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要，千绪万端，然其本在得人。古语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邦国之兴衰，非系于城池之固、甲兵之利，而在官吏之贤否、吏治之清浊。惟选官得其人，吏治清明，官吏不与民争利，方能顺百姓求生、求安、求荣之本性，使诈伪之心无由而生，终致天下安、信德全之治。

     得人之本，首在选贤任能。唐太宗深谙此道，曰：“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破门户之限，惟才是举。魏征昔为政敌，以忠直敢言，擢为谏议大夫；布衣马周，上书言事，破格超迁，终至宰相。此“随能收叙，无隔疏贱”之格局，使贞观间贤才辈出，吏治清明，贞观之治，由此而基。选官以德才为纲，以实践为度，则贤者进、能者上，国治有源。

     得人之后，尤须吏治清明。吏者，民之表也，国之的也。吏贪墨横行，与民争利，则民不聊生，信德崩解。包拯秉“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执法如山，不避权贵，此“以法治吏”之范也。《大学》云：“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国以聚敛为能，苛税为功，则“财聚则民散”；惟“以义为利”，藏富于民，方“财散则民聚”。吏不与民争利，非独廉洁自守，实治国之大道。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百姓所欲，生有所养，安有所居，荣有所望耳。吏横征暴敛，豪强兼并，贫者无立锥之地，则民心离散，诈伪自生。西魏苏绰制“六条诏书”，首曰“先治心”，谓治民者当“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廉平、俭约，以化百姓。“均赋役”一条，直指“不可舍豪强而征贫弱”，惟施政公允，方能安民固本。

     观史可知，凡盛世，必得人而治、吏清民安；凡乱世，必奸佞当道、贪吏横行。治国者当以史为鉴，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之则，选贤任能，严以治吏，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如此，百姓安于生业、乐于安居、求于荣光，社会诚信和睦，天下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