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吉星高照
作者:心如大海

第二章 宣化学艺
第三章 五张羊皮
第四章 站稳脚跟
第五章 德商弗里茨
第六章 成家立业
第七章 庚子风云
第八章 皮窖恩义
第二卷 皮都风云(1901-1937)
第九章 四兄弟
第十章 广置田产
第十一章 天津风云
第十二章 北京开埠
第十三章 兄弟分家
第十四章 包头拓荒
第十五章 皮都霸主
第十六章 暗流涌动
第三卷 家国之间(1937-1940)
第十七章 光复蔚县
第十八章 侯敬斋
第十九章 不跪
第二十章 散尽家产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岁月
尾声 吉星楼
序
蔚州这个地方,是有来头的。
壶流河从山西广灵流过来,弯弯曲曲地穿过蔚州大地,两岸是平展展的庄稼地,远处是山——南山、北山、东山、西山,把蔚州围在中间,像一个盆底。城中心的鼓楼是明朝建的,旁边的南安寺塔是北魏年间的,风吹日晒了一千多年,还是那个样子。河水流了多少年,蔚州城就立了多少年。
蔚州人不光种地,还做买卖。从明清时候起,蔚州的商人就走南闯北,做皮毛、做布匹、做粮油。张家口是“皮都”,蔚州人占了半条街;包头是“水旱码头”,蔚州人开了半城铺子。蔚州人做生意,讲究的是“信”和“义”——不欺客,不诈人,一口唾沫一个钉。蔚州人有句话:“人活一世,不亏人。”这话说了一百多年了,还在说。
河水流了一千年,从来没断过;蔚州人也一样,穷了富了,苦了甜了,从来没趴下过。
涌泉庄,壶流河北岸的一个小村子。王家生了王朴。王朴家穷,他爹是个瘸子,靠驮煤卖过日子。王朴小时候先跟着母亲讨吃要饭,稍大一点才跟着父亲挑煤,在城门洞里睡觉,啃糠面饼子,喝稀得照见人影的粥。王朴,就是这样的蔚州人。

他从城门洞里睡出来的穷小子,后来成了张家口最大的皮货商。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故事,要从壶流河边说起。
第一卷 涌泉庄(1869-1900)
第一章 城门洞里长大的孩子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蔚州涌泉庄。
王朴出生那天,他爹王克连正在院子里劈柴。接生婆从屋里探出头来喊了一声:“是个小子!”王克连手里的斧头顿了一下,没说话,接着劈。
不是不高兴,是不大会表达高兴。王克连这个人,蔚县话叫“闷葫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但他给这个长子取了个名字:王朴。朴素的朴,朴实的朴。庄稼人取名,不求好听,求个踏实。
涌泉庄在蔚县城北,十几里路。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都是土房土院,穷的富的差不了多少。王克连家里穷,但不是最穷的。他有几亩薄地,租给别人种,收点租子。他自己驮煤卖,从蔚县驮到张家口,一趟五六天,挣几个辛苦钱。
王朴会走路就开始跟着母亲去窑上卖干粮。那时候他太小,挑不动煤,就跟着娘。娘挎着篮子,里面装着窝头、饼子、咸菜,在窑上卖给那些挖煤的汉子。王朴跟在后面,手里也挎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几个窝头。有人买,他就踮起脚尖递过去。那些人看他个子小,有时候多给一两个铜板,他不要,说:“娘说了,该多少是多少。”那些汉子就笑:“这小子,有骨气。”
再大一点,他就跟着父亲卖煤。王克连腿不好,有一只瘸的,走不了远路,就让长子挑着扁担跟在后面。王朴那时候才七八岁,个子矮,扁担钩子要挽起来一截,煤筐才不拖地。挑着走十几里到县城,肩膀压得通红,他不叫苦。王克连也不夸,只说:“走。”
涌泉庄到蔚县城,十几里路。王朴常常天不亮就起来,跟着父亲挑煤进城。有时候到得早,城门还没开,父子俩就坐在城门洞里等。城门洞是砖砌的,拱形,又高又深。冬天风从门洞里灌进来,冷得像刀子。王克连把棉袄脱下来,裹在儿子身上,自己蹲在墙根抽烟。王朴缩在棉袄里,闻着烟草味和煤灰味,迷迷糊糊地睡。
那几年,王朴记住了县城的样子。城墙是土夯的,有些地方塌了,也没人修。街上有几家铺子,卖布的、卖杂货的、卖烧饼的。王朴最喜欢看的是卖烧饼的——面团在案板上摔得啪啪响,贴进炉子里,一会儿就鼓起来,焦黄焦黄的,香味能飘半条街。
他咽着口水问:“爹,烧饼啥味儿的?”
王克连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两个铜板,递给他。
王朴愣着没接。他知道两个铜板能买一斤多煤,能挣好几十文。
“拿着。”王克连说。
王朴接过铜板,跑到烧饼摊前,买了一个烧饼。热乎乎的,咬一口,外酥里软,咸香咸香的。他吃了两口,把剩下的递给父亲。王克连接过来,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把剩下的又递回去。
“你吃。”
王朴后来一辈子都记得那个烧饼的味道。
王朴母亲在县城一家帽铺做饭,挣几个钱补贴家用。家里四个小子,老大王朴、老二王桓、老三王榼、老四王槐,张嘴都要吃饭。王克连一个人驮煤,日子紧巴得叮当响。王朴八九岁就开始帮着干活,挑煤、喂驴、扫院子。他最怕的是冬天——脚上没鞋,光脚踩在冻地上,脚后跟裂开口子,走路一瘸一拐的。
但不管多苦,王朴从来不哭。有一回脚后跟裂了一个大口子,走路一瘸一拐,王克连看见了,说:“疼不?”王朴说:“不疼。”王克连没说话,晚上从炕上撕了一块破棉絮,给他包上。
涌泉庄的老人们说起王朴家,都摇头:“王克连家,穷得叮当响。”
蔚县话里,“叮当响”就是穷得啥也没有的意思。
穷归穷,王克连不偷不抢,也不求人。他自己闷着头干活,把几个小子拉扯大。王朴随了他爹的性子:话少,骨头硬,再苦不叫苦。
那几年,王朴跟着父亲把蔚县到张家口的路走熟了。从蔚县出发,往东北走,过代王城、西合营、桃花堡,再走宣化,最后到张家口,一百四五十里路。王克连腿瘸,走得慢,一趟要五六天。王朴跟在驴后面,驴尾巴扫在脸上,毛扎扎的。他不躲,就那么跟着走。
有一次走到宣化,天黑了,父子俩在城墙根下过夜。王朴仰头看天,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芝麻。他忽然问:“爹,宣化大还是蔚县大?”
王克连说:“宣化大。”
“张家口呢?”
“张家口更大。”
“最大的地方是哪儿?”
王克连想了想:“北京吧。皇上待的地方。”
王朴没再问。他闭上眼睛,心里想着那个“皇上待的地方”,想着那里的城墙该有多高、城门该有多大、烧饼该有多香。
那一夜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很高的楼上,能看见很远的地方。
王朴十岁那年,家里更穷了。老二王桓、老三王榼也到了能吃饭不能干活的年纪,老四王槐还小。王克连的腿越来越不行,走不了远路,煤也不卖了。家里断了进项,日子紧巴得揭不开锅。
王朴的母亲急得满嘴燎泡。她跟王克连商量:“让老大出去学个手艺吧,在家也是白吃饭。”
王克连闷了半晌,说:“学啥?”
“听说宣化的皮毛厂招学徒,管吃管住。”
王克连没说话。他抽了一袋烟,又抽了一袋。最后说:“行。让老三也去。”
王朴听见了,没吭声。他知道父亲的意思:家里养不起四个小子,能送出去两个就省两张嘴。老三王榼那年才七岁,瘦得跟个猴似的,也要跟着去学手艺。
王朴拉着王榼的手,说:“哥带你。”
王榼仰着脸看他,点了点头。
第二章 宣化学艺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王朴十三岁。
那年初秋,王克连托人把两个儿子送到宣化府的一家皮毛厂。厂子在宣化南门外,是一排低矮的土房围着个大院子。院子里堆满了生皮子,臭味能飘出半里地。王朴捂着鼻子往里走,王榼跟在他后面,一只手攥着他的衣角,另一只手捂着鼻子。
厂主姓刘,四十来岁,满脸横肉,说话瓮声瓮气的。他上下打量了王朴一眼:“多大了?”
“十三。”
“学过手艺没?”
“没有。我能学。”
刘厂主哼了一声:“能学?谁都说自己能学。先干着吧,干不了滚蛋。”
王朴问:“我弟弟呢?”
刘厂主看了一眼王榼:“这屁大点的孩子能干啥?”
“他能干。他啥都能干。”
刘厂主摆摆手:“先留下吧。管吃管住,不给工钱。”
就这么留下了。
宣化的皮毛厂,在那一带很有名。张家口是“皮都”,从蒙古、坝上运来的皮子都在这里集散,加工后再运往天津、北京、上海。宣化离张家口六十里,也是皮毛加工的重镇。光绪初年,宣化有皮毛作坊七百多家,市面繁盛得很。王朴进的这家厂,专做羊皮加工,从生皮到熟皮,从刮铲到裁剪,十几道工序,几十个工人。
王朴被分到老羊行,学铲皮子。
铲皮子是皮毛行当里最苦的活儿。生皮子从牧民手里收来的时候,上面还带着碎肉和油脂,腥臭难闻。要把这些刮干净,才能泡石灰水、泡硝水。铲皮用的是钝刀,不能太快——太快了伤皮;也不能太慢——太慢了刮不干净。力道全在手上,刮一张皮子,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
王朴第一天铲皮子,手就被刀柄磨出了血泡。泡破了,血和汗混在一起,疼得他龇牙咧嘴。他没吭声,用布条缠了缠,接着铲。
刘厂主在旁边看着,冷笑一声:“小子,干不了就滚。”
王朴低着头,不看他,手里的刀一下一下地刮。他站着一动不动,像钉在地上一样。
王榼被分到细皮行,学的是熟皮子。细皮行做的是狐狸皮、黄鼠狼皮、貂皮,料子贵,活儿也轻一些,但工序更细。王榼年纪小,手也小,但捏针稳,缝皮子的时候针脚又密又匀。老师傅们看了都说:“这小的,是个做细活的料。”
兄弟俩在厂里住了下来。管吃管住,就是不管饱。一天两顿饭,早上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晚上是糠面饼子就咸菜。王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饿得夜里睡不着。王榼更瘦,肋骨一根一根的,像搓衣板。
有一回王榼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偷去厨房找吃的,被厨子发现了,一巴掌扇在脸上。王榼捂着脸跑回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掉下来。
王朴问他:“疼不?”
