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1990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199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1990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530页）。1990-1992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1993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1993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第六章 我在基层生产队的七年—我的第二个大学
一、第一次不服从分配
1965年11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友谊农场工作。友谊农场是1955年苏联专家援建的，还经常有外宾去参观，上学时老师也常讲友谊农场的先进技术，所以在我心目中它应该是国营农场中最棒的，能分配在这么好的农场实在是太荣幸了！
11月25日我拿着毕业分配报到表，到友谊农场组织科报到。组织科告诉我被分配到友谊农场总场场部附近的饲料队当农业技术员，我背着行李兴冲冲地赶到饲料队。队长告诉我全队种植3000多亩饲料地，还给我看了地号图，然后带我到宿舍去休息。这一切过程我好像全都没思考，还在兴奋中，觉得这就是新生活开始的地方了。可是当队长走后，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坐着时，突然想我来这儿能干什么？我学的是机械化大农业生产，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这3000亩饲料地好像和我所学的、以及我想施展的抱负都不相符合。我再 也坐不住了，背起行李就往农场组织科跑，请求调换我的工作。组织科长答复我：“这件事你得到农业科去找王明尧总技师，是他们决定的。”我又跑到农业科找王总技师，我一讲明来意他就说：“我们因为是照顾你是女同志，你爱人又在佳木斯工作，饲料队土地少，工作不太累，而且离场部近，回佳木斯交通方便，才把你分配到那儿去的。”我说：“我不怕苦，不怕远，不要照顾，只希望能调到一个机械化的大生产队，把我所学的知识都能用上。”他说：“那好，既然你不怕远，也不怕苦，又不要照顾，那就到十分场去吧！那儿有大量的土地，够你跑的。”我高兴地拿着行李，坐着公共汽车到了十分场。
在友谊十分场场部，按照组织部门的决定，我暂时在分场农业办公室帮忙。1965年12月1日接到通知，新毕业的大学生统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先接受思想教育，于是我又开始了第二次参加“社教运动”生活。
二、第二次参加社教运动
这一期“社教运动”是根据中央“社教运动”“二十三条”精神，要求我们与所去单位的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要经常访贫问苦，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我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要与工作队一起，完成所去单位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清理工作。我们工作队来自不同单位的六个人，被分配进驻友谊总场蔬菜队，但因为队里没有地方住，就安排我们全体住在蔬菜队附近的友谊农场医院住院部里，吃饭在医院食堂，工作队队部也设在住院部楼下。
由于住在医院大楼里，和女大夫同住一个房间，屋子有暖气真是舒服又温暖，医院食堂的伙食也好。我想这怎么同吃同住体会贫下中农的感情呢？最后想出的办法就是，第一、买食堂里最便宜的菜，而且每次只买半份儿，这样去体会苦。第二，每天早晨天不亮我先起来，去打扫医院的一个厕所，学习雷锋做好事，锻炼自己不怕苦。然后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回宿舍写日记，检查自己这一天的表现，有什么地方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
可是工作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就跟队长请了半天假，说感冒了，到医院门诊部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大夫要求休息两周，说不休息会引起流血和产生腰痛的后遗症。可是外面已经有一些流言，说工作队怕苦，参加劳动少，为了不因为我一个人给工作队带来坏影响，我流产当天下午就和工作队一起去刨粪肥了（因为北大荒冬天积的粪肥都冻在一起了，要往地里送肥，必须先把冻粪肥刨松、刨碎）并且以后一直坚持工作和参加刨粪肥劳动。虽然我知道这样做会伤害身体，但是我认为身体是个人的，是为私，只有工作才是为公。所以我觉得那又是考验我的时候，要发扬毛主席说的“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
1966年3月，因为我负责青年工作，所以参加了青年民兵的刺杀和射击训练，星期六还搞了一次拉练，背着背包和青年们一起参加急行军，走了近4个小时。我真担心我能行吗？我从没走过这么多路，更何况还要背背包呢。但是一想到是我自己坚决要求来的，一是为了了解青年情况，二是为了锻炼我自己，那就一定要坚持下来。我用毛主席的话告诫自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样我不仅走下来了，路上做了宣传工作，而且我还把自己的轻背包换给了别人，背上了他们的重背包和枪。晚上又接着演习“武装抓特务”，背着背包在大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又摔跤，有时还要卧倒。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才结束。我越想越高兴，在3月30日写给爱人的信中，我把这一过程告诉他了。我说：“是主席的话支持我完成的，虽然这几天我都不太好受，但总算坚持下来了。这说明了任何事情就看你有没有决心，人的因素第一。”
3月份我们工作队还进行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我就我如何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作了汇报。结果没想到，我被选到社教分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在大会上我还见到了我们班的李汉昌、徐桂秀和张桂莲，而我们学校今年毕业的就去了有十几个人，这些同学都给母校争得荣誉。
我们工作队的党支部和老队长对我的入党问题是十分关心的，几次和队长谈话他都说：“一定要经受起这次革命和各种考验，我们相信你一定能经得起的。”可是我这老毛病又犯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总是看不惯的就要说，就要提，不管他是领导还是一般队员。有一次男队员们在一起说笑，老队长说了一句粗俗下流的话，我也在场听见了，开会时我就严肃的给队长提了出来。我的确认为工作队员就是开玩笑也不该说那种话，结果把队长气坏了。还有一次社教分团刘团长到我们这儿检查工作，听老队长汇报。我觉得我们队做了许多工作，有许多关键之处他都没说，我就插嘴补充了几条，又气坏了老队长。别人认为我有骄傲情绪，可我有什么可骄傲的地方啊！我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我们队好，毛主席教导共产党员应该旗帜鲜明，我虽不是党员，但我要按党员标准去做呀。可我没想到这些都严重地伤害了老队长的自尊心，这样做的后果可想而知了（我的入党问题泡汤了），我的心里压力非常大。后来，副队长给我指出：“好的目的必须要有好的方法，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你这样做的结果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你自己。”
姚克6月9日来信说：“这两天为了出差翻的箱子，结果意外的发现有不少破衣服破袜子，但都没补，细看都是从小处破起没及时缝补，结果越弄越破，难道思想不是也是如此吗？都要防微杜渐，及时补正。”
