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生我养我的穷村子。灰蒙蒙的天底下，几十间土坯房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像一排排掉了牙的嘴。屋顶上的雪压得很厚，烟囱里冒着稀薄的烟，整个村子死气沉沉的，连狗叫声都听不见几声。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身上穿着大哥淘汰下来的一件旧军大衣，兜里揣着母亲缝在内衣里的三十块钱，肩上背着一个用化肥袋子改的行李包。包里除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就是母亲连夜烙的十张玉米面饼子。
我知道布包里是什么——是鸡蛋。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卖，全给我煮了。我攥着那个布包，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但我没哭，我是家里的老二，爹娘老了，大哥分了家，底下还有两个妹妹，我得像个男人一样走出去，挣钱，寄回来。
从我们村到县城，三十里路，我走了将近三个小时。一路上没碰见一辆车，连个人影都没有。到了县城火车站，我才发现这个地方比我预想的还要破——候车室就是一间大瓦房，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呼啦啦地响。
火车是下午四点的，我三点就到了。候车室里没几个座位，我就蹲在墙角，拿出一个玉米饼子啃。饼子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咬一口，渣子掉一地。我不敢吃太快，因为不知道下一顿什么时候能吃上。
那男人叹了口气，把烟头掐灭，说：“那边活好找，就是苦。你年轻，扛得住。”顿了顿，他又说，“我有个远房亲戚在那边修路，你要是没处投奔，去了找建设兵团的人，他们经常招临时工。”
火车晚点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进站。绿皮车，车门一开，人像下饺子一样往下挤。我扛着行李包挤上去，车厢里全是人，过道都站满了，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泡面的味道。我好不容易在车厢连接处找了个落脚的地方，靠着车门，把行李包垫在屁股底下坐着。
我靠着车门，迷迷糊糊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不知道到了哪里，窗外一片漆黑，只有偶尔远处闪过一点灯光。肚子咕噜咕噜叫，我又摸出一个玉米饼子啃。饼子已经不那么硬了，因为车厢里暖和了一些。
火车走了三天两夜，越往西走，窗外的景色越荒凉。过了甘肃，连雪都看不见了，满眼是黄扑扑的戈壁滩，偶尔看见几棵骆驼刺，顽强地趴在沙地上。到了第三天下午，广播里说前方到站是乌鲁木齐，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把行李包重新扎紧，站在车门边等着。
站台上风很大，但不像东北的风那么刺骨，是一种干冷，吸进肺里像刀子拉。我抬头看天，天很高，很蓝，蓝得不像真的。远处的天山山脉覆盖着白雪，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金光，好看得让人想哭。
乌鲁木齐火车站比我们县城的火车站大多了，人也多，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戴着白帽子的回族老汉，有穿着花裙子的维吾尔族姑娘，有扛着行李的汉族民工，还有穿着军装的兵团战士。喇叭里用汉语和另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轮番广播，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维吾尔语。
出了站，上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斗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都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但眼睛里都有光。我爬上车斗，找了个角落蹲下，车就突突突地开动了。
车开了大概半个小时，在一大片空地上停了下来。我跳下车，看见远处有几排简易的工棚，四周堆着水泥、钢筋和沙石料，有几个工人正推着独轮车运土。工地上尘土飞扬，机器轰隆隆响，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我扛着行李往工棚走。工棚是用红砖砌的，顶上是石棉瓦，里面搭了两排大通铺，铺着稻草和毡子，上面凌乱地堆着被褥。我找了个靠墙的位置，把行李包放下，铺开母亲给我缝的那床薄被子。
那是一个维吾尔族汉子，看不出多大年纪，也许二十多，也许三十出头。他皮肤黝黑，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眼珠子是灰蓝色的，像冬天结了冰的河。他穿着一件油腻腻的羊皮褂子，头发乱蓬蓬的，正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块馕饼，一点一点掰着往嘴里送。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通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心里乱。我想家，想爹娘，想妹妹们，想家里那条大黄狗。工棚里的气味也不好闻，汗味、脚臭味、莫合烟的呛人味道混在一起，让人直想咳嗽。
旁边的小河南已经打起了呼噜，四川铁子在说梦话，叽里咕噜的听不清说啥。我侧过身，看见通铺另一头的阿里木江也没睡，他靠在墙上，手里夹着一根自己卷的烟，烟头的红光一明一暗，照着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
我猛地坐起来，浑身酸痛，像是被人打了一顿。昨晚上铺的稻草太薄，木板硌得我骨头疼。我揉了揉眼睛，看见工棚里其他人都在麻利地穿衣服，我也赶紧爬起来，套上那件旧军大衣。
食堂在另一间工棚里，大师傅是甘肃人，姓马，大家叫他老马。早饭很简单，玉米面糊糊配馒头，还有一碟咸菜疙瘩。我端着搪瓷碗，一口气喝了三碗糊糊，吃了两个馒头，觉得浑身有了力气。
吃完早饭，天刚蒙蒙亮。工地上已经忙活开了，几十个工人分散在各个工段，有的在挖地基，有的在搬砖，有的在和水泥。老赵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分到挖地基的组里，每人发了一把砍头曼。
挖地基的活是最累的。地基要挖两米多深，一米五宽，先用石灰在地上画出线，然后顺着线往下挖。土是硬邦邦的戈壁土，夹杂着大大小小的石子，一砍头曼下去，震得虎口发麻，只能刨下一小片。
他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大裤衩，羊皮褂子扔在一旁。他抡起砍头曼的姿势跟我完全不同——双脚分开，微微下蹲，腰背挺直，砍头曼举过头顶，然后猛地劈下来，带着一股子狠劲，砍头曼深深地嵌入土里，再一撬，一大块土就翻出来了。他干活的节奏不快不慢，但每一砍头曼都扎实有力，好像永远不知道累似的。
干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的手上就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血水渗出来，钻心地疼。我不敢吭声，咬着牙继续干。在家干农活的时候也磨过泡，但没这么厉害，砍头曼的柄是木头的，粗糙得很，攥久了掌心火辣辣的。
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在家的时候，只有母亲会这样细心地给我上药。在这个离家几千里的地方，一个语言不通的维吾尔族汉子，给了我一份陌生的温暖。
晚上，工棚里热闹起来。大家吃完晚饭，有的打扑克，有的聊天，有的躺在铺上看从地摊上租来的武侠小说。小河南不知道从哪弄来一把破二胡，吱吱呀呀地拉着，调子跑得离谱，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我靠在铺上，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开始写东西。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喜欢把心里想的事情写下来。在家的时候，我写过日记，写过诗，虽然写得不好，但写出来心里就舒坦。
那天晚上，我们用拼音聊了很久。我问他喀什是什么样的，他说喀什有好多好多巴扎（集市），有烤包子、抓饭、拉条子，还有全新疆最大的清真寺。他问我东北是什么样的，我说东北有雪，冬天到处都是白的，河面上能走马车。他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大概很难想象河面上走马车的景象。
他还告诉我，他的名字“阿里木江”在维语里是“学者”的意思。“阿里木”是知识、学问，“江”是对人的爱称。我说我的名字“于江龙”没啥特别的意思，就是爹给起的，顺着叫下来的。
直到半夜两点多，工棚里其他人都睡熟了，我们还在写写画画。我打了一个哈欠，他看见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写：“shui ba, ming tian hai yao gan huo。”
手上的水泡变成了茧子，砍头曼抡起来也不那么吃力了。每天天不亮起床，天黑透了收工，累是累，但心里踏实。一个月下来，我瘦了十几斤，但胳膊粗了一圈，整个人黑了不少，看起来像个老民工了。
工地上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故事。小河南原名李建设，家里弟兄五个，他排行老三，上头的哥哥要娶媳妇，底下的弟弟要上学，他就出来打工了。四川铁子陈铁军更惨，爹死得早，娘改嫁了，他跟着奶奶长大，奶奶去世后，他就一个人出来闯荡。还有一个甘肃来的老马，四十多岁了，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出来打工挣钱供孩子念书，一年才回一次家。
阿里木江依然不太说话，但他跟我的交流越来越多了。我们用拼音写字条，有时候也用手比划。我教他说简单的汉语，比如“吃饭”“干活”“睡觉”“多少钱”，他学得很认真，就是发音不标准，平舌翘舌不分，声调也总是跑偏。“吃饭”说成“呲饭”，“睡觉”说成“碎觉”，我每次都忍着笑纠正他。