王榼摇摇头。
王朴知道疼。他把自己的半个糠面饼子塞给弟弟,说:“吃。”
王榼接过来,咬了一小口,又把剩下的递回去:“哥,你也吃。”
“我不饿。”
王榼不信,但他没说什么。他把饼子掰成两半,一半塞给哥哥,一半自己吃。兄弟俩就着凉水,把那半个饼子咽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朴的手艺越来越好。铲皮子讲究的是眼力、手力、耐心。皮子薄厚不均,铲的时候要顺着纹路,不能急。王朴的悟性高,刘厂主教了一遍他就记住了。铲出来的皮子干净、均匀、不伤毛。刘厂主看了,难得说了句:“还行。”
从刘厂主嘴里说出“还行”两个字,就算是夸了。
王榼在细皮行也学得快。他手巧,缝皮子的时候针脚密得跟机器似的。老师傅们喜欢他,教他鉴别皮毛——什么皮子好,什么皮子不好,光看不行,得摸、得闻、得烧。羊皮有股膻味,狐皮有股骚味,貂皮的味道最淡。好皮子毛顺、皮板白,次皮子毛糙、皮板发黄。王榼学得认真,一样一样地记。
兄弟俩在厂里干了三年,把各道工序都学了个遍:泡皮子、刮皮子、铲皮子、熟皮子、裁皮子、缝皮子、鉴别皮毛,样样拿得起。
但刘厂主不是善茬儿。
他克扣工钱、打骂学徒是家常便饭。学徒们敢怒不敢言,谁要是顶嘴,轻则不给饭吃,重则赶出厂门。那年月穷人多,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所以学徒们只能忍着。
王朴忍了三年。
他忍的原因很简单:他要学手艺。手艺学到了,走到哪儿都不怕。
第三年冬天,出事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厂里没有炉子,学徒们冻得直哆嗦。刘厂主说:“冻不死就行。”有一回王榼发高烧,烧得说胡话。王朴去找刘厂主讨一碗姜汤,刘厂主正在喝酒,斜了他一眼:“烧什么烧,干活去。干不了就滚。”
王朴站在门口,拳头攥得嘎巴响。他盯着刘厂主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回去,把王榼背起来,用自己的棉袄裹住他,在墙角坐了一夜。第二天王榼的烧退了,王朴的腿冻麻了,半天站不起来。
从头到尾,他没有跪,也没有求。
转过年来,开春以后,刘厂主变本加厉。有一批皮子赶着出货,他逼着学徒们连轴转,三天三夜不让睡觉。有个小徒弟实在撑不住了,打瞌睡的时候把皮子铲坏了。刘厂主抄起皮鞭就抽,抽得那个小徒弟满地打滚。
王朴看不下去了。
他站起来,挡住刘厂主的鞭子:“掌柜的,够了。”
刘厂主一愣,没想到有人敢拦他。“你算什么东西?滚开!”
王朴没动。他看着刘厂主,一字一句地说:“他也是人。”
刘厂主的脸涨得通红:“反了你了!你不想干了?”
“不想干了。”王朴说。
他转过身,对工棚里的学徒们说:“都别干了。这活儿,不干了。”
学徒们愣了一下,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没人说话,但都站到了王朴身后。
刘厂主气得浑身发抖:“你们……你们造反了?”
王朴没理他。他拉着王榼,走出了厂门。
身后跟着十几个学徒。
刘厂主在后面喊:“王朴,你一个穷小子,离开我这里,饿死在外面!”
王朴停住脚步,转过身,看着刘厂主,说:“我王朴不信这个邪!”
那是他第一次说这句话。后来他说了一辈子。
那天晚上,兄弟俩睡在宣化城墙根下。天还没暖和,夜里冻得人直哆嗦。王朴把自己的棉袄盖在王榼身上,自己缩成一团。
“哥,咱去哪儿?”王榼问。
“回蔚县。”
“回去干啥?”
王朴想了想:“再说。”
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回蔚县不是办法——家里穷得叮当响,多回去两张嘴,日子更难过。但他不能待在宣化了。刘厂主在宣化皮毛行里有人,他被赶出来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别的厂也不会要他。
他想起了张家口。
张家口是大地方,商号多、机会多。他有手艺,怕什么?
兄弟俩在宣化待了两天,靠给人打短工挣了几个铜板,然后步行六十里,到了张家口。
那一年,王朴十六岁,王榼十三岁。
第三章 五张羊皮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张家口。
王朴第一次走进大境门的时候,抬头看见了门楣上的四个大字——“大好河山”。那四个字刻在青砖上,又高又大,衬着蓝天白云,格外清楚。他在宣化学了三年手艺,认得几个字了,但“大好河山”四个字,他是在城门洞里就记住了的——小时候跟着父亲卖煤,每次路过都要看一眼。
如今他认得了,觉得这四个字写得真好。
大境门是长城的一道关口,也是张家口的北门。门里门外都是做生意的,卖皮子的、卖茶叶的、卖绸缎的、卖杂货的,南来北往的客商挤挤挨挨。王朴拉着王榼在人流里挤,眼睛不够用了。
张家口在清朝末年已经是中国北方仅次于天津的第二大商埠,年进出口额高达白银一万五千万两。大量的毛皮、茶叶、绸缎从这里运往蒙古、俄罗斯,又从那里运回皮毛、药材、牲畜。街上走着蒙古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说着各种听不懂的话。王朴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吓了一跳——那人金头发蓝眼睛,个子高得像根电线杆子。
他在大境门里头转了两天,看准了一个地方。
大境门边上有条巷子,住的都是穷苦人——赶大车的、扛大包的、在码头上搬货的苦力。巷子口有几间土房,低矮潮湿,但租金便宜。王朴找到房东,一个卖豆腐的老头,姓赵,跟他磨了半天,一个月五个铜板租了两间。
房是小了点——不到十步长、五步宽,地上坑坑洼洼,墙角有老鼠洞。王朴把地铲平了,从外面捡了几块破木板搭了个案子,又在墙上钉了根钉子挂工具。
第一件事是赊皮子。
王朴在大境门里头转了好几家皮货行,都没人肯赊给他。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小子,穿的破破烂烂的,谁信他能做皮货?他走了十几家,有的连门都没让他进,有的看了一眼就摆手,有的说:“你一个讨吃要饭的,还想赊皮子?”
王朴不恼。每次被轰出来,他都挺直腰板走出去,头也不回。
他走到最后一家,掌柜的姓常,四十来岁,圆脸,和气。王朴站在柜台前,把在宣化学了三年手艺的事说了,又说想赊几张羊皮,做了皮衣卖了还钱。
常掌柜看了看他的手。王朴的手伸出来,十个指头粗粗短短的,指缝里有旧疤,指甲盖发黄——是泡皮子泡的。常掌柜在皮货行干了大半辈子,一看这双手就知道是干过活的。
“要几张?”
“五张。”
常掌柜犹豫了很久,最后说:“我看你是个实在人,赌一把。你要是跑了,我认栽。五张羊皮,一个月内还钱。”
王朴把五张羊皮扛回土房里,当天就开了工。
泡皮子需要大缸,他没有。他在墙角挖了一个坑,铺上油布,倒上石灰水,把皮子泡进去。王榼在旁边帮忙,兄弟俩蹲在坑边,一蹲就是半天。石灰水烧手,泡一会儿手指头就发白,疼得像针扎。王朴咬着牙,把手伸进去,一张一张地翻皮子。
刮皮子的时候没有案子,就把皮子铺在地上,趴着刮。钝刀刮在皮子上,发出“嗤嗤”的声响。王朴趴在地上,一刀一刀地刮,胳膊上的青筋暴起来,汗珠子从额头上滴下来,落在皮子上。王榼蹲在旁边,把他刮好的皮子接过去,用清水洗一遍,晾在绳子上。
五张羊皮,刮了两天,熟了两天,又裁了一天,缝了一天。王朴做皮袄,王榼做皮裤。王榼的手艺不比他哥差,缝出来的针脚又密又匀。第一件皮袄做好那天,王朴拿起来看了看,翻过来看毛,翻过去看皮,用手摸了摸接缝,又凑近了闻了闻。
“行。”他说。嘴角翘了一下——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笑。后来他笑的时候不多,但每一次,都有人记得。
王榼也笑了。
皮袄做好了,卖给谁?
王朴不认得几个人。他在张家口认识的人,除了常掌柜,就是巷子口那几个卖苦力的。白天他趴在土房里做活,到了傍晚,他就把做好的皮袄皮裤叠好,用包袱皮一包,夹在胳肢窝底下,出门去卖。
他不去大街上吆喝。他去找那些赶大车的、扛大包的、在码头上搬货的苦力。那些人住在城墙根下的窝棚里,穿得破破烂烂的,冬天冻得直哆嗦。他们买不起好皮袄,但王朴的皮袄便宜——用的不是上等羊皮,做工却扎实,针脚密,毛顺,穿上暖和。
头几天,没人买。
王朴站在窝棚前面,把皮袄打开,让人看。有人说好,有人说贵,有人说不要。他也不急,把皮袄叠好,夹在胳肢窝底下,换一个地方。
第四天,他饿得头晕眼花,差点昏倒。一个赶大车的汉子走过来,看了他一眼,从怀里掏出一个窝头,掰了一半递给他:“小伙子,不容易啊。吃一口。”
王朴接过来,吃了。吃着吃着,眼泪下来了。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人前流泪——不是哭,是眼泪自己掉下来的。他赶紧用袖子擦了,说:“谢谢。”
汉子说:“谢啥。谁还没个难处?”
第五天,那个汉子来买他的皮袄。他摸了摸皮袄的毛,又翻过来看了看皮面,问:“多少钱?”