这段时间我在思想上没有防微杜渐，在身体上更没有防微杜渐。自5月25日换装回来，近两个月我的身体从来没好过，每天吃饭超不过五六两，先是上避孕环的反应，到后来却是真犯病了，胸痛背痛，6月24日透视为肺结核，我便开始吃“雷米封”药。到7月18日我去参加了一下午劳动，回来就浑身不舒服，队里让我休息了几天。7月23日我又住院了，再次透视，除了原来的肺门阴影以外，又多了一个条状边缘不清晰的阴影，确诊仍是肺结核。7月29日出院后，每天在门诊部打两针链霉素，吃“雷米封”片；慢性胃炎，每次吃6-7片胃舒平；更主要是抵抗力很弱，白血球只有4000，而正常人8000左右；体重降到95斤。但这一切我都没有写信告诉姚克，一是怕他担心我，影响他的工作，二是我想锻炼我的意志，出院后仍一直在坚持工作。
我做人工流产的事儿和每天天不亮起来打扫厕所的事儿，直到“社教运动”结束，也没和一个人说过。在那个年代，党教育我们学雷锋要默默无闻地做好事，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整个的形势是那么的严肃、紧张、火热，大多数人也都是那么做的。虽然导致我后来患上肺结核病，但我至今仍不后悔，这对我一生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由于更加严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所以我们第二期“社教运动”于8月底提前结束了。
三、在十分场文革办公室
1966年9月1日上午，我回到了十分场报到，暂住在招待所里那个一盘大通炕上、用木板隔成的两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组织上对我的身体情况了解之后，让我休息几天再说。我把自己的心愿也谈了：“我迫切希望赶快开始工作，尽力而为，能干些什么就干些什么。”第二天组织干事郑涛通知我暂时确定在分场的“文革”办公室当材料员。
十分场的“红卫兵”组织是在分场机关党支部领导下的，自愿报名，群众通过，党支部和“贫协”（贫农协会）批准即可成为红卫兵。因为“红卫兵”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意思，是革命的都积极参加争当“红卫兵”，所以我也报名了，并被批准了。
在分场“文革”办公室前期，主要是破“四旧”，传达和学习、讨论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登记群众运动的事例和经过结果，每天我都做工作日记。在干了大约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分场党委书记郝晋海要做全分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报告的稿子已经有别人给写出来了，但他不满意，指示我根据新的形势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给他重写一个报告。于是我坐在办公室里整整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郝书记来看了稿子，他很满意，就拿着稿子去全分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演讲了。我却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睡着了。
下一天我到场部去上班时，只见在进分场部大门的墙上，贴着一张没有署名的大字报：“是谁把大资本家的女儿崔港珠拉进了红卫兵组织？又是谁把她安排在党委的重要部门‘文革’办公室的？她来这里，你们知道她心怀什么鬼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当时心里真是委屈极了。但又一想这情绪不对，所以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张大字报语言虽然刻薄，我虽然不是大资本家的女儿，我更没怀什么鬼胎，但我觉得这张大字报贴得好，群众有权利这样质问，‘红卫兵’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组织，革命群众不了解我，提出来完全是应该的，这是他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我还准备有第二张、第三张甚至更多张大字报。大字报好！我一定要经受住群众运动大风大浪的考验。”
为了党的事业不因我而受影响，第二天我就去找分场政治部遆主任，我把‘红卫兵’袖标摘下来交给他，并要求立刻到基层生产队去。遆主任同意了我的请求，临走时他说：“小崔，你的‘家庭出身’不好是现实，但弄好了它就是你前进的动力。别害怕，大胆的往前走吧！你要去的生产队是分场有名的小财主队，有点难度，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出成绩来的！”下午我拿着行李就去了十分场十一队。
四、我得到了农民认可
1966年10月4日我到十一队报到。一到队我就找夏树贵队长要求参加劳动。队长说：“劳动当然是要干了，可你是农业技术员，你首先把咱们的玉米种子收回来才是大事。”于是我每天和科研班的职工一起，到玉米地里进行选种，将长的大的、没有病虫害的玉米棒子，进行站秆扒皮晾晒，以促进种子的后熟，晒几天以后再全部掰下来，拿回种子库，将每两穗玉米的叶子捆在一起，然后搭在种子库内的一层层呈人字形的架子上。结果第二年测种子发芽率，我们收的“红瓤细”，“长春2号”，“威尔42”几个品种发芽率都在96%以上。
当我每天都干的正起劲的时候，有一天贫协主席张德成对我说：“崔技术员，分场广播喇叭喊你去揭发，我跟你一起去。”我跟着他赶到分场揭批的大会场，只听大喇叭里喊“保皇派崔港珠必须站出来揭发！”喊了好几次。张主任找他们说：“我们都来了半天了，为什么还不叫我们发言？”这时才有人说：“让保皇派崔港珠上台发言。”我边往台上走，边有人领着台下的人喊：“打倒保皇派崔港珠！打倒保皇派崔港珠！”虽然是这辈子我第一次经历这场面，但我不怕，因为我不是保皇派。而且我在“社教”中当过材料员，我知道要把事情说清楚，也就是“证据”必须要包括四个环节，即事情发生的时间、事情发生的地点、发生事情时的所有在场人物、发生事情时的整个情节或数量都说清楚。我在“文革”办公室当材料员每天都有记录，而且多数都在我脑子里记着，所以我不怕他们喊我“保皇派”。
我开始发言了，我说我在“文革”办公室一共呆了33天，“文革”办公室10名成员的名字（包括在台上主持会议、带头喊口号的人）、每人都分工什么工作？哪天我们在哪儿开的什么会？出席会议的人都有谁？分场哪位领导去讲过什么话，会上都有谁发言了？没等我讲完，主持会议的人就又领着人一遍一遍的打断我，喊“打倒保皇派崔港珠！”可是听了我部分发言的台下群众不干了，高喊：“别喊了，让她把话说完。”于是喊口号声才停了下来。我继续说：“只有一天，孙腾瑞场长到我们办公室去，他要求我们‘文革’办公室的人，都要下到群众当中去，仔细听听群众都有什么议论，有什么意见？然后回去报告给他。当时在场听到孙场长讲话的有高X、边XX、郑X·····”我发完言下台，再也没人喊口号打倒我了，因为那几个人都是组织部门的和“文革”办公室的领导，如果我是保皇派，那么主持会议的几个重要人物就更是保皇派，我知道的他们都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是组织部门的高X，是他看了我的档案把我留在“文革”办公室的，也是他审查接受我为“红卫兵”的，他同时又是我们“文革”办公室的负责人。但是他给郝晋海书记写的讲话稿，郝书记没看中，又让我重新写的，所以他记恨在心。除了写大字报外，还利用大会整我，虽然我已下到连队了，他仍不放过我。可是没想到，冤家路窄，四年后他也被下放到我所在的生产队当副指导员。由于我不知道是他那样整我，所以我仍像往常一样尊重他，并且我的好几个老母鸡趴窝不起来，要抱小鸡，我就把我的一只老母鸡和30个鸡蛋送给他，让他拿回家去孵小鸡。他被感动了，跟我爱人说对不起我，当年是他写的大字报整我的。我这才真正的体验了一次人世的险恶。但以后由于他的真诚，我们相处的十分好。
收完了玉米种子，我又投入到晒场工作。大量的玉米运到场院进行脱粒、扬场、晾晒。场院上的玉米棒子堆积如山，被大雪复盖着。因为新收的玉米水分大，堆在一起再盖上雪不透气，容易发烧，引起粮食霉烂，所以我和工人们一起铲雪、扫雪、翻倒玉米堆，并在场上跑来跑去检查粮堆的温度；还要检查脱粒、扬场以后的纯净度，同时我在毕业实习时学会的扬场技术也用上了。由于我是怀着一颗虔诚的改造自己思想的心去的，所以拼命干活，白天在场院干，吃过晚饭后上康拜因，和机务工人一起脱大豆，检查大豆“泥花脸”和“破碎率”，因为这都影响粮食上交的等级。发现“破碎率”高时，由于我学过康拜因结构，知道“破碎率”高是“滚筒间隙”过小造成的，所以我就要求他们调整康拜因“滚筒间隙”；发现“裹粮率”（即脱谷机脱的不干净，造成粮食损失浪费）高时，就和他们一起寻找原因，每天干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去休息，机务队的工人也把我当成他们当中的一员。
