家人死里逃生……1940年秋，陈毅粟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迅速东进。同期，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与新四军共同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从此，我的故乡盐城从国民党统治区变成抗日根据地。并先后取得了盐(城)阜(宁)、苏中、淮海、淮北反“扫荡”和车桥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

       然而，1942年冬，日伪军对盐城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剿”，在九区周围秦南仓、李付使、古殿堡、北宋庄、中堡庄、沙沟、楼王镇、观音头、江家庄等地设立据点，妄图一举“伪化”全区。地方上的汉奸、特务、土匪，也纷纷出动，助敌为恶。家乡时桥乡一片混乱。一日，11岁的母亲独自在家做绣花鞋，忽闯进来一个端枪的日伪军：“小姑娘，快，快帮叔叔缝一下裤管……”他一边说，一边将撕破裤管的右腿翘到了我母亲跟前。母亲蓦然站立，怒目圆瞪，直冲伪军：“呸，我才不给狗汉奸补衣服呢！滚……”这日伪军就是当地的“二狗子”，他一个箭步上前，妄想夺去我母亲手中的针线，母亲却死死抓住不放，还狠狠咬了他的右手。二狗子狗急跳墙，拉开枪把准备打死母亲，母亲却毫无惧色。此时，我的外公恰巧回来了。在那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年少的母亲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与一批进步青年为战士们送茶、送饭，转运伤员。在那极度贫穷、严重缺医少药的年代，母亲为了救治伤员，她会想尽一切办法，从家中悄取钱财，自采草药，用温开水清洗伤员的创伤，用中草药敷伤口，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给伤员喂茶喂饭。在她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1948年，经组织批准，母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对党组织的忠诚和对信仰的坚守伴随了母亲的一生，融入母亲灵魂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也体现在母亲一生的言行举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