“六十个铜板。”
“便宜点儿。”
“五十五。”
“成交。”
汉子掏出五十五个铜板,数了两遍,递给王朴。王朴把铜板攥在手心里,手心都出汗了。他走出窝棚,月亮挂在城墙上,白晃晃的。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铜板,一个一个地数,数了三遍。
五十五个铜板。
不多,但这是他在张家口挣的第一笔钱。
回到土房里,王榼还没睡,正趴在案子前缝皮裤。油灯的火苗一晃一晃的,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瘦瘦小小的。
“卖了。”王朴把铜板倒在案子上。
王榼放下针,看着那一堆铜板,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哥,咱能成。”
王朴没回答。他把铜板收好,坐在案子前,拿起刀,接着刮皮子。
第四章 站稳脚跟
从那以后,王朴的皮袄皮裤慢慢有了名声。城墙根下的苦力们口口相传:有个蔚县来的小伙子,做的皮袄结实、暖和、价钱公道。来买的人越来越多,五张羊皮不够卖了。王朴又去找常掌柜,这回赊了十张。
常掌柜说:“上次的五张还没还钱呢。”
“快了。卖了就还。”
常掌柜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说,又赊了十张。
王朴白天做活,晚上卖货,常常干到半夜。王榼陪着他,哥俩一人一盏油灯,一个刮皮子,一个缝皮子。土房里弥漫着皮子的膻味和石灰水的涩味,老鼠在墙角吱吱叫,风从墙缝里灌进来,油灯的火苗被吹得东倒西歪。
有时候王朴抬起头,看见王榼趴在案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捏着针。他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弟弟身上,然后接着干。
三个月以后,王朴还清了常掌柜的账。
常掌柜数着铜板,抬头看了他一眼:“行啊小子,有两下子。”
“常掌柜,再赊我二十张。”
常掌柜笑了:“行。不过这回不是赊了,是进货。你从我这儿拿皮子,做好了卖,卖完了再来拿。我给你个好价钱。”
王朴点了点头。他知道,从赊账到进货,他在张家口算是站住脚了。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王朴从半间土棚子搬到了一间正经的土房,有了案子、大缸、剪刀、刮刀,还有了一辆独轮车。王榼也长高了,十五岁了,手上的活儿比他哥还精细。兄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王朴管进货、刮皮子、裁皮子,王榼管缝制、熨烫、收账。
那年冬天,王朴回了一趟蔚县。
涌泉庄还是老样子——土房土院,树柴为篱。王克连的腿更瘸了,走路要拄棍子。王朴的母亲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老二王桓在村里种地,老四王槐在窑上卖干粮。一家人挤在三间土房里,冬天透风,夏天漏雨。
王朴把攒下的几块大洋递给母亲。她接过来,手指头哆嗦着,眼眶红了。
“你在张家口……过得好不?”
“好。能吃饱。”
王克连坐在炕上,闷了半天,问:“还回来不?”
王朴想了想,说:“回。过年就回来。”
他没说实话。他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不是不回来,是回来了也没用。涌泉庄养不活他,他得在外面闯。闯出来了,才能回来。
临走那天,王朴在村口站了一会儿。涌泉庄的土墙、土房、土路,在冬天的阳光下灰蒙蒙的。他转过身,走了。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王克连站在村口,拄着棍子,远远地看着他。
王朴没再回头。
回到张家口以后,王朴干得更拼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泡皮子,再刮皮子。刮皮子是最苦的活儿,要趴在地上,一刀一刀地铲,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他一口气刮四五张,歇一口气,接着刮。王榼比他晚起半个时辰,起来以后先烧水,把缝皮子的大针在热水里泡一泡——针泡软了不容易断。
兄弟俩配合了几年,已经有了默契。王朴管粗活——进货、泡皮子、刮皮子、裁皮子;王榼管细活——缝制、熨烫、收账、管钱。王朴性子急,大刀阔斧;王榼性子慢,细致周到。两个人正好互补。
王朴的皮袄皮裤在城墙根下有了名气。苦力们口口相传:“蔚县那个王朴,做的皮袄结实,穿三年不跑毛。”来买的人越来越多,从苦力扩展到小商贩、赶脚的、拉骆驼的。王朴的存货常常不够卖,有时候头天晚上做好的,第二天一早就卖光了。
他去找常掌柜,这回要了五十张羊皮。
常掌柜看了他一眼:“五十张?你那个小棚子放得下吗?”
“放得下。我搭了个架子,能摞起来放。”
“行。不过这回不能全赊了——你得付一半的现钱。”
王朴掏出几块大洋,放在柜台上。那是他攒了几个月的,每一块都带着汗味儿。
常掌柜数了数,点了点头,让伙计搬皮子。搬完了,他叫住王朴,说:“你那个棚子太小了,不是长久之计。大境门里头有个铺面要出租,两间房,带个后院,一个月五十个铜板。你想想。”
王朴想了想,说:“我回去看看。”
第二天他去看了一眼。铺面在大境门里头的一条巷子里,离常掌柜的皮货行不远。两间土房,前头可以摆摊,后头住人,后院有个棚子,正好放皮子、做活。王朴一眼就看中了,跟房东谈好了价钱,当月就搬了过去。
搬家那天,王榼站在铺子门口,左看右看,说:“哥,咱也有铺面了。”
王朴没说话,但嘴角翘了一下。
有了铺面,生意更好做了。王朴把做好的皮袄皮裤摆在门口,挂了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王记皮货”。他不识字,牌子是找人写的,但他认得“王”字——那是他爹教他的,说“王”字三横一竖,中间那横最短,是“做人要低头”。
王朴不低头,但他记住了这个字。
那年冬天,张家口特别冷,坝上的雪下了三尺厚。皮袄皮裤卖疯了,王朴兄弟俩日夜赶工,还是供不上。王朴跟常掌柜商量,能不能赊更多的皮子,常掌柜说:“你先把欠的还了再说。”王朴二话没说,把几个月的积蓄全拿出来,还清了所有的账。
常掌柜竖起大拇指:“王朴,你这个人,讲究。”
王朴说:“做生意,讲究的是信用。没信用,啥也干不成。”
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座右铭。
光绪十二年(1886年),王朴十七岁,在张家口站稳了脚跟。
他有了自己的铺面,有了固定的客源,手里也有了几个活钱。但他不满足——他知道,光做苦力的生意,挣不了大钱。他要把生意做到更大的地方去。
有一天,常掌柜跟他说:“王朴,你知道张家口最大的皮货商是谁吗?”
“谁?”
“德国人。有个德国商人叫弗里茨,在张家口收羊皮、羊毛,运到天津出口,一年走几十万张皮子。”
王朴心里一动:“几十万张?”
“几十万张。他的皮子不愁卖,运到天津就上了船,漂洋过海卖到德国去。”
王朴沉默了。他想起自己一次买几十张皮子,已经觉得了不起了。人家一次走几十万张——那是多大的生意!
“他怎么收皮子?”王朴问。
“他有个规矩:只收最好的皮子。毛顺、皮板白、没伤疤。次一点的他不要。”常掌柜看了王朴一眼,“你的手艺好,做的皮子不比他收的差。你为啥不试试给他供货?”
王朴想了想,说:“我一个穷小子,人家能看得上?”
“试试呗。又不少块肉。”
第五章 德商弗里茨
王朴回去以后,琢磨了好几天。他把自己的皮子拿出来,反复看、反复摸。毛顺不顺?皮板白不白?有没有伤疤?他觉得行,但不知道德国人觉得行不行。
他让王榼把最好的一张皮袄拿过来,叠好,包上,第二天去找弗里茨。
弗里茨的商号在大境门外面,是一栋青砖小楼,门口挂着块洋文牌子。王朴站在门口,心里有点打鼓。他这辈子还没跟洋人说过话。他吸了一口气,推门进去。
弗里茨不在,伙计说他在后院验皮子。王朴说:“我等。”他在门口站了半个时辰,弗里茨出来了。
弗里茨四十来岁,高个子,金头发,蓝眼睛,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扎着领带。张家口冬天冷得要命,他穿得那么单薄,居然不哆嗦。他看见王朴,用生硬的中文问:“你找我?”
王朴把皮袄递过去:“您看看。”
弗里茨接过来,翻过来看毛,翻过去看皮,用手指摸了摸接缝,又凑近了闻了闻——王朴注意到,他也闻皮子。一个德国人,跟中国匠人一样,靠鼻子吃饭。
弗里茨看完了,抬起头,说了两个字:“很好。”
王朴的心放下来了。
弗里茨又问:“你自己做的?”
“是。我和我弟弟做的。”
“你学了多久?”
“三年。在宣化。”
弗里茨点了点头。他把皮袄放在柜台上,说:“你以后做的皮子,都送到我这里来。我按最好的价钱收。”
王朴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么顺利。
“真的?”
“真的。但有一个条件:只能是最好的。次品我不要。”
“行。”王朴说。
从那天起,王朴开始为弗里茨供货。
弗里茨是个精明的德国商人,在张家口做了十几年皮货生意。他对皮子的要求极高——毛要顺、皮板要白、不能有伤疤、不能有异味。他收皮子的时候,每张都要亲自验,不合格的当场退回去。
王朴刚开始给他供货的时候,十张里总有一两张被退回来。他不恼,拿回去仔细琢磨,找出毛病在哪儿。有的是铲皮子的时候用力不均,皮板厚薄不一;有的是泡皮子的时候石灰水没洗干净,皮板发黄;有的是缝皮子的时候针脚不够密,露了线头。
他一样一样地改,一样一样地练。王榼也跟着琢磨,把缝制的工艺反复改进。几个月以后,他送去的皮子,十张里只退一两张。一年以后,几乎张张合格。
弗里茨对他刮目相看:“王先生,你的手艺,越来越好。”
王朴说:“做生意,不能糊弄人。糊弄人一次,人家就不信你了。”
弗里茨听了,竖起大拇指:“中国人,讲信用。”
王朴笑了笑,没说什么。
供货给弗里茨以后,王朴的生意上了轨道。他不愁销路了,只管把皮子做好,送到弗里茨的商号,就能拿到钱。他手里的钱越来越多,从几块大洋攒到了几十块、上百块。
光绪十四年(1888年),王朴十九岁,手里有了些积蓄。他回到涌泉庄,把家里的老房子翻修了一遍——屋顶换了新瓦,墙上抹了白灰,院子里铺了石板。王克连坐在炕上,看着新房子,闷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行。”
王朴知道,从父亲嘴里说出一个“行”字,就是最高的夸奖了。
那天晚上,王朴的母亲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老大,你也该成个家了。”
王朴没说话。他知道母亲说的是实话——十九岁了,在村里算大龄了。但他不想这么早成家。他想先把生意做大了再说。
“再等等。”他说。
母亲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王朴回到张家口以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意里。他开始琢磨怎么扩大规模——光靠他和王榼两个人,一天做不了多少活。他需要人手。
他想到了宣化那些学徒们。
当年他带着王榼离开刘厂主的皮毛厂时,后面跟着十几个学徒。那些人有的回了家,有的去了别的厂,有的还在宣化混着。王朴托人带话,说他在张家口做皮货,缺人手,愿意来的管吃管住,给工钱。
没几天,来了三个人。都是当年在刘厂主手下受欺负的学徒,手艺虽然比不上王朴,但都是实打实干过的。王朴把后院收拾出来,搭了几个案子,让他们干活。
生意越做越大,人手越来越多。
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朴在大境门里头租了一个更大的铺面,三间房,带个大院子,能放几百张皮子。他在院子里砌了泡皮池,搭了晾皮架,添了几台缝纫机——那是张家口头一回有人用缝纫机缝皮子。
有人笑他:“王朴,你一个土包子,会用机器吗?”
