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站到了这里。

脚下是硬邦邦的岩石，粗糙、滚烫，被八月的太阳晒得发白。右手边，一条宽约八米的水渠紧贴着山崖向前延伸，渠水不深，却绿得发沉，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像一条沉默的大动脉。左手边，是刀削斧劈一般的万丈深渊，我探头看了一眼，风从谷底呼呼地往上蹿，带着一股凉飕飕的湿气。远处的太行山层层叠叠，像一页页竖起来的巨书，灰白色的岩壁在阳光下闪着冷峻的光。

五年前的秋天，我一个人从吉林市坐了整整一天一夜的火车，又倒了两趟长途汽车，才到了河南省林州市——地图上还叫林县的那个地方。下了车，顾不上歇脚，我就直奔红旗渠。出租车师傅是个当地人，五十来岁，听我说要去红旗渠，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大哥是专门来看渠的？”我说：“是，专门来的。”他点点头，没有再问，把车开得飞快。

车子在太行山脚下停住。我抬头一看，那渠就在半山腰上，像一条细细的腰带勒在大山的胸膛上。在东北平原上长大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山，更没有见过这样的渠——一条完全靠人力从悬崖峭壁上抠出来的“天河”。

我沿着石阶往上爬。石阶很陡，有些地方只容一人通过。走了一段，腿开始发软，气也开始喘了。我停下来，扶着栏杆大口大口地吸气。这时，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不是真的声音，是记忆里的声音。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夜。

在吉林乡下，我家的屯子前面有一块打谷场。场院边竖着两根又高又粗的松木杆子，那是专门用来挂银幕的。公社的放映员每隔个把月来一次，比过年还让人兴奋。孩子们天不亮就搬了板凳去占地方，天擦黑的时候，整个屯子的人几乎都来了，连邻村的老乡也赶着马车过来。

那一晚放的是一部纪录片，黑白的，叫《红旗渠》。我那时候大概十来岁，坐在父亲身边，屁股底下垫着一块化肥袋子。银幕在晚风里微微鼓动，画面有些抖。解说词从喇叭里传出来，在空旷的场院上回荡：“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那时我太小，听不太懂这些话的意思，但银幕上的画面像烙铁一样烫在了我的眼睛里——

一群人挂在悬崖上，身上系着粗麻绳，像蜘蛛一样悬在半空中。他们手里拿着长长的钢钎，另一只手抡着大锤，一锤一锤地砸向石壁。火花四溅，碎石乱飞。崖顶有人拽着绳子，时不时把他们放下去或者拉上来。有一个镜头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年轻女人，梳着两条辫子，脸上全是灰，只露出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她也在抡锤，一锤下去，整个身子随着绳子晃来晃去，可她的眼睛始终盯着石壁，一下，又一下。

我们这些东北娃儿看得大气都不敢出。旁边有个大婶嘀咕了一句：“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没有人回答她。晚风吹过来，场院边上的杨树哗啦哗啦地响，银幕上的人继续在砸，继续在凿。那“叮当叮当”的声音，混着喇叭里的解说词和风声，一直响到电影结束。

散场的时候，我跟着人群往家走。天上星星密密麻麻的，空气里有庄稼和牛粪混合的味道。我忽然问父亲：“爸，他们为啥要把渠修到那么高的地方？”父亲想了想，说：“因为底下没水。”我又问：“那为啥非得在那个地方修？”父亲说：“水在山西，地在河南，不从山上走，水过不来。”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一夜，我做了很多梦，梦里全是叮叮当当的锤声。

四十多年后的这一天，我站在了那些叮叮当当的锤声诞生的地方。

往上爬了大约半个小时，我终于到了渠岸上。渠岸宽不过两米，一边是嶙峋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渠水就在脚边缓缓地流，流速很慢，几乎看不出在动，只有水面上偶尔漂过一片落叶，你才知道它确实在向前走。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凉，但不是刺骨的凉，是那种带着石头气息的清凉。水底的石头被冲刷得光滑圆润，上面覆着一层薄薄的青苔。