他也教我维语。我学会的第一句维语是“亚克西”，意思是你好、好、棒。后来又学会了“热合麦特”（谢谢）、“好西”（再见）、“塔玛克”（烟）。我学维语比阿里木江学汉语还费劲，那些卷舌音和小舌音，我的舌头怎么也打不出那个弯来。每次我憋得满脸通红，阿里木江就在旁边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窝在工棚里，裹着被子，看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新疆的雪跟东北的不一样，东北的雪是厚厚的、沉沉的，压得树枝弯了腰；新疆的雪是细细的、干干的，像面粉一样，风一吹就满天飞。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心里热乎。我想起了老家的爹娘，想起往年过生日，母亲会给我煮两个鸡蛋，父亲会破例跟我说几句软话。今年生日，在几千里外的新疆，一个维吾尔族汉子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想了想，写道：“yi dian dian. ni ne？”
他写，他是喀什疏附县人，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去世得早，他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就要帮着母亲撑起这个家。他二十岁的时候，村里人都说他该娶媳妇了，可是家里穷，拿不出彩礼，一直拖到现在。
他写，他有个喜欢的姑娘，叫阿依古丽，是邻村的。他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阿依古丽长得特别漂亮，眼睛大大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全村的小伙子都喜欢她，但她只喜欢他。
他写，阿依古丽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在巴扎上卖布，家里条件比他们家好得多。他不同意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提出要五百块钱的彩礼。五百块钱，在那个年代的南疆农村，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三月的新疆，风还是冷的，但阳光已经有了暖意。工地上的地基挖完了，开始砌石头。石头是从山上拉来的青石，一块少说五六十斤，两个人抬着往地基里放。这个活比挖地基还累，搬一天石头下来，腰都直不起来。
我们坐了一辆毛驴车，晃晃悠悠地进了城。乌鲁木齐比我想象的要热闹得多，街道上人来人往，两边是低矮的土房子，偶尔有几栋楼房。街上有卖馕的、卖烤包子的、卖水果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香味和尘土的味道。
阿里木江带我去了红山嘴子那边，西大桥附近有一个集市。红山是乌鲁木齐的标志，山体是赭红色的，在一片灰黄色的城市里格外显眼。西大桥横跨在乌鲁木齐河上，不过那时候河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只有夏天发洪水的时候才有水。
烤肉摊子很简单，一个铁皮炉子，里面烧着炭，上面架着铁架子，一串串羊肉摆在上面，滋滋冒着油。摊主是个维吾尔族老汉，留着花白的胡子，戴着一顶四角花帽，看见阿里木江，笑眯眯地打招呼。
我们吃了一半的时候，旁边来了两个年轻人，也是维吾尔族，其中一个留着八字胡，穿着皮夹克，看起来挺时髦的。他跟阿里木江打招呼，两人用维语聊了几句，然后那个皮夹克看了我一眼，用汉语问：“你朋友？”
第五章 古丽的来信
五月的乌鲁木齐，春天总算姗姗地来了。
戈壁滩上的雪化得干干净净，地面上冒出一层稀薄的绿色，是那种倔强的野草，在干旱的沙土里挣扎着生长。路边的杨树也吐出了嫩芽，整个城市从冬天的灰黄变成了浅绿，看着让人心里舒坦。
工地上的活越来越忙了。地基砌完，开始垒墙，砖一块接一块地往上码，一天下来，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大家干劲十足，因为老赵说了，这个工程干完，每人还能多发一个月的工钱作为奖金。
阿里木江干得更起劲了。他每天比别人早到工地半小时，把当天要用的砖和砂浆都准备好；晚上收工了，他还要多干一会儿，把工具收拾利索才走。我知道他是为了攒钱，为了那五百块钱的彩礼。
有时候我劝他：“别太拼了，身体要紧。”
他摆摆手，用越来越流利的汉语说：“没事，我身体好。”
他确实身体好。工地上的活那么重，他从来没请过一天假，连头疼脑热都没有过。小河南有一次中暑，躺了两天；四川铁子有一次搬石头砸了脚，瘸了一个星期；就连老赵，有一次也感冒发烧，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有阿里木江，像个铁打的似的，永远精神抖擞。
五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收工后大家正在食堂吃饭，邮递员来了。
“阿里木江！阿里木江在不在？”邮递员站在工棚门口喊。
阿里木江放下碗，快步走过去。邮递员递给他一封信，厚厚的，信封上写着弯弯曲曲的维吾尔文字。
阿里木江接过信，手微微抖了一下。他看了信封上的字，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有欣喜，有紧张，还有一丝说不清的忧虑。
他拿着信回到铺上，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先掉出来一张照片，他捡起来看了一眼，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谁来的信？”小河南凑过来问。
阿里木江没说话，只是把照片递给我。
我接过照片，看了一眼，愣住了。
照片上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头上戴着绣花的小帽，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她的脸是那种典型的南疆姑娘的长相——皮肤白白的，眉毛弯弯的，眼睛又大又深，像两汪清泉，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站在一棵大树下，背后是黄色的土房子和蓝得不像话的天空。整个人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好看得不像真的。
“这是……古丽？”我问。
阿里木江点了点头，嘴角忍不住往上翘。
“真好看！”我由衷地说。
小河南抢过照片看了一眼，也惊呼：“我的妈呀，这也太好看了！阿里木江，你上辈子积了什么德！”
四川铁子也凑过来看，啧啧赞叹：“我要是有这么好看的媳妇，做梦都能笑醒。”
阿里木江被大家夸得不好意思了，把照片抢回去，小心翼翼地夹在信封里。然后他坐下来，开始看信。信是用维吾尔文写的，我看不懂，但从他的表情变化里，我读出了很多东西——他的眉头一会儿皱起来，一会儿又舒展开，嘴角一会儿往下撇，一会儿又往上扬。
他看完信，沉默了好一会儿。
“信上说什么？”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叹了口气，说：“古丽说，她阿爸又催她嫁人了。村里有个巴依（维语：富人）的儿子，家里有钱，看上了古丽，托人来提亲。她阿爸很愿意，已经在谈彩礼了。”
“那怎么办？”
“古丽说她在等我去提亲，她说她谁都不嫁，就等我。”阿里木江说到这里，眼圈有些发红，“她说她阿爸给她下了最后通牒，今年年底之前，如果还没有人来提亲，就让她嫁人。”
“还差多少钱？”我问。
阿里木江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他的账。他翻到最后一页，算了算，说：“我现在攒了三百八十块，还差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块，按照他每个月攒三十块的速度，还需要四个月。现在才五月，到年底还有七个月，时间是够的。但问题是，他得从乌鲁木齐回喀什，路上要花时间，要花路费，到了那边还要办婚事，样样都要钱。
“我再多干点活，”阿里木江说，“晚上去找点零工，看有没有搬运的活，多挣一点。”
“你别把自己累垮了。”我说。
“不会。”他冲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决心，也有疲惫。
那天晚上，阿里木江破天荒地没有抽烟。他躺在铺上，把那张照片举在眼前，看了很久很久。工棚里的灯光昏昏黄黄的，照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
我没打扰他，自己掏出小本子，继续写我的东西。自从来到新疆，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都记一点，有时候是工地上的人和事，有时候是自己心里的感受。
那天我写道：“阿里木江收到了古丽的照片，真好看。他想娶她，但还差一百二十块钱的彩礼。他为了这个目标，拼了命地干活。我觉得他一定能成的，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毅力的人。”
写完日记，我侧过身看阿里木江，他已经把照片收好了，眼睛闭着，不知道睡着了没有。他的眉头微微皱着，即使在睡梦中，也好像有心事放不下。
我轻轻叹了口气，关了灯。
黑暗中，我听见阿里木江翻了个身，然后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懂维语，但那个音节我记住了——他说的好像是“阿依古丽”。
那是他心上人的全名。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阿里木江就起来了。我迷迷糊糊听见他穿衣服的声音，以为他去上厕所，就没在意。等我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铺已经叠得整整齐齐，人不见了。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小河南：“看见阿里木江了吗？”
“早看见了，天不亮就出去了，扛着一根铁锹。”小河南说。
我端着碗走出食堂，看见阿里木江从工地外面走进来，满头大汗，裤腿卷到膝盖以上，鞋上全是泥。
“你干啥去了？”我惊讶地问。
“河边，”他说，“有人要挖水渠，一天两块钱，早上去干两个小时，不耽误上工。”
我心里一紧。他每天早上比别人早起两个小时去挖水渠，干完活再回来上工，等于一天比别人多干两个小时的体力活。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
“你别这么拼，”我说，“身体要紧。”
“没事，”他咧嘴笑了笑，“我还年轻。”
他今年三十四了，比我大十六岁。在我们老家，三十四岁的男人已经是壮劳力，但像他这样拼命干的，我还没见过。