有一天夏队长对我说：“崔技术员，咱们交到粮库的玉米怎么才是三等？”我说：“不可能，我看都够一等。以后我跟着去送粮。”这样我就又增加了一项任务，以后每次我都跟着送粮的马车一起往国家粮库送粮。由于我懂得粮食检验标准，我和化验员共同检验，结果我们队每次送的玉米都是一等了。也许是由于这些都直接涉及到全队职工的收益分配，所以我也很快在这个队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喜爱。据说我的前任，一位朝鲜族女技术员，干了不到三个月就被各种谣言撵走了。
原来我所在的生产队和1958年在的青山农场是完全不一样的，青山农场的职工全是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转业军官和部分家属，每月发国家规定给的固定工资；而十一队是友谊农场成立之后，将附近农村的农民也划归了友谊农场，职工都是坐地农民，只有极少数是山东逃荒来的。我们队分南北两个自然屯，北屯以夏姓、侯姓氏人最多，生产队长、大车排长、生产排长由夏姓、侯姓氏人担当。南屯以唐氏五兄弟家族为最大，还有史姓、邢姓、米姓等，会计、出纳大权在唐姓、史姓人手里。这几个大家族之间又互相联姻，形成了更大的亲戚网。亲戚之间利益互相维护，有点什么消息也很快在亲戚网内传播。我在这里才看到了，也是在这里我才懂得了“亲连亲，故连故，牵牵耳朵腮都动”的这句话含义。
我们队里职工挣的是“两结合”工资，即一个人每天干的活记工分，到月底先按每十个工分给八角钱结算，到年底算总账，根据生产队卖粮以后的收益多少再发第二次工资，叫“开大支”。我在的那几年，到年底每十个工分儿再发一元钱。一个棒劳力一年挣3600分，到年底能再发360元，再加上他每月发的工资，干一年总共只能得648元（和我的工资相同），我们队还是分场的小财主队，贫困生产队的收益就可想而知了。所以队里职工对他们的劳动生产成果是非常重视的，卖粮多又好，年底就能分的多。他们同时也对分配不公极其反感，比如我和指导员、连长、医生几个人是外地派来的国家干部，不管干多干少，有事有病请假，每月都照发工资，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而职工却是不出工就没有工分，而且一年辛苦最后要看老天爷是否给脸？能否获得粮食大丰收？来决定年底能拿到多少钱，所以他们说是“胶皮饭碗”，这就是我们和职工之间的矛盾。他们死盯着我们这些外边派来的国家干部、挣铁饭碗工资的人是怎么干活的。还有的人认为国家发给我们的工资，也都是从他们生产的粮食中拿走的。所以我必须首先尊重农民的利益多干活，苦干实干为他们谋利益，才能被接纳而不被他们撵走。据他们说：“若想让你呆三个月，那么多呆一天也不可能。”我很万幸，被农民们认可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真正的农村，更是我第一次和真正的中国农民工作生活在一起，这里是我上的第二所大学，在这所大学里学到了我以前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966年12月，我的公公婆婆和刚满两岁的儿子小晶在天津被坏分子打了，我和爱人赶回去时一家三口全躺在医院里。我儿子受伤最重，头骨正中间被坏人用铁榔头打的骨头凹陷下去，医生诊断为“凹陷性骨折，颅脑中型损伤”，经开刀手术才把打碎了的骨头取出来。看到从七十天就分开的儿子在受着痛苦，而且颅脑损伤对他今后智力发展等各方面的影响都还不知道，我心里痛的无法形容。我恨这个坏分子在搞阶级报复，虽然他后来已被枪毙，但也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能力亲自带孩子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同时我回北京的家看了一下，只见22岁的大妹妹（医院的护士）正在用菜刀剁高跟鞋的后跟，烫的头发也剪了。家里摆放的玻璃花瓶，墙上挂的大镜子全摘下来藏起来了，不然被“红卫兵”看见就都当成“四旧”砸碎。到处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我还看见一个老太太被“红卫兵”用绳子拴着在大街上游街。说心里话，看到这些我当时很害怕，就匆匆回北大荒了。
后来我听弟弟说我们家被抄家了，拿走了许多东西，还把50岁的母亲捆在院子里让她跪着，用皮带抽打她的后背，母亲被打的遍体鳞伤，非让她说出我们家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让我的一个13岁的、一个16岁的弟弟在那儿看着他们用皮鞭抽打我的母亲，后来并把母亲连户口一起赶出北京城，赶到农村去，直到查清我家没事儿，才让她又迁回了北京。又听母亲说，我二姑的公公南桂馨因曾是国民党时的官吏，被红卫兵打死了（后因在抗日战争时有功，平反后葬在八宝山公墓）。
回到生产队，队里也在开展揪斗“走资派”的活动，机务排的人给“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统称四类分子）和生产队长夏树贵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甚至把耙地用的圆盘耙片也挂在他们脖子上。因为机务排的人和我比较熟了，他们问我“这么斗行不行？”我说：“我不同意这么斗，在北京我也没看见过脖子上挂这么重的耙片的。”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就不挂了。因为我自知自己在分场的“红卫兵”被清除出来了，所以在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我基本上没参加。结果生产队夏队长被斗也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据说是他隐瞒了他舅舅的“富农成分”，报的是“上中农”。但有一点我不理解，为什么无论批斗谁，都要把早已被打倒的老“地主、富农分子”拉出来一起斗呢？
五、施展抱负
1967年开始是我要施展自己抱负的时候，我想把曙光农场一些机械化生产队的典型经验，用到我们队上。首先进行田间规划，把一万多亩地、十二个地号，按地号进行土地实际面积的测量。由于没有测量仪器，我和地号员兼统计员张祯就拿着两米的人字形木弓，凭着两只脚把每一个地号从南走到北，又从西走到东，整个量一遍，遇到不规则的地块，凭着我学过的几何三角知识也都计算出来了，然后画了全队有史以来第一张彩色的大地号图，挂在了生产队办公室的墙上。
第二步进行“地号设计”，建立“地号档案”。按照小麦、大豆、玉米、高粱、谷子，尽量不“重茬”(即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两年种植同一种作物为“重茬”。重茬容易造成病虫害加重、地力损耗等)的原则，又要保证小麦播种面积占40%，玉米和大豆各20%～30%，高粱谷子共占5%左右安排。然后填写每个“地号档案”，包括地号面积、前茬作物、本季作物、种植密度、行距株距、亩施肥量、种子品种名称、发芽率、亩播种量、以及全年的田间管理计划要求、对翻地整地的质量要求等。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别人先进经验做这种工作，然后按计划执行。
全部计划做完以后，1～3月份主要是为春天播种做准备，一是做各类种子的发芽试验，每月每个品种都要做一次，检查种子的发芽率，为计算播种量打基础。由于我们队有非常棒的种子库，结果我们自己留的小麦、大豆、玉米种子的发芽率都在95%以上。二是制作化肥颗粒，我和职工们一起把一袋一袋的“过磷酸石灰”粉末加水，通过手摇机器把它们挤成小颗粒状，以便播种时和“硝酸铵”一起按比例混拌。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又怀孕了，可是要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能考虑自己的身体，我照旧和女工们一起抬“过磷酸石灰”，每袋约150到200斤，要把它们从仓库运到机器旁。四五月份是播种季节，先播种小麦，然后播种其他作物；六七月份是田间管理、除草、追肥、防治病虫害；八到十月是收获脱谷、销售粮食的时候，同时也是收割以后拖拉机开始翻地整地，为来年的播种做准备。
播种，尤其是小麦要“顶凌”播种，即要求抢在土壤表面化冻3～5公分，下面的土没有化冻的时候播完（在北大荒一般是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否则下面化冻的土壤返浆，拖拉机会陷在地里。同时要求不能“白种”下地，必须在播前把种子拌好农药，随播种随拌药；又不能无肥下地，要把“硝酸铵”和“过磷酸石灰”，按一定比例混合拌好，也不能早拌或多拌，否则会吸潮结块，堵塞播种机，所以也要随播种随拌，这是一项时间性很强的作业。以前播种都是运种子和肥料的马车在地头等着，什么时候播种箱里的种子和肥料用的差不多了就停车，然后开始加种子、肥料。
