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钱的冰棍》
第二章 1992，融化与迁徙
1992年的春天，来得有些迟疑。
红星冰棍厂的烟囱，已经连续七天没有冒烟了。厂门口贴着一张褪了色的通知，浆糊干裂翘起一角，在风里啪嗒啪嗒地响。上面印着铅字：
“因设备检修，自3月15日起暂停生产，复工时间另行通知。”
落款日期是半个月前。
陈默推着自行车经过时，习惯性地往厂里看了一眼。车间门紧闭，传达室的老孙头不在，那把常坐的藤椅空荡荡地摆在门口，扶手上搭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
保温箱里只有十根冰棍——是从隔壁市冰棍厂批来的，批发价已经涨到了八分，零售一毛五。买的人少了一半。
“小默！”
陈默回头，看见父亲陈建国从厂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个掉了漆的铝饭盒。不过四十出头的人，背已经有点驼了。
“爸，还没走？”
“清点库存。”陈建国走到儿子身边，看了眼保温箱，“今天……怎么样？”
“卖了六根。”
陈建国“嗯”了一声，从兜里摸出包“大前门”，抖出一根点上。烟雾在早春清冷的空气里散开，混着他身上洗不掉的、淡淡的甜味——那是红豆和香精混合的气息，浸了十几年，已经成了皮肤的一部分。
“厂里……”陈默顿了顿，“什么时候复工？”
陈建国深深吸了口烟，没说话。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沉闷，像一声叹息。
“先回家吧。”他把烟头扔地上，用脚碾灭，“你妈炖了白菜粉条。”
筒子楼的走廊里弥漫着油烟味。谁家在炸辣椒，呛得人直咳嗽。公共水房的水龙头滴滴答答漏着水，水池里堆着没洗的碗。
陈默家在三楼最东头。门虚掩着，传出收音机的声音：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活力……”
“妈，我回来了。”
张秀兰从厨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面粉：“洗手吃饭。你爸呢？”
“后面。”
陈默放下保温箱，掀开棉被看了看。还剩四根冰棍，已经开始发软了。他拿出两根，剥了包装纸，一根递给刚进门的父亲，一根自己拿着。
“又吃，饭还吃不吃了？”张秀兰端着一大碗白菜粉条出来。
“快化了，不吃浪费。”陈默咬了一口。奶油味淡了很多，香精味重，葡萄干只有可怜的两粒。
陈建国坐在小板凳上，慢慢地吃着冰棍，眼睛看着窗外。对面楼的阳台上，晾着各色衣服，在风里飘得像旗帜。
“老陈，”张秀兰盛着饭，声音压低了些，“今天下午，居委会刘婶来了。”
“说什么？”
“说咱这片，可能要拆。”
陈建国吃冰棍的动作停住了。
“拆？往哪拆？”
“说是城市规划，要建什么商业区。咱这红星厂和家属院，都在规划范围里。”张秀兰把饭碗递过去，“刘婶说，让咱们有个心理准备，可能……可能得搬。”
“搬去哪？”
“没说。就说会安排，可能有安置房，但估计得去郊区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收音机里还在播新闻，女播音员的声音平稳、标准，说着“经济腾飞”“时代浪潮”这样宏大的词。
陈默看着手里的冰棍。奶油已经化了，顺着木棍往下淌，黏糊糊地沾在手指上。他忽然想起沈书仪写在蜡纸上的那句话：
是五分钱
就能买到的
整个童年的甜
可现在冰棍一毛五了，甜还是那个甜吗？家如果不是这个家了，甜还在吗？
“先吃饭。”陈建国说。
第二天是周六，陈默没去批冰棍。
他推着车，去了红星小学后墙那条巷子。沈书仪已经在那里了，靠着墙，在看一本很厚的书。阳光斜斜地照下来，在她身上切出明暗分明的界线。
“今天这么早？”陈默停好车。
“家里吵。”沈书仪合上书，陈默瞥见封面——《百年孤独》，“我爸我妈，又在说调动的事。”
“调动？”
“我爸他们新华书店，可能要合并到市图书大厦去。”沈书仪把书塞进书包，“我妈的意思是，让他去活动活动，留在城里。我爸不肯，说去哪都是为人民服务。”
“那……你们要搬走吗？”
“不知道。”沈书仪摇摇头，马尾辫在阳光下晃了晃，“可能搬，可能不搬。反正……这院子迟早要拆的，不是吗？”
陈默没说话。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一叠蜡纸。每张都折得方方正正，边角已经有些磨损了。
“你看，”他一张张翻开，“这是你教我写的第一个句子：‘蝉声是夏天的标点。’”
蜡纸上的铅笔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能辨认。
“这是第二句：‘自行车铃铛响过十八次，太阳就落山了。’”
“这是……”
“陈默。”沈书仪打断他。
“嗯？”
“我要走了。”沈书仪说。
陈默的手停在半空。
“走？去哪？”
“深圳。”沈书仪的声音很平静，“我舅舅在那边开了个电子厂，说我爸要是愿意，可以过去当仓库管理员。工资……是现在的三倍。”
“三倍……”