从那天起，阿里木江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去河边挖两个小时的水渠，挣两块钱，然后回来吃早饭，跟上大家一起上工。晚上收工后，他还要去附近的货场帮忙装卸货物，有时候干到半夜才回来。
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更深了，颧骨更突出了，但眼睛里的光却越来越亮。
我看着心疼，却帮不上什么忙。我也想过晚上跟他一起去做零工，但我的体力不如他，白天干完活就已经累得不行了，晚上实在撑不住。
有一次，我试探着说：“要不，我借你一点钱？我攒了也有几十块了。”
他摇头，很坚决地说：“不用。你的钱，寄回家。”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从来不跟别人借钱，也从来不占别人便宜。有时候我买了两瓶啤酒，递给他一瓶，他一定要买两个馕还给我。这种骨子里的硬气，让我既佩服又心疼。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阿里木江从货场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他浑身灰扑扑的，脸上全是汗渍和尘土，手背上磨破了一块皮，血糊糊的。
他打了盆水，在工棚外面洗脸。我跟出去，递给他一条干净的毛巾。
“今天怎么这么晚？”我问。
“来了个大车，装了一百多袋水泥。”他说，声音有些沙哑。
“手怎么了？”
他看了一眼手上的伤，不在乎地说：“磨的，不碍事。”
我拉过他的手看了看，手心磨出了一个血泡，已经破了，皮翻起来，露出里面嫩红的肉。我从兜里掏出他以前给我用过的那个羊油膏药瓶子，里面还剩一点，小心翼翼地给他涂上。
“你还留着呢。”他笑着说。
“你给我的东西，我能丢吗？”我说。
他听了，没说话，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阿里木江拼命干活的样子。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话——“我还年轻”。三十四岁，搁在城里人身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他已经被生活磨得像个四十多岁的人了。
我又想起古丽的照片。那个美丽的姑娘，在遥远的喀什，等着这个拼命干活的男人去娶她。她大概不知道，她的阿里木江在乌鲁木齐，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手上磨得全是血泡，就为了凑够那五百块钱。
爱情这东西，有时候是甜的，有时候，却是苦的。
第六章 戈壁滩上的端午节
六月下旬，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工地上搬砖，老赵突然喊我：“小于！有人找你！”
我放下砖，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出工地。门口停着一辆毛驴车，车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穿着灰色的衣服，脸上全是风霜的痕迹。
我愣了一下，然后猛地认出来了——是隔壁的张婶！
“张婶？你怎么来了？”我跑过去，又惊又喜。
张婶从毛驴车上下来，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你这孩子，瘦了，黑了，但长高了，也壮实了。”
“你怎么到新疆来了？”我问。
“你妈让我来的，”张婶说，从车上拎下一个布包袱，“你妈听说我要来新疆看我女婿，就托我给你带东西。她说你走了快半年了，一封信都没给家里写，她心里急得不行。”
我这才想起来，我上次给家里寄钱写信，还是四月份的事。这都六月底了，两个多月没给家里写信了。我一拍脑门，懊悔得不行：“我忙忘了……”
“忙忘了？”张婶瞪了我一眼，“你妈在家天天盼你的信，盼得头发都白了一半。你倒好，忙忘了！”
我低下了头，心里又愧又难受。
张婶的语气软了下来，把包袱递给我：“这是你妈给你做的鞋，两双布鞋，一双棉鞋。还有你最爱吃的蘑菇干，你妈自己上山采的，晒干了给你寄来。还有一罐子辣椒酱，你妈说你爱吃辣的，新疆那边吃不惯，给你做了带着。”
我接过包袱，沉甸甸的，抱在怀里，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你妈让我告诉你，”张婶说，“家里一切都好，你爹身体还行，你两个妹妹都上学了，你不用挂念。你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别太省，该吃吃，该喝喝，别把身体搞垮了。”
我嗯了一声，使劲忍着眼泪。
张婶又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五十块钱。她说你在外面不容易，让你留着花，别往家里寄了。”
我没接那个布包。我说：“张婶，你帮我带回去给我妈。我在新疆挣钱呢，一个月四十多块，够花了。让她别惦记我，我在外面挺好的。”
张婶犹豫了一下，把钱收了回去，叹了口气：“你这孩子，跟你爹一个样，倔。”
我留张婶在工地上吃了顿饭。食堂的老马听说我老家来人了，特意多炒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醋溜白菜。虽然简单，但在这工地上，已经算是过年才有的待遇了。
张婶吃完饭，又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要走。她说她女婿在乌鲁木齐另一个地方，还要赶过去。
我送她到路口，看着毛驴车走远了，才转身回去。
回到工棚，我打开那个包袱。两双布鞋纳得结结实实，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一看就是母亲熬了多少个夜晚才做出来的。棉鞋里面絮了厚厚的棉花，软乎乎的，像母亲的怀抱。
蘑菇干用报纸包着，打开来，一股山野的清香扑面而来。辣椒酱装在罐头瓶里，瓶口用塑料布封了好几层，一滴都没洒。
我把布鞋穿上，大小正合适，舒服得像是踩在棉花上。小河南看见了，羡慕地说：“你妈真疼你。”
我笑了笑，心里却酸酸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铺上，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我告诉爹妈我在新疆一切都好，工地上管吃管住，每月能挣四十多块，我已经攒了一些钱了，等年底回家的时候带回去。我告诉他们我交了一个维吾尔族朋友，叫阿里木江，人特别好，帮了我很多忙。我还告诉他们新疆的景色很美，天很蓝，山很高，戈壁滩很辽阔，等以后有机会，带他们来看看。
写完了信，我把它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准备第二天去邮局寄。
阿里木江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他看见我坐在铺上写信，走过来问：“家里来信了？”
“不是，家里托人带东西来了。”我把母亲做的布鞋给他看。
他拿起布鞋，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然后说：“你妈妈，手巧。”
“你妈妈呢？”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妈妈老了，眼睛不好了，做不了鞋了。”
我没再问，把那双棉鞋收好，留到冬天穿。
快到端午节了，工地上的气氛有些不一样。虽然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但到了传统节日，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念想。小河南说，往年在家的时候，他妈会包粽子，糯米里面放红枣、花生，用竹叶包成三角形，煮得满屋飘香。
“今年吃不上了。”小河南叹了口气，咂了咂嘴，好像还在回味那个味道。
四川铁子说，他们老家过端午节要划龙舟、吃咸鸭蛋，他爹会喝点雄黄酒，说是驱邪避疫的。
老马甘肃人，说过端午要吃一种叫“油饼子卷糕”的东西，油饼炸得金黄金黄的，卷上糯米糕，又甜又香。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都馋了。
阿里木江坐在一旁听着，突然开口说：“我们维吾尔族，过古尔邦节，宰羊，做抓饭，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那你们的节日跟我们不一样。”小河南说。
“节日不一样，”阿里木江说，“但想家的心情，一样。”
大家听了，都沉默了。
端午节那天，老赵破例让食堂多买了些肉和菜，给大家加餐。老马使出浑身解数，炒了一大锅红烧肉，炖了一只鸡，还炸了一盘花生米。虽然没有粽子，但大家已经很满足了。
吃饭的时候，老赵举起搪瓷碗，里面装的是白酒——他自掏腰包买了两瓶，一人分了小半碗。
“弟兄们，”老赵说，“今天是端午节，大家都不容易，背井离乡出来讨生活。我老赵敬大家一碗，祝大家平安健康，早日发财！”
“干！”大家齐声喊道，咕咚咕咚地把酒干了。
那酒是散装的高粱酒，度数高，辣嗓子，一口下去，从喉咙烧到胃里。我不会喝酒，被呛得直咳嗽，阿里木江在旁边拍了拍我的背，笑着说：“慢慢喝，不急。”
吃完饭，大家三三两两散了。小河南喝多了，躺在铺上胡言乱语，一会儿喊妈，一会儿喊媳妇，大家听得又好笑又心酸。四川铁子拉着老马下棋，两个人在棋盘上杀得天昏地暗。
我和阿里木江坐在工棚外面，一人一根莫合烟，看着远处的天山。
夕阳西下，天山的雪峰被染成了金色，像一座座金山，壮观得让人说不出话来。
“于江龙，”阿里木江突然说，“你说，人能改变自己的命吗？”
我想了想，说：“能吧。你不是正在改变吗？你拼命干活攒钱，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
“可是，”他顿了顿，“有时候我觉得，命像一座山，我像一只蚂蚁，搬一辈子，也搬不完。”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十八岁，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总觉得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但阿里木江三十四岁了，他经历过的苦难比我多得多，他的怀疑和迷茫，我未必能懂。
“你别想太多了，”我说，“先把古丽娶回家，其他的慢慢来。”
他笑了笑，把烟头掐灭，站起来说：“你说得对。一步一步来。”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挂在天山顶上，像一个银盘子。戈壁滩上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远处的狗叫声和风吹过工棚石棉瓦的呼呼声。
