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口钟

战 神

清明时节的太阳，懒懒的，像一块化不开的、旧棉絮里的光，薄薄地铺在覃塘镇新起的楼房上。空气里有湿润的草叶与泥土气，混着远处似有若无的纸钱香。我走在去母校的路上，脚步有些迟疑。路是全然不认得了，柏油铺得平整宽阔。我记忆里那条从家通往学校的、尘土飞扬的黄土路，连同路旁那些歪歪斜斜的桉树，是连一点魂魄也寻不着了。

学校的大门，覃塘高级中学，到底让我立住了脚，怔了好一会儿。它不在老地方了。我记得的校门，是朴拙的，正对着远处山坡上那座静默的福寿寺。每日清晨跑操，一抬头，便能望见那青黑的檐角，衬着天色，有种安稳的意味。如今这新门，气派是气派了，铝合金的骨架，银亮亮的，不偏不倚地面朝着车来车往的大路。热闹是热闹了，只是那份对着古寺的、近乎虔诚的遥望，是再也没有了。大门紧锁着，旁边的小门也关着。门房里坐着一个生面孔的校工，隔着玻璃窗对我摆手。学生都放了假，不开放参观的。

我张了张嘴，话在嘴边转了几个弯，终于没能说出来。我想告诉他，我不只是校友。大概十几年前，公司有起色那年，我曾以个人名义，给母校捐过一笔钱，十万，指定用于资助像当年的我一样的贫困学生。那时学校搞了仪式，接了支票，县电视台的摄像机还亮着灯。当晚，本县新闻里，有我三五秒的画面，和“杰出校友反哺情深”的解说词。可如今，在这清明寂静的午后，面对这扇崭新而冷漠的门，那电视里一闪而过的画面，仿佛比少年时清晨的梦还要虚幻。录像带不知尘封在何处，名册上大概也无痕，连当初对接的老师，也调离多年了。一种奇特的感触攥住了我：那被镜头记录过的、公开的“给予”，竟敌不过眼前这扇打不开的门，敌不过心头那份私密的、想要触碰旧灰尘的渴望。

我于是退开来，沿着崭新的围墙慢慢地走。墙是雪白的，下半截刷了灰色的漆，齐整得有些漠然。我走着，仿佛在丈量一个陌生的地方。可我知道，就在这墙的里头，就在这片土地的某处，定然还藏着我所熟识的、旧日的魂灵。

脚步将我带到围墙的一处转角。这里的地势略高些，能望见墙内远处的一角。是那片荒地么？我眯起眼。十几年前的这里，可不是什么规整的花坛或操场。那是一大片属于我们的、生机勃勃的“自留地”。各个班级划了区域，种菜，也种甘蔗。春日里，下了课，我们扛着从家里带来的锄头，将土块细细地敲碎，撒下菜籽。夏天，给甘蔗苗除草，看它们一节一节，铆足了劲往上窜，叶子阔大，在风里沙沙地响，像是无数绿色的手掌在拍着。那不只是劳作，那是一种实在的盼望。盼着青菜快快长成，可以交给食堂，换些油水；更盼着甘蔗熟了，砍下来，一捆一捆，能变成班费，变成一次难得的加餐。我们那时的“富裕”，是具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五块钱，是很大的一笔钱了，能让人精打细算地用上一个星期。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从家里背了米来，交给食堂，换成一沓沓的饭票。每个周末回家的头等大事，就是将米袋装满。更有些路遥的同学，还要从山里拉来一板车的柴火，那是交给学校的“柴火费”，用以换取蒸饭时那灶膛里红通通的光与热。

我便想起那些走路的日子了。从家里到学校，十几公里，是没有车的。天还黑着，父亲便起来，在灶间就着昏黄的灯，给我炒一罐咸菜，有时里面会奢侈地埋着几片腊肉。米袋是早已装好的，书包更是沉甸甸的，除了书本，还有一床卷紧的薄被。父亲总要将一条半旧的毛巾，淋湿了，对折，搭在我书包一侧的带子上，说路上出汗了好擦。而最特别的，是必定要挂一口小铝钟在胸前。那钟比拳头略大，是家里用了许多年的，声音清亮亮的。父亲说，山路僻静，挂个响器，能驱蛇惊兽，心里也踏实。

