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吉星高照
作者：心如大海
第二章 宣化学艺
第三章 五张羊皮
第四章 站稳脚跟
第五章 德商弗里茨
第六章 成家立业
第七章 庚子风云
第八章 皮窖恩义
第二卷 皮都风云（1901-1937）
第九章 四兄弟
第十章 广置田产
第十一章 天津风云
第十二章 北京开埠
第十三章 兄弟分家
第十四章 包头拓荒
第十五章 皮都霸主
第十六章 暗流涌动
第三卷 家国之间（1937-1940）
第十七章 光复蔚县
第十八章 侯敬斋
第十九章 不跪
第二十章 散尽家产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岁月
尾声 吉星楼
序
蔚州这个地方，是有来头的。
壶流河从山西广灵流过来，弯弯曲曲地穿过蔚州大地，两岸是平展展的庄稼地，远处是山——南山、北山、东山、西山，把蔚州围在中间，像一个盆底。城中心的鼓楼是明朝建的，旁边的南安寺塔是北魏年间的，风吹日晒了一千多年，还是那个样子。河水流了多少年，蔚州城就立了多少年。
蔚州人不光种地，还做买卖。从明清时候起，蔚州的商人就走南闯北，做皮毛、做布匹、做粮油。张家口是“皮都”，蔚州人占了半条街；包头是“水旱码头”，蔚州人开了半城铺子。蔚州人做生意，讲究的是“信”和“义”——不欺客，不诈人，一口唾沫一个钉。蔚州人有句话：“人活一世，不亏人。”这话说了一百多年了，还在说。
河水流了一千年，从来没断过；蔚州人也一样，穷了富了，苦了甜了，从来没趴下过。
涌泉庄，壶流河北岸的一个小村子。王家生了王朴。王朴家穷，他爹是个瘸子，靠驮煤卖过日子。王朴小时候先跟着母亲讨吃要饭，稍大一点才跟着父亲挑煤，在城门洞里睡觉，啃糠面饼子，喝稀得照见人影的粥。王朴，就是这样的蔚州人。
他从城门洞里睡出来的穷小子，后来成了张家口最大的皮货商。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故事，要从壶流河边说起。
第一卷 涌泉庄（1869-1900）
第一章 城门洞里长大的孩子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蔚州涌泉庄。
王朴出生那天，他爹王克连正在院子里劈柴。接生婆从屋里探出头来喊了一声：“是个小子！”王克连手里的斧头顿了一下，没说话，接着劈。
不是不高兴，是不大会表达高兴。王克连这个人，蔚县话叫“闷葫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但他给这个长子取了个名字：王朴。朴素的朴，朴实的朴。庄稼人取名，不求好听，求个踏实。
涌泉庄在蔚县城北，十几里路。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都是土房土院，穷的富的差不了多少。王克连家里穷，但不是最穷的。他有几亩薄地，租给别人种，收点租子。他自己驮煤卖，从蔚县驮到张家口，一趟五六天，挣几个辛苦钱。
王朴会走路就开始跟着母亲去窑上卖干粮。那时候他太小，挑不动煤，就跟着娘。娘挎着篮子，里面装着窝头、饼子、咸菜，在窑上卖给那些挖煤的汉子。王朴跟在后面，手里也挎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几个窝头。有人买，他就踮起脚尖递过去。那些人看他个子小，有时候多给一两个铜板，他不要，说：“娘说了，该多少是多少。”那些汉子就笑：“这小子，有骨气。”
再大一点，他就跟着父亲卖煤。王克连腿不好，有一只瘸的，走不了远路，就让长子挑着扁担跟在后面。王朴那时候才七八岁，个子矮，扁担钩子要挽起来一截，煤筐才不拖地。挑着走十几里到县城，肩膀压得通红，他不叫苦。王克连也不夸，只说：“走。”
涌泉庄到蔚县城，十几里路。王朴常常天不亮就起来，跟着父亲挑煤进城。有时候到得早，城门还没开，父子俩就坐在城门洞里等。城门洞是砖砌的，拱形，又高又深。冬天风从门洞里灌进来，冷得像刀子。王克连把棉袄脱下来，裹在儿子身上，自己蹲在墙根抽烟。王朴缩在棉袄里，闻着烟草味和煤灰味，迷迷糊糊地睡。
那几年，王朴记住了县城的样子。城墙是土夯的，有些地方塌了，也没人修。街上有几家铺子，卖布的、卖杂货的、卖烧饼的。王朴最喜欢看的是卖烧饼的——面团在案板上摔得啪啪响，贴进炉子里，一会儿就鼓起来，焦黄焦黄的，香味能飘半条街。
他咽着口水问：“爹，烧饼啥味儿的？”
王克连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两个铜板，递给他。
王朴愣着没接。他知道两个铜板能买一斤多煤，能挣好几十文。
“拿着。”王克连说。
王朴接过铜板，跑到烧饼摊前，买了一个烧饼。热乎乎的，咬一口，外酥里软，咸香咸香的。他吃了两口，把剩下的递给父亲。王克连接过来，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把剩下的又递回去。
“你吃。”
王朴后来一辈子都记得那个烧饼的味道。
王朴母亲在县城一家帽铺做饭，挣几个钱补贴家用。家里四个小子，老大王朴、老二王桓、老三王榼、老四王槐，张嘴都要吃饭。王克连一个人驮煤，日子紧巴得叮当响。王朴八九岁就开始帮着干活，挑煤、喂驴、扫院子。他最怕的是冬天——脚上没鞋，光脚踩在冻地上，脚后跟裂开口子，走路一瘸一拐的。
但不管多苦，王朴从来不哭。有一回脚后跟裂了一个大口子，走路一瘸一拐，王克连看见了，说：“疼不？”王朴说：“不疼。”王克连没说话，晚上从炕上撕了一块破棉絮，给他包上。
涌泉庄的老人们说起王朴家，都摇头：“王克连家，穷得叮当响。”
蔚县话里，“叮当响”就是穷得啥也没有的意思。
穷归穷，王克连不偷不抢，也不求人。他自己闷着头干活，把几个小子拉扯大。王朴随了他爹的性子：话少，骨头硬，再苦不叫苦。
那几年，王朴跟着父亲把蔚县到张家口的路走熟了。从蔚县出发，往东北走，过代王城、西合营、桃花堡，再走宣化，最后到张家口，一百四五十里路。王克连腿瘸，走得慢，一趟要五六天。王朴跟在驴后面，驴尾巴扫在脸上，毛扎扎的。他不躲，就那么跟着走。
有一次走到宣化，天黑了，父子俩在城墙根下过夜。王朴仰头看天，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芝麻。他忽然问：“爹，宣化大还是蔚县大？”
王克连说：“宣化大。”
“张家口呢？”
“张家口更大。”
“最大的地方是哪儿？”
王克连想了想：“北京吧。皇上待的地方。”
王朴没再问。他闭上眼睛，心里想着那个“皇上待的地方”，想着那里的城墙该有多高、城门该有多大、烧饼该有多香。
那一夜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很高的楼上，能看见很远的地方。
王朴十岁那年，家里更穷了。老二王桓、老三王榼也到了能吃饭不能干活的年纪，老四王槐还小。王克连的腿越来越不行，走不了远路，煤也不卖了。家里断了进项，日子紧巴得揭不开锅。
王朴的母亲急得满嘴燎泡。她跟王克连商量：“让老大出去学个手艺吧，在家也是白吃饭。”
王克连闷了半晌，说：“学啥？”
“听说宣化的皮毛厂招学徒，管吃管住。”
王克连没说话。他抽了一袋烟，又抽了一袋。最后说：“行。让老三也去。”
王朴听见了，没吭声。他知道父亲的意思：家里养不起四个小子，能送出去两个就省两张嘴。老三王榼那年才七岁，瘦得跟个猴似的，也要跟着去学手艺。
王朴拉着王榼的手，说：“哥带你。”
王榼仰着脸看他，点了点头。
第二章 宣化学艺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王朴十三岁。
那年初秋，王克连托人把两个儿子送到宣化府的一家皮毛厂。厂子在宣化南门外，是一排低矮的土房围着个大院子。院子里堆满了生皮子，臭味能飘出半里地。王朴捂着鼻子往里走，王榼跟在他后面，一只手攥着他的衣角，另一只手捂着鼻子。
厂主姓刘，四十来岁，满脸横肉，说话瓮声瓮气的。他上下打量了王朴一眼：“多大了？”
“十三。”
“学过手艺没？”
“没有。我能学。”
刘厂主哼了一声：“能学？谁都说自己能学。先干着吧，干不了滚蛋。”
王朴问：“我弟弟呢？”
刘厂主看了一眼王榼：“这屁大点的孩子能干啥？”
“他能干。他啥都能干。”
刘厂主摆摆手：“先留下吧。管吃管住，不给工钱。”
就这么留下了。
宣化的皮毛厂，在那一带很有名。张家口是“皮都”，从蒙古、坝上运来的皮子都在这里集散，加工后再运往天津、北京、上海。宣化离张家口六十里，也是皮毛加工的重镇。光绪初年，宣化有皮毛作坊七百多家，市面繁盛得很。王朴进的这家厂，专做羊皮加工，从生皮到熟皮，从刮铲到裁剪，十几道工序，几十个工人。
王朴被分到老羊行，学铲皮子。
铲皮子是皮毛行当里最苦的活儿。生皮子从牧民手里收来的时候，上面还带着碎肉和油脂，腥臭难闻。要把这些刮干净，才能泡石灰水、泡硝水。铲皮用的是钝刀，不能太快——太快了伤皮；也不能太慢——太慢了刮不干净。力道全在手上，刮一张皮子，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
王朴第一天铲皮子，手就被刀柄磨出了血泡。泡破了，血和汗混在一起，疼得他龇牙咧嘴。他没吭声，用布条缠了缠，接着铲。
刘厂主在旁边看着，冷笑一声：“小子，干不了就滚。”
王朴低着头，不看他，手里的刀一下一下地刮。他站着一动不动，像钉在地上一样。
王榼被分到细皮行，学的是熟皮子。细皮行做的是狐狸皮、黄鼠狼皮、貂皮，料子贵，活儿也轻一些，但工序更细。王榼年纪小，手也小，但捏针稳，缝皮子的时候针脚又密又匀。老师傅们看了都说：“这小的，是个做细活的料。”
兄弟俩在厂里住了下来。管吃管住，就是不管饱。一天两顿饭，早上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晚上是糠面饼子就咸菜。王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饿得夜里睡不着。王榼更瘦，肋骨一根一根的，像搓衣板。
有一回王榼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偷去厨房找吃的，被厨子发现了，一巴掌扇在脸上。王榼捂着脸跑回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掉下来。
王朴问他：“疼不？”
王榼摇摇头。
王朴知道疼。他把自己的半个糠面饼子塞给弟弟，说：“吃。”
王榼接过来，咬了一小口，又把剩下的递回去：“哥，你也吃。”
“我不饿。”
王榼不信，但他没说什么。他把饼子掰成两半，一半塞给哥哥，一半自己吃。兄弟俩就着凉水，把那半个饼子咽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朴的手艺越来越好。铲皮子讲究的是眼力、手力、耐心。皮子薄厚不均，铲的时候要顺着纹路，不能急。王朴的悟性高，刘厂主教了一遍他就记住了。铲出来的皮子干净、均匀、不伤毛。刘厂主看了，难得说了句：“还行。”
从刘厂主嘴里说出“还行”两个字，就算是夸了。
王榼在细皮行也学得快。他手巧，缝皮子的时候针脚密得跟机器似的。老师傅们喜欢他，教他鉴别皮毛——什么皮子好，什么皮子不好，光看不行，得摸、得闻、得烧。羊皮有股膻味，狐皮有股骚味，貂皮的味道最淡。好皮子毛顺、皮板白，次皮子毛糙、皮板发黄。王榼学得认真，一样一样地记。
兄弟俩在厂里干了三年，把各道工序都学了个遍：泡皮子、刮皮子、铲皮子、熟皮子、裁皮子、缝皮子、鉴别皮毛，样样拿得起。
但刘厂主不是善茬儿。
他克扣工钱、打骂学徒是家常便饭。学徒们敢怒不敢言，谁要是顶嘴，轻则不给饭吃，重则赶出厂门。那年月穷人多，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所以学徒们只能忍着。