我躺在铺上，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了老家的爹妈和妹妹们。他们大概也在看同一个月亮吧。
阿里木江又在翻来覆去了。我知道他也在想家，想喀什，想古丽。
两个异乡人，躺在新疆的工棚里，想着各自的故乡和亲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同是天涯沦落人”。
第七章 西瓜熟了
七月的新疆，热得像一个巨大的烤箱。
白天，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工地上的温度少说有四十度。砖头晒得烫手，水泥袋摸上去都是热的，连喝的水都是温的。大家干活的时候，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掉在地上，瞬间就蒸发了。
为了防止中暑，老赵调整了作息时间，早上五点半上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休息，避开最热的时候，然后干到晚上八点。午休时间长了，大家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打扑克的打扑克，睡觉的睡觉，聊天的聊天。
阿里木江不休息。中午最热的时候，他跑到工地旁边的阴凉处，用砍头曼刨地。我问他刨什么，他说种西瓜。
“现在种西瓜？来得及吗？”我惊讶地问。
“来得及，”他说，“新疆的西瓜，长得快。”
他从巴扎上买了几颗西瓜籽，在工地旁边的空地上挖了几个坑，把种子埋下去，每天中午去浇水。他还从食堂要了些草木灰，撒在土里当肥料。
我看着他伺候那些西瓜苗的样子，又认真又虔诚，好像那不是几株瓜苗，而是什么宝贝。
“你种西瓜干什么？”我不解地问，“巴扎上买一个才几毛钱。”
他笑了笑，说：“不一样。自己种的，甜。”
西瓜籽真的发芽了，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在烈日的暴晒下，顽强地生长着。阿里木江每天给它们浇水、除草、松土，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
有一天，小河南看着那些瓜苗，开玩笑说：“阿里木江，你是不是准备在工地上扎根了？种上西瓜，是不是下一步还要盖房子？”
阿里木江认真地想了想，说：“如果古丽愿意，我真的想在这里盖个房子。”
“在这里？”小河南瞪大了眼睛，“这可是戈壁滩！”
“戈壁滩怎么了？”阿里木江说，“有水，有土，就能种庄稼。你看，西瓜不是长得好好的吗？”
小河南被他说得哑口无言，摇了摇头，继续打他的扑克。
我觉得阿里木江说的有道理。新疆虽然干旱，但只要有了水，戈壁滩也能变成良田。那些兵团的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他们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几十年过去了，已经变成了一片片的农田和果园。
阿里木江的西瓜长得很快，到了七月底，藤蔓已经爬了一地，结出了小小的瓜纽。他更上心了，每天中午都要去看，数一数长了几个瓜，看看有没有虫子。
“等西瓜熟了，”他对我说，“第一个给你吃。”
我笑着说好。
八月中旬的一天，阿里木江兴冲冲地跑进工棚，手里抱着一个小西瓜，也就海碗那么大。
“熟了！”他兴奋地说，“第一个熟了！”
他把西瓜放在铺上，拿刀切开。瓜皮很薄，瓜瓤红红的，籽是黑色的，一看就是好瓜。他把西瓜切成小块，先递给我一块，然后又分给小河南、四川铁子、老马和其他人。
我咬了一口，汁水在嘴里炸开，甜得不行，还有一种特殊的清香，是巴扎上买来的西瓜没有的味道。
“好吃！”我由衷地赞叹。
阿里木江笑了，笑得像个孩子。他自己也吃了一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西瓜收好，说：“留一半给老赵。”
老赵那天不在工地，去甲方那里开会了。晚上他回来，阿里木江把留的西瓜端给他，老赵尝了一口，连连点头：“好瓜！阿里木江，你还有这手艺？”
阿里木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从那以后，西瓜一个接一个地熟了。阿里木江每次摘了瓜，都要分给大家吃。工地上几十号人，几乎每个人都吃过他种的西瓜。那些西瓜不大，但特别甜，甜到心里去。
有人问他种瓜的秘诀，他说：“水浇够，太阳晒够，心用到，瓜就甜了。”
我觉得他说的话不只是说瓜。
八月底，阿里木江的西瓜地里结了几十个瓜，他摘了几个最大的，用毛驴车拉到巴扎上去卖。一个瓜卖五毛钱，不到半天就卖完了，净挣了十几块。
他把钱小心地收好，在本子上又记了一笔。
“还差多少？”我问。
他算了算，说：“还差六十。”
六十块钱，按照他现在的速度，一个月就能攒够。他每天的工资是一块六，一个月四十八块，加上早晚的零工和卖西瓜的钱，一个月能攒四十多块。也就是说，到九月底，他就能攒够五百块了。
“快了！”我替他高兴。
他也笑了，眼睛里闪着光，好像已经看到了回喀什的那一天。
那天晚上，阿里木江破例没有出去做零工，而是留在工棚里，用我给他的纸和笔，给古丽写了一封信。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写完了又划掉，重写。
他写的是维吾尔文，我看不懂，但我能感受到他的认真和郑重。每一个弯弯曲曲的字母，都像他心里的一个念头，缠绕着，牵挂着。
他写完了信，念给我听，当然是用维语念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念完之后，他翻译给我听，大意是——
“亲爱的古丽，我在乌鲁木齐一切都好，你不要挂念。钱快攒够了，等攒够了，我就回去提亲。请你再等等我，不要嫁给别人。你是我的月亮，没有你，我的世界就是黑夜。”
我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她会等你的。”
阿里木江把信折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第二天一早，他请了半天假，亲自去邮局把信寄了。
从邮局回来的路上，他经过一个照相馆，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他让照相师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一件白色的衬衫，一条深色的裤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拍完照，他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维吾尔文，然后装进信封，又寄了出去。
“你在照片背面写了什么？”我后来问他。
他说：“我写了‘等我’。”
两个字，却是他用尽全力说出来的承诺。
第八章 意外的变故
九月初，天气开始转凉了。
新疆的秋天来得特别快，好像一夜之间，风就变了方向，从南边的沙漠吹来的热风变成了从北边天山吹来的凉风。杨树的叶子开始发黄，一片一片地往下落。
工地上，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因为老赵说了，十月底工程必须完工，甲方等着验收。为了赶工期，老赵把每天的劳动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中午休息两个小时。
阿里木江依然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去挖水渠，晚上去货场装卸货物。他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有时候干活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来，扶着砍头曼喘气。他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尤其是早晚，咳起来没完没了。
我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没事，就是抽烟抽多了。
“那就少抽点。”我说。
他笑了笑，把莫合烟掐灭了，但第二天又卷上了。
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阿里木江从货场回来，脸色很不好。他躺在铺上，捂着小腹，眉头紧皱，额头上全是汗。
“你怎么了？”我吓了一跳。
“没事，”他说，“肚子有点疼。”
“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可能吧。”
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没事，坚持要去找老赵。他拉住我，说：“别去，老赵睡了。明天就好了。”
我拗不过他，只好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喝了水，蜷缩在铺上，像一只受伤的猫，一动不动的。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每隔一会儿就看看他。他好像也没睡，一直在翻来覆去，偶尔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
第二天早上，他的脸色好了一些，但还是很苍白。他照常起来，要去挖水渠。
“你今天别去了，”我说，“休息一天。”
“不行，”他摇头，“一天两块钱呢。”
“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都重要。”他说完，扛着铁锹走了。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那天下午，工地上出了点事。
一个四川来的新工人，叫刘大壮，干活的时候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胳膊。老赵赶紧让人把他送到医院，工地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脚手架搭得不牢，早就该加固了。”小河南低声说。
“老赵为了省钱，什么都凑合。”四川铁子也抱怨。
我看了看正在干活的阿里木江，心里一阵后怕。他每天早出晚归，睡眠不足，体力透支，万一哪天出了事怎么办？
晚上，我找了一个机会，跟阿里木江好好谈了一次。
“你不能再这么拼了，”我说，“你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还差三十块，”他说，“再攒一个月就够了。”
“那就再等一个月，但你得保证，别再去做零工了。白天干活已经够累了，晚上再干，你会垮的。”
他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行，”他说，“听你的。”