临出门前，抗美援朝老兵复员的父亲总会站在昏暗的堂屋里，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为我念诵一段吉利话。那话古老得像是咒语，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开金口”：

“出门做生意，四季都兴隆。金银财宝有，华堂好团圆。夫妻男女吉，贵富进子孙。六畜并肯进，牛马猪羊齐。人丁六畜旺，福禄大吉昌。添财添福寿，荣华富贵昌。”

那时的我，听不懂这“生意”与“六畜”对一个背米求学的穷学生有何意义，只觉得父亲那含混而郑重的声音，混着清冷的晨风，像一层看不见的、却厚墩墩的铠甲，披在了我单薄的肩头。

于是，我便上路了。书包勒在稚嫩的肩膀上，米袋有时扛着，有时也挂在胸前，和那口小钟碰着，发出闷闷的、并不清脆的“壳、壳”声。毛巾在晨风里一摆一摆。父亲那套《开金口》的吉祥诗，与父亲挂在我胸前的钟，一虚一实，成了我少年行路时全部的“补给”。我走着，看着天色从墨黑变成深蓝，再变成鱼肚白，最后，太阳从远处的山坳里猛地跳出来，世界一片金光。脚底是热的，背上是湿的，心里却是清明的。那“壳、壳”的声响，仿佛不是钟在撞我，而是我在一下一下，叩问着前面那望不到头的、却必须走完的路。那声音，单调，固执，却成了那条漫漫长路上唯一的、忠实的伴儿。

围墙里忽然传出一阵音乐声，是那种制式的、用于眼保健操的旋律，大约是在试广播。这声音，将我猛地从往事里拽了出来。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已没有泥土与甘蔗叶的清香，只有远处马路飘来的、淡淡的汽油味。

我该走了。转过身，最后望了一眼那崭新的、沉默的大门。

那口小钟，当年走到学校，便收进了箱底，毕业时不知遗落在了哪个角落，怕是早已化作别的什么物件了罢。那笔十万块的捐款，曾在电视荧屏上亮过几秒，如今也沉入了时光的静默之海，了无痕迹。父亲那套“开金口”的吉祥诗，连同他念诗时那沙哑而虔诚的调子，也早已随他一同，埋进了故乡的黄土。

可此刻，我分明又听见了那“壳、壳”的声响，从很远的岁月那头传来，闷闷的，却一下一下，正撞在我的心上。这声音，从未被任何镜头记录，也从未列入任何名册。它只登记在一个人走破的鞋底上，只铭刻在一个父亲湿润的目光里，只回响在一个少年独自面对群山与长路的胸膛中，也交织在父亲那套关于“兴隆”与“吉昌”的、古老而温暖的咒语里。

我忽然明白了，此次归来，并非为了寻找，而是为了绘制。像一个迟到的测绘者，终于要为那段只有自己记得的、蒙尘的“行军路线”，完成最后的标定。以旧校门为原点，以远山福寿寺为方位，以那笔微不足道的捐款为一张过期作废的凭证，以眼前这紧闭的新门为一个醒目的、错误的坐标。而真正的路径，埋藏在甘蔗林的沙沙声里，浸在五块钱的汗渍中，蜿蜒在那条挂钟行走的十几公里黄土路上，更奠基在父亲那套我当年全然不解、此刻却震耳欲聋的祝福里。地图绘成，路径自显。我不再是那个必须挂钟壮胆、在野径上懵懂前冲的少年；我成了自己的传记作者，在记忆的密室里，为那段孤独而丰饶的行军，绘制了一份只属于我的、永不公开的战略详图。

而这份地图本身，便是最确凿的归途。那口钟，在图上，在所有线条交汇的中心，无声地震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