王朴忍了三年。
他忍的原因很简单：他要学手艺。手艺学到了，走到哪儿都不怕。
第三年冬天，出事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厂里没有炉子，学徒们冻得直哆嗦。刘厂主说：“冻不死就行。”有一回王榼发高烧，烧得说胡话。王朴去找刘厂主讨一碗姜汤，刘厂主正在喝酒，斜了他一眼：“烧什么烧，干活去。干不了就滚。”
王朴站在门口，拳头攥得嘎巴响。他盯着刘厂主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回去，把王榼背起来，用自己的棉袄裹住他，在墙角坐了一夜。第二天王榼的烧退了，王朴的腿冻麻了，半天站不起来。
从头到尾，他没有跪，也没有求。
转过年来，开春以后，刘厂主变本加厉。有一批皮子赶着出货，他逼着学徒们连轴转，三天三夜不让睡觉。有个小徒弟实在撑不住了，打瞌睡的时候把皮子铲坏了。刘厂主抄起皮鞭就抽，抽得那个小徒弟满地打滚。
王朴看不下去了。
他站起来，挡住刘厂主的鞭子：“掌柜的，够了。”
刘厂主一愣，没想到有人敢拦他。“你算什么东西？滚开！”
王朴没动。他看着刘厂主，一字一句地说：“他也是人。”
刘厂主的脸涨得通红：“反了你了！你不想干了？”
“不想干了。”王朴说。
他转过身，对工棚里的学徒们说：“都别干了。这活儿，不干了。”
学徒们愣了一下，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没人说话，但都站到了王朴身后。
刘厂主气得浑身发抖：“你们……你们造反了？”
王朴没理他。他拉着王榼，走出了厂门。
身后跟着十几个学徒。
刘厂主在后面喊：“王朴，你一个穷小子，离开我这里，饿死在外面！”
王朴停住脚步，转过身，看着刘厂主，说：“我王朴不信这个邪！”
那是他第一次说这句话。后来他说了一辈子。
那天晚上，兄弟俩睡在宣化城墙根下。天还没暖和，夜里冻得人直哆嗦。王朴把自己的棉袄盖在王榼身上，自己缩成一团。
“哥，咱去哪儿？”王榼问。
“回蔚县。”
“回去干啥？”
王朴想了想：“再说。”
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回蔚县不是办法——家里穷得叮当响，多回去两张嘴，日子更难过。但他不能待在宣化了。刘厂主在宣化皮毛行里有人，他被赶出来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别的厂也不会要他。
他想起了张家口。
张家口是大地方，商号多、机会多。他有手艺，怕什么？
兄弟俩在宣化待了两天，靠给人打短工挣了几个铜板，然后步行六十里，到了张家口。
那一年，王朴十六岁，王榼十三岁。
第三章 五张羊皮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张家口。
王朴第一次走进大境门的时候，抬头看见了门楣上的四个大字——“大好河山”。那四个字刻在青砖上，又高又大，衬着蓝天白云，格外清楚。他在宣化学了三年手艺，认得几个字了，但“大好河山”四个字，他是在城门洞里就记住了的——小时候跟着父亲卖煤，每次路过都要看一眼。
如今他认得了，觉得这四个字写得真好。
大境门是长城的一道关口，也是张家口的北门。门里门外都是做生意的，卖皮子的、卖茶叶的、卖绸缎的、卖杂货的，南来北往的客商挤挤挨挨。王朴拉着王榼在人流里挤，眼睛不够用了。
张家口在清朝末年已经是中国北方仅次于天津的第二大商埠，年进出口额高达白银一万五千万两。大量的毛皮、茶叶、绸缎从这里运往蒙古、俄罗斯，又从那里运回皮毛、药材、牲畜。街上走着蒙古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说着各种听不懂的话。王朴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吓了一跳——那人金头发蓝眼睛，个子高得像根电线杆子。
他在大境门里头转了两天，看准了一个地方。
大境门边上有条巷子，住的都是穷苦人——赶大车的、扛大包的、在码头上搬货的苦力。巷子口有几间土房，低矮潮湿，但租金便宜。王朴找到房东，一个卖豆腐的老头，姓赵，跟他磨了半天，一个月五个铜板租了两间。
房是小了点——不到十步长、五步宽，地上坑坑洼洼，墙角有老鼠洞。王朴把地铲平了，从外面捡了几块破木板搭了个案子，又在墙上钉了根钉子挂工具。
第一件事是赊皮子。
王朴在大境门里头转了好几家皮货行，都没人肯赊给他。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小子，穿的破破烂烂的，谁信他能做皮货？他走了十几家，有的连门都没让他进，有的看了一眼就摆手，有的说：“你一个讨吃要饭的，还想赊皮子？”
王朴不恼。每次被轰出来，他都挺直腰板走出去，头也不回。
他走到最后一家，掌柜的姓常，四十来岁，圆脸，和气。王朴站在柜台前，把在宣化学了三年手艺的事说了，又说想赊几张羊皮，做了皮衣卖了还钱。
常掌柜看了看他的手。王朴的手伸出来，十个指头粗粗短短的，指缝里有旧疤，指甲盖发黄——是泡皮子泡的。常掌柜在皮货行干了大半辈子，一看这双手就知道是干过活的。
“要几张？”
“五张。”
常掌柜犹豫了很久，最后说：“我看你是个实在人，赌一把。你要是跑了，我认栽。五张羊皮，一个月内还钱。”
王朴把五张羊皮扛回土房里，当天就开了工。
泡皮子需要大缸，他没有。他在墙角挖了一个坑，铺上油布，倒上石灰水，把皮子泡进去。王榼在旁边帮忙，兄弟俩蹲在坑边，一蹲就是半天。石灰水烧手，泡一会儿手指头就发白，疼得像针扎。王朴咬着牙，把手伸进去，一张一张地翻皮子。
刮皮子的时候没有案子，就把皮子铺在地上，趴着刮。钝刀刮在皮子上，发出“嗤嗤”的声响。王朴趴在地上，一刀一刀地刮，胳膊上的青筋暴起来，汗珠子从额头上滴下来，落在皮子上。王榼蹲在旁边，把他刮好的皮子接过去，用清水洗一遍，晾在绳子上。
五张羊皮，刮了两天，熟了两天，又裁了一天，缝了一天。王朴做皮袄，王榼做皮裤。王榼的手艺不比他哥差，缝出来的针脚又密又匀。第一件皮袄做好那天，王朴拿起来看了看，翻过来看毛，翻过去看皮，用手摸了摸接缝，又凑近了闻了闻。
“行。”他说。嘴角翘了一下——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笑。后来他笑的时候不多，但每一次，都有人记得。
王榼也笑了。
皮袄做好了，卖给谁？
王朴不认得几个人。他在张家口认识的人，除了常掌柜，就是巷子口那几个卖苦力的。白天他趴在土房里做活，到了傍晚，他就把做好的皮袄皮裤叠好，用包袱皮一包，夹在胳肢窝底下，出门去卖。
他不去大街上吆喝。他去找那些赶大车的、扛大包的、在码头上搬货的苦力。那些人住在城墙根下的窝棚里，穿得破破烂烂的，冬天冻得直哆嗦。他们买不起好皮袄，但王朴的皮袄便宜——用的不是上等羊皮，做工却扎实，针脚密，毛顺，穿上暖和。
头几天，没人买。
王朴站在窝棚前面，把皮袄打开，让人看。有人说好，有人说贵，有人说不要。他也不急，把皮袄叠好，夹在胳肢窝底下，换一个地方。
第四天，他饿得头晕眼花，差点昏倒。一个赶大车的汉子走过来，看了他一眼，从怀里掏出一个窝头，掰了一半递给他：“小伙子，不容易啊。吃一口。”
王朴接过来，吃了。吃着吃着，眼泪下来了。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人前流泪——不是哭，是眼泪自己掉下来的。他赶紧用袖子擦了，说：“谢谢。”
汉子说：“谢啥。谁还没个难处？”
第五天，那个汉子来买他的皮袄。他摸了摸皮袄的毛，又翻过来看了看皮面，问：“多少钱？”
“六十个铜板。”
“便宜点儿。”
“五十五。”
“成交。”
汉子掏出五十五个铜板，数了两遍，递给王朴。王朴把铜板攥在手心里，手心都出汗了。他走出窝棚，月亮挂在城墙上，白晃晃的。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铜板，一个一个地数，数了三遍。
五十五个铜板。
不多，但这是他在张家口挣的第一笔钱。
回到土房里，王榼还没睡，正趴在案子前缝皮裤。油灯的火苗一晃一晃的，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瘦瘦小小的。
“卖了。”王朴把铜板倒在案子上。
王榼放下针，看着那一堆铜板，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哥，咱能成。”
王朴没回答。他把铜板收好，坐在案子前，拿起刀，接着刮皮子。
第四章 站稳脚跟
从那以后，王朴的皮袄皮裤慢慢有了名声。城墙根下的苦力们口口相传：有个蔚县来的小伙子，做的皮袄结实、暖和、价钱公道。来买的人越来越多，五张羊皮不够卖了。王朴又去找常掌柜，这回赊了十张。
常掌柜说：“上次的五张还没还钱呢。”
“快了。卖了就还。”
常掌柜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说，又赊了十张。
王朴白天做活，晚上卖货，常常干到半夜。王榼陪着他，哥俩一人一盏油灯，一个刮皮子，一个缝皮子。土房里弥漫着皮子的膻味和石灰水的涩味，老鼠在墙角吱吱叫，风从墙缝里灌进来，油灯的火苗被吹得东倒西歪。
有时候王朴抬起头，看见王榼趴在案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捏着针。他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弟弟身上，然后接着干。
三个月以后，王朴还清了常掌柜的账。
常掌柜数着铜板，抬头看了他一眼：“行啊小子，有两下子。”
“常掌柜，再赊我二十张。”
常掌柜笑了：“行。不过这回不是赊了，是进货。你从我这儿拿皮子，做好了卖，卖完了再来拿。我给你个好价钱。”
王朴点了点头。他知道，从赊账到进货，他在张家口算是站住脚了。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王朴从半间土棚子搬到了一间正经的土房，有了案子、大缸、剪刀、刮刀，还有了一辆独轮车。王榼也长高了，十五岁了，手上的活儿比他哥还精细。兄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王朴管进货、刮皮子、裁皮子，王榼管缝制、熨烫、收账。
那年冬天，王朴回了一趟蔚县。
涌泉庄还是老样子——土房土院，树柴为篱。王克连的腿更瘸了，走路要拄棍子。王朴的母亲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老二王桓在村里种地，老四王槐在窑上卖干粮。一家人挤在三间土房里，冬天透风，夏天漏雨。
王朴把攒下的几块大洋递给母亲。她接过来，手指头哆嗦着，眼眶红了。
“你在张家口……过得好不？”
“好。能吃饱。”
王克连坐在炕上，闷了半天，问：“还回来不？”
王朴想了想，说：“回。过年就回来。”
他没说实话。他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不是不回来，是回来了也没用。涌泉庄养不活他，他得在外面闯。闯出来了，才能回来。
临走那天，王朴在村口站了一会儿。涌泉庄的土墙、土房、土路，在冬天的阳光下灰蒙蒙的。他转过身，走了。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王克连站在村口，拄着棍子，远远地看着他。
王朴没再回头。
回到张家口以后，王朴干得更拼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泡皮子，再刮皮子。刮皮子是最苦的活儿，要趴在地上，一刀一刀地铲，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他一口气刮四五张，歇一口气，接着刮。王榼比他晚起半个时辰，起来以后先烧水，把缝皮子的大针在热水里泡一泡——针泡软了不容易断。