从那天起，阿里木江不再去做零工了，但他每天早上还是坚持去挖水渠，说那是白天的活，不耽误休息。我拿他没办法，只能由着他。
但他的身体确实不如从前了。他的脸色越来越差，咳嗽越来越厉害，有时候干着干着活，突然就蹲下去，半天站不起来。
我给他买了些药，他吃了也不见好。老赵看他这样，让他休息两天，他死活不肯，说一天不干活，就少挣一块六。
“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古丽想，”我说，“你要是累垮了，谁娶她？”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了他心里。他愣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说得对。”
那天晚上，他终于没有去挖水渠。他在工棚里睡了一整晚，第二天起来，脸色好了一些。
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只要那三十块钱还没攒够，他就不会真正停下来。
第九章 秋天的承诺
十月的新疆，秋高气爽。
工地上的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墙砌完了，屋顶盖上了，剩下的就是粉刷和清理。老赵的脸上也有了笑容，说干完这个活，大家都能过个好年。
阿里木江的钱终于攒够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铺上，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一张一张地数。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厚厚一沓子，用橡皮筋扎着。
他数了三遍，每一遍的数字都一样——五百零三块。
“够了。”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
“够了！”我也跟着激动起来，“你可以回去娶古丽了！”
他笑了，那是我见过的他最开心的笑容。他拍了拍那沓钱，像拍着一个老朋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钱装进一个布袋子里，贴身放着。
“我明天跟老赵说，月底就走。”他说。
“老赵肯定不放你，”我说，“月底工程才完工。”
“那我就干到月底，”他说，“不差这几天。”
那几天，阿里木江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他干活的时候哼着歌，是维吾尔族的民歌，调子欢快，听得大家也跟着高兴。他见谁都笑，连对平时不怎么说话的老马都笑呵呵的。
“阿里木江要娶媳妇了！”小河南到处宣传，好像是他自己要娶媳妇似的。
大家起哄，让阿里木江请客。阿里木江二话不说，去巴扎上买了半只羊，让老马炖了一大锅羊肉汤。那天晚上，工地上所有人都吃上了羊肉，喝上了酒，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一场。
酒过三巡，小河南站起来，举着搪瓷碗说：“我提议，大家敬阿里木江一碗！祝他娶个好媳妇，生个大胖小子！”
“干！”大家齐声喊。
阿里木江站起来，端着碗，环顾了一圈在座的每一个人，然后说：“谢谢大家。我在新疆这么多年，在这个工地上，交到了最好的朋友。”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停了一下。
“于江龙，”他说，“你是我的兄弟。”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举起碗，跟他碰了一下，说：“阿里木江，你也是我的兄弟。”
那天晚上，大家都喝多了。小河南唱起了豫剧，四川铁子吼起了川江号子，老马用甘肃话讲了个笑话，谁也听不懂，但大家都笑了。
阿里木江坐在铺上，掏出那张古丽的照片，看了又看。他用手轻轻抚摸着照片上姑娘的脸，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像是在跟她说话，又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坐在他旁边，没有打扰他。
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对我说：“于江龙，等我回去娶了古丽，你一定要来喀什。我让古丽给你做抓饭，做拉条子，她做饭可好吃了。”
“好，”我说，“我一定去。”
“你说话算数？”
“算数。”
他笑了，把照片收好，躺了下去。这一次，他没有翻来覆去，很快就睡着了，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
我看着他安详的睡脸，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不踏实，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我使劲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开。一切都好好的，能出什么事呢？
月底到了，工程按时完工。甲方验收通过，老赵给大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钱，加上奖金，每个人到手六十多块。
阿里木江领了钱，把行李收拾好，准备第二天一早坐车回喀什。
那天晚上，他跟我坐在工棚外面，一人一根莫合烟，看着满天的星星。
新疆的星星特别亮，密密麻麻地铺在天上，像撒了一把碎银子。银河横亘在天空中央，朦朦胧胧的，像一条发光的河。
“于江龙，”阿里木江说，“你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数不清。”我说。
“我小时候，阿爸跟我说，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人的命。命好的，星星就亮；命不好的，星星就暗。”
“那你那颗星星呢？”
他抬头找了半天，指着天上一颗很亮的星星说：“那颗。”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颗星星确实很亮，在银河旁边，一闪一闪的。
“我的呢？”我问。
他找了找，指着另一颗说：“那颗，挨着我的。”
我笑了，说：“那我们永远都是兄弟，连星星都挨着。”
他也笑了，笑得很开心。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他跟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讲喀什的老城，讲艾提尕尔清真寺，讲他第一次见到古丽的情景。
“那时候我才十五岁，”他说，“古丽才八岁，扎着两个小辫子，在巴扎上追着一只羊跑。她跑得太快，摔了一跤，趴在地上哭。我过去把她扶起来，她就不哭了，冲我笑了一下。”
“从那时候起，你就喜欢她了？”我问。
“不是喜欢，”他想了想，说，“是知道。知道这个姑娘，会是我一辈子的人。”
我听了，心里酸酸的。一辈子的承诺，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阿里木江为了这个承诺，拼了十多年，现在终于快实现了。
“早点睡吧，”我说，“明天还要赶路。”
他嗯了一声，掐灭了烟，跟我一起回了工棚。
那一夜，我做了个梦。梦见喀什的巴扎上，阿里木江牵着古丽的手，两个人笑得很开心。古丽穿着红色的婚纱，像一团火。阿里木江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帅得不行。
我在梦里笑了。
但笑着笑着，梦就变了。
第十章 最后的加班
第二天一早，阿里木江就起来了。
我还在迷迷糊糊地睡着，听见他窸窸窣窣地穿衣服、收拾东西。我睁开眼，看见他已经把行李打包好了，那个羊皮袋子挂在腰上，里面装着他攒了快两年的五百块钱。
“要走了？”我坐起来，揉着眼睛问。
“嗯，”他冲我笑了笑，“早班车，八点的。”
我看了看表，才六点半，还早。
“我送你。”我说着就要穿衣服。
“不用，”他按住我的手，“你接着睡。我走了，过阵子给你写信。”
“那我去食堂给你拿几个馒头，路上吃。”
“不用，我有馕。”
他从包里掏出两块馕饼，在我面前晃了晃，然后装回去。
我坚持要送他，他拗不过我，只好让我跟着。
我们俩一起走出工棚。清晨的新疆，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红霞。空气很凉，吸进肺里清清爽爽的。远处的天山还是黑黢黢的影子，山顶的积雪在晨曦中泛着微微的光。
工地上很安静，只有风吹过工棚石棉瓦的呼呼声。老赵还没起来，食堂的老马正在生火做饭，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
我们走到工地门口，阿里木江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
“于江龙，”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你也是。”我说。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他说，“别太省，多吃肉。你还在长身体。”
我比他高半个头，但他总把我当小孩看。
“你也是，”我说，“回去好好过日子，对古丽好一点。”
“我会的。”他笑了笑，伸出手。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还是那么粗糙，全是茧子，但很温暖。我们握了很久，谁也没先松开。
最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了。”
他转过身，背着行李，沿着土路往车站的方向走去。我站在工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变小。
走了十几步，他突然停下来，转过身，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朝他挥手。
他又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这一次，他没有再回头。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心里空落落的。在一起快一年了，天天见面，突然走了，还真不习惯。
我叹了口气，转身回了工棚。
工棚里空荡荡的，阿里木江的铺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我拿起来一看，上面用拼音写着：
“yu jiang long, wo gei ni liu le yi ge xi gua, zai chuang di xia. chi le bie xiang wo. a li mu jiang.”