我按照先进生产队的做法，设计了“不停车加种子”的方法。一台拖拉机牵引三台播种机，根据地号长短，先计算出每播种1个往返需要的种子和化肥数量，再根据种子箱和肥料箱的容量计算出一箱种子和一箱肥料能播种几个往复，然后计算出下一次应该加种子和肥料的地点（不能在地中间，必须在地号的一头边上）和数量。还根据农具手一次能背的数量，每25斤装一袋，（一次每个农具手要背二三袋）装好后放在计算好的地头加种加肥点上。待播种机在地头转弯放慢速度时，农具手从播种机上跳下來，扛起种子和肥料再跳上车，装进播种箱里，完成了不停车播种。这样做既缩短了播种时间，也为春播争取了时间，同时也节省了运力，马车拉的种子和化肥，只要按我设计好的加种点和数量卸下就可以走，去干别的活，不须要等在地里。我提的这种方法，受到了生产队的欢迎。我跟着站在播种机上，有时帮他们扛种子和肥料，但主要还是要经常下来检查播种质量和“米间粒数”，（按照计算好的播种量，算出一米应该播下多少粒种子）扒开种子上面的土，查看每米实际播下的粒数，如果不够就要停车检查，是否是播种机的故障，还要检查覆土深度。
当时我感觉最难办的就是没地方上厕所，因为那时我已怀孕快六个月了，尿特别频，所以我一天都不敢喝水。可是一个机组两个拖拉机手六个农具手全是男的，就我一个女的，北大荒的地一马平川，没有沟坡也没有树木，一眼望去地连着天，就是机车开出几百米都能看见我蹲在地上解手。当时虽然我已生过一个小孩，但仍然十分害羞，所以有了尿总是憋着。憋着憋着就经常尿裤子，棉裤尿湿了又冻上了，中午回家吃饭换了绒裤下午接着干。也正因为这样落下了我以后几十年稍微一着风雨或坐在凉的地方，都会尿血尿的毛病，并最后不得不为此改了行。
5月份发生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分场通知给我们队一批大苹果树苗，因为以前当地从来没有大苹果树，因此十分珍贵，让我负责种好。队里划出了门前的一块好地，给我们做果园。那天我带领职工拿着树苗来到地里，我给大家讲了种树的方法以及行距株距，要求大家开始挖坑准备栽树。这时我看见一个妇女拿了几棵苹果树苗，用她的棉衣包起来，然后放在了一边。因为我不能确定她要拿走，所以我当时没有说话，又到别的地方去检查挖坑情况。当下工的时间到了，职工们纷纷离开时，我看见那个妇女也夹起棉袄要走，我马上走上去制止她说：“把苹果树苗拿出来再走。”她说：“我没拿苹果树苗。”我说：“你棉袄里夹的是什么？”她把棉袄打开，里面竟什么都没有。我奇怪了，我明明看着她在里面放了苹果树苗，哪儿去了呢？这时周围已围了一大群下工的职工。也奇怪的是，这个平时嘴巴很厉害的妇女，竟没有破口大骂，甚至连一声指责我错怪了她的话都没说。我想苹果树苗可能早已趁我不注意时，通过亲戚传到了别人手里拿走了，但我没有证据。我只好给她行了一个军礼，（我当时穿的是五八年表哥送我的军棉衣、裤，腰里紥着麻绳，头上戴着军帽，把两条辫子完全放进帽子里）连说：“对不起！我看错了。”我的脸红到了脖根儿。这件事在以后几年里都没有人再提起，也没有人为此对我不友好。遗憾的是，那批苹果树苗由于对我们那地方不适应，都没有存活下来，因此我也没办法去查看到底哪一家种的大苹果树。可是这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如果真是我错怪了她，为什么她一句也不指责我？如果她躺在地上打滚撒泼，指着我鼻子大骂，跟我没完没了，我以后再遇上这类事还敢挺身而出吗？我不知道。
1967年8月份，我的预产期快到了，可生产队里没有托儿所，生下小孩子怎么办？我和爱人姚克商量请几个月“停薪留职”假，待孩子稍大一点再带回生产队请别人照看。可是农场规定国家干部没有“停薪留职”一说，有事可以请事假，工资照发。但我们考虑到我所在的队挣“两结合”工资，工人不干活就没有工资，而让我在家带孩子照领工资，总是感到心里不安。所以我们一再要求“停薪留职”，当时分场不敢批，又打报告到总场，最后经总场组织科批准我“停薪留职”三个月。
听说我要回家生孩子了，老乡们送了我三四十尺布票，几十斤粮票，我还领了当月的工资，一起放在钱夹里，生产队还派统计员张祯护送我回佳木斯。为了感谢张祯，我提着兜子去买菜，钱包放在兜子里，当我选好了豆角称完要付钱时，一看钱包没了，我空手回家了。这也是我以后几十年里从来不管家里钱的原因之一，为了怕丢，我的工资发了马上交给姚克。
56天产假加三个月“停薪留职”假到期了，我带着女儿回到生产队，由于见我给孩子用的尿布就有三四十块，房东大奶说：“这些尿布都够做两双鞋了！”所以没人愿意给我看孩子。原来农村孩子小时候只用三块尿布，好的最多用五块，尿布尿湿了不洗放在热炕上炮，拉了屎就用铲子刮去，不洗或稍微洗一下有屎的地方也放炕席上炮，拉在炕席上就喊小狗去舔净。所以我这儿每天要洗三四十块尿布，我的房东60岁的大娘，宁肯到队里去挣工分，也不愿给我带孩子。她出工到年底算，一个月也合四五十元钱，我每月挣五十四元，都给了她我就别活了。加上又是最冷的一月份，孩子的奶也不够吃，我不得不又带着孩子回了佳木斯。由于生产队长来信迟迟没有找到带孩子的人，再加上婆母生病去世，我们又回去照顾了70天，实际上我共“停薪留职”八个月没有工资，这八个月也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但我们都挺过来了，没有不劳而获，反而落个心里踏实。
六、农业技术员职务被取消了
我带着孩子回生产队时，也正是“1968年6月18日经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农垦总局改变体制，建立为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半军事化组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其任务是屯垦戍边反帝反修，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我所在的友谊农场十分场十一队改名为十八团一营十一连。“兵团将团以上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原农场的非现役领导，只能任副职。兵团组建之初认为，原东北农垦总局、农垦厅、各农垦分局所属原农场，长期以来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领导权，长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直到现在，有的人还在那里大搞物质刺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形成了一个雄厚的社会基础，这个机构的凶恶如不砸碎，所谓组建兵团就是一句空话。”于是提出“新兵团改造旧农场”的口号（以上摘自郑加真著《北大荒60年》）。因此我也不知为什么，原来属于生产队干部的八大员（会计员，出纳员，统计员，地号员，仓库保管员，油料保管员，卫生员、农业技术员）之中，唯独没有了农业技术员，我被下放到生产队的科研班参加劳动。
兵团要求革命化。要体现革命化精神，实行了“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两顿饭，田间大批判。”即在我们那儿夏天凌晨两点半地里就可以看清楚庄稼和地垄了，所以两点半出工，晚上干到看不见为止，约是晚上八点钟以后收工，食堂给在地里干活的人送两顿饭，吃饭期间开展田间大批判。而且兵团喊出“小镰刀万岁”、“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口号，几千亩麦田不用康拜因收，全部改为人工收割。我那时由于还带着不到一岁的女儿，又不习惯两点多起床，起来还要把孩子送到照看她的阿姨家，晚上回来接了孩子还要再做一顿晚饭，所以生活十分狼狈，几天不洗脸、不刷牙、不梳头，反正辫子放在帽子里别人看不见，终于不仅生了满头的虱子，并且头发再也梳不通了，我只好把长辫子剪了。
