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规矩

一支一支的，整齐地架在枪架上，枪口朝上，枪托朝下，像一列列等待出发的士兵。黝黑的枪身，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光，那种光是金属特有的，是冷静的、克制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枪管细长，枪栓光滑，弹匣插在枪身上，空空的，但形状还在，像一张没有牙的嘴。

李卫国走到枪柜前，转过身来，面对着九个人。他的声音忽然变了，不是变大了，是变得更低了，更沉了，像一口钟在很深的地下被敲响：

“这些，以后就是你们的命。”

他伸出手，从枪柜里取出一支步枪。他的动作很慢，很稳，像是在做一件仪式性的事情，右手握住枪托，左手托住护木，手指扣在枪身上，不碰扳机。他把枪举到胸前，枪口朝上，枪托抵在腰带上，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九个人。

枪在他的手里，像长在他身上的一部分。不是工具，不是武器，是一个器官，一只额外的、沉默的、但一直在呼吸的器官。

李卫国把枪举起来，让每个人看清枪身上的编号，一串数字，刻在机匣的侧面，银白色的，在灯光下反着光：

“枪号就是你们的学号。这支枪，从今天起，跟着你们。训练用它，考核用它，以后上了战场......也用这把。”

他把枪放回枪柜里，转过身来，目光扫过九个人。

李卫国：

“枪在人在。”

这四个字落在地上的时候，像四颗钉子，钉进了水泥地里。

吴小军站在队伍里，手心全是汗。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但汗还是往外冒，不是紧张，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是期待？是敬畏？是一种“我终于摸到了”的恍惚？他从五岁开始在地上画坦克大炮，从十岁开始看军事杂志，从十五岁开始把那件地摊上买的迷彩服藏在衣柜最里面，不敢穿。现在，一支真正的步枪就站在他面前，不是画册上的，不是电视里的，不是玩具店里的，是铁的，眼前的枪是钢的，是沉甸甸的、能打出子弹的、能保护人的、能杀人的。

他伸出手，接过枪的时候，手心湿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枪身冰凉。比他想象中沉得多——不是沉，是重。沉是物理的，重是心理的。那种重量从手掌传到手腕，从手腕传到手臂，从手臂传到肩膀，从肩膀传到心脏。他的心脏跳了一下，不是害怕，是确认。是那种“终于等到你了”的确认。

他把枪握在手里，手指扣在护木上，不敢碰扳机——周铁山没说可以碰，他就不会碰。他的拇指摸到了机匣侧面那串数字——枪号。这串数字从今天起就是他的名字的一部分，像他的学号，像他的身份证号，像他那封信上的“吴小军收”。

他的旁边，李力接过枪的时候，手指是稳的。他的手掌大，指节粗，握枪的姿势天然正确，不是练过，是手大，是天生适合握东西的手。他把枪举到眼前，眯起一只眼，透过准星看了看，然后放下，嘴角翘了一下——那是一个猎手在检验自己的弓时的表情。

唐言接过枪的时候，手指在枪身上摸了一下，从枪口摸到枪托，像是在抚摸一件乐器。他的手指很敏感，能感觉到枪身上每一道加工痕迹、每一处棱角、每一个螺丝的凹槽。他的眼睛眯着，不是因为近视，是在听。他在听这把枪的声音。他轻轻晃了一下枪身，听见枪机内部有什么东西在响，是空仓挂机的声音，“咔嗒”一声，很轻，但他听见了。他的嘴角翘了一下，那个狡黠的、洞察一切的笑容又出现了。

君莫笑接过枪的时候，两只手一起捧着的。枪在他的手里像一根快要滑落的木棍，他调整了好几次握姿，才找到一个不会让枪掉下去的角度。他的手掌厚实，但手指短，够不到护木的远端，只能用两只手捧着枪身，像捧着一根法棍面包。他的脸上没有笑——不是紧张，是认真。他的眼神很专注，像一个小学生在做一道很难的数学题，咬着笔杆，皱着眉头，但绝不放弃。

李卫国看着他们一个个接过枪，等最后一个人也握住了枪身，才开口。他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低到像是从胸腔里震出来的：

“枪号就是你们的学号。枪在人在。”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

“枪丢了，人也就别回来了。”