我蹲下去，往床底下一看，果然有一个西瓜，不大不小，圆滚滚的，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把西瓜抱出来，放在铺上，看了很久。
西瓜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zui tian de”。
我抱着西瓜，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那天上午，工地上没什么事，老赵让大家收拾工具，准备撤场。我帮着大家把砍头曼、铁锹、手推车归置到一起，搬到库房里。
快到中午的时候，老赵突然急匆匆地跑过来，脸色很难看。
“小于！小于！”他喊着我的名字。
“怎么了？”我问。
“甲方那边说，工地外面的地下管道有问题，需要清理一下。管道里有淤泥和石头，堵住了，不清理的话，验收过不了。”
“那就清理呗。”
“人手不够，”老赵说，“大部分人都走了，就剩你们几个。你去找几个人，下午加个班，把管道清理干净。甲方说给加班费。”
我看了看，工地上还剩七八个人，小河南、四川铁子都在。
“行，”我说，“下午我们去干。”
吃完午饭，我带着小河南、四川铁子，还有另外三个人，拿着铁锹和镐头，来到工地外面的管道沟。
管道沟挖在路边，两米多深，一米多宽，底下埋着水泥管。管道接口的地方有缝隙，泥沙和石头从缝隙里漏进去，堵住了管道，需要把管道接口处的泥沙清理干净。
我站在沟边往下看，管道沟里黑黢黢的，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
“下去几个人，”我说，“把泥沙铲上来。”
我和小河南、四川铁子先跳了下去。沟底很窄，三个人站在一起有点挤，但还能转身。我们用铁锹把管道接口处的泥沙铲起来，扔到沟上面。
干了一个多小时，清理得差不多了。我直起腰，松了口气，说：“再干一会儿，就能收工了。”
小河南说：“小于，歇会儿吧，抽根烟。”
我也觉得累了，说：“行，歇一会儿。”
我把铁锹插在土里，靠着沟壁坐下来。小河南从兜里掏出莫合烟和报纸，开始卷烟。四川铁子也坐下来，掏出水壶喝水。
我正准备点烟，突然听见头顶上传来一阵声音。
“哐当”一声，像是汽车打开铁箱的声音。
我抬起头，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哗啦”一下，像是什么东西塌了。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是石头！沟上面停着一辆拉石头的卡车，司机不知道下面有人，打开了车厢挡板，石头从上面滚了下来！
“不好——”有人喊了一声。
那一声喊还没落地，我就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推了出去。有人从侧面猛地撞了我一下，把我撞倒在沟壁上。我的后脑勺撞在泥土上，眼前一阵发黑。
然后，我感觉到一种湿乎乎的东西流到了我的脸上、脖子上，热热的，腥腥的。
是血。
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见阿里木江的脸就在我眼前。
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走了吗？
他的脸色很白，嘴唇在动，好像在说什么，但我听不见。他的眼睛看着我，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情——是疼，是不舍，是放心不下。
“阿里木江……”我喊他。
他没有回答。
他的眼睛慢慢闭上了。
“阿里木江！！！”我拼命喊，拼命推他，他一动不动。
血还在流，从我的脸上流到我的身上，流到地上，和泥土混在一起，变成黑红色的一滩。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塌了。
第十一章 无法寄出的信
我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头顶是白色的天花板，鼻子闻到的是消毒水的味道，耳朵听见的是仪器嘀嘀的声音。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刺得我眼睛发疼。
我试着动了动身体，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每一个关节都在疼。后脑勺上缠着纱布，鼓鼓囊囊的，一碰就疼得钻心。
“醒了醒了！”小河南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我转过头，看见小河南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眼睛红红的，像哭过。四川铁子站在他身后，也是一脸的疲惫和难过。
“阿里木江呢？”我问。
小河南和四川铁子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
“阿里木江呢？！”我提高了声音，牵动了伤口，疼得我直咧嘴。
“小于，”小河南的声音很轻，像怕吓着我似的，“阿里木江他……他没抢救过来。”
我没说话。
我看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
小河南又说了什么，我听不见。四川铁子也说了什么，我也听不见。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敲一面鼓。
阿里木江死了。
那个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挖水渠的人，那个在戈壁滩上种西瓜的人，那个为了五百块钱彩礼拼了两年命的人，那个说要娶古丽、让我去喀什吃抓饭的人，死了。
他死在离车站还有几百米的路上。
他本来是要坐车回喀什的。走到半路，发现把一件东西忘在工棚了——是他的羊皮褂子，跟了他十几年的那件旧褂子。他舍不得丢，折返回来取。
他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石头从沟上滚下来。
他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
他用他的身体，挡住了那些石头。
他救了我的命，丢了他自己的命。
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流到枕头上，把枕头洇湿了一大片。
“小于，你别太难过了……”小河南的声音带着哭腔。
“他的钱呢？”我突然问。
“什么？”
“他的钱，五百块钱，在他腰上的羊皮袋子里。那钱是要娶古丽的。”
小河南低下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钱在，我们收着了。但是……”
“但是什么？”
“钱上全是血，”小河南的声音哽咽了，“洗不掉了。”
我闭上了眼睛。
五百块钱，一块一块攒起来的，一张一张数过的，沾着汗水的，带着体温的，现在又沾上了血。
那是阿里木江的血。
他的命，好像也融进了那些钱里。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
医生说我有轻微的脑震荡，后背和胳膊上有几处挫伤，但没有大碍。后脑勺上缝了七针，拆了线就能出院。
那三天里，工地上的人陆陆续续来看我。老赵来了，给我带了一兜水果，坐在床边抽了半天烟，一句话都没说。老马来了，给我炖了一锅鸡汤，放下就走了。其他几个工友也来了，有的说几句安慰的话，有的就站一会儿，默默地走了。
小河南和四川铁子一直陪着我，给我打饭，给我倒水，帮我换衣服。
“阿里木江的后事怎么办的？”我问小河南。
“老赵出的钱，买的棺材，埋在工地后面的山坡上了。那边有一片空地，能看到天山。”
“我要去看看。”
“等你好了再去。”
“我现在就要去。”
小河南拗不过我，跟医生请了假，扶着我出了医院。
工地已经撤场了，工棚拆了，人也都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空地。秋天的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尘土和落叶，萧瑟得很。
小河南扶着我，慢慢爬上工地后面的山坡。山坡不高，但很陡，我爬几步就喘得不行，后脑勺的伤口一跳一跳地疼。
山坡上有一片平地，长着稀疏的野草。平地中央，有一个新堆的土坟，没有墓碑，没有花圈，只有一块木板插在坟前，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字——
“阿里木江之墓”
字是老赵写的，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
我站在坟前，看着那个土堆，很久很久。
小河南在我身后站着，没有说话。
风从天山那边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雪的味道。远处的天山还是那么蓝，那么高，山顶的雪还是那么白。
阿里木江说过，天山的雪是洁白的，像人的灵魂一样。
“阿里木江，”我开口了，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我来看你了。”
风吹过坟头的野草，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回应我。
“你说过，让我去喀什吃抓饭，你说话不算数。”
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你说过，你的星星挨着我的星星，你骗人。”
我蹲下去，用手抚摸着那个土堆。土是湿的，还带着新鲜泥土的气味。
“你放心，你的钱，我会想办法送到古丽手里。你的话，我也会带给她。”
我在坟前坐了很久，坐到太阳西斜，坐到天边的云被染成了红色。小河南催了我好几次，我才站起来。
“阿里木江，我走了。”我说，“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我转过身，一步一步走下山坡。
走到半山腰，我回过头，看见那个土坟在夕阳的映照下，像一个沉默的巨人，静静地守望着这片他流尽了汗、流干了血的土地。
第十二章 喀什的姑娘
出院后，我回了老家一趟。
母亲见到我，又哭又笑，说我瘦了，说我黑了，说我在新疆肯定吃了不少苦。我没告诉她阿里木江的事，怕她担心，也怕自己忍不住哭出来。
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帮着父亲收了秋庄稼，把两个妹妹的学费交了，又给母亲留了五十块钱。然后我说，我要再去新疆。
“还去？”母亲不放心，“在家找个活干不行吗？”
“妈，我还有事没办完。”