但也由于办公室里再也没有我的桌椅了，我可以不去管全连的大田生产，而专心带领科研班搞科学实验。比如第一年我们在大片的麦田里采取“人工穗选”的方法，“提纯复壮”了我们连的早熟当家品种小麦“免849”的种子，第二年我们又专门种了种子田，把优良品种繁殖起来，为以后小麦产量的提高打下了基础；我们搞粘虫预测预报和扑杀粘虫蛾子的工作，用红糖、白酒、醋和666粉配成诱杀剂，除装在固定的预测预报器以外，那年根据预报将会粘虫大发生，为了保住小麦的产量，我们从职工各户收集了上百个开口的大罐头瓶子，把那里装上半瓶诱杀剂，然后用三根小树枝，做成一个个小支架，把药瓶吊在空中放在麦田里，结果每天都能捞出大量死的粘虫蛾子，减少了幼虫大发生，为保住小麦的产量尽了我们的力量。记得1970年粘虫大发生，我和科研班全体成员去麦地里捉粘虫，一个个胖嘟嘟半寸长的肉虫子，要经我们的手一个个把它们都掐死，开始科研班的知青们都不敢碰虫子，到后来都成了捉虫子的能手。再后来，虫子实在太多了，小麦叶子有被吃光的危险，那么多麦子就要大减产，营里决定用飞机给我们喷洒农药。要求我们科研班人员在地里按一定距离排开，约100米远1个人，用手高举彩旗为飞机导航。可是当我们刚刚排开站好，突然浓云密布，狂风骤起，只几分钟天就黑的伸手看不见五指了，狂风暴雨夹着花生粒儿大的冰雹从天上泼下来。而那空旷的田野里没处躲没处藏，我们又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只能坚守岗位，任冰雹和暴雨无情地打着我们的头脸和身体。半小时后天空放晴，庆幸飞机提早飞回，没有被冰雹砸坏，而且粘虫也死了很多。我们一个个像落汤鸡似地拿着旗子回来了，但那惊险的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1970年春，我还去三师科研所引回了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的许多新品种，然后在生产队搞了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大豆、谷子的品种对比试验。每个品种种三行，然后进行性状观察和最后的产量测定，为连队选出了适合我连土壤的高产优良品种。那一年在十八团生产科召集的各连负责生产的连长会上，几十名连长还专门到我们的试验地里参观。还记得那年，我们为了给杂交玉米制种，必须在玉米抽穗出雄花时，每天清晨顶着露水把母本材料的所有新长出来的雄花（在未散粉前）拔掉，保证母本授的都是父本材料的花粉。因为抽穗时间不一，所以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无论自己身体有什么不适，我都得带科研班的姑娘、小伙子们，在长的一人多高的玉米行间，而脚下只有六七十公分宽、几百上千米长的玉米垄沟里不停地走，寻找还未拔去的雄穗。记得有几次连绵不断的雨水在头上浇着，我们一个个脱了鞋，浇的像落汤鸡似的，走在积满了雨水的垄沟里，肥大的玉米叶片的边缘像小刀一样的锋利，自始至终地拥促着我们的身体、胳膊和脸向前涌动着，我们像穿梭似的用手推开前面的叶片，不停地走着拔着，只为了不让一株雄花跑了粉。虽然下雨天其他职工都不用下地，只要参加生产队开会就给记全天的工分，而我们科研班的姑娘、小伙子却要和我一起去受罪，他们用无言的行动支持了我。
此外我们还试验制作了“5406菌肥”和养猪“发酵饲料”，这些试验都把我们科研班的工作填得满满的。当年和我在一起共同战斗的有：长得漂亮又能干、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下连队劳动的女高中毕业生王丽琴；泼辣又能干的温州女知青陈素娟、男知青鲁汉武；老村长的儿媳妇、也是最老的科研班成员刘桂君和坚强能干的贫农尹大爷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他们没有因为我被解职，而对我另眼看待，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坚持下来了。
七、一个勤劳而质朴的农民
1969年我在做叶宏海的“养猪发酵饲料”试验的时候，认识了老贫雇农傅大叔，我不知道他有多大年岁，只觉得他长得像我的长辈。他长着一副典型的农民的脸，黑黑的脸颊上布满了皱纹，厚厚的嘴唇，一双不太明亮的眼睛，五个手指粗硬的像树杈，双手布满老茧和疤痕。他年轻时给地主扛活，结婚后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却早早撒手人寰。他艰难的把两个儿子拉扯大，一直没有再娶。我认识他时，他刚把十八岁的大儿子送去当义务兵。
他特别喜欢养猪，对待老母猪和仔猪的感情甚至超过了他对儿子。尤其是在每年母猪集中产仔的时候，他怕老母猪把出生的猪仔压死，就几乎吃住在猪舍里。他甚至给每一窝的每一头小猪都起了名字，比如：大花腰子、黑头、小黑屁股、小白猪等。在我做“发酵饲料”试验期间，他几乎每天不管天多晚，都要带着他的哈巴狗到我家来，哈巴狗比他跑得快，先蹦到我的炕上卧下，然后他再往炕上盘腿大坐。他要告诉我那一天哪头老母猪又生下几个猪崽儿？都叫什么名字？死了几头？吃了试验饲料后的反应等等，让我都记下来，以便总结。
傅大叔是一个忌恶如仇的人，见了不对的现象就要说，就要揭，甚至让人下不来台，所以在队里就有“傅二倔子”的外号，甚至有人骂他“傅二损种”。不过我倒喜欢他这种爱憎分明的性格，也正是从他嘴里我才知道了连队里当天又发生了哪些不好的事。是他让我认识了农村的复杂性，农民的复杂性。
要说起他的生活虽不能说惨不忍睹，也差不多。他和儿子盖的棉被也许是从他爱人去世后就没有拆洗过，整个一看黑得发亮，用手一摸冰凉；残缺不齐的炕席上满是狗爪子印儿；家里除了他结婚时放在炕上的两个木箱子外，什么家具也没有。掀开他的锅盖，锅里是空的。我问他吃什么？他说：“吃豆腐，用热水泡泡蘸酱吃。”我们连在猪舍那儿有豆腐房，用32斤黄豆可以换一板64块大豆腐（每块约一斤重），那年冬天我在他的仓房里，见到了冻着的一板豆腐，但他从没有说过生活苦。
奇怪的是他家养的鸭子也居然会趴窝抱小鸭子，我只见过母鸡趴窝抱小鸡的，而且这一辈子除了他家以外，再也没有见过鸭子抱小鸭子，这也许就是老天爷对他这个可爱又可怜的人的特殊照顾。他要送我小鸭子，我因为没有精力照顾而拒绝了。
在老傅大叔的身上，我看到了农民的质朴善良、憨厚勤劳又能忍辱负重的品质，特别是他对养猪事业的热爱劲儿，是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几十年后他的形象依旧那么鲜活，可是遗憾的是我只记住了他的姓，却没有记住老人的全名，不知他今天是否仍然健在。
八、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1969年7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原东北农垦总局的干部被兵团认为是“从修正主义大染缸里染出来的”，所以将80%以上的干部全部下放农场劳动锻炼。开始跟他们说的是“原来干什么到农场还干什么”，要求在三天之内把家搬到农场去，姚克也是被下放的一个。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赶回佳木斯去搬家，才知道姚克因患胃大出血晕倒在厕所里，正在汤原医院接受救治。
我带着不到两岁的女儿，先去汤原医院去看姚克。在火车上，我刚留起的辫子就被火车上的红卫兵给强令剪了。在医院里，我看见平时健壮如牛的姚克却变得脸色苍白又消瘦，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我十分紧张又害怕，他却安慰我说：“没事，死不了，很快就会好的”。
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佳木斯总局幼儿园去接我日夜想念的不到五岁的儿子，他却不认我、不理我，心里十分难受。想起1968年5月婆母病危前（癌症晚期）已瘦的皮包骨不能动了，但由于姚克的假期已到，我们不敢超假，不能留下给母亲送终。为了不给未婚的姚克的小妹妹和年迈的老父亲添麻烦，就决定把儿子接了一起走，但怕他不跟我们走，就给他吃了安眠药，把三岁半的儿子抱上了火车。回佳木斯后，不到一星期婆母就病逝了，成了我们终生的遗憾。我带着不满一岁的女儿回了生产队，姚克带着儿子在佳木斯，平时把儿子放幼儿园里。这期间，儿子得了一次黄胆性肝炎病，幼儿园不让送，而姚克还要上班，就只能把他一个人（只有三岁半的孩子）锁在屋子里任他哭喊。我回去看他时，他也是不认我、不理我。由于肝炎本身就不爱吃饭，姚克每天又没时间陪他，逼着他每天要把饭吃完，结果孩子怕爸爸回来说，就把整碗的面条或米饭倒在枕头底下、被子底下、床底下藏着，我回来收拾屋子和床时，才发现那些已经霉烂了的饭和被污染了的枕头和被子，可以想像他们爷俩过的是怎样狼狈的生活，这能怨孩子吗？我的心痛的没法形容，我作为母亲从70天就把他扔下没管过。
我把家里的东西主要是书等装在几个木板钉的包装箱里，和姚克从北京转业来时带来的一个帆布箱、一个硬纸壳箱，全部装上了汽车。和我们同一辆汽车的是总局印刷厂厂长冯晓天一家，我们两家的行李和人共分给一辆解放牌大汽车和一个拖车。汽车先开到十八团一营二连停了，司机说到了，可是二连的领导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所以把冯晓天他家的东西全部卸在了马路上。（后来据说等连队领导研究后，让他们暂时把行李放在连部办公室里。）然后汽车就直奔我们十一连来了。我算幸运的，总算还有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和半间厨房。
以前我带着女儿和周医生住在钱大娘家的北炕上，南炕上是60岁的钱大娘和她80岁的婆婆钱大奶，在我怀女儿的时候就经常爱吃大娘做的小米干饭拌上红辣椒。大娘一直对我很好，可是我的女儿不知道为什么有夜啼的毛病，夜里她一哭，我怕影响了钱家大娘、大奶的睡觉，就抱着孩子坐着睡。时间长了也不是事儿，我就要求生产队领导给我找一间房子。于是他们就把这间当时准备做生产队办公室的房子、又因为冬天太冷没法在里面办公而闲置了好几年的房子，分给了我。