没有人笑。没有人觉得这是一句可以笑的话。

从装备室出来，每个人手里多了一支枪、一套迷彩服、一双作战靴、一顶钢盔、一个水壶、一条武装带。东西太多，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小心翼翼的，怕摔了，怕碰了，怕哪件东西从怀里滑出去。

回到307宿舍，九个人开始整理内务。

迷彩服要叠好放进柜子里。李卫国示范了一遍，先把衣服摊平，袖子折进去，对折，再对折，变成一个方方正正的豆腐块。他的动作很快，很利落，像一台被编程过的机器，三十秒，一件衣服就从一团布变成了一个砖头。

九个人跟着做。有人快，有人慢，有人叠得像砖头，有人叠得像馒头，有人叠得像一团被人揉过的纸。君莫笑叠的那件，放在柜子里，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软塌塌地瘫在那里，和他的被子遥相呼应。

作战靴要擦。每人发了一块擦鞋布、一盒鞋油。鞋油是黑色的，装在铁盒子里，盒盖上印着一个穿军装的士兵擦鞋的简笔画。打开盖子，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涌出来，是松节油和蜡的混合物。

李力蹲在地上，把鞋油挤在布上，然后用力地、一圈一圈地擦。他的手法很熟练，不是那种“我会擦鞋”的熟练，是那种“我擦过很多次军靴”的熟练。他的父亲是退伍兵。他在家里擦过父亲的军靴。他知道鞋油要涂多厚，知道布要缠在手指上，知道鞋头的部分要擦得最亮，因为那是别人第一眼看到的地方。

吴小军蹲在他旁边，学着他的手法擦。他的动作慢一些，笨一些，但他很认真，每一寸鞋面都擦到了，鞋油的厚度均匀，鞋带孔周围没有残留的油渍。他把擦好的靴子举到眼前，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鞋头反光了，虽然不像李力擦的那只那么亮，但已经能照出人影了。一个模糊的、歪曲的、十八岁少年的影子，在黑色的鞋面上晃动。

钢盔要摆好。周铁山说，钢盔放在柜子的最上层，内衬朝上，头盔带折好塞在内衬里面，不能露出来。九个人踮着脚，把钢盔一个一个地放上去。钢盔在柜子顶上排成一排，草绿色的，圆润的，像九只正在孵蛋的鸟。

水壶要装满水。每人一个水壶，每人一个水壶套，水壶套挂在武装带的左侧。吴小军拧开水壶盖，走到走廊尽头的饮水机前，接满一壶水。水是凉的，过滤过的，带着一股塑料管道的味道。他把壶盖拧紧，倒过来晃了晃，不漏。他把水壶塞进帆布套里，扣好扣子，挂在武装带上。

枪要放在床头的枪架上。每个人的床头都有一个铁制的枪架，焊在床头的铁管上，刷着军绿色的漆。枪架的形状是Y字形的，上面两个叉托住枪身，下面一个托住枪托。吴小军把枪放在枪架上——枪口朝上，枪托朝下，和枪柜里一模一样。他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枪身，确认它放稳了，不会倒。

一切就位。柜子里的衣服叠好了，床上的被子叠好了，作战靴擦亮了，钢盔摆正了，水壶灌满了，枪架上的枪站好了。九个人站在各自的床前，看着自己的领地，那一平方米的空间，从今天起是他们的。他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做任何事，只要这些事不违反内务条令。

内务条令贴在门后面，一张A4纸，打印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有十二条。吴小军站在门前面，把那十二条看了一遍。他记不住所有的，但他记住了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

下午两点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挂在天空正中央，把所有的影子都压缩成脚底下一小团黑色的、蜷缩的东西。训练场是水泥地的，灰白色的，被太阳晒得发烫，隔着作战靴的厚鞋底都能感觉到那股灼热。

训练场很大。东边是一排单杠、双杠，铁架子被晒得发亮，摸上去能烫掉一层皮。西边是一个沙坑，沙子是黄色的，被风吹得平平的，像一面金色的镜子。南边是一堵高墙——攀爬用的，四米高，墙面是粗糙的水泥，上面有手抓的凹痕和脚蹬的印记，是以前的人留下的。北边是一片空地，空地上画着白色的线，队列训练用的，线是石灰画的，在阳光下白得刺眼。