母亲看着我，没有再拦。她知道她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倔得很，决定了的事，谁也改不了。
我又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
这一次，我不去乌鲁木齐了。我去喀什。
阿里木江的羊皮袋子，我一直带在身边。里面的五百块钱，我洗了很多次，但血迹已经渗进了纸币的纤维里，怎么都洗不掉。那些钱带着淡淡的铁锈味，闻着让人心酸。
我在喀什下了火车。
喀什的火车站比乌鲁木齐的小得多，但人很多，到处都是戴着小花帽、穿着花裙子的维吾尔族人。喇叭里广播着维语和汉语，空气里弥漫着烤羊肉和孜然的味道。
我站在站台上，茫然四顾，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阿里木江只跟我说过他在疏附县，但没有说具体的村子。疏附县那么大，我上哪里去找阿依古丽？
我想了想，决定先去疏附县城，到了再说。
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班车，我到了疏附县城。县城不大，只有一条主街，两边是低矮的土房子，街上有几个巴扎，卖什么的都有。
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老板是个维吾尔族老汉，会几句汉语。我把阿依古丽的名字告诉他，问他认不认识。
“阿依古丽？”老汉想了想，“这个名字太多了，我们这里叫阿依古丽的姑娘，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她父亲是卖布的，”我说，“在巴扎上卖布。”
老汉想了想，说：“巴扎上卖布的人很多。你说说，她家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
老汉摇了摇头，爱莫能助。
我在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去巴扎上打听。我一家一家地问，问每一个卖布的人：“你认识一个叫阿依古丽的姑娘吗？她父亲也是卖布的。”
问了半天，没有结果。
中午的时候，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跟老板聊了起来。老板是个中年汉子，汉语说得不错。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他想了想，说：“你等一下。”
他走到柜台后面，打了一个电话。挂掉电话后，他对我说：“我有个朋友，在疏附县另一个乡，他说他们那边有个卖布的，家里有个女儿叫阿依古丽，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
“哪个乡？”
“吾库萨克乡。”
我二话不说，吃完饭就赶了过去。
吾库萨克乡离县城不远，坐毛驴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乡里有一条土路，两边是一排排的土房子，家家户户门前种着树，有些树上还挂着葡萄。
我找到了那个卖布的巴扎，很小，只有几个摊位。我问其中一个卖布的老汉：“请问，您认识阿依古丽吗？”
老汉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警惕：“你是谁？找她干什么？”
“我是她……朋友的朋友，”我说，“从乌鲁木齐来，有东西要交给她。”
老汉又打量了我一会儿，指了指前面一条巷子：“往里走，第三家，门口有棵大桑树的就是。”
我道了谢，顺着巷子往里走。巷子很窄，两边是土墙，墙头上有鸽子在咕咕叫。我走到第三家，果然看见一棵大桑树，树干很粗，枝叶茂密，把半个院子都遮住了。
院门是木头的，虚掩着。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穿着一件素色的连衣裙，头上包着头巾，露出一张白净的脸。她的眼睛很大，很黑，像两汪深潭，里面有光在闪动。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阿里木江的古丽。
“你好，”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你是阿依古丽吗？”
她点了点头，眼睛里露出疑惑的神情。
“我叫于江龙，”我说，“我是阿里木江的朋友。”
听到“阿里木江”三个字，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脸上绽开了一个笑容，像春天的花一样。她用手比划着，意思是让我进去。
我跟着她走进院子。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角种着一架葡萄，藤蔓爬满了架子，挂着一串串青色的葡萄。院子里还有一个土炕，上面铺着毡子，是夏天睡觉的地方。
“你坐，”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我去倒茶。”
我坐在土炕边上，看着她走进屋子。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茶出来，放在我面前，然后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
“阿里木江，”她开口了，眼睛亮晶晶的，“他好吗？”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他……他让我把这个给你。”我从怀里掏出那个羊皮袋子，递给她。
她接过袋子，打开一看，是一沓钱。她翻了翻，看见了那些洗不掉的血迹，脸色一下子变了。
“这是什么？”她的声音开始发抖，“这是什么血？”
我低下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阿里木江他……他出了事。”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他为了救我，被石头砸了。他……他没救过来。”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葡萄叶子的沙沙声。
我抬起头，看见阿依古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唇微微张着，手里的羊皮袋子掉在了地上，钱散了一地。
她没有哭，没有喊，就那么坐着，像灵魂被人抽走了一样。
“阿依古丽，”我叫她，“你……你没事吧？”
她缓缓地低下头，看着地上散落的钱。那些钱上，血迹已经变成了暗红色，像一朵朵凋谢的花。
她弯下腰，一张一张地把钱捡起来，叠好，重新装进羊皮袋子里。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把袋子抱在怀里，闭上眼睛，嘴唇微微动着，好像在念什么。我听不懂，但我知道，那一定是维吾尔族的什么经文，或者是她跟阿里木江之间才懂的暗语。
我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敢走。过了很久，她睁开眼睛，看着我。
“他走的时候，”她的声音很轻，很平静，“疼吗？”
我摇了摇头：“他……他很快就走了，没有受太多苦。”
她点了点头，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她没有出声，就那么安静地流着泪，一颗一颗的，像断了线的珠子。
“他跟我说过，”我艰难地开口，“他说你是他的月亮，没有你，他的世界就是黑夜。”
她听了这句话，猛地捂住了嘴，发出一声压抑的哭声。那声音不大，但撕心裂肺，听得我心都碎了。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哭，自己也跟着掉眼泪。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哭了很久。
太阳慢慢西斜了，院子里暗了下来。葡萄架上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幅水墨画。
阿依古丽终于止住了眼泪。她用袖子擦了擦脸，站起来，对我说：“你等一下。”
她走进屋子，过了一会儿，端着一个盘子出来。盘子里有两碗抓饭，上面放着几块羊肉，还有一盘拉条子，冒着热气。
“你吃，”她说，“你是阿里木江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看着那些饭菜，想起阿里木江说过的话——“我让古丽给你做抓饭，做拉条子，她做饭可好吃了。”
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我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抓饭很香，米饭粒粒分明，羊肉炖得软烂，胡萝卜和葡萄干甜甜的。拉条子很筋道，拌着西红柿和青椒炒的卤子，酸酸辣辣的，好吃得不行。
“好吃。”我含糊不清地说。
她看着我吃，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
第十三章 承诺
我在阿依古丽家里住了三天。
那三天里，我跟她讲了很多阿里木江的事。我讲他怎么抡砍头曼，怎么光着膀子在工地上干活，怎么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去挖水渠，怎么晚上去货场装卸货物，怎么在戈壁滩上种西瓜，怎么把第一个西瓜留给我吃。
我讲他怎么攒钱，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三遍；怎么给古丽写信，写了又划掉重写；怎么去照相馆拍照片，在照片背面写上“等我”。
我讲他最后那天早上，怎么跟我告别，怎么走了又折返回来，怎么用身体挡住了石头。
阿依古丽听着，有时候笑，有时候哭，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她的汉语不好，我就用拼音写给她看，就像当初跟阿里木江交流一样。
她给我看了阿里木江写给她的那些信。一封一封的，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条红绸子扎着。她一封一封地拆开给我看，虽然我看不懂维文，但她会翻译给我听。
有一封信里，阿里木江写：“今天乌鲁木齐下雪了，很大。我想起喀什的雪，喀什的雪没有这么大。我想起你穿红裙子的样子，像一团火，雪见了你都化了。”
另一封信里，他写：“于江龙今天学会说‘亚克西’了，他说得不好，但很好笑。他是好人，帮我很多。等我们结婚了，我带他来喀什，你给他做抓饭吃。”