王朴不吭声,自己琢磨了三天,把缝纫机拆了装、装了拆,弄明白了。然后他教王榼,王榼教女工。缝纫机转起来的时候,针脚又快又密,比手工快了好几倍。那些笑他的人不笑了。
王榼管着缝纫组,带着几个女工,一天能缝几十件皮袄。王朴管着泡皮、刮皮、裁皮,带着几个男工,一天能处理上百张皮子。兄弟俩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那年冬天,王朴去了一趟天津。
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商埠,也是皮货出口的集散地。弗里茨的皮子就是运到天津,再从天津装上轮船,运往德国。王朴想去看看,天津的皮货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坐火车去的——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呜呜”地叫着,冒着白烟,在铁轨上轰隆隆地跑。王朴坐在硬座车厢里,看着窗外的平原、河流、村庄飞速后退,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天津比张家口大得多。码头上的轮船比城墙还高,街上的洋楼比山还高,路上的洋人比中国人还多。王朴站在码头上,看着一艘大轮船缓缓驶出港口,船上的烟囱冒着黑烟,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海平线上。
他想,那艘船上,也许就装着他做的皮子。
从天津回来以后,王朴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了。他要做大事。
他跟王榼说:“咱不能光给德国人供货。咱要自己开商号,把皮子卖到天津、卖到北京、卖到上海。”
王榼吓了一跳:“哥,咱哪有那么多本钱?”
“慢慢攒。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总能攒够。”
王榼看着哥哥的眼睛,知道他是认真的。
第六章 成家立业
光绪十八年(1892年),王朴二十三岁,在张家口皮货行里算是小有名气了。他的皮子质量好、信誉好,弗里茨对他信任有加,常掌柜也跟他成了朋友。他手里攒了两百多块大洋,在大境门里头买了一个小院子,前头做铺面,后头住人,院子里砌了泡皮池、搭了晾皮架,算是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那一年,他回了一趟涌泉庄。
母亲又提起了成家的事。这回她没商量,是通知:“我给你说了一门亲事,邻村的,姑娘姓李,模样好,人能干。你回去看看。”
王朴没回绝。他知道母亲的心思——老大不小了,再不结婚,村里人要说闲话的。
他回去看了。姑娘叫李金花,比他小两岁,圆脸,大眼睛,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她站在院子里晒皮子,动作利索,一点都不扭捏。王朴看了她一眼,心里动了一下。
“行。”他说。
光绪十九年(1893年)春天,王朴在涌泉庄结了婚。
婚礼办得简单——没钱大操大办,请了几桌亲戚,吃了顿饭,就算成了。王克连坐在炕上,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难得地笑了。王朴的母亲忙前忙后,嘴都合不拢。
王朴的新房是翻修过的那间东屋,炕是新盘的,窗户上贴了红喜字。李金花坐在炕沿上,低着头,脸红扑扑的。王朴站在门口,看着她,忽然觉得,这辈子,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婚后,王朴把李金花带到了张家口。
李金花是个能干的姑娘。她很快就适应了张家口的生活,帮着王榼管缝纫组,带着女工们缝皮子。她的手巧,学什么都快,没几个月就能独立做皮袄了。王朴看着她在灯下缝皮子的样子,心里踏实。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王朴的生意越做越大,从给弗里茨供货,到给张家口的几家大商号供货,再到自己往天津发货。他的皮子在天津市场上有了名声,客商们都知道“张家口王朴”的皮子好。
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朴的大儿子出生了。
他给儿子取名叫王振邦。“振邦”——振兴家邦。他希望儿子将来比他强,能把王家的生意做得更大。
孩子出生那天,王朴站在院子里,听见屋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嘴角翘了一下——那是他这辈子第二次笑。他想起他爹王克连——当年他出生的时候,他爹是不是也站在院子里,听着他的哭声,心里想着“王家有后了”?
他想起他爹瘸着腿挑煤的样子,想起他爹在城门洞里把棉袄裹在他身上的样子,想起他爹站在村口拄着棍子远远看他的样子。
他忽然觉得,他这一辈子,不只是在为自己活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王朴的二儿子振国出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儿子振华出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儿子振民出生。四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壮实,王朴的心里踏实了。
王克连在涌泉庄听说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让人捎话给王朴:“好好干,王家有后了。”
王朴听了,眼眶红了。
这些年,他在张家口拼命干,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王家。他要把王家的根扎深、扎牢,让子孙后代不再受穷。
他把四个儿子的名字排在一起:振邦、振国、振华、振民。邦国华民——他希望儿子们长大了,能振兴家邦、报效国家、光耀中华、服务人民。
这是他一个做皮货的商人,能想到的最大的抱负。
第七章 庚子风云
日子过得飞快。王朴在张家口扎下了根,生意一年比一年好。他给弗里茨供货,也往天津发货,手里攒了不少钱。他在大境门里头又买了一个铺面,把两间打通,成了一个大皮货行。他在柜台上挂了一块匾,黑漆金字,写着“王记皮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王朴二十九岁,在张家口的皮货行里已经是数得着的人物了。他的皮子质量好、信誉好,连天津的客商都专程来找他订货。他手里有了几百块大洋的积蓄,在涌泉庄买了二十亩地,算是给王家置了产业。
那年秋天,弗里茨来找他。
弗里茨的中文比几年前好多了,虽然还是带着洋腔洋调,但能说完整的句子了。他说:“王先生,我在张家口做了二十年皮货生意,你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你的皮子质量好,交货准时,从不偷工减料。”
王朴说:“做买卖讲究的是信用。”
弗里茨点了点头,说:“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想跟你合伙。”
王朴愣了一下:“合伙?”
“对。我出钱,你出技术和人手,咱们合伙开一个皮毛厂。名字就叫‘德和隆’——德,是德国,也是道德;和,是和气;隆,是兴隆。”
王朴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弗里茨的意思——德国人看中了他的手艺和信誉,想把他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合伙开厂,对王朴来说是个好机会——他不用自己攒本钱了,可以一步登天。但他也知道,合伙做生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洋人的规矩、洋人的方式,他不一定习惯。
“我回去想想。”他说。
王朴回去以后,跟王榼商量。王榼说:“哥,这是好事啊。咱自己攒钱,得攒到啥时候?有洋人出钱,咱一步就起来了。”
王朴说:“我知道是好事。但我得想清楚,合伙以后,厂子谁说了算。”
“你说了算。”王榼说,“技术是你的,人手是你的,弗里茨只出钱。他不懂做皮子,离了你他玩不转。”
王朴想了想,觉得弟弟说得有道理。他去找弗里茨,说:“行,合伙。”
弗里茨很高兴,当场跟他签了合约。合约是中文和德文两份,王朴看不懂德文,但他信得过弗里茨。合约上写明了:弗里茨出资五千块大洋,王朴出技术和人手,利润五五分成。厂名叫“德和隆”,王朴当掌柜,弗里茨当东家。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德和隆”皮毛厂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挂牌开业。
厂子不大,但比王朴那个铺面大了好几倍。有正经的泡皮池、刮皮案、裁剪台,还有一排缝纫机。王朴从蔚县和宣化招了三十多个工人,有的做老羊行,有的做细皮行,各司其职。王榼管着细皮行和缝纫组,王朴管着老羊行和进货出货。
开张那天,弗里茨来了,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扎着红领带,站在门口跟王朴合影。王朴穿着一身蓝布棉袄,站在德国人旁边,矮了半个头,但腰板挺得直直的。
有人问他:“王掌柜,你跟洋人合伙,不怕被人说闲话?”
