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文明互鉴”作为跨时空、跨文化的学术与精神交流准则，其必要性与正当性毋庸置疑。但这一理念的核心要义，恰在于对“文明”与“文化”的边界恪守——“互鉴”的是人类共通的精神尺度、价值底线与审美理想，而非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结构中生成的具体文化范式、话语规则与伦理习俗。二者之所以在当下文学批评中被刻意混淆、随意挪用，根源并非概念认知的模糊，而是部分批评者有意回避语境辨析、简化学术思辨的功利选择。若做学理层面的平实区分：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与伦理秩序，是特定时代的精神产物；文明则是超越具体时空、指向人类精神共通性的价值共识与审美底线。前者随社会结构更迭而变迁，后者可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这是文学批评借用传统资源时不可逾越的基本前提。

       若依史学界通行的近代分界，将1840年前后视作前现代与近现代的历史分水岭，那么1840年之前依托宗法伦理、等级秩序、农耕社会结构生成的政治生活、社会交往、文化范式与日常伦理，以及由此孕育出的文学评鉴体系、审美范畴与话语逻辑，便是我们所言的古典文论话语。这套话语的生命力，始终依附于其生成的历史土壤：君臣伦理、宗族秩序、人情社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与之匹配的文学功能——载道、言志、教化、抒情。而自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步入现代转型至今，百年间社会结构、个体存在方式、价值观念与精神困境已发生根本性重构，即便从新时代回望，与古典文论赖以生存的前现代社会之间，不仅是时间尺度的遥远，更是社会形态、精神内核、存在经验的本质分野。

       不可否认，文学中确有跨越时代的人性共通性，但这种共通性从来不是抽象、悬浮、一成不变的，而是被具体历史语境、社会关系、生存处境所塑造的具体人性。一如周汝昌所言《红楼梦》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价值正在于精准捕捉了宗法社会、家族伦理下的人性复杂与命运悲剧：刘姥姥与王熙凤的施恩与报恩，并非抽象的道德楷模，而是封建家族内部边缘与中心、贫贱与富贵、市井与豪门之间的人情依附与等级互动，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一古典伦理在封闭社会结构中的具体呈现。这是属于古典时代的文明范式，却无法直接套用于当代社会。当下社会以契约关系、个体独立、功利理性为基本运行逻辑，阶层流动、社会结构、交往方式早已彻底重构，刘姥姥式以个人情义扭转家族命运、以朴素报恩实现命运救赎的叙事，并非当代人道德失范的结果，而是现实社会结构不再提供其生存的必要条件。

       这一例子的核心指向，并非否定古典伦理的价值，而是要厘清一个基本事实：古典话语的有效性，依附于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与社会基础；过去了的历史语境，无法被煽情的话语渲染、凄清的审美怀旧强行拉回。文学可以书写古典生活，可以挖掘人性共通，但绝不能将古典话语当作万能标尺，丈量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核与存在经验。即便是看似抽象的人性书写，当代文学的核心使命也绝非重复千百年来的人性陈词，若仅停留在抽象人性论层面，不过是换了文本的相互抄袭。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回应其所处时代独有的精神难题，回答其他学科无法触及、无法精准阐释的时代命题，叩问当下个体“何以存在、何以自处”的精神困境。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的思想延伸，更不能脱离时代前提、文本语境与现实基础，沉溺于古典话语的顺口溜式套用，而当下文学批评场域中蔓延的一种文风，恰恰背离了这一基本准则。

       在当下文学研究与批评生态中，一种以古典美学话语包装当代文本的投机式研究范式，正以“文脉传承”“古今贯通”的温和姿态，成为部分研究者的学术捷径。其外在表现四平八稳、古雅合规，既不触碰尖锐的现实命题，也不进行严谨的语境辨析，更不坚守独立的批评立场，只是将传统文论中“天人合一”“气韵生动”“中和之美”“意境悠远”等具备文化合法性、无学术争议的概念，当作现成的学术建材，机械地堆砌、粘贴、套用在当代文学文本之上。表面看是赓续文脉、融通古今，实则是回避学术难题、降低研究成本的取巧行径，是学术内卷化环境中精致利己主义的典型表现，其古雅包装的背后，是对学术发表、话语权力、资源积累的精准功利算计。