我沿着渠岸往前走。走不多远，就看到了那些凿痕。

石壁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钢钎留下的印子。有些深，有些浅，有些大，有些小，像无数双手同时按上去的指纹。我伸出手指，沿着一个凿痕的形状慢慢地描了一遍。凹槽的边缘很锋利，像刚凿出来的一样——它们已经在风雨里站了六十多年了，可那股子锐利劲儿还在。我不知道这浅浅的一凿是哪个人、在哪个白天或者黑夜留下的。他可能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也可能是个三十来岁的媳妇。他可能早上只喝了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就扛着锤子上了山。他可能前一天刚刚从三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腰上还缠着绷带。但他还是来了，抡起了那柄十二磅的大锤，对准了钢钎的尾部，吸一口气，狠狠地砸了下去——“叮！”

这一声“叮”，从1960年的某一天，穿过六十多年的光阴，传到了2021年一个东北老头的耳朵里。我闭上眼睛，听见了。

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让我走不动路的东西。

有一段渠岸的石缝里，长出了一棵胳膊粗的野枣树。树根把石头撑开了一道裂缝，但树干却倔强地朝着有光的方向斜伸出去，上面还挂着几颗青青的小枣。我盯着那棵树看了很久。我想，当年修渠的人大概也想不到，他们用石头砌起来的这条水渠，有一天会长出树来。石头是死的，可水是活的，有水的日子长了，死石头也能生出活气来。

还有一个地方，渠岸外侧的悬崖上，嵌着一段锈迹斑斑的铁链。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那是当年除险队员用过的“保险绳”。铁链的环扣已经被磨得细了一圈，有些地方快要断了，但依然牢牢地嵌在石头里。我试着拽了拽，纹丝不动。我忽然想起电影里那个画面——一个人从崖顶顺着绳子滑下去，悬在半空中，用长长的钢钎去撬那些松动的石头。石头裹着泥沙哗啦啦地往下掉，绳子在崖顶上被磨得吱吱作响。崖顶上的人拼命拽着绳子，手心磨出了血也不敢松手。而悬在半空的那个人，两只脚蹬着石壁，身子往后仰成一个弓形，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撬那块要命的石头……

那块石头终于松动了，翻滚着坠入了深渊。过了好几秒，山谷里才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那个人挂在绳子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然后他又被拉上去一段，去寻找下一块松动的石头。

这样的事，他们干了整整十年。

我走到了青年洞。

这是整条红旗渠上最让我挪不动脚步的地方。

洞口朝南，上方刻着三个大字——“青年洞”。字是红色的，在灰白色的石壁上格外醒目。洞高大约五米，宽有六米多，一辆卡车可以轻松地开进去。洞不算长，六百一十六米，但你要是站在洞口往里面看，一眼看不到头。洞壁上的凿痕比外面更加密集，也更加深，一锤一锤的印记层层叠叠，像海浪，又像年轮。

我走进洞里。

洞里的温度比外面低了十来度，一股潮湿的凉气扑面而来。头顶有灯，昏黄的光线照在石壁上，那些凿痕便在光影里忽明忽暗。我伸手摸了摸洞壁，粗糙得像砂纸。有些地方还能看出当年打眼放炮的炮眼，圆圆的，深深的，像一只只沉默的眼睛。我的脚步声在洞里回荡，走一步，回音响两下，空洞洞的，让人心里也跟着空落落的。

走了一段，我在洞壁的一个凹坑前停了下来。

那个凹坑不大，刚好能容一个人蜷缩在里面。旁边的说明牌上说，当年开凿青年洞的时候，因为工期紧、任务重，三百名年轻人吃住在工地，晚上就睡在这样凿出来的壁龛里。一个壁龛睡一个人，铺一层麦秸，盖一件棉袄，冬天冷得睡不着，夏天热得也睡不着。但第二天天一亮，照样抡锤打钎。

三百个年轻人。

大的不过三十出头，小的只有十七八岁。

他们来自林县各个公社，大多是自愿报名的。1960年，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工程因为粮食短缺、经费不足，上级要求全线停工。但消息传到工地上，那些年轻人不肯走。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半宿，最后推举出一个代表去找指挥部，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