王朴说:“洋人也是人。他对你好,你就对他好。他不亏你,你也不亏他。”
蔚县人听说王朴跟洋人合伙开了厂,议论纷纷。有人说王朴有本事,有人说王朴是“吃洋饭的”,有人说王朴早晚要被洋人坑。王朴听见了,不吭声。他知道自己的手艺是宣化学的,第一笔生意是五张羊皮赊来的,跟洋人合伙是人家看得起他。他没跪过,也不会跪。
“德和隆”开张以后,生意好得出奇。弗里茨有洋行渠道,能把皮子卖到天津、上海,甚至出口到德国。王朴有手艺、有人手、有信誉,做出来的皮子质量一流。两个人合伙,如虎添翼。
王朴把宣化学的那套手艺用到了极致。他改良了泡皮子的配方,用石灰水加硝石,泡出来的皮子更白、更软。他改进了刮皮子的刀法,刮得更干净、更均匀。他引进了缝纫机,把缝制效率提高了好几倍。
他的皮子在天津市场上供不应求。天津的皮货商们都知道,“德和隆”的皮子是最好的,价钱也是最贵的。但贵有贵的道理——穿三年不跑毛,皮板不发硬,毛色不褪。买一件顶三件,算下来还便宜。
那年冬天,“德和隆”的利润超过了三千块大洋。王朴分到了一千五百块。
他把钱分成三份:一份寄回蔚县,给王克连养老;一份存起来,准备扩大生意;一份拿回家,交给李金花。
李金花接过钱,数了数,说:“够咱家吃好几年的。”
王朴说:“不光是吃。我要把生意做大。”
李金花看着他,没说话。她知道丈夫的脾气——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永远不满足,永远想往前跑。
第八章 皮窖恩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朴三十一岁。
那年春天,张家口来了义和团。
义和团是从山东、直隶那边传过来的,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烧教堂、杀洋人、拆电线、扒铁路。老百姓跟着起哄,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义和团越闹越大。
王朴不怎么关心外面的事。他每天早起,泡皮子、刮皮子、裁皮子,天黑收了工,在灯下打算盘,一笔一笔地记账。王榼比他关心时局,时不时从街上带回来一些消息:义和团烧了教堂、杀了洋人、朝廷又下了什么旨。王朴听了,不说什么,只是皱皱眉头。
但有一件事,他上了心。
弗里茨有危险。
弗里茨是德国人,在张家口做了二十多年生意,人缘不坏,但义和团不管这些——只要是洋人,就是“洋毛子”,就该杀。王朴听说,张家口已经有好几个洋人被打死了,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砍了头,挂在城门上示众。
他去找弗里茨,让他赶紧走。弗里茨说:“走不了。到处都在抓洋人,一出城就被抓住了。”
王朴想了想,说:“你跟我走。回蔚县。我老家有个皮窖,藏得住人。”
弗里茨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天傍晚,王朴关了铺子,让弗里茨换上中国人的衣裳,扣上一顶破草帽,跟着他出了城。两个人走的是小路,避着人。王朴赶着一辆骡车,车上堆着几捆干草,弗里茨藏在干草底下。
路不好走,又是夜里,骡车颠得厉害。弗里茨蜷在干草底下,一声不吭。王朴赶着骡子,沿着官道往南走。月亮出来了,照在黄土路上,白花花的。路两边是荒滩和矮山,风刮过来,带着土腥味儿。
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蔚县地界。
王朴没进县城。他赶着骡车,绕开大路,走小道,往涌泉庄去。
涌泉庄是他的老家。他爹王克连还住在那里,腿瘸了,走不了路,但人还硬朗。王朴在村子里有十几间房——这些年挣了钱,陆陆续续买了几处宅子,虽然不大,但收拾得齐齐整整。院子后面有一个皮窖,早年间存皮子用的,后来不用了,一直空着。
到了涌泉庄,天已经大亮了。王朴把骡车停在院子门口,先把弗里茨领进屋里,给他弄了碗热水,又找了件自己的衣裳让他换上。弗里茨喝了水,脸色好看了一些,但还是不说话,眼睛里的害怕没散。
王朴说:“你在这儿等着,别出来。”
他去了后院,把皮窖收拾了一下。窖口窄,里面也不大,但藏一个人足够了。他在窖里铺了干草,放了被子和几个干粮,又提了一罐水下去。
然后他把弗里茨领到皮窖口。
弗里茨看了看地窖,又看了看王朴。王朴比划了一下,让他钻进去。弗里茨犹豫了一下,钻了进去。他个子大,蜷在窖里,连腰都直不起来。
王朴把窖口盖上,上面又堆了几捆干草,看不出下面有窖。
接下来一个星期,王朴就住在涌泉庄的老房里。
他白天不出门,在屋里待着,该刮皮子刮皮子,该裁皮子裁皮子——他随身带了些皮子,走到哪儿干到哪儿。王榼留在张家口看铺子,这边就他一个人。
一天三顿饭,他走后院那条路,把饭送到皮窖里。每次去的时候都避着人——涌泉庄不大,街坊邻居都认识,被人看见多一个人吃饭,说不清楚。
弗里茨蜷在地窖里,七天没出来过。
白天王朴下来送饭,他双手合十,冲王朴点点头。王朴不会说德国话,弗里茨的中文也就那么几句,两个人说话全靠比划。但有一回,弗里茨说了句什么,王朴听懂了。
他说:“谢谢。”
第七天晚上,王朴去送饭的时候,发现地窖里没人了。
他愣了一下,四下里看。地窖角落里堆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干粮吃完了,碗筷洗得干干净净。墙上用石头刻了几个字,歪歪扭扭的,王朴不认识。
他站了一会儿,端着碗出来了。
弗里茨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他不知道。
王朴在涌泉庄又待了两天,把皮窖收拾干净,盖好盖子,上面重新堆了干草。然后他赶着骡车,回了张家口。
日子照常过。泡皮子、刮皮子、裁皮子、缝皮子,白天做活,晚上算账。王榼问他这几天去哪儿了,他说回了一趟老家,没多解释。
弗里茨的事,他没跟任何人提过。
后来的事,蔚县人都知道。
那个德国人走了,后来又回来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天,弗里茨回到了张家口。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精神抖擞,跟半年前那个蜷在地窖里的落难洋人判若两人。
他来找王朴,握着他的手,说了很长一段话。王朴听不太懂,但大概意思是:他回了德国,把在张家口的经历告诉了家人和商界的朋友。他说,如果没有王朴,他早就死在义和团手里了。他要报恩。
弗里茨说:“王先生,我要帮你。不是给你钱——给你钱,你会花完。我要帮你把生意做大。”
王朴想了想,问:“怎么帮?”
“建厂。建一个大厂。我出钱,你出技术和人手。咱们把生意扩大,做成张家口最大的皮货厂。”
王朴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能把生意做到天上去的机会。他也知道,弗里茨是真心实意的。这个德国人,在皮窖里蜷了七天,知道是谁救了他的命。
“行。”他说。
涌泉庄的冬天还是老样子——风硬,土黄,家家户户关着门烧炕。但王朴家不一样了。他这几年在张家口挣了钱,往家里寄了不少,王克连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三间土房变成了五间砖瓦房,院子里铺了石板,圈了牲口棚,养了两头牛、三头驴、十几只羊。在涌泉庄,算是殷实人家了。
王朴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王克连坐在炕上,腿肿得老高,但精神还好。王朴的母亲在灶台上忙活,炖了一只鸡,炒了几个菜。老二王桓、老三王榼、老四王槐都在,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
王朴端起酒杯,敬了父亲一杯。王克连喝了一口,脸红红的,难得地笑了。
那天晚上,王朴没有提叫兄弟们去张家口的事。他想让一家人好好过个年。但他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开春以后,就把老二和老四带去张家口。
过完年,王朴要回张家口了。王克连送到村口,拄着棍子,站在风里。王朴回头看了一眼,说:“爹,回去吧。”王克连没动,就那么站着,看着他们走远。
王朴转回头,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他站在村口的那片空地上,站了很久。那片地他早就看好了——在涌泉庄最好的位置,背风,向阳,前面是村路,后面是自家的地。他想,等生意再大一些,他要在那里盖一座楼,青砖的,两层的,楼上挂一块匾,写四个字。
风从北边刮过来,冷飕飕的。他把棉袄裹紧,转身走了。
那块地还空着。
但王朴知道,迟早有一天,那里会立起一座楼。
第一卷完
第二卷 皮都风云(1901-1937)
第十章 广置田产
第十一章 天津风云
宣统二年(1910年),王朴四十一岁。德和隆的生意已经做到了顶峰。张家口的皮厂每年加工羊皮几十万张,产值几十万块大洋。天津、北京、大同、包头的分号都开得红红火火。王朴在蔚县有三千多亩地,在坝上有一万多亩牧场,在张家口有好几处房产。他是蔚县首富,也是张家口皮货行里的头号人物。
但王朴不满足。他把目光投向了天津。
他在天津英租界里租了一个铺面,开了德和隆天津分号。王槐去天津坐镇,负责跟洋行打交道。王槐年轻,脑子活,学东西快,没几个月就学会了用英文跟洋人打招呼。
但天津的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有一回,王槐跟一家英国洋行签了一笔大单子——两万张羊皮,价钱谈好了,定金也付了。可等王朴把皮子运到天津,那家洋行却说行情变了,要压价。王槐急了,跟洋行的经理吵了一架,差点打起来。
王朴赶到天津,找到那家洋行的经理,一个五十多岁的英国人,叫史密斯。史密斯坐在大班台后面,翘着腿,叼着雪茄,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王朴站在他面前,不卑不亢地说:“史密斯先生,咱们签了合同,白纸黑字,您不能反悔。”
史密斯吐了一口烟,说:“王先生,行情变了,我也没办法。你要是不降价,这批皮子我只好不要了。”
王朴盯着他看了半天,慢慢站起来,说:“好,你不要,我卖给别人。”
史密斯愣了一下,没想到王朴这么硬气。他说:“王先生,天津的洋行都听我的。我不收,没人敢收你的皮子。”
王朴笑了,说:“天津没人收,我卖到上海。上海没人收,我卖到广州。中国这么大,还怕没地方卖皮子?”
史密斯的脸白了。他知道王朴说的是实话——德和隆的皮子质量好,不愁卖。他要是压价,王朴真能把皮子卖到别处去。到时候损失的可不是王朴,是他自己。
史密斯站起来,伸出手:“王先生,咱们按合同办。”
王朴握了握他的手,说:“做生意,讲的是信用。没信用,啥也干不成。”
那批皮子按原价成交,王朴赚了一大笔。从此以后,史密斯再也不敢压他的价了。
王朴在天津的名声传开了。洋行里的人都知道了,有个中国商人叫王朴,硬气、讲信用、不好惹。他的皮子质量好、交货准时、从不偷工减料。洋行们争着跟他合作,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第十二章 北京开埠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改元中华民国。
那年王朴四十二岁。他对改朝换代没什么感觉——皇帝换成了大总统,对他的生意没什么影响。皮子还是那些皮子,客户还是那些客户,该做的生意照做。但变化还是有的——民国以后,北京更热闹了,从前是皇城,老百姓进不去,如今城门大开,谁都能进去。
王朴决定去北京开分号。
民国二年(1913年),王朴在前门大街附近租了一个铺面,开了德和隆北京分号。铺面不大,但位置好,在前门大街的繁华地段,人来人往的。
开张那天,没什么人来。北京人不认得他,不认他的牌子。王朴不急,他把最好的皮袄挂在门口,旁边立了一块牌子,写着:“张家口德和隆皮厂精制,三年不跑毛,假一赔十。”
有人来看,摸了摸皮子,问:“真的假的?”
王朴说:“您穿一年,跑一根毛,我赔您十件。”
那人笑了,买了一件。
王朴的皮子在北京慢慢有了名声。北京人讲究,买东西认牌子。“德和隆”三个字,在天津已经有了名气,在北京也开始传开了。第一年,北京分号挣了一千块大洋。第二年,挣了三千块。第三年,挣了五千块。
王朴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他在前门大街买了一栋小楼,把分号搬了过去。小楼是青砖砌的,两层,楼下是铺面,楼上是仓库和办公室。他在二楼给自己留了一间屋子,每次来北京办事的时候住。
站在二楼的窗户前,能看见前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王朴有时候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的热闹,心里想着涌泉庄的土房土院,想着他爹王克连,想着他娘,想着那些穷日子。
他想,要是他爹还活着,看见他在北京前门大街上有了一栋楼,该多高兴。
第十三章 兄弟分家
民国九年(1920年),王朴五十一岁。他的生意已经到了顶峰。德和隆皮厂每年加工羊皮几十万张,产值几十万块大洋。他在张家口、天津、北京、大同、包头都有商号,在蔚县有三千多亩地,在坝上有一万多亩牧场。他是蔚县首富,也是张家口皮货行里的头号人物。
但王朴心里有一件事,一直放不下。
他有四个儿子。老大振邦,老二振国,老三振华,老四振民。老大振邦已经二十多岁了,跟着他在厂里干了几年,脑子聪明,学东西快,但心气高,不太服管。老二振国老实,干活踏实,像他二叔王桓。老三振华脑子活,嘴甜,像他四叔王槐。老四振民还小,才十几岁,在学堂读书。
王朴想把家产分给儿子们,但又怕分了以后,兄弟们不齐心,把生意做散了。
民国十年(1921年),王朴把家产分了。
他把蔚县的三千亩地分成了四份,四个儿子一人一份。他把张家口的皮厂和商号分成了两份——老大振邦管张家口的皮厂,老二振国管张家口的商号。他把天津和北京的分号给了老三振华,把大同和包头的分号给了老四振民。坝上的牧场没分,留作公产,四兄弟共同经营。
分家那天,王朴把儿子们叫到跟前,说:“家分了,但德和隆这块牌子不能倒。你们四个,不管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都不能砸了德和隆的招牌。记住了没有?”