       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病灶，在于彻底取消了批评的思辨过程与判断责任，将复杂的文本解读简化为低成本的话语搬运。批评者既不追问古典范畴的原初历史语境——如“中和”是封建礼乐秩序的审美体现，“意境”是农耕社会天人关系的精神投射，与当代个体的精神困境、现代性的存在焦虑毫无原生关联；也不考量传统美学与现代经验的本质差异，无视当代文学书写的城镇化、原子化、精神漂泊、价值撕裂等独有的现代性命题；更不深入当代文本的叙事肌理、形式结构与精神内核，只是将古典话语当作万能标签，强行粘合古今文学现象。整个研究过程没有论证的张力，没有分析的层次，没有质疑的勇气，只有概念的简单对应与话语的机械移植，如同不加配比、不看材质的水泥搅拌，只求成型、不求质量，只求发表、不求真知。批评者放弃了最基本的学术诚实，将需要深耕文本、辨析语境、独立思考的专业工作，简化为快速产出的话语游戏，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学研究的专业性与思想性。

       这一投机范式的滋生与蔓延，绝非个别研究者的学术选择，而是当下学术内卷环境与评价体系共同催生的必然结果。在量化考核、发文压力、学术资本积累的现实逻辑下，年轻学人面临着严苛的生存焦虑：深耕文本、直面现实、借鉴西方理论的研究，要么周期长、成本高，要么易引发争议、难以快速发表；而依托古典话语进行研究，无疑是最安全、最省力、最易获得认可的路径。它既迎合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主流导向，占据了文化立场的道德高地，又避开了西方理论“水土不服”“西化依附”的争议，更无需直面当代文学复杂的现实困境与精神难题，只需熟练掌握一套古雅话语体系，便可快速生产出符合发表规范的学术文本。与此同时，部分掌握期刊平台、课题资源与话语权力的资深研究者，出于学术惯性与路径依赖，对这种投机式研究予以默许甚至推崇，不断放大、复制这一模式，形成“话语套用—快速发表—资源积累—话语权巩固”的闭环。长此以往，跟风趋同、抱守安全区的风气愈演愈烈，真正深耕文本、坚守立场、直面现实的原创性研究，反而因成本高、风险大、产出慢被逐渐边缘化，学术生态的内卷异化由此愈演愈烈。

       这种对古典话语的投机挪用，其危害远不止于单篇论文的学术无效，更在于对整个文学批评生态的深层污染与异化。其一，它腐蚀青年学人的学术人格，让初入学术场域的研究者误以为，文学研究无需深耕细读、无需思辨创新，只需掌握话语套路、迎合评价体系即可获利，从根源上消解了潜心治学、求真求实的学术初心；其二，它消解文学批评的精神品格，让批评失去了诊断时代、拷问灵魂、辨析价值的锐利锋芒，沦为四平八稳、皆大欢喜的学术应酬，失去了批评本该有的思想锋芒与现实担当；其三，它加剧学术生态的恶性循环，让资源分配与话语权力向投机者倾斜，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真正有思想、有深度、有原创性的研究被挤压，平庸化、套路化、功利化的研究占据主流。当文学批评不再以文本为中心、以思想为支撑、以价值为底线，而沦为抢占资源、迎合风气的功利工具，文学研究便彻底失去了灵魂与尊严。

       从本质上看，这种看似温和无害的古典话语投机挪用，实则是破坏学术生态的隐性病灶。它放大了学术内卷的负面效应，纵容了精致利己的浮躁风气，让整个批评场域陷入话语游戏与资源争夺的内耗之中，忘记了文学研究本该有的真诚、严谨与担当。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反对的并非古典文论的传承与借鉴，而是去语境化、功利化、投机式的简单挪用；我们倡导的也并非割裂传统，而是立足当代文本、辨析古今语境、实现古典话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唯有破除这种功利化的研究范式，坚守批评的独立性、专业性与思想性，让文学研究回归文本、回归时代、回归学术本心，才能真正赓续文脉、直面现实，重建健康清朗、求真求实的文学批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