指挥部同意了。于是，三百个年轻人留了下来。他们接到的任务是最难的一段——狼牙山。这座山全部是石英砂岩，硬度极高，一锤下去只有一个白点。更要命的是，这里没有施工平台，人只能挂在悬崖上作业。那时候每人每天只有六两粮食，后来又减到了三两。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上山挖野菜、捋树叶、捞河草。方圆十里内的树叶都吃光了，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腿肿得像水桶，脸上却蜡黄蜡黄的。可他们谁也没有走。

我站在那个壁龛前，想象着六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蜷缩在这个凹坑里。外面下着雨，洞口的雨水哗哗地流成了一道水帘。他身上的棉袄湿透了，贴在身上又冷又重。他把身子缩得更紧了一些，用膝盖顶住胸口，两只手交叉着抱在肩膀上。他睡不着，因为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因为明天还要上工。他望着洞口的雨帘发呆，不知道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停，不知道这条渠什么时候能通，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爹娘。

但他没有哭。

因为他是自愿留下来的。他知道，如果这条渠打不通，他的爹娘、他的兄弟姐妹、他的乡亲们，还要继续过那种“一辈子只洗三次脸”的日子。那种日子，他过够了。

他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年大旱，井里打不上来水，他跟着母亲去十几里外的山沟里挑水。母亲挑着两半桶水，走几步歇一下，肩膀上的扁担把棉袄都磨破了。他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一只小瓦罐，里面装着半罐浑黄的水。走到半路，他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偷偷喝了一口——又苦又涩，还有一股土腥味。母亲回过头来，看着他，没有说话，眼泪却掉了下来。

他把那口水和着眼泪一起咽了下去。

从那天起，他就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找到水、引来水，让林县人不再为了一担水走上几十里山路。

后来，他长大了，真的来了。来修渠，来引水，来兑现一个少年在烈日下流着泪许下的诺言。

我站在那个壁龛前，眼眶突然就热了。我赶紧转过头去，假装看洞壁上的一处刻字。

刻字是后来人留下的，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字：“洞中岁月。”

我在这四个字前站了很久。

我想起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在吉林老家的农村，下地干活，赶牛犁地，割麦子，打场院。虽然也苦也累，但至少能吃饱饭，至少不用悬在半空中拿命去赌。而这些与我同龄的林县年轻人，他们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在悬崖上抡锤打钎了。

从青年洞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太阳偏西，把太行山镀上了一层金黄。渠水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流着，金色的阳光在水面上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光斑。我沿着渠岸又走了一段，一直走到一个观景台上。站在那里，可以看到红旗渠最险的一段——老虎嘴。那是一块凸出的巨石，像是要从山上掉下来一样，而红旗渠就从它的“嘴巴”底下穿过去。当年修渠的时候，工人们把绳子拴在老虎嘴上面的大树上，然后荡着绳子过去打眼放炮。有好几次，炸药把老虎嘴炸松了一大块，石头轰隆隆地滚下来，差一点就把人砸进了山谷。

我掏出手机想拍一张照片，但取景框里的画面无论如何也框不住那种惊心动魄。后来我索性不拍了，就那么站着，看着。

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太行山特有的干燥和烈性。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小时候看《红旗渠》那部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一个叫任羊成的除险队员，被一根飞来的撬杠砸断了三根肋骨，他咬着牙没吭声，用破布条把腰缠了缠，第二天又上了工地。还有一个叫李改云的铁姑娘，怀孕七八个月还坚持在工地上抡锤，后来早产了，孩子生下来就没了呼吸，她抱着孩子哭了一场，第二天又扛着锤子上了山。

这些事，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条渠，你简直不敢相信它是真的。可它就是真的。石头不会说谎，渠水不会说谎，那些密密麻麻的凿痕不会说谎。

我在观景台上一直坐到太阳落山。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渠水变成了深灰色，山崖变成了黑色，远处的天际线还残留着一抹暗红。四周安静极了，只有风偶尔呜咽着掠过。我忽然觉得，这条渠不仅仅是一条水渠，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容器，盛放着一代人全部的心血、汗水、眼泪和骨头。它从太行山的身体里穿过去，把水引来了，也把一种东西种进了这片土地。