李卫国站在训练场中央，背着手，面对着他们。他的影子在脚底下缩成一小团，像一个黑色的、沉默的动物，趴在他的脚边。

李卫国声音在空旷的训练场上回荡，没有墙壁的反射，声音散开了，但力度没有减：

“立正！”

九个人的身体同时绷紧了。有的人绷得过了，身体前倾，膝盖僵直，像一根快要折断的树枝。有的人绷得不够，腰没有挺直，肩膀没有后张，下巴没有微收。吴小军是中间的那种，不算好，不算差，大概齐。

李卫国走到李力面前，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不是鼓励的拍，是矫正的拍。他把李力的肩膀往后掰了掰，又把他的下巴往上抬了抬：

“两肩后张。头抬高。目视前方。你是在站军姿，不是在蹲坑。”

李力的脸红了。不是因为太阳晒的，是因为在八个人面前被纠正，那种“我不够好”的感觉比太阳更灼人。

李卫国走到君莫笑面前，停下来。君莫笑的肚子，不是肚子，是他的腹部微微往前凸，把作训服撑得鼓鼓的。周铁山伸出手，在他的腹部上拍了一下，“啪”的一声，很响：

“收腹。你是站军姿，不是晒啤酒肚。”

君莫笑的脸“唰”地红了。他用力吸了一口气，把肚子收了进去。但吸气太猛了，胸腔往前顶，肩膀又耸了起来。周铁山把他的肩膀按下去，又把他的下巴抬起来，最后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让他站直。

君莫笑小声地，像在自言自语：

“我没有啤酒肚……我就是……壮。”

唐言站在他旁边，嘴角翘了一下，没有笑出声。

李卫国走回队伍前面，面对着九个人。他的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又从右边扫到左边。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面无表情，是一种“我见过太多你们这样的，你们现在的样子在我眼里和一张白纸没有区别”的表情：

“站军姿，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难的。你们觉得站着有什么难的？谁不会站？但你们现在站的这个“立正”，和你们平时站的“立正”，不是同一个东西。”

他停了一下。

李卫国：

“立正，两脚跟靠拢并齐，两脚尖向外分开约六十度；两腿挺直，小腹微收，自然挺胸；上体正直，微向前倾；两肩要平，稍向后张；两臂自然下垂，手指并拢自然微屈，拇指尖贴于食指第二节，中指贴于裤缝；头要正，颈要直，口要闭，下颌微收，两眼向前平视。”

他念这段的时候，像一个祭司在念经文，不是背诵，是吟诵，是那种已经把这段文字刻进了骨髓里、不需要经过大脑、直接从脊髓反射出来的吟诵。

李卫国：

“听懂了吗？”

九个人声音参差不齐，有人大声，有人小声，有人拖着长音：

“听——懂——了——”

李卫国声音突然炸开：

“大声点！”

九个人同时扯着嗓子喊：

“听懂了！”

李卫国：

“听懂了？听懂了就好，站一个小时。有人动一下，加十分钟。

九个人站在训练场上，站在下午两点的太阳下面，站军姿。

第一个十分钟，还好。太阳虽然大，但身体还撑得住。吴小军的脚踝开始隐隐作痛，站姿让身体的重量更多地落在左脚上，但站军姿要求两腿挺直，重心均匀分布。他把重心往左脚上偏了一点，脚踝的疼痛减轻了一些，但他知道这是错的。他把重心移回来，疼痛回来了，他咬咬牙，忍了。

第二个十分钟，小腿开始发酸。站军姿的时候小腿肌肉是绷紧的，不能放松，一放松膝盖就会弯。吴小军的小腿肌肉在发抖，不是冷，是疲劳。昨天三十公里的余震还没有完全消退，肌肉纤维里还残留着乳酸的烧灼感。他的脚趾在鞋子里蜷缩着，像五只缩成一团的小动物。

第三个十分钟，腰开始疼。上体正直，微向前倾，这个姿势要求腰部的肌肉持续收缩，把上半身的重量撑住。吴小军的腰部肌肉在尖叫，像一根被拉得太长的橡皮筋，随时可能断掉。他的额头上开始冒汗，汗水从发际线渗出来，沿着太阳穴往下淌，流到眼角，蛰得他睁不开眼。他不敢擦。他不敢动。