阿依古丽翻译到这里，停了下来，眼泪又流了下来。
“他一直在说你，”她说，“他信里总是提起你。”
我心里一酸，说不出话。
第三天，我要走了。
阿依古丽送我到村口。她换了一身衣服，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就是照片上的那件。头发编成了两条辫子，戴着绣花的小帽，脸上化了淡淡的妆。
她看起来很美，美得让人心疼。
“你要去哪里？”她问我。
“回乌鲁木齐，”我说，“我要去给阿里木江上坟。”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跟你一起去。”
“什么？”
“我要去看看他，”她的声音很坚定，“我要去他的坟前，跟他说说话。”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
阿依古丽没有出过远门，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她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戈壁滩，眼睛里全是新奇。但那种新奇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悲伤。
“这就是阿里木江干活的地方？”她看着窗外的荒滩，问。
“差不多，”我说，“乌鲁木齐也在戈壁滩上。”
她不再说话，一直看着窗外，好像能从那些一闪而过的风景里，看到阿里木江的影子。
到了乌鲁木齐，我先带她去了工地。
工地已经空了，工棚拆了，人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平地。但阿里木江种西瓜的那块地还在，瓜藤已经枯了，干巴巴地趴在地上，像一张皱巴巴的网。
阿依古丽蹲在那块地边上，用手摸了摸那些枯藤，像是在摸一个老朋友。
“他在这里种西瓜？”她问。
“对，”我说，“他说自己种的瓜甜。”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我带她爬上了那个山坡。
阿里木江的坟还在，土堆上长出了几棵野草，绿绿的，在秋天的风里摇摇摆摆。那块木板还在，上面的字被风吹日晒得有些模糊了，但还能看清——“阿里木江之墓”。
阿依古丽站在坟前，看着那个土堆，看了很久。
然后，她从怀里掏出那个羊皮袋子，蹲下去，把袋子放在坟前。
“阿里木江，”她开口了，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你的钱，我收到了。”
风吹过山坡，野草发出沙沙的声音。
“你说过，等攒够了钱就来娶我，”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你说话不算数。”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阿里木江在乌鲁木齐拍的那张。照片上的他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很腼腆。
她看着照片，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掉在照片上，掉在坟前的土里。
“你说过让我等你，”她说，“我等了你好多年，你却不在了。”
她跪在坟前，把照片贴在胸口，放声大哭起来。
那哭声，撕心裂肺，像一只受伤的鸟在哀鸣。我站在她身后，眼泪止不住地流，却没有上前安慰她。因为我知道，她需要哭，她需要把这些年积攒的思念、委屈、痛苦，全都哭出来。
她哭了很久，哭到没有力气了，才停下来。她跪在那里，用手把坟上的土一点一点地拢好，把那些野草一根一根地拔掉，把坟前的木板扶正。
然后，她从怀里掏出一条红绸子，系在那块木板上。红绸子在风中飘着，像一团火，像阿里木江信里写的那团火。
“阿里木江，”她的声音沙哑了，“你放心，我会好好活着。我会记得你，一辈子。”
我站在山坡上，看着远处天山上的雪。雪很白，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光，像阿里木江说过的洁白的灵魂。
我蹲下去，从怀里掏出一朵雪莲。那是我在喀什的时候，专门去山上采的。雪莲已经有些蔫了，但花瓣还是白的，像雪一样白。
我把雪莲放在坟前，放在羊皮袋子旁边。
“阿里木江，”我说，“我来看你了。”
风停了，山坡上很安静。
“你说过，你的星星挨着我的星星，你没有骗我。你看，你的星星还在天上亮着呢。”
我抬起头，天很蓝，没有云，但星星还看不见——因为太阳还没落山。
“我会再来看你的，”我说，“每年都来。”
阿依古丽站起来，擦干了眼泪。她转过身，看着我，说：“于江龙，你是他的兄弟，以后也是我的兄弟。”
我点了点头。
她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小，很软，但很有力。
“走吧，”她说，“让他一个人好好睡吧。”
我们一起走下山坡。
走到半山腰，我回过头，看见那条红绸子在风中飘扬，像一面旗帜，像一个信号，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这里，长眠着一个维吾尔族的汉子，他叫阿里木江。
第十四章 永远的星星
那之后，我每年都去新疆，去那个山坡，给阿里木江上坟。
第一年去的时候，坟上的土堆已经塌了一些，木板上的字几乎看不清了。我带了一块新的木板，用毛笔重新写了“阿里木江之墓”几个字，端端正正地插在坟前。那条红绸子还在，但已经褪了色，被风吹得破破烂烂的。我又系了一条新的上去，大红色的，在阳光下特别鲜艳。
我在坟前坐了一下午，跟他说了这一年的经历。我告诉他，我换了一个工地，去了石河子，那边也有好多维吾尔族兄弟，对人很好。我告诉他，小河南回河南老家了，在老家找了个媳妇，结了婚。四川铁子去了库尔勒，说那边有个工程，工资高。
我告诉他，阿依古丽还在喀什，她没有嫁人。她父亲又给她张罗了几门亲事，她都拒绝了。她说她要守着阿里木江，一辈子。
我在坟前放了一串烤肉，是他最爱吃的。还放了一根莫合烟，点着了，烟袅袅地升起来，被风吹散了。
“阿里木江，你尝尝，烤肉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你抽一口，莫合烟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风吹过山坡，像是在回答我。
第二年去的时候，坟上多了一样东西——一朵雪莲花，放在坟头，已经干了，但花瓣还在。
我知道，是阿依古丽来过。
我在坟前坐了一下午，告诉他，我升了工长，一个月能挣八十多块钱了。我告诉他，我学会了做抓饭，虽然做得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吃，但也不赖。我告诉他，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是甘肃人，在食堂帮厨，人很好，对我很照顾。
“阿里木江，你保佑我，让我也找个好媳妇。”
风吹过，我好像听见他在笑。
第三年去的时候，山坡上的野草长得更多了，绿油油的一片。我在坟前放了一瓶酒，是新疆产的白酒，倒了一杯，洒在坟前。
“阿里木江，喝一杯。你活着的时候舍不得喝，现在可以喝个够了。”
那年，我去喀什看了阿依古丽。她还是一个人，还是住在那个院子里，院子里的大桑树更高了，葡萄架上的葡萄更密了。
她看到我，笑了，但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是沧桑，是释然，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
“你来了。”她说。
“我来了。”
她给我做了一顿饭，抓饭、拉条子、烤肉、馕，摆了满满一桌子。
“太多了，”我说，“吃不完。”
“吃不完带回去。”她说。
那句话，跟阿里木江当年说的一模一样。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吃饭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把这几年攒的钱拿了出来，在村里办了一个小缝纫店，给人做衣服。她手艺好，生意不错，能养活自己。
“阿里木江要是知道，会高兴的。”我说。
她笑了笑，低下头，继续吃饭。
第四年去的时候，我带了一包东西——一双布鞋，是母亲做的；一瓶辣椒酱，也是母亲做的；还有一张照片，是我和阿里木江唯一的合影。
那张照片，是工地上的一个工友拍的。那天是古尔邦节，阿里木江穿了一件新衣服，拉着我站在一起，让工友帮忙照了一张。照片上，我们俩肩并肩站着，他比我矮半个头，笑得很开心，露出白白的牙齿。我也在笑，但笑得有点傻。
我把照片放在坟前，用石头压住，怕被风吹走。
“阿里木江，你看，这是我们俩。你记得不？那天是古尔邦节，你非要拉着我照相，我说我不上相，你说没事，难看也是你兄弟。”
风吹过来，照片的一角掀了起来，好像在动，好像他在看。
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每一年，我都去。
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慢慢好了起来。我带着老婆孩子去过新疆，让他们也看看那个山坡，看看那个维吾尔族兄弟的坟。
老婆听了我和阿里木江的故事，哭了。孩子还小，不懂，但他说了一句话：“爸爸，那个叔叔是好人。”
我说：“对，他是好人，是最好的好人。”
孩子问：“那他现在在哪里？”
我说：“他在天上，变成了一颗星星。”
孩子仰起头，看着满天的星星，问：“哪一颗是他？”
我指着银河旁边那颗最亮的星星说：“那颗。你看，它多亮。”
孩子信了，开心地说：“爸爸，那颗星星在冲我们眨眼睛！”
我笑了，但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
阿里木江，你在天上，能看见我们吗？
你看见了吗？你的钱，我替你送到了古丽手里。你的话，我替你带到了。你的名字，我一直记着。
阿里木江，你知道吗？你的星星，一直在我的天空亮着。从来没有暗过。
（全文完）
后记
这篇小说，献给阿里木江，也献给所有像他一样，在异乡默默打拼、用汗水和生命书写人生的普通人。
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他们有情有义，有血有肉。
他们或许早已被遗忘，但在某个人心里，他们永远是那颗最亮的星星。
责任编辑：雪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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