兄弟俩配合了几年，已经有了默契。王朴管粗活——进货、泡皮子、刮皮子、裁皮子；王榼管细活——缝制、熨烫、收账、管钱。王朴性子急，大刀阔斧；王榼性子慢，细致周到。两个人正好互补。
王朴的皮袄皮裤在城墙根下有了名气。苦力们口口相传：“蔚县那个王朴，做的皮袄结实，穿三年不跑毛。”来买的人越来越多，从苦力扩展到小商贩、赶脚的、拉骆驼的。王朴的存货常常不够卖，有时候头天晚上做好的，第二天一早就卖光了。
他去找常掌柜，这回要了五十张羊皮。
常掌柜看了他一眼：“五十张？你那个小棚子放得下吗？”
“放得下。我搭了个架子，能摞起来放。”
“行。不过这回不能全赊了——你得付一半的现钱。”
王朴掏出几块大洋，放在柜台上。那是他攒了几个月的，每一块都带着汗味儿。
常掌柜数了数，点了点头，让伙计搬皮子。搬完了，他叫住王朴，说：“你那个棚子太小了，不是长久之计。大境门里头有个铺面要出租，两间房，带个后院，一个月五十个铜板。你想想。”
王朴想了想，说：“我回去看看。”
第二天他去看了一眼。铺面在大境门里头的一条巷子里，离常掌柜的皮货行不远。两间土房，前头可以摆摊，后头住人，后院有个棚子，正好放皮子、做活。王朴一眼就看中了，跟房东谈好了价钱，当月就搬了过去。
搬家那天，王榼站在铺子门口，左看右看，说：“哥，咱也有铺面了。”
王朴没说话，但嘴角翘了一下。
有了铺面，生意更好做了。王朴把做好的皮袄皮裤摆在门口，挂了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王记皮货”。他不识字，牌子是找人写的，但他认得“王”字——那是他爹教他的，说“王”字三横一竖，中间那横最短，是“做人要低头”。
王朴不低头，但他记住了这个字。
那年冬天，张家口特别冷，坝上的雪下了三尺厚。皮袄皮裤卖疯了，王朴兄弟俩日夜赶工，还是供不上。王朴跟常掌柜商量，能不能赊更多的皮子，常掌柜说：“你先把欠的还了再说。”王朴二话没说，把几个月的积蓄全拿出来，还清了所有的账。
常掌柜竖起大拇指：“王朴，你这个人，讲究。”
王朴说：“做生意，讲究的是信用。没信用，啥也干不成。”
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座右铭。
光绪十二年（1886年），王朴十七岁，在张家口站稳了脚跟。
他有了自己的铺面，有了固定的客源，手里也有了几个活钱。但他不满足——他知道，光做苦力的生意，挣不了大钱。他要把生意做到更大的地方去。
有一天，常掌柜跟他说：“王朴，你知道张家口最大的皮货商是谁吗？”
“谁？”
“德国人。有个德国商人叫弗里茨，在张家口收羊皮、羊毛，运到天津出口，一年走几十万张皮子。”
王朴心里一动：“几十万张？”
“几十万张。他的皮子不愁卖，运到天津就上了船，漂洋过海卖到德国去。”
王朴沉默了。他想起自己一次买几十张皮子，已经觉得了不起了。人家一次走几十万张——那是多大的生意！
“他怎么收皮子？”王朴问。
“他有个规矩：只收最好的皮子。毛顺、皮板白、没伤疤。次一点的他不要。”常掌柜看了王朴一眼，“你的手艺好，做的皮子不比他收的差。你为啥不试试给他供货？”
王朴想了想，说：“我一个穷小子，人家能看得上？”
“试试呗。又不少块肉。”
第五章 德商弗里茨
王朴回去以后，琢磨了好几天。他把自己的皮子拿出来，反复看、反复摸。毛顺不顺？皮板白不白？有没有伤疤？他觉得行，但不知道德国人觉得行不行。
他让王榼把最好的一张皮袄拿过来，叠好，包上，第二天去找弗里茨。
弗里茨的商号在大境门外面，是一栋青砖小楼，门口挂着块洋文牌子。王朴站在门口，心里有点打鼓。他这辈子还没跟洋人说过话。他吸了一口气，推门进去。
弗里茨不在，伙计说他在后院验皮子。王朴说：“我等。”他在门口站了半个时辰，弗里茨出来了。
弗里茨四十来岁，高个子，金头发，蓝眼睛，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扎着领带。张家口冬天冷得要命，他穿得那么单薄，居然不哆嗦。他看见王朴，用生硬的中文问：“你找我？”
王朴把皮袄递过去：“您看看。”
弗里茨接过来，翻过来看毛，翻过去看皮，用手指摸了摸接缝，又凑近了闻了闻——王朴注意到，他也闻皮子。一个德国人，跟中国匠人一样，靠鼻子吃饭。
弗里茨看完了，抬起头，说了两个字：“很好。”
王朴的心放下来了。
弗里茨又问：“你自己做的？”
“是。我和我弟弟做的。”
“你学了多久？”
“三年。在宣化。”
弗里茨点了点头。他把皮袄放在柜台上，说：“你以后做的皮子，都送到我这里来。我按最好的价钱收。”
王朴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么顺利。
“真的？”
“真的。但有一个条件：只能是最好的。次品我不要。”
“行。”王朴说。
从那天起，王朴开始为弗里茨供货。
弗里茨是个精明的德国商人，在张家口做了十几年皮货生意。他对皮子的要求极高——毛要顺、皮板要白、不能有伤疤、不能有异味。他收皮子的时候，每张都要亲自验，不合格的当场退回去。
王朴刚开始给他供货的时候，十张里总有一两张被退回来。他不恼，拿回去仔细琢磨，找出毛病在哪儿。有的是铲皮子的时候用力不均，皮板厚薄不一；有的是泡皮子的时候石灰水没洗干净，皮板发黄；有的是缝皮子的时候针脚不够密，露了线头。
他一样一样地改，一样一样地练。王榼也跟着琢磨，把缝制的工艺反复改进。几个月以后，他送去的皮子，十张里只退一两张。一年以后，几乎张张合格。
弗里茨对他刮目相看：“王先生，你的手艺，越来越好。”
王朴说：“做生意，不能糊弄人。糊弄人一次，人家就不信你了。”
弗里茨听了，竖起大拇指：“中国人，讲信用。”
王朴笑了笑，没说什么。
供货给弗里茨以后，王朴的生意上了轨道。他不愁销路了，只管把皮子做好，送到弗里茨的商号，就能拿到钱。他手里的钱越来越多，从几块大洋攒到了几十块、上百块。
光绪十四年（1888年），王朴十九岁，手里有了些积蓄。他回到涌泉庄，把家里的老房子翻修了一遍——屋顶换了新瓦，墙上抹了白灰，院子里铺了石板。王克连坐在炕上，看着新房子，闷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行。”
王朴知道，从父亲嘴里说出一个“行”字，就是最高的夸奖了。
那天晚上，王朴的母亲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老大，你也该成个家了。”
王朴没说话。他知道母亲说的是实话——十九岁了，在村里算大龄了。但他不想这么早成家。他想先把生意做大了再说。
“再等等。”他说。
母亲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王朴回到张家口以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意里。他开始琢磨怎么扩大规模——光靠他和王榼两个人，一天做不了多少活。他需要人手。
他想到了宣化那些学徒们。
当年他带着王榼离开刘厂主的皮毛厂时，后面跟着十几个学徒。那些人有的回了家，有的去了别的厂，有的还在宣化混着。王朴托人带话，说他在张家口做皮货，缺人手，愿意来的管吃管住，给工钱。
没几天，来了三个人。都是当年在刘厂主手下受欺负的学徒，手艺虽然比不上王朴，但都是实打实干过的。王朴把后院收拾出来，搭了几个案子，让他们干活。
生意越做越大，人手越来越多。
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朴在大境门里头租了一个更大的铺面，三间房，带个大院子，能放几百张皮子。他在院子里砌了泡皮池，搭了晾皮架，添了几台缝纫机——那是张家口头一回有人用缝纫机缝皮子。
有人笑他：“王朴，你一个土包子，会用机器吗？”
王朴不吭声，自己琢磨了三天，把缝纫机拆了装、装了拆，弄明白了。然后他教王榼，王榼教女工。缝纫机转起来的时候，针脚又快又密，比手工快了好几倍。那些笑他的人不笑了。
王榼管着缝纫组，带着几个女工，一天能缝几十件皮袄。王朴管着泡皮、刮皮、裁皮，带着几个男工，一天能处理上百张皮子。兄弟俩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那年冬天，王朴去了一趟天津。
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商埠，也是皮货出口的集散地。弗里茨的皮子就是运到天津，再从天津装上轮船，运往德国。王朴想去看看，天津的皮货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坐火车去的——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呜呜”地叫着，冒着白烟，在铁轨上轰隆隆地跑。王朴坐在硬座车厢里，看着窗外的平原、河流、村庄飞速后退，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天津比张家口大得多。码头上的轮船比城墙还高，街上的洋楼比山还高，路上的洋人比中国人还多。王朴站在码头上，看着一艘大轮船缓缓驶出港口，船上的烟囱冒着黑烟，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海平线上。
他想，那艘船上，也许就装着他做的皮子。
从天津回来以后，王朴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了。他要做大事。
他跟王榼说：“咱不能光给德国人供货。咱要自己开商号，把皮子卖到天津、卖到北京、卖到上海。”
王榼吓了一跳：“哥，咱哪有那么多本钱？”
“慢慢攒。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总能攒够。”
王榼看着哥哥的眼睛，知道他是认真的。
第六章 成家立业
光绪十八年（1892年），王朴二十三岁，在张家口皮货行里算是小有名气了。他的皮子质量好、信誉好，弗里茨对他信任有加，常掌柜也跟他成了朋友。他手里攒了两百多块大洋，在大境门里头买了一个小院子，前头做铺面，后头住人，院子里砌了泡皮池、搭了晾皮架，算是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那一年，他回了一趟涌泉庄。
母亲又提起了成家的事。这回她没商量，是通知：“我给你说了一门亲事，邻村的，姑娘姓李，模样好，人能干。你回去看看。”
王朴没回绝。他知道母亲的心思——老大不小了，再不结婚，村里人要说闲话的。
他回去看了。姑娘叫李金花，比他小两岁，圆脸，大眼睛，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她站在院子里晒皮子，动作利索，一点都不扭捏。王朴看了她一眼，心里动了一下。
“行。”他说。
光绪十九年（1893年）春天，王朴在涌泉庄结了婚。
婚礼办得简单——没钱大操大办，请了几桌亲戚，吃了顿饭，就算成了。王克连坐在炕上，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难得地笑了。王朴的母亲忙前忙后，嘴都合不拢。
王朴的新房是翻修过的那间东屋，炕是新盘的，窗户上贴了红喜字。李金花坐在炕沿上，低着头，脸红扑扑的。王朴站在门口，看着她，忽然觉得，这辈子，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婚后，王朴把李金花带到了张家口。