四个儿子齐声说:“记住了。”
王朴又对老三振华说:“你在天津,要好好干。天津是大码头,德和隆的名声在那里,你不能给我丢人。”
振华点了点头。
王朴又对老四振民说:“你在大同、包头,要跟当地的皮贩子搞好关系。那边是皮子的源头,收不到好皮子,厂里就没活干。”
振民说:“爹,你放心。”
王朴看了看四个儿子,说:“行了,去吧。”
儿子们走了以后,王朴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他想起了他爹王克连,想起了涌泉庄,想起了那些穷日子。他爹把四个儿子拉扯大,没留下什么家产,只留下一句话:“王家的根,在涌泉庄。”
如今他把家产分给了四个儿子,他觉得,他没给他爹丢人。
第十四章 包头拓荒
民国十二年(1923年),王朴五十四岁。
那年春天,老四振民从包头回来,跟他爹说了一件大事。振民在包头收皮子的时候,听说河套地区有一大片草原,草好、水好,适合放牧。当地的蒙古王爷想把草原租出去,收租子。振民想租下来,养羊、养牛、养马。
王朴听了,想了想,说:“河套我去过,是好地方。但那里的蒙古人规矩大,你要跟他们打交道,得懂他们的规矩。”
振民说:“爹,我懂。我在包头好几年了,跟蒙古人打过交道。”
王朴看了他一眼,说:“行,你去试试。但记住,跟蒙古人打交道,不能耍心眼。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好。你骗人家一次,人家一辈子不搭理你。”
振民点了点头。
振民去了河套,跟蒙古王爷谈了好几天,最后签了一份租约——租了一万亩草原,租期十年,每年交一千块大洋的租金。振民在草原上盖了房子,建了羊圈、牛圈、马圈,雇了几十个牧民,开始了放牧生涯。
他养的羊是改良过的品种,毛好、肉好,一头能顶普通羊好几头。他的牛是蒙古牛,耐寒、耐粗饲,适合在草原上放养。他的马是蒙古马,个头不大,但耐力好,能跑长途。
振民在河套干得不错。第一年,他养了五千只羊、五百头牛、一百匹马。第二年,羊增加到一万只,牛增加到一千头,马增加到两百匹。第三年,他的牧场成了河套地区最大的牧场之一。
王朴去河套看过一次。他站在草原上,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地、成群的牛羊、蓝天白云下的蒙古包,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他想起了他小时候,在涌泉庄的土房里,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他的儿子会在河套有一万亩草原。
他对振民说:“你干得不错。但记住,地是蒙古人的,咱是租的。要对人家好,不能仗着有钱欺负人。”
振民说:“爹,你放心。我跟蒙古王爷处得好,逢年过节都送礼。人家把我当朋友。”
王朴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德和隆的原料来源更稳了。河套的羊皮、牛皮、马皮,源源不断地运到张家口,加工以后再运往天津出口。德和隆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北方皮货行业里的龙头老大。
第十五章 皮都霸主
民国十五年(1926年),王朴五十七岁。德和隆已经成了张家口最大的皮货商号。他的皮厂每年加工羊皮几十万张,产值几十万块大洋。他在张家口、天津、北京、大同、包头都有商号,在蔚县有三千多亩地,在坝上有一万多亩牧场,在河套有一万亩草原。他是蔚县首富,也是张家口皮货行里的头号人物。
张家口是“皮都”,有几百家皮货商号,但德和隆是最大的一家。王朴的皮子质量好、信誉好,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名气。洋行里的人都叫他“Mr. Wang”,中国商人叫他“王掌柜”,蔚县人叫他“王朴猴”。
“王朴猴”这个外号,在蔚县已经叫了几十年了。不是骂他,是夸他。猴精猴精的,从城门洞里睡出来的穷小子,硬是折腾成了蔚县首富。蔚县人说起他,口气里带着三分佩服、三分亲近,还有四分说不清的东西。
有人说王朴是“皮都霸主”。王朴听了,笑了笑,说:“啥霸主不霸主的,我就是个做皮子的。”
但王朴的生意确实做到了顶峰。他的皮子不光在国内卖,还出口到德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有一回,一个德国商人跟他说:“王先生,您的皮子在德国很有名。德国人冬天穿的大衣,很多都是用您的皮子做的。”
王朴听了,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他想起了弗里茨,想起了那个在皮窖里蜷了七天的德国人。他没想到,二十多年以后,他的皮子会卖到弗里茨的家乡去。
蔚县有句老话,就是那时候开始传开的:“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
这话的意思是:你就算不吃不喝地干,也挣不过王朴。这话有羡慕,有佩服,也有一点点酸。王朴听见了,不说什么,只是笑笑。
他知道,自己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每一块大洋,都沾着他的汗、他的手艺、他的信用。他在宣化学了三年手艺,在张家口睡了几年土房,在大境门里头做了几年苦力,才有了今天。
那年冬天,王朴回了一趟蔚县,在涌泉庄的吉星楼里坐了一个下午。
吉星楼是宣统元年(1909年)盖的。那年他在涌泉庄买了那块空地,请了蔚县最好的工匠,盖了这座青砖小楼。楼不高,两层,但在周围一片平房中,显得鹤立鸡群。楼盖好的那天,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什么话也没说。杨三在旁边问他:“东家,挂个啥字?”他说:“吉星高照。”
蔚县人不明白,一个做皮货生意的,怎么挂了这四个字。王朴不解释。他只是每年腊月二十三,亲自搬了梯子上去,把那块匾擦一遍。擦完了,站在下面看一会儿,然后回屋。
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块匾上写的,不是皮货生意。那是光绪二十六年那个秋天,他在涌泉庄的皮窖里,把一碗一碗饭送下去的时候,心里想的事。
如今他坐在吉星楼的二楼,看着外面的村子。涌泉庄变了——土房变成了砖瓦房,土路变成了石板路,村里有了学堂、有了药铺、有了磨坊。他知道,这些变化里,有他的功劳。
但他也知道,涌泉庄还是那个涌泉庄。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种地的种地,放羊的放羊,过着自己的日子。
他想起他爹王克连说过的话:“王家的根,在涌泉庄。”
他觉得,他爹说得对。
第十六章 暗流涌动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
那年王朴六十二岁。他已经把生意交给了儿子们打理,自己退居二线,在蔚县老家养老。但他闲不住,每天还是在吉星楼里坐一会儿,看看账本,算算收入。
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家口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日本人的势力从东北向华北扩张,张家口离东北不远,风声越来越紧。王朴的儿子们劝他去天津租界住,那里安全。王朴说:“我不去。我是蔚县人,死也要死在蔚县。”
王榼也劝他:“大哥,日本人早晚要打过来。你在蔚县,不安全。”
王朴说:“打过来就打过来。我又没做亏心事,怕啥?”
王榼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长城抗战爆发。张家口成了前线,城里人心惶惶。王朴的儿子们把张家口的皮厂关了,把皮子转移到天津,把工人遣散了。王朴在蔚县老家,每天听着远处的炮声,心里不踏实。
那年秋天,一个陌生人来找王朴。
陌生人三十多岁,穿着一身灰布长衫,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他说他姓刘,是从北平来的,是个记者。他想采访王朴,写一篇关于蔚县皮货商的报道。
王朴不太想见生人,但那人说话客气,他就让进了屋。
刘记者在吉星楼里坐了一个下午,问了王朴很多问题——小时候怎么过的、怎么学的徒、怎么做起家的、怎么跟德国人合作的。王朴一一回答了,有的说得多,有的说得少。说到他爹王克连的时候,他顿了顿,说:“我爹是个苦人。瘸着腿,挑着煤,养活了我们兄弟四个。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他。”
刘记者问:“怎么对不起?”
王朴说:“他活着的时候,我没好好陪过他。等我有了钱,想好好孝敬他,他走了。”
刘记者沉默了。
临走的时候,刘记者跟王朴说:“王先生,您的故事,值得写下来。”
王朴笑了笑,说:“有啥好写的?我就是个做皮子的。”
刘记者走了以后,王朴在吉星楼里坐了很久。他想起他爹,想起他娘,想起涌泉庄的那些穷日子。他觉得,他这辈子,没白活。
但他不知道,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第二卷完
第三卷 家国之间(1937-1940)
第十七章 光复蔚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王朴六十八岁。
卢沟桥的枪声传到蔚县的时候,正是七月半。壸流河两岸的庄稼绿油油的,高粱抽了穗,玉米吐了缨,眼看又是一个好年景。但没人顾得上地里的事了。县城里人心惶惶,街上到处是传言——日本人打过来了,张家口丢了,二十九军撤了。
王朴坐在吉星楼里,听着老四王槐从县城带回来的消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王槐跑了一辈子外,在张家口、天津、北京都有关系,消息比旁人灵通。
“大哥,这回是真不行了。日本人来了几十万,咱们挡不住。”
王朴没说话。他想起三十七年前,义和团闹起来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坐着,听外面的风声。那时候他三十出头,天不怕地不怕,敢把德国人藏在皮窖里。如今他快七十了,腿脚不利索了,眼睛也花了,但他心里那股劲儿,没散。
八月,日本人占了张家口。九月,占了蔚县。
膏药旗插上了蔚县城头。街上多了穿黄呢军装的日本兵,端着刺刀,走来走去。老百姓不敢出门,铺面关了一大半。王朴的皮货行也关了门,德和隆在张家口的厂子被日本人占了,天津、北京的分号也关了。只剩涌泉庄老家的几间铺面还开着,卖点零碎的皮货。
王朴的儿子们劝他去天津租界避难。老大振邦说:“爹,您在蔚县不安全。日本人要是知道您给八路军捐过款……”
王朴打断他:“捐什么款?八路军还没来呢。”
振邦不吭声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八路军还没来,但父亲的心,早就向着那边了。
王朴说:“我不走。我是蔚县人,死也要死在蔚县。”
十月里的一天,王槐从县城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大哥!八路军打过来了!日本人跑了!”
王朴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朝县城的方向望。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枪炮声,但很快又停了。过了一会儿,县城方向响起了鞭炮声,噼里啪啦的,跟过年似的。
涌泉庄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出来,有的笑,有的哭,有的跪在地上磕头。一个老太太跪在村口,对着县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老天爷开眼了,老天爷开眼了……”
王朴站在吉星楼门口,看着这一切,没说话。但他的嘴角翘了一下——那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的几次笑之一。
第二天,一个八路军通讯员骑马来到涌泉庄,找到王朴,说:“王先生,杨成武团长请您明天去县城开会。”
王朴愣了一下:“杨成武?”