第四个十分钟，他的意识开始模糊了。不是昨天那种疲惫造成的模糊，是太阳晒的，是站姿造成的脑部供血不足。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在往上飘，飘到训练场上空，飘到梧桐树的树梢上，飘到旗杆的顶端，从高处看着自己的身体——那个穿着作训服的、站在白色石灰线上的、一动不动的少年。那个少年的嘴唇干裂了，额头上全是汗，腿在微微发抖，但他没有动。他像一棵树，根扎进了水泥地里，风吹不动，太阳晒不蔫。

第五个十分钟，他的脑子里开始出现各种念头，杂乱无章的、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的念头。他想起老宅院子里的枣树，想起母亲的那碗面，想起父亲递给他的那个红布包，想起火车上那个退伍老兵的手掌，想起黑脸教官的那句“枪在人在”。这些念头像一群鸟，在他脑子里扑棱棱地飞，飞过来，飞过去，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他把它们赶走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他的呼吸很慢，很深，像潮汐。

第六个十分钟，周铁山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李卫国：

“还有十分钟。有人动了，加十分钟。”

没有人承认自己动了。但吴小军感觉到旁边的君莫笑抖了一下，不是动的抖，是撑不住的抖。他的身体在晃，像一棵在暴风雨中挣扎的树，根系在松动，随时可能倒下去。

吴小军不能转头看他，不能说话，不能做任何动作。他只能用余光，用左眼的余光去看君莫笑的脚。君莫笑的右脚在微微移动，不是故意动的，是身体在失去平衡，脚在试图重新找回重心。

吴小军咬了咬牙。他不能帮君莫笑。他什么也做不了。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站好。站直。不动。

时间像一只跛脚的乌龟，在太阳下面慢慢地爬。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吴小军开始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他数到了一百下，然后两百下，然后三百下。他的心跳很稳，不快不慢，像一把节拍器。他用这把节拍器丈量时间，把一秒钟切成四份，把一分钟切成二百四十份，把一个小时切成一万四千四百份。每一份都是一个小小的、可以忍受的痛苦。一万四千四百份小小的痛苦，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小时的军姿。

李卫国声音响起来，像一把剪刀剪断了绷紧的弦：

“时间到。放松。”

九个人的身体同时垮了。不是倒。是松。像九根被拉紧的橡皮筋同时松开，弹回了原来的长度。有人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有人活动脚踝，转了转，发出“咔咔”的声响。有人仰起头，看着天空，让汗水倒流回去。

君莫笑的身体晃了一下，吴小军伸出手，扶住了他的胳膊。

君莫笑脸色发白，嘴唇发紫，但还在笑——那个笨拙的、真诚的、像小孩子一样的笑：

“兄弟……我差点……就倒了……”

吴小军扶着他，感觉到他的体重压在自己的胳膊上，很重，但稳住了：

“没倒就行。”

李卫国站在队伍前面，看着他们。他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满意，不是不满意。是一种“这才刚刚开始”的东西。

李卫国：

“休息十分钟。然后，齐步走。”

九个人同时发出了一声无声的叹息。不是抱怨——是不敢抱怨。只是在心里，在胸腔里，在那条被绷得太紧的弦上，轻轻地、轻轻地颤了一下。

晚上九点，熄灯前半小时。走廊里的灯是橘黄色的，暖洋洋的，照着光秃秃的水泥地和紧闭的木门。

九个人站在走廊里，靠着墙，排成一排。李卫国站在他们面前，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和早上那个年轻军官拿的一样，但这个是黑色的，皮面的，边角磨损了，露出里面的硬纸板。

李卫国翻开文件夹，念出第一个名字：

“李力。”

李力声音洪亮:

“到！”

李卫国：

“唐言。”                      

唐言声音清亮：

“到。”

李卫国：

“吴小军。”

吴小军声音不大，依旧是那种平稳：

“到。”

李卫国一个一个地念下去，九个人一个一个地答“到”。声音参差不齐，有人洪亮，有人清亮，有人沙哑，有人发颤。但每一个“到”字都是真的。每一个“到”字都在说：我在这里。我还站着。我没有走。

