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层一层的梯田从山脚叠到半腰，像一架巨大的天梯。这时节，山外的桃花开始凋谢了，山里的才刚绽出粉意。那头黄牛弓着背，不紧不慢地走在窄窄的田埂间，身后跟着的老人微微佝偻着腰，嘴里“嗨——嗨——”地唤着。牛低头啃着埂边刚冒头的青草，尾巴慢悠悠地甩着，在春日的薄雾里悠闲自在。我停下车，站在下一丘田的埂上仰头看了一会儿，不知怎的，眼眶就湿了。

那样子，像极了我父亲。

父亲这辈子，跟牛打了一辈子交道。我们幕阜山区只种一季稻，农时比山外要晚些。村里老人常说：“清明浸种，谷雨下泥。”——清明时节浸下稻种，到了谷雨才下水犁田，立夏之前要把田耕好。

生产队那会儿，犁田扶耙就是父亲的老本份。山区的梯田，一丘一丘像弯月牙，窄的地方牛转不过身。立夏前耕田，山里的气温还低得很——老话说得好：“古历四月八，田里冻死鸭。”田里的水冰骨头。父亲打着赤脚下到田里，小腿肚上青筋暴起，咬着牙扶着犁，一趟一趟地在梯田上走。他从不在岸上磨蹭，总是第一个下水，最后一个上岸。当了多年队长，凡事都带头，旁人不好说什么，也就跟着干了。

耙田的时候，他比谁都仔细。梯田里石头多，犁耙一过，小的被翻上来。父亲总要弯腰把田里的小石头一块块捡起来，兜在衣襟里，走到田埂边扔掉。我说：“爹，捡那做啥？”他说：“插秧时人家赤脚下田，石头硌脚不说，万一划破了，这田水脏，脚就不易好。”

他就是这样，一辈子替别人想着。

父亲对牛的感情，比谁都深。

我从小放牛，是在小溪流两岸，割牛草，要割绿油油的青草。我家那头黄牛，到了父亲手里，真是听话得不得了。别人家牵牛，又打又骂，牛还不肯走；父亲一伸手，牛就把头低下来，任他套上轭头。犁田时，父亲嘴里轻轻“噢——”一声，牛就往右；喊“牵——”，牛就往左。梯田转弯的地方窄，父亲喊一声，黄牛就晓得收住脚步，慢慢转过来，从不踩到田埂。那牛好像听得懂人话似的，从不拗脾气。

冬天里，父亲每天烧一大锅温水，倒进桶里给牛喝。他蹲在牛栏边，看着牛喝水，嘴里念叨：“喝吧喝吧，喝了暖和。”到了最冷的时候，他还要煮稻谷，拌上茴丝，热气腾腾地给牛吃。我说：“爹，为什么要把谷子给牛吃？”他瞪我一眼：“牛冬天要养膘，开春才有力气犁田。你懂什么？”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牛栏的墙缝灌风，父亲找了些稻草编成帘子，挂在栏门口挡风。半夜里他起来上厕所，不放心，又去看了一回牛，回来才安心睡下。

凭着这手养牛、驯牛的功夫，父亲有时还带着牛帮别人家忙。主家只管三餐，回来路上一人一牛走得慢，父亲从不催它，在暮色里沿着山路慢慢地往回走。

我读高中那年，家里要做房子。那时农村人家做房都是自家做砖烧瓦。那年深秋，父亲在自家梯田里取泥。泥要踩熟了才好做砖，他牵着黄牛在田里一圈一圈地踩，打着赤脚。那时节岸上打赤脚都已经很冷了，何况踩在冰凉的泥浆里。父亲和黄牛在田里转了一个下午，牛腿上沾满了泥，走起来噗嗤噗嗤地响。我站在上一丘田的埂上递茶水，脚趾头冻得发麻，想下去试一下，他摆手不让。

泥踏熟后，父亲请了邻村方脸怡师傅来做砖。泥砖一块块做好，码在田边晾着，等干透了再搬回去砌墙。

那段日子，家里每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大妹妹王琳在上初中，寄宿在学校，周末回来也帮着做饭、洗衣。小妹妹献东还在上小学，却早早地成了家里的“小跑腿”。每天清早，天还只是蒙蒙亮，山间的雾气没散，村里静得能听见露水从草叶上滑落的声音。她从被窝里爬起来，揉揉眼睛，望一眼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便有些发怯。从老屋到村部张湾华家的小卖部，要沿着田边小路走，还要过两条江。路旁的稻田影影绰绰，江水声哗哗的，偶尔一声狗叫都能让她心跳加快。她便自己壮着胆子，攥紧拳头，一路小跑着去。买好了东西，又小心翼翼地捧着豆腐，沿着那条田边小路快步走回来。做屋那几个月，她小小的身影在工地上忙前忙后，耽误了不少功课，也从没喊过一声累。如今想来，心里总有些酸涩——小妹妹从小吃的苦，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没能完成学业，却为这个家，为这栋房子，默默付出了太多。

以前家里只有三间房。一间厨灶房，爬五个木梯子上去，楼上有两间，一间是土楼，一间是木板楼。木板楼里还有一个小仓库，楼下就是猪栏和牛栏。人住的地方跟牲口住的地方，只隔一层木板，夜里能听见黄牛在下面反刍的声音，呼哧呼哧的，反倒睡得踏实。

那一年做的是一间堂屋，还有一间给我做卧室，后面再做一个厨房，侧边做一个茅房。开工的时候已经是深冬了。

记得那个星期天，我在学校上完课赶回家。傍晚时分，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大作，乌云从幕阜山那边翻滚过来。父亲和两个舅舅孟秋、千秋正站在屋脊上盖茅草——那时候屋顶还没铺瓦，先用茅草盖着防雨。风太大了，茅草被吹得哗哗响，他们三个人蹲在屋脊上，弓着腰，一点一点地把草压住、绑牢。

我站在下面，仰着头看，心提到了嗓子眼。风那么大，屋顶那么滑，他们万一……我不敢往下想。雨哗地就下来了，豆大的雨点砸在脸上。他们在上面喊什么，我听不清，只看见三个人影在风雨里晃动，像三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那一夜，雨下了整整一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雨打在茅草上的声音，沙沙沙沙的，心里想的全是他们三个人的影子。

后来房子终于做起来了。堂屋亮堂，我那间卧室足有三十多个平方，是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屋子。父亲站在堂屋中间，四处看了看，说：“好了，以后你回来有地方住了。”

他没有说那些年吃过的苦，没有说冬天打赤脚踩泥的冷，没有说在屋顶上被风雨吹打的怕。他只是站在那里，笑了笑。

清明回来祭祖，我在父亲坟前烧了纸钱，又到梯田边站了一会儿。

那头老黄牛早就不在了，父亲也走了好些年了。可是每年春天，看见幕阜山下层层叠叠的梯田里有人放牛，我还是会想起他，想起他弯腰捡石头的背影，想起他端着温水走向牛栏的样子，想起那个风雨夜里他在屋顶上的身影。

田还是那些梯田，山还是那座山。只是那个放牛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那根牛棕绳——上山放牛时，父亲总把绳头在我手腕上绕一圈，叮嘱一句“牵牢了”。其实这么多年来，那根绳从来没松开过。小时候它牵着我和牛，长大后它牵着我和家，牵着父亲撑起的那片屋檐。

田埂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我站在这里，仿佛还能听见父亲唤牛的声音，从很高很高的梯田上传下来——

“噢——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