是什么呢？

我说不上来。不是口号里喊的那些词，也不是书本上写的那些道理。它更朴素，也更结实——就是一群不想再过苦日子的人，用最笨的办法，跟老天爷硬碰硬地干了一仗。干赢了，就把命捡回来了；干输了，就把命搭进去了。就是这么简单。

天黑透了，我才摸黑下山。回到宾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白天看到的那些画面：凿痕、铁链、壁龛、渠水、青年洞。后来又翻出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记忆，那个梳着辫子的年轻女人，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还在看着我。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红旗渠。这一次没有上山，而是去了山下的红旗渠纪念馆。

纪念馆不大，但里面的东西让人迈不动步子。

有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黑白的，泛黄的，边角卷曲的。照片上的人大多是年轻人，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光着脚，脸上挂着憨厚的笑。他们在工地上吃饭——蹲在地上，一只手端着一只粗瓷大碗，碗里是黑乎乎的野菜糊糊，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黑窝头。他们住在山洞里——地上铺一层麦秸，身上盖一件棉袄，人挨着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他们用过的工具摆在玻璃柜里——锤头已经砸得变了形，钢钎磨得只剩下半截，铁锹磨成了月牙形，绳子上还沾着干涸的血迹。

有一个展柜里放着一本日记，是当年一个叫张运仁的民工留下的。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被水洇花了，但有一页我能看清：“今天又炸死了一个人，是隔壁村的王三。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今天他就没了。心里不好受。但渠还得修，不能停。”

我翻了一下旁边的介绍。张运仁后来也在一次放炮事故中牺牲了，他走的时候只有三十八岁。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后来又把大儿子送上了工地。那个大儿子叫张买江，那年只有十三岁。十三岁的张买江在工地上干了整整五年，学会了抡锤、打钎、放炮、除险，成了工地上最小的“老把式”。后来红旗渠通水那天，张买江捧了一捧水，连夜跑回家，递到他母亲面前。他母亲接过水，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纪念馆里还有一段录音，是当年一个老民工的采访。录音质量很差，吱吱啦啦的杂音很大，但老人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他说：“那时候也不知道啥叫苦，就知道渠打不通，就永远没水喝。人渴急了，啥都能干出来。”

“人渴急了，啥都能干出来。”

我反复琢磨这句话。它不是豪言壮语，甚至有点粗野，但我觉得，这句话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它说出了真相——红旗渠不是靠理想主义修出来的，是靠“渴”修出来的。是那种祖祖辈辈被干旱折磨到骨头缝里的渴，逼着林县人拿起了锤子和钢钎。他们不是圣人，不是英雄，他们只是一群被生活逼到了绝路上的普通人。可恰恰是这些普通人，做了一件连圣人和英雄都未必能做成的事。

我在纪念馆里待了整整一个上午。出来的时候，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站了好一会儿。

离纪念馆不远，是红旗渠的分水闸。三条干渠从这里分开，像一把巨大的扇子，把漳河水送到了林县的四面八方。分水闸的闸门还是当年的样子，铁铸的，锈迹斑斑，但依然坚固。我站在闸门上面，看着渠水从脚下哗哗地流过，分成三股，奔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每一条渠，都通着一个个村庄、一块块田地、一户户人家。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这些水，现在还在用吗？

旁边的讲解员告诉我，还在用。红旗渠通水六十多年了，至今仍然是林州市的主要水源之一。灌溉面积虽然比当年少了一些，但还有三十多万亩农田靠它浇水。城市供水也离不开它。渠水每年还在流，庄稼每年还在长，人每年还在喝。

六十年了。

一条水渠用了六十年，还在用。这在人类水利史上都是一个奇迹。都江堰用了两千多年，那是古人的智慧；红旗渠用了六十年，还在继续用下去，这是现代人的意志。

下午，我又回到了山上，在渠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我就那么坐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渠水发呆。时间好像变得很慢很慢，慢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偶尔有游客从我身边走过，说说笑笑，拍几张照片就走了。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东北老头坐在渠边发呆。