这栋房盖在了南、北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一大块空地上，距离南屯的住户约有八十米，距离北屯约有上千米，房子的后面是空旷的三号地，房子的前面约二十米处是水井、厕所，再往前走就是通往营部的东西大道。这栋房西头是个约一百来平方米的大房间，是生产队职工开会的地方，平时很少用，就是一个大空房子。然后紧挨着两间是原计划的队办公室，分给我的那间就是最东边的那间（另外的那一间，几年后分给了新调来的农机技术员罗丁、盛松梅两口子）。连队给我从东面大山墙的北面，开了一道门，在屋里靠南面窗户砌了一个通盘土炕，灶台连着炕洞。冬天屋里确实冷得够呛，又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光我和女儿晚上做饭烧的那一点儿火，连土炕都热不了。
后来我们进行了改造，在房屋的三分之二处用向日葵杆两面抹上泥，立了一道间壁墙，这样就形成了两间屋子。里屋的火炕改为顺着东墙砌，和外屋的灶台连着；里屋的西边地下搭了一个炉子，地下可走人的地方只有两块砖宽，约60厘米；为了外屋透光，在灶台上面的向日葵杆儿墙上，开了一个小窗口、镶了一块玻璃；为了保暖，把外屋的北窗户用砖和泥封死了。外屋地上还放着生产队借我的一口一号大水缸，又请木匠高师傅帮我打了一个吃饭的小炕桌，这就是我的家。当年吕凤春排长晚上值勤巡夜，时常在我的窗下大声地喊：“崔技术员，别害怕啊！有我们看着呢！”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位淳朴的农民排长，是他让我一个人在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的、那唯一的一间住人的房间里睡的安稳。又非常感谢王新春指导员一家，在我的女儿暂时还没找到人看的时候，王指导员让我把孩子先放他家，由她爱人连自己的孩子一起照顾，干活干到“晚上看不见”收工时，我去她家接孩子，王指导员就会说：“小崔，饭在锅里，自己盛着吃吧！”真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而且他们还不收我一分钱。但后来我实在承受不了那么厚重的情谊，就每月花十八元钱把孩子送到了另一户人家里。
大汽车开到以后，我把姚克的几个箱子放在炕梢处，一个个码起来。王新春指导员问我：“小崔，老姚调来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兵团说的是原来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原来他在总局粮食处，抓全垦区的粮食管理，可现在哪有粮食处？”我到营里去给姚克和儿子小晶上户口，营里说没接到通知不能上。但不管怎么说，终究结束了我们从1961年春结婚后两口人两个家；有了大儿子三口人三个家；又有了女儿，死了老人接回儿子，四口人两个家，八年的分离局面结束了，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只是没想到会是在这儿团圆。
1969年9月23日53岁的妈妈突然来到我家，原来她是来查询我小弟弟的消息的。从1958年我离开家到北大荒后，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6年我的20岁的小妹妹崔燕珠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6岁的大弟弟崔志刚去了山西农村插队，1969年不到16岁的小弟弟崔志强又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他走了三个月了，母亲也没接到他一封信。听人说开往抚远县的知青船翻了，母亲担心这里边有她的小儿子，于是坐了三天三夜火车，从北京到哈尔滨，又换车到集贤县福利屯，再换坐长途汽车到了兴隆镇，搭上了回我们连的牛车，来到我身边。这是她这辈子一个人走的最远的路，也是她第一次坐牛车，更是她第一次到农村，这需要她付出多大的勇气啊！但心里的八个吊桶总在上下不停地翻动，她不能不来。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弟弟分配到北大荒的哪个团？我怎么帮她找啊！我只好先稳住她，给弟弟分配的学校北京五中去信了解。
妈妈等信的期间就帮我拆洗棉被、打开窗户通风换气、做饭等。可是她实在太不适应了，那天她对我说：“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吃处没拉处（指当地用高粱秸围起来的厕所，当地农民上厕所很多人没有纸，习惯从围墙的高粱秸秆上折下一节劈开当纸用，所以厕所的围墙已基本被折断挡不住人了，而一旦有人蹲在那儿，附近的狗、猪，就会跑进去吃大便）；打开窗户，鸡飞进屋里了（我的鸡窝就在窗户下，我也没时间开过窗户）；开开房门狗上炕了；炒菜端锅，下面是个大火坑（农村做饭用的大铁锅是不能端起来的，母亲不习惯用，就把锅端起来了。）”可是当我们整麻袋分的香瓜合一分钱一斤，西瓜合一分钱二斤，洋白菜一分钱一斤时，母亲说：“这里穷人好活啊！北京的洋白菜七分钱一斤，卖时候用刀切着卖。”
妈妈等信等到第六天，忽然刮起了大风、飘起了雪花，穿着夏装来的她吓坏了。她没想到北大荒不到“十一”就下雪了，于是说什么也不呆了。我给妈妈带了半个蒸熟的老窝瓜，那是我给她带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有钱也不敢给她，因为我还要和她划清界线。又坐连里的牛车把她送到兴隆长途汽车站，而没有能够把她送到火车站。妈妈回去后来信说，那块蒸熟的窝瓜在车上都被压成柿饼子了。
妈妈走后不久，姚克从汤原医院回来了，原来他们这批干部根本就是下放劳动的。因为他失血太多，刚出医院身体十分虚弱，连里就安排他到猪舍附近的大豆地里去“看地”，就是不让猪进到地里去啃食豆子。为了防止猪跑进豆子地，姚克每天天一亮就带着五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到大豆地去。他给他们每人紮一个小围裙，手里拿根小鞭子；在大豆地的边上还用草捆搭了一个休息用的小马架子。猪跑的远的地方，他让儿子跑着去撵；近的地方他和女儿去轰，一直干了一个多月，直到那块地的大豆收割完。就是因为这件事，连里居然还有人说：“他挣70多元钱就干那么轻的活，我不要那么多钱，我也‘看地’去。”不久姚克被调到营里“一打三反”办公室帮助工作，说闲话的人反而变成了恭维，有事没事的也要找老姚说两句话，拉拉近乎，甚至烧开水的也会到我家窗下喊：“老姚，水开了！”
为了给姚克补充营养，连里正好新进了奶牛，每天早晨五岁的儿子到离家一公里的牛舍，给他爸爸买牛奶喝，小小年纪居然成了我们家的主要劳力。但就是这个寒冷的冬天，我家实在太冷了，白天两个孩子戴着棉手套，穿着棉袜子，自己在炕上玩儿，他们的手和脚还是全冻坏了。为此连里给我家送了一马车玉米瓤子，营里又特批卖给我家一麻袋煤，才使我家的炉子每天能烧一会儿。
1971年2月18日上午九、十点钟，就在这间小土屋的土炕上，我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了。他比哥哥、姐姐都长得又大又胖，特别突出的是在园园又突出的大脑门下，镶嵌着一副十分清秀的小脸，又大又黑的眼睛、尖尖的下颏，白嫩嫩的肌肤，像一朵冰心玉洁的睡莲-是个儿子。也许因为心早已冰凉透顶，也许因为他正降生在寒冷的冬季，我们给他起名叫“姚冰”。但也做好了随时被质问的理由，我们说：“叫孩子学习李冰父子，长大了为国效力”。
过了56天产假该上班了，可是喏大个200多人的生产队里却找不到一个管孩子的地方，无奈只能将三个孩子都放在家里，老大冬儿6周岁、女儿小静3周岁多。姚克把吃饭用的小炕桌翻过来放在炕上，下面垫了两根长“擀面杖”当滚轮，这样让小冰躺在饭桌里，由哥哥、姐姐坐在炕桌两边，来回推动小桌子，哄他玩。而当年既没有玩具，也没有任何点心、水果之类的零食。我每天上午、下午上班中间，回家一次给小孩喂奶，中午回家做饭。就这样，一直到1971年秋天，我的大儿子开始在连里的小学上一年级，我把小儿子放在了新调来的高连长家，每月十八元钱请他爱人帮我照顾孩子，才结束了三个孩子在炕上的生活。
可是大儿子小时候被坏人打伤的脑袋，开始显现出不正常，在课堂上脑袋不住的朝天看，还乱动，影响老师上课；小儿子在高大娘家每天放在摇车里摇着叫他睡觉。我看不下去，就说：“别这么总摇，摇的孩子脑子都不聪明了。”她用筷子敲打我儿子的小脑袋说：“我叫你以后不能当官！”并且每天把一堆孩子的屎尿布给我留着，等我晚上下班接孩子时叫我带回家洗。只有四岁的女儿没人管，自己一人在家，只有等小哥哥放学再在一起玩，生活依然十分不容易。直到1972年夏，姚克调到兵团三师后勤部粮食科，才把女儿每天骑车带到师部幼儿园，中午和爸爸躺在办公室桌上休息，晚上有时放在我的同学张守宏、许桂秀家，有时晚上带回家。三个孩子白天总算有了去处。
九、我成了“可教育好子女”