李金花是个能干的姑娘。她很快就适应了张家口的生活，帮着王榼管缝纫组，带着女工们缝皮子。她的手巧，学什么都快，没几个月就能独立做皮袄了。王朴看着她在灯下缝皮子的样子，心里踏实。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王朴的生意越做越大，从给弗里茨供货，到给张家口的几家大商号供货，再到自己往天津发货。他的皮子在天津市场上有了名声，客商们都知道“张家口王朴”的皮子好。
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朴的大儿子出生了。
他给儿子取名叫王振邦。“振邦”——振兴家邦。他希望儿子将来比他强，能把王家的生意做得更大。
孩子出生那天，王朴站在院子里，听见屋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嘴角翘了一下——那是他这辈子第二次笑。他想起他爹王克连——当年他出生的时候，他爹是不是也站在院子里，听着他的哭声，心里想着“王家有后了”？
他想起他爹瘸着腿挑煤的样子，想起他爹在城门洞里把棉袄裹在他身上的样子，想起他爹站在村口拄着棍子远远看他的样子。
他忽然觉得，他这一辈子，不只是在为自己活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王朴的二儿子振国出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儿子振华出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儿子振民出生。四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壮实，王朴的心里踏实了。
王克连在涌泉庄听说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让人捎话给王朴：“好好干，王家有后了。”
王朴听了，眼眶红了。
这些年，他在张家口拼命干，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王家。他要把王家的根扎深、扎牢，让子孙后代不再受穷。
他把四个儿子的名字排在一起：振邦、振国、振华、振民。邦国华民——他希望儿子们长大了，能振兴家邦、报效国家、光耀中华、服务人民。
这是他一个做皮货的商人，能想到的最大的抱负。
第七章 庚子风云
日子过得飞快。王朴在张家口扎下了根，生意一年比一年好。他给弗里茨供货，也往天津发货，手里攒了不少钱。他在大境门里头又买了一个铺面，把两间打通，成了一个大皮货行。他在柜台上挂了一块匾，黑漆金字，写着“王记皮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王朴二十九岁，在张家口的皮货行里已经是数得着的人物了。他的皮子质量好、信誉好，连天津的客商都专程来找他订货。他手里有了几百块大洋的积蓄，在涌泉庄买了二十亩地，算是给王家置了产业。
那年秋天，弗里茨来找他。
弗里茨的中文比几年前好多了，虽然还是带着洋腔洋调，但能说完整的句子了。他说：“王先生，我在张家口做了二十年皮货生意，你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你的皮子质量好，交货准时，从不偷工减料。”
王朴说：“做买卖讲究的是信用。”
弗里茨点了点头，说：“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想跟你合伙。”
王朴愣了一下：“合伙？”
“对。我出钱，你出技术和人手，咱们合伙开一个皮毛厂。名字就叫‘德和隆’——德，是德国，也是道德；和，是和气；隆，是兴隆。”
王朴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弗里茨的意思——德国人看中了他的手艺和信誉，想把他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合伙开厂，对王朴来说是个好机会——他不用自己攒本钱了，可以一步登天。但他也知道，合伙做生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洋人的规矩、洋人的方式，他不一定习惯。
“我回去想想。”他说。
王朴回去以后，跟王榼商量。王榼说：“哥，这是好事啊。咱自己攒钱，得攒到啥时候？有洋人出钱，咱一步就起来了。”
王朴说：“我知道是好事。但我得想清楚，合伙以后，厂子谁说了算。”
“你说了算。”王榼说，“技术是你的，人手是你的，弗里茨只出钱。他不懂做皮子，离了你他玩不转。”
王朴想了想，觉得弟弟说得有道理。他去找弗里茨，说：“行，合伙。”
弗里茨很高兴，当场跟他签了合约。合约是中文和德文两份，王朴看不懂德文，但他信得过弗里茨。合约上写明了：弗里茨出资五千块大洋，王朴出技术和人手，利润五五分成。厂名叫“德和隆”，王朴当掌柜，弗里茨当东家。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德和隆”皮毛厂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挂牌开业。
厂子不大，但比王朴那个铺面大了好几倍。有正经的泡皮池、刮皮案、裁剪台，还有一排缝纫机。王朴从蔚县和宣化招了三十多个工人，有的做老羊行，有的做细皮行，各司其职。王榼管着细皮行和缝纫组，王朴管着老羊行和进货出货。
开张那天，弗里茨来了，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扎着红领带，站在门口跟王朴合影。王朴穿着一身蓝布棉袄，站在德国人旁边，矮了半个头，但腰板挺得直直的。
有人问他：“王掌柜，你跟洋人合伙，不怕被人说闲话？”
王朴说：“洋人也是人。他对你好，你就对他好。他不亏你，你也不亏他。”
蔚县人听说王朴跟洋人合伙开了厂，议论纷纷。有人说王朴有本事，有人说王朴是“吃洋饭的”，有人说王朴早晚要被洋人坑。王朴听见了，不吭声。他知道自己的手艺是宣化学的，第一笔生意是五张羊皮赊来的，跟洋人合伙是人家看得起他。他没跪过，也不会跪。
“德和隆”开张以后，生意好得出奇。弗里茨有洋行渠道，能把皮子卖到天津、上海，甚至出口到德国。王朴有手艺、有人手、有信誉，做出来的皮子质量一流。两个人合伙，如虎添翼。
王朴把宣化学的那套手艺用到了极致。他改良了泡皮子的配方，用石灰水加硝石，泡出来的皮子更白、更软。他改进了刮皮子的刀法，刮得更干净、更均匀。他引进了缝纫机，把缝制效率提高了好几倍。
他的皮子在天津市场上供不应求。天津的皮货商们都知道，“德和隆”的皮子是最好的，价钱也是最贵的。但贵有贵的道理——穿三年不跑毛，皮板不发硬，毛色不褪。买一件顶三件，算下来还便宜。
那年冬天，“德和隆”的利润超过了三千块大洋。王朴分到了一千五百块。
他把钱分成三份：一份寄回蔚县，给王克连养老；一份存起来，准备扩大生意；一份拿回家，交给李金花。
李金花接过钱，数了数，说：“够咱家吃好几年的。”
王朴说：“不光是吃。我要把生意做大。”
李金花看着他，没说话。她知道丈夫的脾气——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永远不满足，永远想往前跑。
第八章 皮窖恩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朴三十一岁。
那年春天，张家口来了义和团。
义和团是从山东、直隶那边传过来的，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烧教堂、杀洋人、拆电线、扒铁路。老百姓跟着起哄，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义和团越闹越大。
王朴不怎么关心外面的事。他每天早起，泡皮子、刮皮子、裁皮子，天黑收了工，在灯下打算盘，一笔一笔地记账。王榼比他关心时局，时不时从街上带回来一些消息：义和团烧了教堂、杀了洋人、朝廷又下了什么旨。王朴听了，不说什么，只是皱皱眉头。
但有一件事，他上了心。
弗里茨有危险。
弗里茨是德国人，在张家口做了二十多年生意，人缘不坏，但义和团不管这些——只要是洋人，就是“洋毛子”，就该杀。王朴听说，张家口已经有好几个洋人被打死了，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砍了头，挂在城门上示众。
他去找弗里茨，让他赶紧走。弗里茨说：“走不了。到处都在抓洋人，一出城就被抓住了。”
王朴想了想，说：“你跟我走。回蔚县。我老家有个皮窖，藏得住人。”
弗里茨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天傍晚，王朴关了铺子，让弗里茨换上中国人的衣裳，扣上一顶破草帽，跟着他出了城。两个人走的是小路，避着人。王朴赶着一辆骡车，车上堆着几捆干草，弗里茨藏在干草底下。
路不好走，又是夜里，骡车颠得厉害。弗里茨蜷在干草底下，一声不吭。王朴赶着骡子，沿着官道往南走。月亮出来了，照在黄土路上，白花花的。路两边是荒滩和矮山，风刮过来，带着土腥味儿。
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蔚县地界。
王朴没进县城。他赶着骡车，绕开大路，走小道，往涌泉庄去。
涌泉庄是他的老家。他爹王克连还住在那里，腿瘸了，走不了路，但人还硬朗。王朴在村子里有十几间房——这些年挣了钱，陆陆续续买了几处宅子，虽然不大，但收拾得齐齐整整。院子后面有一个皮窖，早年间存皮子用的，后来不用了，一直空着。
到了涌泉庄，天已经大亮了。王朴把骡车停在院子门口，先把弗里茨领进屋里，给他弄了碗热水，又找了件自己的衣裳让他换上。弗里茨喝了水，脸色好看了一些，但还是不说话，眼睛里的害怕没散。
王朴说：“你在这儿等着，别出来。”
他去了后院，把皮窖收拾了一下。窖口窄，里面也不大，但藏一个人足够了。他在窖里铺了干草，放了被子和几个干粮，又提了一罐水下去。
然后他把弗里茨领到皮窖口。
弗里茨看了看地窖，又看了看王朴。王朴比划了一下，让他钻进去。弗里茨犹豫了一下，钻了进去。他个子大，蜷在窖里，连腰都直不起来。
王朴把窖口盖上，上面又堆了几捆干草，看不出下面有窖。
接下来一个星期，王朴就住在涌泉庄的老房里。
他白天不出门，在屋里待着，该刮皮子刮皮子，该裁皮子裁皮子——他随身带了些皮子，走到哪儿干到哪儿。王榼留在张家口看铺子，这边就他一个人。
一天三顿饭，他走后院那条路，把饭送到皮窖里。每次去的时候都避着人——涌泉庄不大，街坊邻居都认识，被人看见多一个人吃饭，说不清楚。
弗里茨蜷在地窖里，七天没出来过。
白天王朴下来送饭，他双手合十，冲王朴点点头。王朴不会说德国话，弗里茨的中文也就那么几句，两个人说话全靠比划。但有一回，弗里茨说了句什么，王朴听懂了。
他说：“谢谢。”
第七天晚上，王朴去送饭的时候，发现地窖里没人了。
他愣了一下，四下里看。地窖角落里堆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干粮吃完了，碗筷洗得干干净净。墙上用石头刻了几个字，歪歪扭扭的，王朴不认识。
他站了一会儿，端着碗出来了。
弗里茨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他不知道。
王朴在涌泉庄又待了两天，把皮窖收拾干净，盖好盖子，上面重新堆了干草。然后他赶着骡车，回了张家口。
日子照常过。泡皮子、刮皮子、裁皮子、缝皮子，白天做活，晚上算账。王榼问他这几天去哪儿了，他说回了一趟老家，没多解释。
弗里茨的事，他没跟任何人提过。
后来的事，蔚县人都知道。
那个德国人走了，后来又回来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天，弗里茨回到了张家口。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精神抖擞，跟半年前那个蜷在地窖里的落难洋人判若两人。