“我妈已经答应了。我爸……还在犹豫。”沈书仪抬起头，看着陈默，“但我妈说，这个月底前必须做决定。因为厂里给的家属房名额，就剩最后几个了。”
巷子外传来货郎的吆喝声：“收破烂喽——废报纸废书本旧家具——”
陈默慢慢地、慢慢地把蜡纸重新包好。布包不大，很轻，但他觉得手沉得抬不起来。
“那……你还回来吗？”
沈书仪没回答。她从书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取出一张崭新的蜡纸。又从铅笔盒里拿出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低头写起来。
陈默看着她写。阳光从她肩头滑到指尖，铅笔在蜡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写完了，她递给陈默。
迁徙志
当火车代替了蝉鸣
当月台成为新的屋檐
当五分钱再也买不到
一个完整的下午
我们就成了
自己的故乡
和异乡
陈默看了很久。然后他说：“我认不全。”
“哪个字？”
“这个，”他指着“徙”字，“还有这个，‘檐’。”
“迁徙。屋檐。”沈书仪一个一个地教他，“迁徙，就是搬家，去很远的地方。屋檐，就是房子伸出来的、挡雨的部分。”
“哦。”陈默把那张蜡纸小心地折好，放进布包的最里层，“那……你什么时候走？”
“还不知道。可能下个月，可能下下个月。”沈书仪顿了顿，“但走之前，我想做一件事。”
“什么事？”
“埋一个‘时光胶囊’。”沈书仪的眼睛亮起来，“就像书里写的，把现在的东西埋起来，等很多年以后再挖出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了。”
“埋什么？”
“你想埋什么？”
陈默想了想，从保温箱里拿出一根冰棍。红豆的，包装纸上印着褪了色的“红星”商标。
“这个。”
“冰棍会化的。”
“那就埋包装纸。”陈默说，“埋我们写过字的这些包装纸。还有……这个。”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满满一盒一分钱的硬币，在阳光下闪着暗淡的光。
“这是我卖冰棍攒的，正好一百个，一块钱。”陈默说，“等我们挖出来的时候，可能一分钱已经不能用了。但埋进去的时候，它还能买两根冰棍。”
沈书仪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笑了：“好。那就埋这些。”
“埋哪？”
“后山，那棵老槐树下。”沈书仪说，“我爷爷说，那棵树有一百岁了。它看过好多代人，也送走过好多人。”
“什么时候埋？”
“下周六下午。”沈书仪说，“我叫上大院里其他几个人。咱们一起埋，一起做个见证。”
“然后呢？”
“然后……”沈书仪背起书包，“然后就等。等很多年以后，我们回来挖。看看这个春天，我们埋下了什么，又长出了什么。”
她推着自行车走了。陈默站在巷子里，听着她的车铃声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街角。
保温箱里，冰棍又开始化了。一滴奶油滴在地上，很快被尘土吸干，留下一小块深色的印记。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红星家属大院里的传言越来越多。
有人说冰棍厂要彻底关门了，设备要卖给私人老板。有人说这片地已经被香港商人买下了，要建全市最高的写字楼。还有人说，安置房在二十里外的郊区，周围全是荒地，连个菜市场都没有。
陈建国每天还是去厂里，但已经没什么事可做。工人们聚在车间门口打牌，下棋，或者干脆蹲在墙根晒太阳。烟抽得越来越凶，话越来越少。
陈默不再去批冰棍了。批发价涨到了一毛，零售要卖两毛，根本没人买。他把保温箱洗干净，倒扣在阳台上晾着。棉被拆了，被面洗得发白，在晾衣绳上飘得像投降的旗帜。
周六下午，他带着那个装蜡纸的布包和铁盒，去了后山。
老槐树在山坡上，很老了，树干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树冠如盖，新叶刚刚冒出来，嫩绿嫩绿的。树下已经聚了几个人。
沈书仪，还有大院里的几个孩子：胖墩李强，眼镜刘建军，以及总拖着鼻涕的张小虎。
“就咱们几个？”陈默问。
“够了。”沈书仪说，“人多了，秘密就不是秘密了。”
她带来一个装饼干的铁皮盒子，绿底红花的图案已经斑驳。李强贡献了一个印着“上海”字样的搪瓷缸子，缺了个口。刘建军拿来几本小人书，《铁道游击队》《红灯记》。张小虎什么也没带，就从兜里掏出两颗玻璃弹珠。
“我带了纸和笔，”沈书仪说，“咱们每个人写句话，给以后的自己。”
她撕下几张作业本纸，分给大家。铅笔在纸上游走，沙沙作响。
陈默捏着铅笔，想了很久，写下：
希望挖出来的时候，冰棍还是五分钱一根。
他想了想，又在下面补了一句：
希望你们都还在。
写完了，他把纸折成小方块，和其他人的一起放进铁皮盒子。然后是那些蜡纸，一分钱的硬币，搪瓷缸子，小人书，玻璃弹珠。
盒子装满了，沉甸甸的。
“谁来埋？”李强问。
“一起。”沈书仪说。