1970年的一天，连长王德贤对我说：“小崔，全营的人都知道，就咱俩有‘海外关系’”。我说：“不对，王连长，你丈母娘在香港，而且还给你们寄东西来，这是大家都看见的。而我虽然生在香港，可那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更别说有联系了。”他说：“那怎么营里人都这么说？”我找到连队文书女共产党员毛翠玲，她是1958年转业军官毛德功的女儿，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说：“小毛，王连长说我有‘海外关系’，你看看档案，我有吗？”她翻出我的档案袋，边翻边看说：“你看就这么几页，哪有什么‘海外关系’？哎不对，这儿怎么有一张北京的证言，说你有‘海外关系’呢？”她并没有让我看，就又装进档案袋里。我说：“我绝对没有‘海外关系’，（在当时有‘海外关系’就是特务嫌疑）你给我发外调信再查证一下吧！”结果我背了二十年的‘海外关系’罪名。
又一天，指导员王新春召集“可教育好子女”座谈会。“可教育好子女”是那个年代的一个专用名词，不是指一般的地富子女，而是指戴上“分子”帽子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我看见参加会议的五个人，其他四人都是我们连“地主分子”胡海峰、胡海林的子女，可我算是什么“分子”的子女？我不明白，也不敢问。王指导员对我们宣讲了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并让我们每个人表态。我说：“ “只要我们每个人不自外于组织”，好好改造思想，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组织是不会不管我们、不要我们的。”这是我当时的心里话。我也确实不知道“可教育好子女”的严重性，我觉得自己所以还没有被组织接纳，是因为我思想改造还不够好，与工农群众的阶级感情还不够深。开会回来后，姚克问我：“你怎么成了‘可教育好子女’了？”我说：“不知道。”没想到“可教育好子女”也影响了我二十年。
可是我所在的连队党支部，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农业技术员被撤销、有“海外关系”、又是“可教育好子女”而对我另眼看待。比如1969年上半年“清理阶级队伍”，党支部经常召集一些可靠的老贫下中农开会，指导员一次又一次地拿着一本本敌伪档案中的敌特分子名单，让大家回忆有没有认识的？他们可能逃到哪儿去了？而这些秘密的会议，每次都是在我家的炕头上召开。因为王指导员对我说：“过去在连部办公室召开，经常发生泄密现象。”所以就选在我家。他们有时让我在屋里听，有时让我出去替他们站岗，我感到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
又如1970年下半年，营里派的“三清工作队”进驻我连，实际上也主要是清理我连的阶级队伍，要求连里要派一名可靠的人参加工作队一起工作，党支部却派我去了，并且当了工作队的材料员。记忆最深刻的是，1971年2月17日我生小三儿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参加研究案情到晚上9点多钟，第二天上午我的小儿子就在我这土炕上生出来了，当天下午工作队王队长带领全体工作队员都到我的屋里来祝贺，我的心里得到了被信任的极大满足。
再如1972年2月，我爱人姚克再一次因为胃大出血被送到十八团医院抢救，连队并没有因为他是下放劳动的、我是“可教育好子女”而不管，他们用四轮拖拉机拉了二三十人到医院去验血。结果是本地老职工的女儿出纳员史淑贤、山东逃荒移民赵成吉的儿子赵晓海和北京知青高天玉与姚克对上了血型，他们无私地为姚克献了血，挽救了他的生命。那时我的大儿子刚七岁，女儿四岁多，女文书毛翠玲像妈妈一样替我照看孩子，晚上带他们睡觉。我带着十一个月的小儿子，就在医院伺候了他一个月。第二个月上海知青周明伟主动要求到医院去替换我，连里也批准了。周明伟在当年返城时，他把一床新被面和吃饭的餐具，都送给我们做纪念。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从未见过面的傅大叔的弟弟，提着一块肉从十八团四营赶到医院去看望姚克。
更庆幸的是，在这个时期上天还派来了一位神仙，他叫陈化禹，共产党员，原东北农垦总局监委的干部，他也被下放到了友谊农场，在总场实验站当指导员。那天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去看病，遇到了正在住院的姚克。据姚克后来跟我说：“其实以前我们接触并不多，人家是在党的监察部门工作，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可是他却从此经常去医院看姚克，姚克出院以后每隔个把月就骑着自行车走几十里路到我家来，有时手里提着一只鸡，有时拿着一辫子蒜，有时……进门后他总是先脱了鞋，上炕盘腿大坐，然后问寒问暖。在那个年代，他用他最大的慈爱温暖了我们的心。可我们招待他的却永远是鸡蛋炒洋白菜，炒糖醋洋白菜。而当他听说姚克被调到兵团三师以后，就再也没来过我家。当姚克在兵团三师碰见他，问他为什么不再来我家了？他说：“你们现在过好了，不需要我了。”就是这样一位好人，十多年之后，他下班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被汽车从身上轧过，上天又收他回去做神仙了。因为过去他的级别比姚克高，又是党员，为避免溜须拍马之嫌，我们从未去过他家。后来我们听说他可怜的妻子，由于无奈而不得不带着五个女儿回了山西老家。我们为我们的无能，困难时没帮上忙而难过的哭了好几次。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陈化禹戴着眼镜永远慈爱的脸，真诚而朴实的语言和他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历历在目。他就是毛主席说的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连队党支部的信任关怀，连队职工们和老陈的深情厚谊，让我虽然被定为“可教育好子女”、有“海外关系”，却觉得心里暖暖的。
十、几件寒彻到骨髓的事
不过也有几件事，让我感到寒彻到了骨髓。
1969年12月我又怀孕了，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不能要这个孩子，我就到营部兴隆卫生院去做人工流产，结果吸出来的全是小葡萄粒状的东西。主治大夫说：“不好，是‘葡萄胎’，极其容易演变成‘子宫绒毛膜上皮癌’，四营副营长的妻子就为这个病而死的，怎么办？”（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报纸上看到对‘葡萄胎’的治疗就像其他癌症一样，要进行放疗、化疗。）站在她旁边的另一位从总场医院来的大夫说：“在我们沈阳是进行连续刮宫，每周刮一次，共刮宫四次。”在她们商量之后决定给我刮宫治疗，就是把子宫壁上每长出一层新的内膜，都要用刮刀把它刮掉，以免它演变成癌。
那时候我爱人姚克每周日用自行车推我去营部卫生院，因为其他时间他要上班。而刮宫和做人工流产的“电吸”是完全不同的，是用刮刀一小块一小块的把子宫内壁全刮一遍，又是一星期刮一次。因此，由于失血过多，我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又痛。白天我坐在炕上，隔着那块玻璃指挥我五岁的儿子，用农村的大铁锅给我煮玉米面粥喝，而两岁的女儿要帮助小哥哥从外面往屋里抱麦秸，供哥哥烧火用。两个孩子小手冻得肿的像小面包，我心痛他们，但又实在没有体力代替他们。
正好我的公公病逝了，我的小姑子就背着几十斤重的父母的遗物（皮衣、皮裤、毛衣和大米），从千里之外的天津给我们送来了。还带来了公公因心脏病病退之后，每天凌晨起床在一家卖早点豆浆的铺子，为顾客看自行车挣的钱，（每看一辆车挣两分钱，公公把这些钱都从桌子的缝里塞进抽屉里）直到他病逝前，共攒了175元。他对小女儿说：“用这钱给你哥买辆自行车吧！”而这175元钱是他自己舍不得吃喝，看了8750辆自行车的血汗钱啊！并且他病逝时，我们都不在他身边，“急性心肌梗死”在今天是可以做支架抢救的，而在当时却断送了他仅仅六十一岁的命。我和姚克都把父母的恩情牢记在心上。小妹妹看到我的病样和两个孩子的可怜样，特别是我的大儿子小晶就是在奶奶和老姑的照顾下长到三岁半的，她太心疼这个孩子了，所以她决定留下来多住一段时间照顾我，每天由她做饭、带孩子。
可是没过几天就有人反映到营部，说姚克花钱请人照顾他的资本家小姐臭老婆。姚克知道这个消息后，虽然解释了是他自己的亲妹妹，可是没有办法，舆论压死人，只好让自己的妹妹回去了。
1971年夏天，姚克的大妹妹（现役军人、共产党员、在云南边防当军队医生），由于听了小妹妹讲，不放心我们，特意请假从云南来看我们。可是却有人以民兵的身份，天天到我们家来检查，询问：“是什么人？什么时候走？”妹妹气愤地说：“哥哥，你们这儿是什么地方？你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们呢？”我们又怎样向妹妹解释、又有什么办法不受这种待遇呢？