他来找王朴，握着他的手，说了很长一段话。王朴听不太懂，但大概意思是：他回了德国，把在张家口的经历告诉了家人和商界的朋友。他说，如果没有王朴，他早就死在义和团手里了。他要报恩。
弗里茨说：“王先生，我要帮你。不是给你钱——给你钱，你会花完。我要帮你把生意做大。”
王朴想了想，问：“怎么帮？”
“建厂。建一个大厂。我出钱，你出技术和人手。咱们把生意扩大，做成张家口最大的皮货厂。”
王朴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能把生意做到天上去的机会。他也知道，弗里茨是真心实意的。这个德国人，在皮窖里蜷了七天，知道是谁救了他的命。
“行。”他说。
涌泉庄的冬天还是老样子——风硬，土黄，家家户户关着门烧炕。但王朴家不一样了。他这几年在张家口挣了钱，往家里寄了不少，王克连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三间土房变成了五间砖瓦房，院子里铺了石板，圈了牲口棚，养了两头牛、三头驴、十几只羊。在涌泉庄，算是殷实人家了。
王朴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王克连坐在炕上，腿肿得老高，但精神还好。王朴的母亲在灶台上忙活，炖了一只鸡，炒了几个菜。老二王桓、老三王榼、老四王槐都在，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
王朴端起酒杯，敬了父亲一杯。王克连喝了一口，脸红红的，难得地笑了。
那天晚上，王朴没有提叫兄弟们去张家口的事。他想让一家人好好过个年。但他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开春以后，就把老二和老四带去张家口。
过完年，王朴要回张家口了。王克连送到村口，拄着棍子，站在风里。王朴回头看了一眼，说：“爹，回去吧。”王克连没动，就那么站着，看着他们走远。
王朴转回头，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他站在村口的那片空地上，站了很久。那片地他早就看好了——在涌泉庄最好的位置，背风，向阳，前面是村路，后面是自家的地。他想，等生意再大一些，他要在那里盖一座楼，青砖的，两层的，楼上挂一块匾，写四个字。
风从北边刮过来，冷飕飕的。他把棉袄裹紧，转身走了。
那块地还空着。
但王朴知道，迟早有一天，那里会立起一座楼。
第一卷完
第二卷 皮都风云（1901-1937）
第十章 广置田产
第十一章 天津风云
宣统二年（1910年），王朴四十一岁。德和隆的生意已经做到了顶峰。张家口的皮厂每年加工羊皮几十万张，产值几十万块大洋。天津、北京、大同、包头的分号都开得红红火火。王朴在蔚县有三千多亩地，在坝上有一万多亩牧场，在张家口有好几处房产。他是蔚县首富，也是张家口皮货行里的头号人物。
但王朴不满足。他把目光投向了天津。
他在天津英租界里租了一个铺面，开了德和隆天津分号。王槐去天津坐镇，负责跟洋行打交道。王槐年轻，脑子活，学东西快，没几个月就学会了用英文跟洋人打招呼。
但天津的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有一回，王槐跟一家英国洋行签了一笔大单子——两万张羊皮，价钱谈好了，定金也付了。可等王朴把皮子运到天津，那家洋行却说行情变了，要压价。王槐急了，跟洋行的经理吵了一架，差点打起来。
王朴赶到天津，找到那家洋行的经理，一个五十多岁的英国人，叫史密斯。史密斯坐在大班台后面，翘着腿，叼着雪茄，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王朴站在他面前，不卑不亢地说：“史密斯先生，咱们签了合同，白纸黑字，您不能反悔。”
史密斯吐了一口烟，说：“王先生，行情变了，我也没办法。你要是不降价，这批皮子我只好不要了。”
王朴盯着他看了半天，慢慢站起来，说：“好，你不要，我卖给别人。”
史密斯愣了一下，没想到王朴这么硬气。他说：“王先生，天津的洋行都听我的。我不收，没人敢收你的皮子。”
王朴笑了，说：“天津没人收，我卖到上海。上海没人收，我卖到广州。中国这么大，还怕没地方卖皮子？”
史密斯的脸白了。他知道王朴说的是实话——德和隆的皮子质量好，不愁卖。他要是压价，王朴真能把皮子卖到别处去。到时候损失的可不是王朴，是他自己。
史密斯站起来，伸出手：“王先生，咱们按合同办。”
王朴握了握他的手，说：“做生意，讲的是信用。没信用，啥也干不成。”
那批皮子按原价成交，王朴赚了一大笔。从此以后，史密斯再也不敢压他的价了。
王朴在天津的名声传开了。洋行里的人都知道了，有个中国商人叫王朴，硬气、讲信用、不好惹。他的皮子质量好、交货准时、从不偷工减料。洋行们争着跟他合作，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第十二章 北京开埠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改元中华民国。
那年王朴四十二岁。他对改朝换代没什么感觉——皇帝换成了大总统，对他的生意没什么影响。皮子还是那些皮子，客户还是那些客户，该做的生意照做。但变化还是有的——民国以后，北京更热闹了，从前是皇城，老百姓进不去，如今城门大开，谁都能进去。
王朴决定去北京开分号。
民国二年（1913年），王朴在前门大街附近租了一个铺面，开了德和隆北京分号。铺面不大，但位置好，在前门大街的繁华地段，人来人往的。
开张那天，没什么人来。北京人不认得他，不认他的牌子。王朴不急，他把最好的皮袄挂在门口，旁边立了一块牌子，写着：“张家口德和隆皮厂精制，三年不跑毛，假一赔十。”
有人来看，摸了摸皮子，问：“真的假的？”
王朴说：“您穿一年，跑一根毛，我赔您十件。”
那人笑了，买了一件。
王朴的皮子在北京慢慢有了名声。北京人讲究，买东西认牌子。“德和隆”三个字，在天津已经有了名气，在北京也开始传开了。第一年，北京分号挣了一千块大洋。第二年，挣了三千块。第三年，挣了五千块。
王朴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他在前门大街买了一栋小楼，把分号搬了过去。小楼是青砖砌的，两层，楼下是铺面，楼上是仓库和办公室。他在二楼给自己留了一间屋子，每次来北京办事的时候住。
站在二楼的窗户前，能看见前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王朴有时候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的热闹，心里想着涌泉庄的土房土院，想着他爹王克连，想着他娘，想着那些穷日子。
他想，要是他爹还活着，看见他在北京前门大街上有了一栋楼，该多高兴。
第十三章 兄弟分家
民国九年（1920年），王朴五十一岁。他的生意已经到了顶峰。德和隆皮厂每年加工羊皮几十万张，产值几十万块大洋。他在张家口、天津、北京、大同、包头都有商号，在蔚县有三千多亩地，在坝上有一万多亩牧场。他是蔚县首富，也是张家口皮货行里的头号人物。
但王朴心里有一件事，一直放不下。
他有四个儿子。老大振邦，老二振国，老三振华，老四振民。老大振邦已经二十多岁了，跟着他在厂里干了几年，脑子聪明，学东西快，但心气高，不太服管。老二振国老实，干活踏实，像他二叔王桓。老三振华脑子活，嘴甜，像他四叔王槐。老四振民还小，才十几岁，在学堂读书。
王朴想把家产分给儿子们，但又怕分了以后，兄弟们不齐心，把生意做散了。
民国十年（1921年），王朴把家产分了。
他把蔚县的三千亩地分成了四份，四个儿子一人一份。他把张家口的皮厂和商号分成了两份——老大振邦管张家口的皮厂，老二振国管张家口的商号。他把天津和北京的分号给了老三振华，把大同和包头的分号给了老四振民。坝上的牧场没分，留作公产，四兄弟共同经营。
分家那天，王朴把儿子们叫到跟前，说：“家分了，但德和隆这块牌子不能倒。你们四个，不管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都不能砸了德和隆的招牌。记住了没有？”
四个儿子齐声说：“记住了。”
王朴又对老三振华说：“你在天津，要好好干。天津是大码头，德和隆的名声在那里，你不能给我丢人。”
振华点了点头。
王朴又对老四振民说：“你在大同、包头，要跟当地的皮贩子搞好关系。那边是皮子的源头，收不到好皮子，厂里就没活干。”
振民说：“爹，你放心。”
王朴看了看四个儿子，说：“行了，去吧。”
儿子们走了以后，王朴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他想起了他爹王克连，想起了涌泉庄，想起了那些穷日子。他爹把四个儿子拉扯大，没留下什么家产，只留下一句话：“王家的根，在涌泉庄。”
如今他把家产分给了四个儿子，他觉得，他没给他爹丢人。
第十四章 包头拓荒
民国十二年（1923年），王朴五十四岁。
那年春天，老四振民从包头回来，跟他爹说了一件大事。振民在包头收皮子的时候，听说河套地区有一大片草原，草好、水好，适合放牧。当地的蒙古王爷想把草原租出去，收租子。振民想租下来，养羊、养牛、养马。
王朴听了，想了想，说：“河套我去过，是好地方。但那里的蒙古人规矩大，你要跟他们打交道，得懂他们的规矩。”
振民说：“爹，我懂。我在包头好几年了，跟蒙古人打过交道。”
王朴看了他一眼，说：“行，你去试试。但记住，跟蒙古人打交道，不能耍心眼。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好。你骗人家一次，人家一辈子不搭理你。”
振民点了点头。
振民去了河套，跟蒙古王爷谈了好几天，最后签了一份租约——租了一万亩草原，租期十年，每年交一千块大洋的租金。振民在草原上盖了房子，建了羊圈、牛圈、马圈，雇了几十个牧民，开始了放牧生涯。
他养的羊是改良过的品种，毛好、肉好，一头能顶普通羊好几头。他的牛是蒙古牛，耐寒、耐粗饲，适合在草原上放养。他的马是蒙古马，个头不大，但耐力好，能跑长途。
振民在河套干得不错。第一年，他养了五千只羊、五百头牛、一百匹马。第二年，羊增加到一万只，牛增加到一千头，马增加到两百匹。第三年，他的牧场成了河套地区最大的牧场之一。
王朴去河套看过一次。他站在草原上，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地、成群的牛羊、蓝天白云下的蒙古包，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他想起了他小时候，在涌泉庄的土房里，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他的儿子会在河套有一万亩草原。
他对振民说：“你干得不错。但记住，地是蒙古人的，咱是租的。要对人家好，不能仗着有钱欺负人。”
振民说：“爹，你放心。我跟蒙古王爷处得好，逢年过节都送礼。人家把我当朋友。”
王朴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德和隆的原料来源更稳了。河套的羊皮、牛皮、马皮，源源不断地运到张家口，加工以后再运往天津出口。德和隆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北方皮货行业里的龙头老大。
第十五章 皮都霸主
民国十五年（1926年），王朴五十七岁。德和隆已经成了张家口最大的皮货商号。他的皮厂每年加工羊皮几十万张，产值几十万块大洋。他在张家口、天津、北京、大同、包头都有商号，在蔚县有三千多亩地，在坝上有一万多亩牧场，在河套有一万亩草原。他是蔚县首富，也是张家口皮货行里的头号人物。
