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沔阳已经解放。我的一些同学和儿时的朋友，想参加革命的人不少，有的已经从各种渠道参加了工作。解放初，不像如今工作难找，那时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参加工作。   

当时我家家境困苦，5口人无田无地无房屋，租住一栋破屋安身。我向父亲提出要参加工作，父亲不同意，其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来他是个残疾人，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当时在联营的蛋行里帮工，每月工资是家庭生活来源的重要部分。

二来当时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尚未解放，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对参加革命还有些顾虑，怕得罪人，怕“变天”。

三是家里将失去部分生活来源。那时参加革命工作是不

拿工资的，实行的是包干制，只发服装和伙食费及极少的零用钱，无法养家。当时我体谅了老父老母的苦衷，没有急于参加工作。

1950年冬季，当地政府举办财务会计训练班，为国家培训财会人员，于是我就参加了财会培训班学习。因我文化基础较好，又能言善讲，被当时彭场镇政府镇长刘金盛发现。 

当时各级政府都缺乏干部，就动员我参加镇政府工作，3个月的财会培训班还未结业，就让我中途退出，于1951年1月填表，正式参加工作。

此时，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展开，我被分配到以镇长刘金盛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为队员，待遇仍然是包干制(1956年才全面改为薪金制)，发了两套像新四军一样的灰布制服和一个灰布挂包，参加了一个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一个乡的土改复查运动。

1951年秋，我任彭场镇政府民政助理员，后兼任镇政府秘书。

当时民政工作主要是烈属、军属、工属的优抚救济，发救济粮、发寒衣、发烈军工属牌子及各种拥军优属活动。当时不是义务兵役制，而是志愿兵役制。政府对烈军属特别重视，城镇要办烈军工属小工厂、小作坊，使其有生活保障；农村要组织“代耕队”，在农忙时，帮助烈军属耕种收割。

其次是宣传新婚姻法。当时没有司法行政部门，加上新婚姻法刚刚颁布，结婚要到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这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事。老百姓不习惯，所以宣传任务很大。

1952年春天，我在彭场镇组织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集体结婚典礼，大约有9对新婚夫妇，在剧院举行，到会者及看热闹的达一千多人，挤满了剧院。学校的“洋鼓洋号”乐队，许多套锣鼓，吹吹打打，鞭炮齐鸣，热闹极了。

我当主持者，镇长当主婚人并讲话。典礼仪式结束后，举行游行庆贺，学生乐队开道，新郎新娘居中，大批亲友及群众随后，小镇上的老百姓都夹道欢迎，还有的鸣放鞭炮。

我初出茅庐，在解放初期搞这样的活动是要有胆略的，花了很大精力，受到了镇委和县政府、县民政局的表扬，说这是宣传新婚姻法、提倡新式结婚、破除封建礼教的好形式，新事物应当肯定。但在老百姓中非议也不少。这也难怪，千百年抬轿娶亲的习俗，在刚解放一年多时间里，老百姓能接受吗?

1952年7月，我调县公安局工作。1953年，任县公安局政保股股员、副股长。195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调任公安局秘书(即办公室主任)。

当时公安局人员编制少，很多社会治安工作都是依靠群众来管。那时老百姓政治觉悟高，见义勇为者多，抢劫、杀人、盗劫等大案很少，社会秩序较为安宁。

公安局机关人员不超过50人，全县只设有3个派出所，总共约80多名干警。交通不方便，没有汽车，自行车也很少，办事全靠两条腿。我在公安机关那几年里，大部分时间是写文章、写材料，因人员少，有时也抽去参与破案、办案以及全局性的中心工作。在繁杂的工作中，有几件事印象很深，作个简述。

一、禁烟禁毒工作 

1952年，我调到县公安局时，正碰上开展大规模禁烟禁毒运动。

所谓禁烟禁毒，就是禁止吸食鸦片和其他毒品。

解放前吸食海洛英这类毒品的人甚少，普遍是吸食鸦片烟，大小城镇(农村也有少量的)开设鸦片烟馆、经营烟土的店铺很多，解放初虽进行过取缔，但由于忙于清匪反霸、政权建设等，搞得极不彻底，烟土商和烟民仍公开或半公开地经营和吸食。

这次发动群众，对运毒、贩毒、经营毒品者进行声势浩大的清查“围剿”，没收其毒品和制毒工具，逮捕其顽固者和罪大恶极者。对吸食者进行集中教育，集中强制戒毒。老百姓对这一行动拍手称快，吸毒者亲属对政府这一举措千恩万谢，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