念完最后一个名字，周铁山合上文件夹，抬起头来。

李卫国：

“明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十分集合，负重越野十公里。七点早餐。八点训练。”

他停了一下。

李卫国：

“今晚好好睡。明天不会比今天轻松。”

他转身走了。军靴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咔、咔、咔”，一步一步的，不紧不慢，像心跳。

九个人站在走廊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君莫笑小声地：

“负重越野……十公里……又跑……”

唐言从上铺探下来——不，他现在站在走廊里，靠着墙，双手插在口袋里，歪着头：

“你昨天跑了三十公里。十公里算什么？”

君莫笑苦着脸：

“昨天是昨天。今天腿还是酸的。”

李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明天就不酸了。明天会换成别的地方酸。”

君莫笑：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

李力咧嘴一笑：

“不是。我是在告诉你事实。”

君莫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看了看李力，又看了看吴小军，又看了看唐言，最后把嘴闭上了。他认了。他知道这就是他要过的日子。他知道从今天起，他的腿会一直酸，他的肩膀会一直疼，他的手会一直破皮、结痂、再破皮、再结痂。但他也知道，他不会走。他不会成为那个被收容车接走的人。

熄灯了。走廊里的橘黄色灯灭了，只剩下楼梯口那盏绿色的应急灯还亮着，发出幽幽的、像鬼火一样的光。

宿舍里很黑。窗帘拉上了，月光被挡在外面，只有门缝底下漏进来一线绿光，细细的，像一条蛇，趴在地上。

九个人躺在床上。没有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太累了，累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人已经睡着了，鼾声从某个上铺传下来，很轻，很有节奏，像一个婴儿在呼吸。

吴小军没有睡着。他睁着眼睛，看着上铺的床板。床板是木头的，颜色很深，上面有一道裂缝，裂缝的形状像一个问号。

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赵连长的笔记本。他没有拿出来，他只是摸了摸。笔记本的封面是牛皮纸的，很粗糙，边角卷曲了，纸张发黄发脆。这本笔记本在赵连长的手里待过，在吴祖山的手里待过，在那个不知道名字的副手的手里待过。现在它在吴小军的手里。几十年的时间，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从一个人的胸口传到另一个人的胸口。

他又摸了摸床头柜上的军号，新的那把，奶奶买的那把。铜锈在黑暗中看不见，但他能感觉到，手指摸到的地方是粗糙的，涩涩的，像老人的皮肤。红布条的穗子垂下来，搭在他的手背上，轻轻的，痒痒的，像一只蝴蝶停在上面。

他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那封信在那里，衬衫里面的口袋，贴着胸口的位置。信封被汗水浸过了太多次，已经硬得像一张砂纸，硌着他的皮肤，但他不觉得疼。那是一种踏实的硌，是一种“你在这里”的确认。

他闭上眼睛。

黑暗中，他听见了声音，不是外面的声音，是里面的声音。是他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沉稳的，有力的，像一把军号在胸腔里吹响。

他想起周铁山今天说的那句话：“枪在人在。”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在。

他的呼吸慢慢地变深了，变慢了，像潮水退去，像风停下来，像一个跑了一整天的人终于躺了下来，闭上眼睛，把自己交给了黑暗，交给了睡眠，交给了明天那个还不知道有多难的十公里。

窗外，操场上，红旗在夜风中飘动。没有声音，风很小，小到只是旗面在轻轻地呼吸。旗杆顶端的铁质滑轮在月光下反着光，亮晶晶的，像一颗星星。

远处，有什么东西在响。不是号声，是风穿过梧桐树叶的声音，是煤渣跑道在夜风中冷却的声音，是九颗年轻的心脏在黑暗中同时跳动的声音。

九个人。九个从不同地方来的、互不相识的少年。他们在三天前还是陌生人，在两天前还是各自跑各自的山路，在一天前还是九双叠在一起的手。现在，他们是七班。

七班不是一个代号。七班是他们九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的总和。李力+唐言+君莫笑+吴小军+另外五个人=七班。这个等式不成立，因为总和比加数大得多。九个人加在一起，不是九，是一个新的、更大的、更有力量的东西。

那个东西现在躺在307宿舍的九张床上，在黑暗中安静地呼吸着，安静地生长着，像一颗种子在泥土下面，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在。它在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