张家口是“皮都”，有几百家皮货商号，但德和隆是最大的一家。王朴的皮子质量好、信誉好，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名气。洋行里的人都叫他“Mr. Wang”，中国商人叫他“王掌柜”，蔚县人叫他“王朴猴”。
“王朴猴”这个外号，在蔚县已经叫了几十年了。不是骂他，是夸他。猴精猴精的，从城门洞里睡出来的穷小子，硬是折腾成了蔚县首富。蔚县人说起他，口气里带着三分佩服、三分亲近，还有四分说不清的东西。
有人说王朴是“皮都霸主”。王朴听了，笑了笑，说：“啥霸主不霸主的，我就是个做皮子的。”
但王朴的生意确实做到了顶峰。他的皮子不光在国内卖，还出口到德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有一回，一个德国商人跟他说：“王先生，您的皮子在德国很有名。德国人冬天穿的大衣，很多都是用您的皮子做的。”
王朴听了，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他想起了弗里茨，想起了那个在皮窖里蜷了七天的德国人。他没想到，二十多年以后，他的皮子会卖到弗里茨的家乡去。
蔚县有句老话，就是那时候开始传开的：“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
这话的意思是：你就算不吃不喝地干，也挣不过王朴。这话有羡慕，有佩服，也有一点点酸。王朴听见了，不说什么，只是笑笑。
他知道，自己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每一块大洋，都沾着他的汗、他的手艺、他的信用。他在宣化学了三年手艺，在张家口睡了几年土房，在大境门里头做了几年苦力，才有了今天。
那年冬天，王朴回了一趟蔚县，在涌泉庄的吉星楼里坐了一个下午。
吉星楼是宣统元年（1909年）盖的。那年他在涌泉庄买了那块空地，请了蔚县最好的工匠，盖了这座青砖小楼。楼不高，两层，但在周围一片平房中，显得鹤立鸡群。楼盖好的那天，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什么话也没说。杨三在旁边问他：“东家，挂个啥字？”他说：“吉星高照。”
蔚县人不明白，一个做皮货生意的，怎么挂了这四个字。王朴不解释。他只是每年腊月二十三，亲自搬了梯子上去，把那块匾擦一遍。擦完了，站在下面看一会儿，然后回屋。
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块匾上写的，不是皮货生意。那是光绪二十六年那个秋天，他在涌泉庄的皮窖里，把一碗一碗饭送下去的时候，心里想的事。
如今他坐在吉星楼的二楼，看着外面的村子。涌泉庄变了——土房变成了砖瓦房，土路变成了石板路，村里有了学堂、有了药铺、有了磨坊。他知道，这些变化里，有他的功劳。
但他也知道，涌泉庄还是那个涌泉庄。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种地的种地，放羊的放羊，过着自己的日子。
他想起他爹王克连说过的话：“王家的根，在涌泉庄。”
他觉得，他爹说得对。
第十六章 暗流涌动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
那年王朴六十二岁。他已经把生意交给了儿子们打理，自己退居二线，在蔚县老家养老。但他闲不住，每天还是在吉星楼里坐一会儿，看看账本，算算收入。
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家口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日本人的势力从东北向华北扩张，张家口离东北不远，风声越来越紧。王朴的儿子们劝他去天津租界住，那里安全。王朴说：“我不去。我是蔚县人，死也要死在蔚县。”
王榼也劝他：“大哥，日本人早晚要打过来。你在蔚县，不安全。”
王朴说：“打过来就打过来。我又没做亏心事，怕啥？”
王榼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长城抗战爆发。张家口成了前线，城里人心惶惶。王朴的儿子们把张家口的皮厂关了，把皮子转移到天津，把工人遣散了。王朴在蔚县老家，每天听着远处的炮声，心里不踏实。
那年秋天，一个陌生人来找王朴。
陌生人三十多岁，穿着一身灰布长衫，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他说他姓刘，是从北平来的，是个记者。他想采访王朴，写一篇关于蔚县皮货商的报道。
王朴不太想见生人，但那人说话客气，他就让进了屋。
刘记者在吉星楼里坐了一个下午，问了王朴很多问题——小时候怎么过的、怎么学的徒、怎么做起家的、怎么跟德国人合作的。王朴一一回答了，有的说得多，有的说得少。说到他爹王克连的时候，他顿了顿，说：“我爹是个苦人。瘸着腿，挑着煤，养活了我们兄弟四个。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他。”
刘记者问：“怎么对不起？”
王朴说：“他活着的时候，我没好好陪过他。等我有了钱，想好好孝敬他，他走了。”
刘记者沉默了。
临走的时候，刘记者跟王朴说：“王先生，您的故事，值得写下来。”
王朴笑了笑，说：“有啥好写的？我就是个做皮子的。”
刘记者走了以后，王朴在吉星楼里坐了很久。他想起他爹，想起他娘，想起涌泉庄的那些穷日子。他觉得，他这辈子，没白活。
但他不知道，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第二卷完
第三卷 家国之间（1937-1940）
第十七章 光复蔚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王朴六十八岁。
卢沟桥的枪声传到蔚县的时候，正是七月半。壸流河两岸的庄稼绿油油的，高粱抽了穗，玉米吐了缨，眼看又是一个好年景。但没人顾得上地里的事了。县城里人心惶惶，街上到处是传言——日本人打过来了，张家口丢了，二十九军撤了。
王朴坐在吉星楼里，听着老四王槐从县城带回来的消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王槐跑了一辈子外，在张家口、天津、北京都有关系，消息比旁人灵通。
“大哥，这回是真不行了。日本人来了几十万，咱们挡不住。”
王朴没说话。他想起三十七年前，义和团闹起来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坐着，听外面的风声。那时候他三十出头，天不怕地不怕，敢把德国人藏在皮窖里。如今他快七十了，腿脚不利索了，眼睛也花了，但他心里那股劲儿，没散。
八月，日本人占了张家口。九月，占了蔚县。
膏药旗插上了蔚县城头。街上多了穿黄呢军装的日本兵，端着刺刀，走来走去。老百姓不敢出门，铺面关了一大半。王朴的皮货行也关了门，德和隆在张家口的厂子被日本人占了，天津、北京的分号也关了。只剩涌泉庄老家的几间铺面还开着，卖点零碎的皮货。
王朴的儿子们劝他去天津租界避难。老大振邦说：“爹，您在蔚县不安全。日本人要是知道您给八路军捐过款……”
王朴打断他：“捐什么款？八路军还没来呢。”
振邦不吭声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八路军还没来，但父亲的心，早就向着那边了。
王朴说：“我不走。我是蔚县人，死也要死在蔚县。”
十月里的一天，王槐从县城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大哥！八路军打过来了！日本人跑了！”
王朴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朝县城的方向望。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枪炮声，但很快又停了。过了一会儿，县城方向响起了鞭炮声，噼里啪啦的，跟过年似的。
涌泉庄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出来，有的笑，有的哭，有的跪在地上磕头。一个老太太跪在村口，对着县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老天爷开眼了，老天爷开眼了……”
王朴站在吉星楼门口，看着这一切，没说话。但他的嘴角翘了一下——那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的几次笑之一。
第二天，一个八路军通讯员骑马来到涌泉庄，找到王朴，说：“王先生，杨成武团长请您明天去县城开会。”
王朴愣了一下：“杨成武？”
“就是我们独立团的团长。他听说您是蔚县首富，在地方上有名望，想请您去商量抗日的事。”
王朴点了点头：“行。”
第三天一早，王朴穿了一件蓝布棉袄——他那件穿了好多年的旧棉袄，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李金花说：“你就穿这个去？人家杨团长请你，你也不换件新的？”
王朴说：“我王朴就这个样，穿啥都一样。”
他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到蔚县城。街上比前几天热闹了，老百姓进进出出的，脸上有了笑容。城墙上的膏药旗被扯下来了，换上了红旗。城门口站着两个八路军哨兵，穿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背着步枪，看见王朴，敬了个礼。
王朴心里动了一下。他在张家口见过那么多兵——清朝的兵、民国的兵、军阀的兵、日本人的兵——没有一个像这样，对他这个糟老头子敬礼的。
会场设在蔚县城里的文庙。王朴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坐了一二百人。有士绅、商人、地主、文化人，也有庄稼汉、手艺人、小贩。最前面摆了几张桌子，铺着白布，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
杨成武站在台阶上，正在跟几个人说话。他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瘦瘦的，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不是皮鞋，是布鞋，鞋头上还磨了个洞。
王朴看了他一眼，心里想：这就是杨成武？怎么跟个庄稼人似的？
有人把王朴引到前排坐下。旁边几个士绅凑过来打招呼：“王掌柜来了。”“王老先生。”“王朴猴来了。”
王朴点点头，坐下，把拐棍靠在椅子边上。
会议开始了。杨成武站在台阶上，对大家拱了拱手，说：“各位父老乡亲，我叫杨成武，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的团长。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件事想跟各位商量。”
他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日本鬼子占了咱们的家园，烧了咱们的房子，杀了咱们的亲人。咱们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打日本鬼子，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安生日子。”