“就是我们独立团的团长。他听说您是蔚县首富,在地方上有名望,想请您去商量抗日的事。”
王朴点了点头:“行。”
第三天一早,王朴穿了一件蓝布棉袄——他那件穿了好多年的旧棉袄,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李金花说:“你就穿这个去?人家杨团长请你,你也不换件新的?”
王朴说:“我王朴就这个样,穿啥都一样。”
他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到蔚县城。街上比前几天热闹了,老百姓进进出出的,脸上有了笑容。城墙上的膏药旗被扯下来了,换上了红旗。城门口站着两个八路军哨兵,穿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背着步枪,看见王朴,敬了个礼。
王朴心里动了一下。他在张家口见过那么多兵——清朝的兵、民国的兵、军阀的兵、日本人的兵——没有一个像这样,对他这个糟老头子敬礼的。
会场设在蔚县城里的文庙。王朴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坐了一二百人。有士绅、商人、地主、文化人,也有庄稼汉、手艺人、小贩。最前面摆了几张桌子,铺着白布,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
杨成武站在台阶上,正在跟几个人说话。他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瘦瘦的,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不是皮鞋,是布鞋,鞋头上还磨了个洞。
王朴看了他一眼,心里想:这就是杨成武?怎么跟个庄稼人似的?
有人把王朴引到前排坐下。旁边几个士绅凑过来打招呼:“王掌柜来了。”“王老先生。”“王朴猴来了。”
王朴点点头,坐下,把拐棍靠在椅子边上。
会议开始了。杨成武站在台阶上,对大家拱了拱手,说:“各位父老乡亲,我叫杨成武,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的团长。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件事想跟各位商量。”

他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日本鬼子占了咱们的家园,烧了咱们的房子,杀了咱们的亲人。咱们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打日本鬼子,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安生日子。”
他顿了顿,看了看在座的各位,说:“但是,我们的队伍刚打完仗,缺枪、缺粮、缺衣裳。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有的连鞋都没有。所以,我想请各位父老乡亲帮帮忙——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
话音刚落,院子里安静了。
在座的各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大家都知道,这是要捐钱了。但捐多少?怎么捐?谁先捐?没人开口。
王朴坐在前排,低着头,手里攥着拐棍,也不说话。
杨成武笑了笑,说:“各位不用为难。抗日是大家的事,有多少出多少,不勉强。”
这时候,坐在前排的一个绅士站起来,说:“杨团长,我捐一百块大洋。”
另一个跟着说:“我捐八十。”
“我捐五十。”
“我捐三十。”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数字越说越小。有人开始东张西望,看别人怎么说。蔚县的大户不少,但真正有钱的,也就那么几家。王朴是头一份。
杨成武站在台阶上,脸上始终带着笑,没说话。
这时候,王朴站了起来。
他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到台阶前面。所有人都看着他。他是蔚县首富,大家都知道他有的是钱,但谁也不知道他会捐多少。
王朴站在杨成武面前,伸出五个手指头。
有人说:“五百?”
王朴摇摇头。
“五千?”
王朴还是摇摇头。
他看了杨成武一眼,说:“五万。”
院子里一下子炸了锅。五万大洋!在座的各位加在一起也捐不了这么多!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瞪大了眼睛看着王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杨成武也愣了一下,说:“王老先生,您说的是五万?”
王朴点了点头,说:“五万大洋。暂时先捐这些,不够再说。”
他顿了顿,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王朴年纪大了,不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上前线打仗,但我可以捐钱、捐物。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王朴豁出去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站起来,有人抹眼泪,有人喊“好”。那几个刚才捐了几十、一百的士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有人又站起来,把数字往上加。
“我捐一千!”
“我捐八百!”
“我捐五百!”
杨成武站在台阶上,看着这一切,眼眶红了。他走下台阶,走到王朴面前,握住他的手,说:“王老先生,我代表独立团全体将士,谢谢您!”
王朴摆了摆手,说:“谢啥?我是中国人。我小时候跟着娘讨吃要饭,是蔚县人给了我一口饭吃。我发家了,不能忘了本。如今国家有难,我不能看着不管。”
杨成武紧紧握着他的手,说:“王老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会后,杨成武把王朴留下来,单独说了几句话。
“王老先生,我听说您在蔚县有三千多亩地?”
王朴说:“有。不过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查封了一部分,剩下的也不多了。”
杨成武说:“我想请您帮个忙。”
“什么忙?”
“我们的队伍需要粮食。您能不能帮忙筹一些粮食?”
王朴想了想,说:“行。我让老四去办。蔚县的乡亲们,只要我说一声,都会帮忙。”
杨成武又问:“王老先生,您愿不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会?”
王朴问:“抗日救国会是干啥的?”
“就是组织老百姓支援抗日的。您德高望重,要是能参加,对大家是个鼓舞。”
王朴说:“行。我参加。”
杨成武笑了,说:“王老先生,您是个好人。”
王朴说:“我不是好人,我就是个做皮子的。但我懂得一个理——做人,不亏人。”
杨成武看着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王槐去县城取钱。五万大洋,装了好几箱子,用骡车运到独立团团部。杨成武亲自出来接,握着王槐的手说:“替我给王老先生带个好。”
王槐回来以后,跟王朴说:“大哥,杨团长说,您这五万大洋,够给战士们买一万件棉衣的。”
王朴点了点头,没说话。
过了几天,杨成武又派人来,说想请王朴去给战士们讲几句话。王朴说:“我一个做皮子的,会讲啥?”
来人说:“杨团长说了,您不用讲大道理,就说您为啥要捐钱就行。”
王朴想了想,去了。
他站在几百个八路军战士面前,穿着一件蓝布棉袄,拄着拐棍,看着那些年轻的脸。有的比他儿子还小,有的脸上还有伤疤,有的脚上连鞋都没有。
王朴说:“我是王朴,蔚县涌泉庄的。我是个做皮子的,不会讲话。”
他顿了顿,说:“我小时候,跟着娘讨吃要饭。后来跟着我爹卖煤,在城门洞里睡觉。再后来,我去宣化学手艺,在张家口做皮货。我挣了点钱,在蔚县买了点地,盖了座楼。”
他看着那些战士,说:“日本鬼子来了,我的楼还在,地还在,但我不敢住了。为啥?因为我不想当亡国奴。”
他的声音大了起来:“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在前线打鬼子,我在后面给你们送粮送钱。我不图别的,就图你们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让我能安安心心住在我的楼里,让我儿子、孙子能过上好日子。”
战士们鼓起掌来。掌声响了很久,在蔚县城的上空回荡。
杨成武站在旁边,看着王朴,眼睛亮亮的。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蔚县王朴,年近古稀,捐五万银元支援抗日。其人其行,令人感佩。”
第十八章 侯敬斋
王朴捐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蔚县。老百姓说:“王朴猴就是王朴猴,关键时刻不含糊。”
但也有人不高兴。
侯敬斋就是其中一个。
侯敬斋比王朴大几岁,也是蔚县人。早年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跟王朴是同行,也是竞争对手。两个人斗了半辈子,侯敬斋一直不服王朴。后来王朴的生意越做越大,侯敬斋的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回了蔚县,靠着几间铺面和几百亩地过日子。
侯敬斋这个人,精明,会算计,嘴上也甜。但骨子里,他跟王朴不是一路人。王朴讲的是“信”和“义”,侯敬斋讲的是“利”和“势”。谁对他有利,他就跟谁;谁势大,他就靠谁。
日本人占了蔚县以后,侯敬斋的心思活了。
他觉得,这是个机会。日本人要维持地方秩序,需要当地有名望的人出来办事。他侯敬斋在蔚县也算一号人物,虽然比不上王朴,但也不是无名小卒。要是能搭上日本人这条线,说不定能东山再起。
王朴捐款给八路军的事,侯敬斋听说了,心里又酸又气。他在家里拍桌子:“他王朴有几个脑袋?得罪了日本人,他吃不了兜着走!等着瞧吧!”
他的老婆劝他:“你别管人家的事。王朴是王朴,你是你。”
侯敬斋说:“我不服。我侯敬斋哪里比他差了?凭什么他王朴是蔚县首富,我侯敬斋就得吃他的剩饭?”
没过多久,八路军独立团奉命转移,离开了蔚县。日本人的大部队又打了回来,重新占领了蔚县。
侯敬斋第一个跑到日本人那里告密。
“太君,王朴给八路军捐了五万大洋!”他点头哈腰地说,两只手搓来搓去,脸上堆着笑。
日本军官听了,脸色一变:“五万?”
“是是是,五万。全蔚县都知道。”侯敬斋凑上前去,压低声音,“太君,这个王朴,在蔚县有钱有势,要是不收拾他,以后还会给皇军添麻烦。”
日本军官看了他一眼,说:“你跟他有仇?”
侯敬斋吓了一跳,连忙摆手:“没有没有,我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力。”
日本军官没再说什么,摆了摆手,让他走了。
第十九章 不跪
过了几天,日本军官带着翻译,来到涌泉庄,找王朴。
王朴坐在吉星楼里,没出来迎接。日本军官走进去,看见一个老头子坐在太师椅上,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端着烟袋,慢悠悠地抽烟。
翻译说:“王先生,太君听说您给八路军捐了钱?”
王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翻译又说:“太君说了,只要您以后跟皇军合作,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王朴把烟袋在桌腿上磕了磕,说:“合作?怎么合作?”
翻译说:“太君请您出来当维持会会长。”
王朴说:“我老了,干不了。”
日本军官笑了笑,说:“王先生,您是蔚县有名望的人,皇军需要您这样的人出来维持地方秩序。”
王朴说:“我王朴穷过、富过,就是没跪过。让我当汉奸,门儿都没有。”
日本军官的笑容收了。他站起来,说:“王先生,您再考虑考虑。过几天我再来。”
日本军官走了以后,王朴的儿子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爹,日本人得罪不起啊。”“爹,要不您先答应着,拖着再说。”“爹,您要是不答应,日本人会报复的。”
王朴摆了摆手,说:“别说了。我王朴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临老让我当汉奸,门儿都没有!”
过了几天,日本军官又来了。这回不是请,是逼。他把王朴的二儿子振国抓了去,关在蔚县城的宪兵队里,打了三天。振国被打得皮开肉绽,放回来的时候,人都快不行了。
王朴看着儿子的伤,手抖得厉害。他没说话,坐在炕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李金花在旁边哭:“老头子,你就答应了吧。不能看着儿子死啊。”
王朴把烟袋往桌上一摔:“答应?答应就是当汉奸!我王朴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临老让我当汉奸,门儿都没有!”