1972年2月初，我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儿子，天天和姚克在医院那一张病床上耗，儿子晚上和他爸在床上睡，我只能坐在椅子上，手趴在床上睡。一个月下来已十分疲倦了，并且我们就是这样过的春节。上海知青周明伟来换我，给我解决了大的难题。当我从医院回到生产队时，只见食堂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全连职工2月份出勤和实领工资的大榜。农场改兵团后职工的工资由原来的两结合，改为挣级别工资，给每个职工都评了级，但却是“月薪日计”，即出一天工有一天的工资。而我依然是“月薪”，因此那张大榜上清楚地写着每个职工2月份出勤多少天？领到多少元工资？在我的名下写着“出勤3天，实领54元。”这是我到这个连队六年来，第一次张贴这样的大榜，以后也再没有张贴过。我感觉自己的脸面无地自容，这明摆着是要激起全连职工对我的不满和愤恨，我知道这几次都是谁在整我，但我只能受着。庆幸没有职工为此事要撵我走。
1971年夏季，我在“三清工作队”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个人的奇怪现象。连里一向耿直又有“海外关系”的王连长被调走了，新调来一位原来是当地农村村长的高连长。主持后勤工作的张xx副连长就带了几个工人把原来生产队的食堂改建成高连长的家室。（因为高连长的新宅就和我们办公室挨着，所以我看见了。）张副连长说：“高连长，你看这堵墙反正要拆了重砌，我看就势砌成火墙吧？（北方农村冬季，一般家庭把做饭烧的火通到土炕里，使炕变热取暖；家里条件好的取暖用火墙，即把墙砌成可跑烟的空心墙，通过火炉子加热，使整个墙像暖气片一样向屋内散热）”“不太好吧，现在正麦收大忙，这么干怕影响不好”高连长说。“什么影响不好？反正冬天也要用火墙，就不如一次把火墙也搭完了，省得到时候再拆墙费工。”长的又老又瘦、老实巴交的高连长说：“那-行吧，你说搭就搭吧！”后来张xx又关切地说：“高连长，听说你家孩子多又有小崽儿，我看就这个机会索性把锅台和窗台用水泥抹上吧！免得小孩爬上去抓窗台上的土粒吃。你说怎么样？”高说：“行啊，那就抹吧！”就这样，高连长一家住進了既宽敞明亮又有水泥窗台、锅台和大火墙的屋子里。
可是在几个月后冬季整党的一次会上，党员们七嘴八舌地说：“老高，你身为队长又是老党员，你搞特殊化，贪公家便宜，再说了连里麦收热火朝天大战，正急用人，你却抽人给你家搭火墙，咱队里有几家有火墙？你再看看，咱连里有几户贫下中农人家有水泥锅台和水泥窗台的？你却用公家的水泥把你家的先抹上了，你个高大便宜……”
那年十月份分完了秋菜，三清工作队队长王xx每日骑自行车从营部到我们队上班，他看见马路两边的地里，到处是砍完大头菜（即卷心菜）的大菜帮子，就问张副连长：“这大头菜帮子还有用吗？”张说：“没用了。”“扔了不可惜了吗，能喂猪吗？”王问。张xx眼珠子一转，又闻出了味道，说：“能啊！怎么你们家养猪了？好说，那天我赶牛车到营里办事，顺便给你家捎一车去。”王队长也是个有心计的人，又知道自己的工作队长身份，就说：“不好，我自己下班用自行车一点点拖吧。”张副连长可不听他的，他赶着牛车到地里，一棵一棵地往车上装菜帮子。一些捡菜帮子的工人看见了就问：“张队长，干什么呀？”“这是咱工作队王队长要的”。他赶着牛车从我们连往营部去，一路上不断遇到人，他就不断地大声说：“这是给工作队王队长家送去喂猪的，上礼拜已经送去一车了。”给王队长家送菜帮子的事儿传遍了全连，可怜王队长也掉入了他设计的陷阱中，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我们队。
当我看到了张xx在这两件事情的做法后，真是不寒而栗！以前我总是听到辘辘把响，却不知井在哪里，这次可真见识了。从我调到这个生产队不久，就听说过这个队有一股很强的势力，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想叫你滚，用不了一星期材料就凑齐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这件事告诉我，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人，只有不断管住自己，没有一点贪小便宜的念头，才不会掉入这类人设下的陷阱中。
十一、可亲可敬的农民兄弟
庆幸的是我并没有因为上面的事而引起职工的反感。反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爱人因工作调动搬家，离开十一连以后发生的几件事情：
我是在1972年底搬家离开十一连的。大约是在1974年春节，我原来所住房东钱大娘的儿子钱万祥，手里提着约有五六斤重的一块肉，找到我在兵团三师师部的家。他说：“大妹子，以前你老帮助我，借给我钱花，送我土豆、洋白菜和柴禾，那时候我没有钱没法还你，现在我有了还给你。1967年春节你借给我的十元钱，4月份借的两元钱，7月份借的三元钱……一共五十六元钱给你，你查查！这块肉是俺家自己杀的年猪，送给你过年吃吧！”我想起了这个老实又有点窝囊、被他奶奶看不起的农民，他自己身体比较单薄，个子不高，又瞎了一只右眼，在连里是干不到什么好活儿的。他妻子又不会过，比较懒，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那时他经常生活过不下去了，就向他的母亲求助，可每次都遭到他奶奶的一顿数落。我在一旁看见了，就把连里分给我的土豆、菜、柴禾等送给他。以后他有了困难了，就直接找我借，三元，两元，五元，八元不等。我看他可怜，所以只要我有我都给他，可我从来没想过要他还。我更万万没想到，这些我早已忘记的陈芝麻烂谷子，却被他这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一笔笔记得那么清楚。我说：“老钱大哥，这些钱当时我就不是借给你的，而是你困难我送给你的。我的条件也比你好，这钱无论如何我不能要。”他说：“如果那么做，我就成了没有良心的人了。当初我跟你说的就是借钱。”虽然他没有文化，虽然他还瞎了一只眼，虽然他的穿戴总是脏兮兮的，可是我被他那句话“如果那样做我就成了没有良心的人了”深深感动了，这就是中国的农民！
大约是在我离开十一连的十五年之后，1987年的一天，当年给姚克输过血的老职工赵成吉的儿子赵晓海来到我家，他非要给我们免费打家具，他说是为了感激我在他父亲困难时经常帮助他家，他现在学了木匠，要来报答我们。老职工赵成吉家比钱万祥家还可怜，他的眼睛长得又细又小，还总有分泌物，人也长的干巴瘦，所以职工给他起外号叫“赵瞎鸡”。他从山东逃荒到东北，妻子又死了，给他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艰辛地带他们长大。我在生产队时只有大儿子赵晓海刚刚参加队里的劳动。他给姚克义务献了血，我当时在医院什么东西也没给他。只是在他父亲困难时，我也像帮钱万祥那样帮助过他家。今天他居然要来报答我，我劝不下他，只好依了他。他从我们家每年从管局木材厂里买回的烧火柴里，检出一大堆可用的木料，给我的三个孩子每人打了一个读书用带书架的写字台，从此我家有了家具。
大约是2010年，我在天津接到一个来自北大荒的长途电话。电话里一个苍老的声音：“老姐呀，太想你了，快回来看看吧！要不然见不着了，我是张祯呀！我是从管局电视台你儿子那儿问到你的电话的。”原来他就是四十多年前，天天拿着两米的木弓和我一起跑遍万亩地的地号员兼统计员张祯。那时他天天跟着我们播种机，帮助往车上扛种子和化肥，天天统计播种进度。原来他已得了重病想见见我，却没有说出来，不久听说他病逝了，我没能满足他最后的要求。
2014年6月，又接到原来在科研班一起干活的刘桂君和她的丈夫老村长的儿子、连队副指导员沈桂生的电话，他们说：“崔技术员，咱这儿也实行农村城镇化了，我们家搬进了管局的小洋楼里了，快回来看看吧！咱这变化可大了，我们都想你啊！”原来他也是去找我大儿子要的我的电话。感谢他们，几十年了还都想着我。
这些人就是我们可敬又可爱的农民兄弟。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在那个连队呆了六七年，因为他们让我了解了中国真正的农村，懂得了农民为什么可敬又可爱，也懂得了农村和农民的复杂性，这是我在第二次上的社会大学所学到的，是任何课本知识中都没有的。我也要感谢那位给别人设陷阱的张“老师”，他让我懂得了人不能太单纯，人不能有一点私心，否则就可能掉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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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