他顿了顿，看了看在座的各位，说：“但是，我们的队伍刚打完仗，缺枪、缺粮、缺衣裳。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有的连鞋都没有。所以，我想请各位父老乡亲帮帮忙——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
话音刚落，院子里安静了。
在座的各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大家都知道，这是要捐钱了。但捐多少？怎么捐？谁先捐？没人开口。
王朴坐在前排，低着头，手里攥着拐棍，也不说话。
杨成武笑了笑，说：“各位不用为难。抗日是大家的事，有多少出多少，不勉强。”
这时候，坐在前排的一个绅士站起来，说：“杨团长，我捐一百块大洋。”
另一个跟着说：“我捐八十。”
“我捐五十。”
“我捐三十。”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数字越说越小。有人开始东张西望，看别人怎么说。蔚县的大户不少，但真正有钱的，也就那么几家。王朴是头一份。
杨成武站在台阶上，脸上始终带着笑，没说话。
这时候，王朴站了起来。
他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到台阶前面。所有人都看着他。他是蔚县首富，大家都知道他有的是钱，但谁也不知道他会捐多少。
王朴站在杨成武面前，伸出五个手指头。
有人说：“五百？”
王朴摇摇头。
“五千？”
王朴还是摇摇头。
他看了杨成武一眼，说：“五万。”
院子里一下子炸了锅。五万大洋！在座的各位加在一起也捐不了这么多！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瞪大了眼睛看着王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杨成武也愣了一下，说：“王老先生，您说的是五万？”
王朴点了点头，说：“五万大洋。暂时先捐这些，不够再说。”
他顿了顿，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王朴年纪大了，不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上前线打仗，但我可以捐钱、捐物。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王朴豁出去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站起来，有人抹眼泪，有人喊“好”。那几个刚才捐了几十、一百的士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有人又站起来，把数字往上加。
“我捐一千！”
“我捐八百！”
“我捐五百！”
杨成武站在台阶上，看着这一切，眼眶红了。他走下台阶，走到王朴面前，握住他的手，说：“王老先生，我代表独立团全体将士，谢谢您！”
王朴摆了摆手，说：“谢啥？我是中国人。我小时候跟着娘讨吃要饭，是蔚县人给了我一口饭吃。我发家了，不能忘了本。如今国家有难，我不能看着不管。”
杨成武紧紧握着他的手，说：“王老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会后，杨成武把王朴留下来，单独说了几句话。
“王老先生，我听说您在蔚县有三千多亩地？”
王朴说：“有。不过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查封了一部分，剩下的也不多了。”
杨成武说：“我想请您帮个忙。”
“什么忙？”
“我们的队伍需要粮食。您能不能帮忙筹一些粮食？”
王朴想了想，说：“行。我让老四去办。蔚县的乡亲们，只要我说一声，都会帮忙。”
杨成武又问：“王老先生，您愿不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会？”
王朴问：“抗日救国会是干啥的？”
“就是组织老百姓支援抗日的。您德高望重，要是能参加，对大家是个鼓舞。”
王朴说：“行。我参加。”
杨成武笑了，说：“王老先生，您是个好人。”
王朴说：“我不是好人，我就是个做皮子的。但我懂得一个理——做人，不亏人。”
杨成武看着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王槐去县城取钱。五万大洋，装了好几箱子，用骡车运到独立团团部。杨成武亲自出来接，握着王槐的手说：“替我给王老先生带个好。”
王槐回来以后，跟王朴说：“大哥，杨团长说，您这五万大洋，够给战士们买一万件棉衣的。”
王朴点了点头，没说话。
过了几天，杨成武又派人来，说想请王朴去给战士们讲几句话。王朴说：“我一个做皮子的，会讲啥？”
来人说：“杨团长说了，您不用讲大道理，就说您为啥要捐钱就行。”
王朴想了想，去了。
他站在几百个八路军战士面前，穿着一件蓝布棉袄，拄着拐棍，看着那些年轻的脸。有的比他儿子还小，有的脸上还有伤疤，有的脚上连鞋都没有。
王朴说：“我是王朴，蔚县涌泉庄的。我是个做皮子的，不会讲话。”
他顿了顿，说：“我小时候，跟着娘讨吃要饭。后来跟着我爹卖煤，在城门洞里睡觉。再后来，我去宣化学手艺，在张家口做皮货。我挣了点钱，在蔚县买了点地，盖了座楼。”
他看着那些战士，说：“日本鬼子来了，我的楼还在，地还在，但我不敢住了。为啥？因为我不想当亡国奴。”
他的声音大了起来：“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在前线打鬼子，我在后面给你们送粮送钱。我不图别的，就图你们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让我能安安心心住在我的楼里，让我儿子、孙子能过上好日子。”
战士们鼓起掌来。掌声响了很久，在蔚县城的上空回荡。
杨成武站在旁边，看着王朴，眼睛亮亮的。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蔚县王朴，年近古稀，捐五万银元支援抗日。其人其行，令人感佩。”
第十八章 侯敬斋
王朴捐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蔚县。老百姓说：“王朴猴就是王朴猴，关键时刻不含糊。”
但也有人不高兴。
侯敬斋就是其中一个。
侯敬斋比王朴大几岁，也是蔚县人。早年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跟王朴是同行，也是竞争对手。两个人斗了半辈子，侯敬斋一直不服王朴。后来王朴的生意越做越大，侯敬斋的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回了蔚县，靠着几间铺面和几百亩地过日子。
侯敬斋这个人，精明，会算计，嘴上也甜。但骨子里，他跟王朴不是一路人。王朴讲的是“信”和“义”，侯敬斋讲的是“利”和“势”。谁对他有利，他就跟谁；谁势大，他就靠谁。
日本人占了蔚县以后，侯敬斋的心思活了。
他觉得，这是个机会。日本人要维持地方秩序，需要当地有名望的人出来办事。他侯敬斋在蔚县也算一号人物，虽然比不上王朴，但也不是无名小卒。要是能搭上日本人这条线，说不定能东山再起。
王朴捐款给八路军的事，侯敬斋听说了，心里又酸又气。他在家里拍桌子：“他王朴有几个脑袋？得罪了日本人，他吃不了兜着走！等着瞧吧！”
他的老婆劝他：“你别管人家的事。王朴是王朴，你是你。”
侯敬斋说：“我不服。我侯敬斋哪里比他差了？凭什么他王朴是蔚县首富，我侯敬斋就得吃他的剩饭？”
没过多久，八路军独立团奉命转移，离开了蔚县。日本人的大部队又打了回来，重新占领了蔚县。
侯敬斋第一个跑到日本人那里告密。
“太君，王朴给八路军捐了五万大洋！”他点头哈腰地说，两只手搓来搓去，脸上堆着笑。
日本军官听了，脸色一变：“五万？”
“是是是，五万。全蔚县都知道。”侯敬斋凑上前去，压低声音，“太君，这个王朴，在蔚县有钱有势，要是不收拾他，以后还会给皇军添麻烦。”
日本军官看了他一眼，说：“你跟他有仇？”
侯敬斋吓了一跳，连忙摆手：“没有没有，我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力。”
日本军官没再说什么，摆了摆手，让他走了。
第十九章 不跪
过了几天，日本军官带着翻译，来到涌泉庄，找王朴。
王朴坐在吉星楼里，没出来迎接。日本军官走进去，看见一个老头子坐在太师椅上，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端着烟袋，慢悠悠地抽烟。
翻译说：“王先生，太君听说您给八路军捐了钱？”
王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翻译又说：“太君说了，只要您以后跟皇军合作，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王朴把烟袋在桌腿上磕了磕，说：“合作？怎么合作？”
翻译说：“太君请您出来当维持会会长。”
王朴说：“我老了，干不了。”
日本军官笑了笑，说：“王先生，您是蔚县有名望的人，皇军需要您这样的人出来维持地方秩序。”
王朴说：“我王朴穷过、富过，就是没跪过。让我当汉奸，门儿都没有。”
日本军官的笑容收了。他站起来，说：“王先生，您再考虑考虑。过几天我再来。”
日本军官走了以后，王朴的儿子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爹，日本人得罪不起啊。”“爹，要不您先答应着，拖着再说。”“爹，您要是不答应，日本人会报复的。”
王朴摆了摆手，说：“别说了。我王朴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临老让我当汉奸，门儿都没有！”
过了几天，日本军官又来了。这回不是请，是逼。他把王朴的二儿子振国抓了去，关在蔚县城的宪兵队里，打了三天。振国被打得皮开肉绽，放回来的时候，人都快不行了。
王朴看着儿子的伤，手抖得厉害。他没说话，坐在炕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李金花在旁边哭：“老头子，你就答应了吧。不能看着儿子死啊。”
王朴把烟袋往桌上一摔：“答应？答应就是当汉奸！我王朴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临老让我当汉奸，门儿都没有！”
李金花不敢再劝了。
过了几天，日本军官又来了。这回他不笑了，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他站在王朴面前，说：“王先生，皇军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出来当维持会会长，你的儿子平安无事。不出来，后果自负。”
王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我还是那句话：干不了。”
日本军官的脸涨得通红，手按在军刀上，像是要拔刀。王朴看着他，一动不动。
翻译在旁边打圆场：“王先生，您再考虑考虑。太君请您吃饭，在县城最好的馆子里，您去了再说。”
王朴想了想，说：“行，我去。”
第二天，王朴去了蔚县城。
他穿了一件蓝布棉袄，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进那家馆子。馆子里摆了一桌子菜，鸡鸭鱼肉，满满当当的。日本军官坐在主位上，旁边坐着几个日本人和翻译。王朴被让到客位上，坐下了。