李金花不敢再劝了。
过了几天,日本军官又来了。这回他不笑了,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他站在王朴面前,说:“王先生,皇军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出来当维持会会长,你的儿子平安无事。不出来,后果自负。”
王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我还是那句话:干不了。”
日本军官的脸涨得通红,手按在军刀上,像是要拔刀。王朴看着他,一动不动。
翻译在旁边打圆场:“王先生,您再考虑考虑。太君请您吃饭,在县城最好的馆子里,您去了再说。”
王朴想了想,说:“行,我去。”
第二天,王朴去了蔚县城。
他穿了一件蓝布棉袄,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进那家馆子。馆子里摆了一桌子菜,鸡鸭鱼肉,满满当当的。日本军官坐在主位上,旁边坐着几个日本人和翻译。王朴被让到客位上,坐下了。
吃到一半,日本军官举起酒杯,说:“王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皇军对您很器重,希望您能出来为皇军效力。”
王朴没举杯。他把筷子放下,把酒杯端起来,往地上一摔。
“啪”的一声,酒杯碎了一地。
王朴站起来,指着日本军官的鼻子,说:“我王朴穷过、富过,就是没跪过!”
那声音大得,隔壁的人都听见了。
日本军官的脸白了,又红了,又白了。他的手按在军刀上,浑身发抖。翻译在旁边吓得不敢说话。
王朴转过身,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出了馆子。背是弯的,但骨头是直的。
后来蔚县人说起这件事,都说王朴那天是站着走出那个馆子的。有人问他:“你不怕日本人杀你?”王朴说:“怕啥?我活了快七十了,够本了。”
日本人没杀王朴。不是不想杀,是不敢杀。王朴在蔚县的名望太大了,杀了他,会激起民愤。但他们没有放过他。他们把王朴在张家口的皮厂没收了,把他在蔚县的三千多亩地查封了,把他在坝上的牧场占了。王朴的家产,一夜之间,几乎全没了。
王朴的儿子们急了:“爹,咱的家产全没了!”
王朴坐在炕上,抽着烟袋,慢悠悠地说:“没了就没了。人活着就行。”
第二十章 散尽家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天,王朴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儿子们叫到跟前,说:“我要把剩下的家产散了。”
儿子们吃了一惊:“爹,咱的家产已经被日本人抢了不少了,剩下的不能再散了。”
王朴说:“正因为日本人抢了,我才要散。剩下的这些地、这些房子,留在手里,也是日本人的。不如散了,给乡亲们分一分。”
儿子们沉默了。他们知道父亲的脾气——说了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
王朴把蔚县剩下的三千多亩地分给了涌泉庄的乡亲们。一家几亩,按人头分。他跟村里的老人们在吉星楼里开了个会,说:“这些地,我租给你们种了几十年了。如今日本人来了,我要走了。地留给你们,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人们听了,有的哭了,有的跪下了。王朴把他们扶起来,说:“别跪。我王朴受不起。这些地,本来就是蔚县的。我只是替你们管了几年。现在,还给你们。”
有人问:“王掌柜,您把地都分了,您以后怎么办?”
王朴笑了笑,说:“我有手艺,走到哪儿都能活。”
王朴把张家口剩下的几处房产卖了,把钱分给了工人和伙计。他在张家口的皮厂被日本人没收了,工人没了活干。王朴给每个工人发了一笔遣散费,让他们回家去。
一个老工人拉着王朴的手,说:“王掌柜,您对我们太好了。”
王朴说:“你们跟着我干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亏了你们。”
王朴把德和隆皮厂的股份转让给了弗里茨的儿子。弗里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回了德国,后来没再回来。他的儿子在天津开了一家洋行,跟王朴一直有生意往来。王朴把股份转让给他,算是给德和隆找了个归宿。
一切安排妥当以后,王朴对儿子们说:“走吧。离开蔚县。”
儿子们问:“去哪儿?”
“去天津。租界里安全。”
王朴走的那天,是个下雨天。深秋的雨,不大,但冷,打在脸上凉飕飕的。王朴拄着拐棍,站在吉星楼前面,抬头看着那块匾。
匾上的字被雨水打湿了,黑漆亮亮的,像是新的一样。
“吉星高照”四个字,他看了二十多年了。每年腊月二十三,他亲自搬了梯子上去擦一遍。如今他要走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人擦。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街两边的老百姓都出来了,站在雨里看着他。没有人说话,只有雨声。王朴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走,背是弯的,但步子稳。
他走出涌泉庄,上了去往县城的官道。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涌泉庄在雨中模模糊糊的,土墙、土房、土路,跟他小时候没什么两样。吉星楼立在村子中间,青砖灰瓦,像一个人站在那里,目送他走。
王朴转回头,继续走。
从此再也没回来。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岁月
王朴到了天津,在英租界里租了一间小房子,跟老伴儿李金花过着清苦的日子。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腿肿得走不了路,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背了。但他每天还是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天空,想涌泉庄,想吉星楼,想那块匾。
李金花陪着他,给他做饭、熬药、擦身子。两个人在小房子里相依为命,日子虽然清苦,但心里踏实。
王朴的儿子们来看他,说:“爹,您跟我们住吧。我们那儿宽敞。”
王朴说:“不去。我跟你妈住在这儿挺好。”
儿子们知道父亲的脾气,不敢再劝。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天,王朴的身体更差了。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李金花守在床边,寸步不离。王朴拉着她的手,说:“老伴儿,这辈子,苦了你了。”
李金花的眼泪下来了:“说啥呢。跟你过日子,我不苦。”
王朴笑了笑,说:“我这辈子,值了。”
李金花擦了擦眼泪,说:“你值了,我也值了。”
王朴把儿子们叫到床前。四个儿子都来了,跪在床前,哭成一团。王朴看着他们,说:“别哭。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的。”
大儿子振邦说:“爹,您放心。”
王朴说:“做人,不亏人。”
四个儿子齐声说:“记住了。”
王朴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初九,王朴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一岁。

王朴去世的消息传到蔚县,涌泉庄的乡亲们自发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老人们在吉星楼前摆上香案,烧纸钱,磕头。有人说:“王朴是个好人。”有人说:“王朴是个能人。”有人说:“王朴是个硬骨头。”
蔚县人把王朴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他们说,王朴小时候在城门洞里睡觉,后来成了蔚县首富。他们说,王朴跟德国人合伙开厂,把皮子卖到了外国。他们说,王朴在日本人面前摔了酒杯,说“我王朴穷过、富过,就是没跪过”。他们说,王朴为八路军捐了五万大洋,杨成武将军亲自握着他的手说谢谢。
他们还说,王朴临走的时候,把地分给了乡亲们,一分钱都没要。
蔚县有句老话:“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这话传了一百多年了,还在传。
尾声 吉星楼
楼还在。
楼是青砖砌的,两层,在蔚县县城最热闹的那条街上。说是最热闹,其实也冷清了好些年了。年轻人往外走,街上走动的多半是老人和孩子。但楼还在,就立在那儿,像个不肯走的老人。
楼不高,但在周围一片平房中,显得鹤立鸡群。二楼的檐下,挂着一块匾,黑漆金字,写着“吉星高照”四个字。年头久了,漆皮剥落了些,风吹日晒的,边角都起了毛,但字还是清清楚楚的。路过的老人偶尔会抬头看一眼,嘴里嘟囔一句什么,然后低头走自己的路。
楼是王朴盖的。
那是宣统元年的事了。那一年,他在蔚县涌泉庄盖了这座楼。楼盖好的那天,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什么话也没说。杨三在旁边问他:“东家,挂个啥字?”他说:“吉星高照。”
蔚县人不明白,一个做皮货生意的,怎么挂了这四个字。王朴不解释。他只是每年腊月二十三,亲自搬了梯子上去,把那块匾擦一遍。擦完了,站在下面看一会儿,然后回屋。
可蔚县人不叫他王朴,叫他“王朴猴”。
不是骂他,是夸他。猴精猴精的,从城门洞里睡出来的穷小子,硬是折腾成了蔚县首富。蔚县人说起他,口气里带着三分佩服、三分亲近,还有四分说不清的东西。有人说是怕,有人说是敬,有人说都不是,是“服”——服一个人从泥里爬出来,服一个人富了没忘本,服一个人到了最后,骨头还是硬的。
楼还在。盖楼的人,已经走了快一百年了。
解放后,吉星楼做过供销社的仓库,后来供销社也没了,就空着。有一阵子,有人想在楼里开饭馆,又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动。就这么空着,空了好些年。
直到前几年,王朴的后人回来了。
那是个秋天,满街的槐树叶子黄了。来了一男一女,五十多岁的样子,说是从北京来的。他们在楼前站了很久,像当年王朴那样。然后他们去找了县里的人,说要修一修这座楼。

蔚县人不明白:楼都空了多少年了,修它干啥?
他们说:“这是祖辈留下的,不能倒了。”
修楼的时候,匠人们从二楼的梁上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锈得厉害。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写着几行字,是王朴的笔迹。蔚县有几个老人认得王朴的字,歪歪扭扭的,不好看,但一笔一画都认真。
纸上写着:“人活一世,不亏人。”
就这七个字。
后来楼修好了,不空着了。王朴的后人在楼里摆了书架,放了书,说是要让乡亲们来看。蔚县人觉得新鲜,没事就去坐坐。孩子们放了学也去,趴在桌子上写作业。老人们去了,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
有人问:“这楼到底叫啥?”
门口挂了块新牌子,写着“王朴故居”。
可蔚县人还是叫它吉星楼。
叫了一百多年了,改不过来。
那天我在楼里坐着,看一个老人领着孙子进来。孩子五六岁,满楼跑,摸摸这儿,摸摸那儿。老人不急不慢地跟在后面,嘴里念叨着:“慢点儿,慢点儿,别碰着。”
孩子跑到二楼,趴在窗户上往外看。老人跟上来,站在他身后,也往外看。
孩子问:“爷爷,这是谁家的楼?”
老人说:“王朴家的。”
“王朴是谁?”
老人想了想,说:“一个蔚县人。”
“他干啥的?”
“做皮货的。”
“做皮货的咋这么有钱?”
老人笑了,说:“因为他是蔚县猴呗。”
孩子不懂,又问:“啥是蔚县猴?”
老人没回答。他往外看,街对面有人在晒太阳,有孩子在追着跑,有老人在下棋。秋天的阳光照在青砖墙上,暖洋洋的。
老人说:“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孩子还是不懂,但他不问了。他趴在窗户上,看着外面的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远处的山。
那座楼就立在那儿,安安静静的。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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