她在老槐树下选了个位置，用带来的小铲子开始挖坑。土很松，带着春天特有的湿润气息。陈默接过铲子，继续往下挖。一铲，两铲，三铲。
坑挖到一尺深的时候，沈书仪喊停。
“够了。”她说，“太深了，以后就找不到了。”
他们把铁盒放进去，盖好土，踩实。又在上面铺了一层落叶和枯枝，看起来和周围没什么两样。
“做个记号吧。”刘建军推了推眼镜。
沈书仪从书包里拿出一段红毛线，系在最低的树枝上。风一吹，那点红色就飘起来，像一个小小的、柔软的火焰。
“等我们回来挖的时候，”她说，“这棵树应该更高了。但我们能认得它，它也能认得我们。”
孩子们站在树下，沉默了一会儿。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像在呼唤什么。
“走吧。”沈书仪说。
他们下山。陈默走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老槐树静静地立在山坡上，红毛线在风里飘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红点。
埋完“时光胶囊”的第三天，沈书仪来找陈默。
她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网兜，里面是几本厚厚的书。
“我要走了。”她说。
陈默正在修自行车链子，满手油污。他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这么快？”
“嗯，我爸妈定了，下周一的车票。”沈书仪把网兜递给他，“这些书，送给你。”
陈默接过来。最上面是那本《普希金诗选》，然后是《唐诗三百首》《宋词选》，还有几本小说。
“我看不懂。”他说。
“慢慢看，总能看懂。”沈书仪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个也给你。”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没封口。陈默抽出来，是一张照片。沈书仪站在老槐树下，笑着，马尾辫扎得很高，身后是刚刚长出嫩叶的树冠。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给陈默。1992年春。勿忘。
“我让我舅舅拍的，”沈书仪说，“他有相机。”
陈默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跑进屋，翻箱倒柜，最后从抽屉深处找出一个铁皮盒子——是他小时候装弹珠的。他把照片小心地放进去，盖上盖子。
“我没东西送你。”他说。
“你有。”沈书仪指了指他放在窗台上的那个布包，“那些蜡纸，就是礼物。”
陈默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着沈书仪，看着她干净的白衬衫，洗得发白的蓝裙子，还有那双已经有点开胶的帆布鞋。这个女孩，这个教他认字、教他写诗、和他一起埋下时光胶囊的女孩，就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了。
“深圳……有多远？”他问。
“坐火车，两天两夜。”沈书仪说，“我舅舅说的。”
“两天两夜……”
“陈默。”沈书仪忽然很认真地看着他，“你要继续写。写在纸上，写在心里，都行。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要检查作业。”
“作业？”
“嗯。我要看你写了多少首诗，记住了多少词，有没有……”她顿了顿，“有没有忘记这个春天。”
陈默用力摇头：“不会忘。”
沈书仪笑了。她从书包里拿出最后一根冰棍——红豆的，包装纸已经有点皱了。
“给，最后一根。”她说，“我请你的。”
陈默接过冰棍，剥开包装纸。冰棍已经开始化了，但他咬了一大口。红豆的甜，混着冰的凉，一路从舌尖凉到心里。
“甜吗？”沈书仪问。
“甜。”
“那就好。”沈书仪推起自行车，“我走了。陈默，再见。”
“再见。”
她骑上车，消失在巷子口。陈默站在那儿，一口一口地吃完那根冰棍。木棍上还沾着一点红色，他舔干净了，然后把木棍扔进垃圾桶。
风从巷子里吹过，卷起尘土和落叶。远处，冰棍厂的烟囱依然沉默地立着，在越来越暗的天色里，像一个巨大的、黑色的感叹号。
陈默回到屋里，打开那个铁皮盒子。沈书仪的照片安静地躺在里面，笑着，永远笑着。
他把照片拿出来，翻到背面，又看了一遍那行字。
给陈默。1992年春。勿忘。
他从抽屉里找出铅笔，在下面小心翼翼地、一笔一划地写上：
不忘。
字很丑，歪歪扭扭的。但他写得很认真，很用力，几乎要把纸戳破。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盒子，盖上盖子，塞到枕头底下。
窗外，天彻底黑了。第一颗星星亮起来，很小，很暗，但很执着。
就像这个春天里，所有舍不得说再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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