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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追光》（修改稿）
作者/潘龙华
第六章（1990—2004）第十节： 《我与“当代保尔”钢铁战士刘琦的故事》
1992年1月30日清晨，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我早早撑起雨伞，小心翼翼揣着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的请柬，匆匆挤上112路公交车。
在南京西路下车后，我又换乘20路公交车，赶往靠近外滩的汉口路50号，参加各界人士迎春座谈会。一想到请柬上手写的、让我围绕“自强不息”作6分钟发言的嘱托，心里便心急火燎，全然顾不上残腿阵阵袭来的隐痛，细密的雨丝早已打湿了我的后背。
走进会场，我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却惊觉自己来得太早了。铺着洁白桌布的长桌上，摆放着鲜艳的鲜花、新鲜的水果与精致的点心，围桌而设的十几张座椅空空荡荡，唯有桌边的一张轮椅上，坐着一个身影。
我找到自己的位置，恰好与轮椅上的人面对面。抬头望去，他身着笔挺军装，戴着墨镜，身姿依旧挺拔端正，尽显军人风骨。
忽然，他抬手想要喝茶，竟是用一双没有手掌的肘部，合力紧紧夹住茶杯，缓缓送向嘴边。那一刻，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也终于看清了他的脸庞，上面布满烈火灼烧后留下的累累疤痕，触目惊心，我的心瞬间被紧紧揪住——眼前之人，正是被誉为“当代保尔”的钢铁战士刘琦！
我心潮澎湃，久久无法平静。此前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各类媒体的报道，我早已熟知他的英雄事迹：无情的大火夺走了他的健康，全身烧伤面积达42%，头面部肌肉被烧干变焦，耳朵、鼻子、嘴唇等突出部位尽数被烧损，双目彻底失明，左腿也变形僵化、丧失行动能力。曾经身高一米八的英俊青年，就此沦为特等残疾军人。
刘琦定居上海后，时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热情邀请他到市委做客，还亲切赞誉他为“当代保尔”钢铁战士。此前，他更作为解放军英模代表，远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会后，他拖着残缺的身躯，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巡回作励志报告，用自身身残志坚的经历，向世人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我也曾拜读过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去意彷徨》，也读过他1984年发表在《文学报》上的处女作——诗歌《路》，这首作品还斩获了该报首届命题文学征文一等奖。
我定了定神，主动上前向他问好。简单寒暄过后，我们竟不约而同地聊起了共同热爱的文学。从长江残疾人笔会，到呼吁市残联成立残疾人创作协会、创办专属会刊，再到北方残疾人作家王占君、史铁生、张海迪，我们越聊越投缘，相见恨晚。
他忽然开口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些散文，寄给《三月风》的赵泽华呢？”我坦言对这位编辑并不熟悉，还误以为是位北方大哥。他笑着纠正我：“是位大姐，一位很好的北京女编辑，我可以帮你引荐。”
聊得久了，刘琦忍不住轻轻咳嗽起来，我满心担忧他的身体，他却一眼看穿了我的顾虑，轻声宽慰道：“我精神好得很，这点小毛病不碍事。”我虽半信半疑，却早已被他骨子里的坚强深深打动。
这时，上海市委老书记胡立教同志缓步走入会场，总工会副主席杜玉英、残联负责人徐凤建，以及市民政局的各位领导也相继到场，座谈会即将拉开帷幕。
迎春座谈会正式开始后，刘琦被东道主安排第一个发言。让我既意外又感动的是，他开口第一句话便是：“今天参加会议，我结识了潘龙华，一位文学朋友，我很高兴……”
这便是我与刘琦的第一次邂逅，美好而难忘。此后的日子里，我们时常通过电话联络。那时的他格外忙碌，上海乃至外地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纷纷争相邀请他前去作报告。
某天，中山北路街道副主任、残联主席吴麒英，与民政科长汪本俊一同找到我，希望我能出面邀请刘琦，参加全国助残日开幕式并发言。当时我身为街道残联副主席，当即欣然应允，随后便由汪本俊陪同，一同前往拜访刘琦。我的1992年5月5日日记中清晰记载：
今日星期二，下午两点三刻，雨刚停，我和街道的小汪一同来到延长中路刘琦家中。
刘琦早已坐在客厅简朴的沙发上等候，他的爱人吴国花热情地为我们端上热咖啡，还跟我说，刘琦对待写作格外投入，常常熬夜伏案创作。他的女儿“皮皮”穿着漂亮的花裙子，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在我们面前跳起了自编的舞蹈，逗得众人开怀大笑，还两次执意要把自己的铅笔盒送给我，童真满满。
刘琦欣喜地告诉我，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归来吧，孤雁》即将出版，还特意赠予我一张名片。临走之时，皮皮和妈妈一直将我们送到楼下，满是温情。
我的挚友刘琦，这位钢铁战士，为人热情坦荡、真诚实在，待人毫无保留。
后来，我还曾邀请他，为友人——上海某房产公司王总经理的宝山新楼盘开工仪式剪彩。
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那天中午，我乘坐王总安排的小轿车，先去曲阳新村接了老朋友、《劳动报》主任记者赵迎佳（后任该报副总编辑），再前往延长中路某小区接上刘琦。车行至沪太路不到二百米处，前方突然堵车，而剪彩的约定时间越来越近，众人都心急如焚。司机见左侧道路暂无来车，打算逆行通过，车子刚驶出，一名年轻交警便迎面走来，举手示意停车。我心里一沉，暗想这下怕是要耽误大事了！赵迎佳见状，急忙下车，跟交警说明情况并出示了身份证件。交警走到车窗前，我连忙打开车门，他探身仔细打量了一番刘琦，随即后退一步，挺直身姿，庄重地举手敬礼，随后转身引导我们的小车右拐，顺利驶入沪太路。
彼时，刘琦被上海各大单位争相邀请，尤其是各大中小学校，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抽不出空闲。即便如此，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他提出前往上海市盲童学校作一场报告的请求。
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我此前曾受邀去盲校做过一次主题演讲。
那天，我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看着台下清一色完全失明或重度弱视的孩子，他们年纪不过七八岁到十三四岁，却格外安静。他们无法看见我，只是用心“聆听”，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始终朝着讲台的方向，满是专注。我满含深情，一字一句地向这群特殊的小听众，倾诉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更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期盼。
演讲结束后，掌声一阵接着一阵，经久不息。一位面容清纯、臂佩三道杠的红领巾女孩，在老师的搀扶下，一步步慢慢走上讲台，郑重地向我敬了一个队礼，又摸索着为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随后，她从老师手中接过一只泥塑小鸡，递到我手里，轻声说：“叔叔，这是我们兴趣小组自己做的，请您收下我们的心意。”那一刻，我的眼眶瞬间湿润，满心都是感动与动容。
刘琦前往盲校的日子，是1994年10月11日。当天，学校教导主任开车先接上我，再去接刘琦。车子行至虹桥路边，远远便看见盲校门口彩旗飘扬、横幅醒目，学校全体领导班子列队等候，隆重迎接的场景，时至今日，依旧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难以忘怀。
平日里，我在生活中遇到难处，向刘琦求助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倾力相助；每到新年，我总会准时收到他寄来的新春贺卡，字里行间满是温暖与深厚情谊。
与刘琦相识相伴的这段岁月，是我人生中无比珍贵、永生难忘的时光。他让我真正懂得：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身躯是否完整，而在于意志是否坚强；人生的意义，从不在于身处顺境，而在于面对困境永不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