吃到一半，日本军官举起酒杯，说：“王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皇军对您很器重，希望您能出来为皇军效力。”
王朴没举杯。他把筷子放下，把酒杯端起来，往地上一摔。
“啪”的一声，酒杯碎了一地。
王朴站起来，指着日本军官的鼻子，说：“我王朴穷过、富过，就是没跪过！”
那声音大得，隔壁的人都听见了。
日本军官的脸白了，又红了，又白了。他的手按在军刀上，浑身发抖。翻译在旁边吓得不敢说话。
王朴转过身，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出了馆子。背是弯的，但骨头是直的。
后来蔚县人说起这件事，都说王朴那天是站着走出那个馆子的。有人问他：“你不怕日本人杀你？”王朴说：“怕啥？我活了快七十了，够本了。”
日本人没杀王朴。不是不想杀，是不敢杀。王朴在蔚县的名望太大了，杀了他，会激起民愤。但他们没有放过他。他们把王朴在张家口的皮厂没收了，把他在蔚县的三千多亩地查封了，把他在坝上的牧场占了。王朴的家产，一夜之间，几乎全没了。
王朴的儿子们急了：“爹，咱的家产全没了！”
王朴坐在炕上，抽着烟袋，慢悠悠地说：“没了就没了。人活着就行。”
第二十章 散尽家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天，王朴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儿子们叫到跟前，说：“我要把剩下的家产散了。”
儿子们吃了一惊：“爹，咱的家产已经被日本人抢了不少了，剩下的不能再散了。”
王朴说：“正因为日本人抢了，我才要散。剩下的这些地、这些房子，留在手里，也是日本人的。不如散了，给乡亲们分一分。”
儿子们沉默了。他们知道父亲的脾气——说了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
王朴把蔚县剩下的三千多亩地分给了涌泉庄的乡亲们。一家几亩，按人头分。他跟村里的老人们在吉星楼里开了个会，说：“这些地，我租给你们种了几十年了。如今日本人来了，我要走了。地留给你们，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人们听了，有的哭了，有的跪下了。王朴把他们扶起来，说：“别跪。我王朴受不起。这些地，本来就是蔚县的。我只是替你们管了几年。现在，还给你们。”
有人问：“王掌柜，您把地都分了，您以后怎么办？”
王朴笑了笑，说：“我有手艺，走到哪儿都能活。”
王朴把张家口剩下的几处房产卖了，把钱分给了工人和伙计。他在张家口的皮厂被日本人没收了，工人没了活干。王朴给每个工人发了一笔遣散费，让他们回家去。
一个老工人拉着王朴的手，说：“王掌柜，您对我们太好了。”
王朴说：“你们跟着我干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亏了你们。”
王朴把德和隆皮厂的股份转让给了弗里茨的儿子。弗里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回了德国，后来没再回来。他的儿子在天津开了一家洋行，跟王朴一直有生意往来。王朴把股份转让给他，算是给德和隆找了个归宿。
一切安排妥当以后，王朴对儿子们说：“走吧。离开蔚县。”
儿子们问：“去哪儿？”
“去天津。租界里安全。”
王朴走的那天，是个下雨天。深秋的雨，不大，但冷，打在脸上凉飕飕的。王朴拄着拐棍，站在吉星楼前面，抬头看着那块匾。
匾上的字被雨水打湿了，黑漆亮亮的，像是新的一样。
“吉星高照”四个字，他看了二十多年了。每年腊月二十三，他亲自搬了梯子上去擦一遍。如今他要走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人擦。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街两边的老百姓都出来了，站在雨里看着他。没有人说话，只有雨声。王朴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走，背是弯的，但步子稳。
他走出涌泉庄，上了去往县城的官道。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涌泉庄在雨中模模糊糊的，土墙、土房、土路，跟他小时候没什么两样。吉星楼立在村子中间，青砖灰瓦，像一个人站在那里，目送他走。
王朴转回头，继续走。
从此再也没回来。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岁月
王朴到了天津，在英租界里租了一间小房子，跟老伴儿李金花过着清苦的日子。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腿肿得走不了路，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背了。但他每天还是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天空，想涌泉庄，想吉星楼，想那块匾。
李金花陪着他，给他做饭、熬药、擦身子。两个人在小房子里相依为命，日子虽然清苦，但心里踏实。
王朴的儿子们来看他，说：“爹，您跟我们住吧。我们那儿宽敞。”
王朴说：“不去。我跟你妈住在这儿挺好。”
儿子们知道父亲的脾气，不敢再劝。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天，王朴的身体更差了。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李金花守在床边，寸步不离。王朴拉着她的手，说：“老伴儿，这辈子，苦了你了。”
李金花的眼泪下来了：“说啥呢。跟你过日子，我不苦。”
王朴笑了笑，说：“我这辈子，值了。”
李金花擦了擦眼泪，说：“你值了，我也值了。”
王朴把儿子们叫到床前。四个儿子都来了，跪在床前，哭成一团。王朴看着他们，说：“别哭。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的。”
大儿子振邦说：“爹，您放心。”
王朴说：“做人，不亏人。”
四个儿子齐声说：“记住了。”
王朴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初九，王朴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一岁。
王朴去世的消息传到蔚县，涌泉庄的乡亲们自发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老人们在吉星楼前摆上香案，烧纸钱，磕头。有人说：“王朴是个好人。”有人说：“王朴是个能人。”有人说：“王朴是个硬骨头。”
蔚县人把王朴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他们说，王朴小时候在城门洞里睡觉，后来成了蔚县首富。他们说，王朴跟德国人合伙开厂，把皮子卖到了外国。他们说，王朴在日本人面前摔了酒杯，说“我王朴穷过、富过，就是没跪过”。他们说，王朴为八路军捐了五万大洋，杨成武将军亲自握着他的手说谢谢。
他们还说，王朴临走的时候，把地分给了乡亲们，一分钱都没要。
蔚县有句老话：“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这话传了一百多年了，还在传。
尾声 吉星楼
楼还在。
楼是青砖砌的，两层，在蔚县县城最热闹的那条街上。说是最热闹，其实也冷清了好些年了。年轻人往外走，街上走动的多半是老人和孩子。但楼还在，就立在那儿，像个不肯走的老人。
楼不高，但在周围一片平房中，显得鹤立鸡群。二楼的檐下，挂着一块匾，黑漆金字，写着“吉星高照”四个字。年头久了，漆皮剥落了些，风吹日晒的，边角都起了毛，但字还是清清楚楚的。路过的老人偶尔会抬头看一眼，嘴里嘟囔一句什么，然后低头走自己的路。
楼是王朴盖的。
那是宣统元年的事了。那一年，他在蔚县涌泉庄盖了这座楼。楼盖好的那天，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什么话也没说。杨三在旁边问他：“东家，挂个啥字？”他说：“吉星高照。”
蔚县人不明白，一个做皮货生意的，怎么挂了这四个字。王朴不解释。他只是每年腊月二十三，亲自搬了梯子上去，把那块匾擦一遍。擦完了，站在下面看一会儿，然后回屋。
可蔚县人不叫他王朴，叫他“王朴猴”。
不是骂他，是夸他。猴精猴精的，从城门洞里睡出来的穷小子，硬是折腾成了蔚县首富。蔚县人说起他，口气里带着三分佩服、三分亲近，还有四分说不清的东西。有人说是怕，有人说是敬，有人说都不是，是“服”——服一个人从泥里爬出来，服一个人富了没忘本，服一个人到了最后，骨头还是硬的。
楼还在。盖楼的人，已经走了快一百年了。
解放后，吉星楼做过供销社的仓库，后来供销社也没了，就空着。有一阵子，有人想在楼里开饭馆，又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动。就这么空着，空了好些年。
直到前几年，王朴的后人回来了。
那是个秋天，满街的槐树叶子黄了。来了一男一女，五十多岁的样子，说是从北京来的。他们在楼前站了很久，像当年王朴那样。然后他们去找了县里的人，说要修一修这座楼。
蔚县人不明白：楼都空了多少年了，修它干啥？
他们说：“这是祖辈留下的，不能倒了。”
修楼的时候，匠人们从二楼的梁上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锈得厉害。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写着几行字，是王朴的笔迹。蔚县有几个老人认得王朴的字，歪歪扭扭的，不好看，但一笔一画都认真。
纸上写着：“人活一世，不亏人。”
就这七个字。
后来楼修好了，不空着了。王朴的后人在楼里摆了书架，放了书，说是要让乡亲们来看。蔚县人觉得新鲜，没事就去坐坐。孩子们放了学也去，趴在桌子上写作业。老人们去了，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
有人问：“这楼到底叫啥？”
门口挂了块新牌子，写着“王朴故居”。
可蔚县人还是叫它吉星楼。
叫了一百多年了，改不过来。
那天我在楼里坐着，看一个老人领着孙子进来。孩子五六岁，满楼跑，摸摸这儿，摸摸那儿。老人不急不慢地跟在后面，嘴里念叨着：“慢点儿，慢点儿，别碰着。”
孩子跑到二楼，趴在窗户上往外看。老人跟上来，站在他身后，也往外看。
孩子问：“爷爷，这是谁家的楼？”
老人说：“王朴家的。”
“王朴是谁？”
老人想了想，说：“一个蔚县人。”
“他干啥的？”
“做皮货的。”
“做皮货的咋这么有钱？”
老人笑了，说：“因为他是蔚县猴呗。”
孩子不懂，又问：“啥是蔚县猴？”
老人没回答。他往外看，街对面有人在晒太阳，有孩子在追着跑，有老人在下棋。秋天的阳光照在青砖墙上，暖洋洋的。
老人说：“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孩子还是不懂，但他不问了。他趴在窗户上，看着外面的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远处的山。
那座楼就立在那儿，安安静静的。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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