我想起小时候在露天电影场上看《红旗渠》的那个夜晚，想起那个梳着辫子抡大锤的年轻女人，想起那些挂在悬崖上像蜘蛛一样的身影，想起散场后父亲对我说的那句话——“因为底下没水。”

因为底下没水，所以他们要爬到天上去引水。

因为底下没水，所以他们要用十年的青春去换一条渠。

因为底下没水，所以他们把命押了上去。

而今天，底下有水了。

渠水从天上流下来，流进了干涸的土地，流进了干裂的嘴唇，流进了干枯的岁月。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变成了一渠清水，无声无息地流淌了六十年，还将继续流淌下去。

我该走了。

起身的时候，膝盖有点疼，坐太久了。我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最后看了一眼那条渠。太阳已经偏西，渠面上波光粼粼的，像铺了一层碎金子。远处，青年洞的洞口在夕阳里显得格外庄重，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

我沿着石阶慢慢往下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渠还在那里，山还在那里，水还在那里。一切都和我刚来的时候一样，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走到山脚下，出租车师傅还在等我。他看见我，问了一句：“大哥，看完了？”

我说：“看完了。”

他发动车子，问：“咋样？”

我想了想，说：“水还在流。”

他笑了，说：“那可不，都流了六十多年了。”

车子开出太行山，我靠在车窗上，看着山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最后融进了暮色里。手机响了，是老伴发来的消息：“玩得咋样？啥时候回来？”

我回了一条：“明天回去。水还在流。”

她回了一个问号。

我没有再解释。

有些东西，说透了反而没意思了。就像那条渠，它就在那里，不声不响地流着。你去看它也好，不去看它也好，它都在那里。你懂了也好，不懂也好，它都在那里。

回到吉林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跟人提起过红旗渠。不是不想说，是不知从何说起。直到有一天，邻居老张来串门，看见我书桌上放着一张青年洞的照片，问我：“这是哪儿？”

我说：“河南林县，红旗渠。”

他“哦”了一声，说：“听说过，好像挺有名的。”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

但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露天电影场。银幕上还在放《红旗渠》，还是黑白的，还在抖动。场院上坐满了人，杨树哗啦哗啦地响，晚风吹得人浑身舒坦。我坐在父亲身边，屁股底下垫着一块化肥袋子。

银幕上，那个梳着辫子的年轻女人还在抡大锤，一锤，又一锤。

我转过头，想对父亲说一句什么，但父亲已经不在了。

就在这时，银幕上的画面突然变了。不再是抡锤打钎的工地，而是一群修渠人站在太行山的山脊上，排成一行，昂着头，扯开了嗓子。没有伴奏，没有乐队，只有几十个沙哑的喉咙，在空旷的太行山谷里一齐喊了出来——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

那歌声从银幕上冲出来，穿过晚风，穿过杨树林，穿过四十多年的光阴，一下子灌满了整个场院。我浑身一震，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父亲也听见了，他的身子微微坐直了一些，没有说话。

歌声还在继续，越来越响，越来越亮。

“条条渠道绕山转，座座水库映蓝天，层层梯田绿油油，好似彩绸落人间……”

我忽然明白了。这首歌，我小时候一定听过。就在这部纪录片里，就在这个场院上，就在那个夏夜。可那时候太小，只记住了叮叮当当的锤声，没有记住这首歌。四十多年后，它从记忆的最深处浮了上来，像一块被水冲了千年的石头，终于露出了水面。

歌声在山谷里回荡，久久不散。那些挂在悬崖上的人，那些抡了十年大锤的人，那些把命搭在了太行山上的人，他们还在唱。

我醒了。

窗外，吉林的夜很安静，没有杨树声，没有锤声，也没有歌声。只有床头柜上那张青年洞的照片，在月光里静静地发着光。

我躺了很久，没有再睡着。黑暗中，那几句歌词不知怎的，又自己冒了出来，在脑子里来回地转。我没有跟着哼，也没有打开手机去搜。就那么让它转着，像渠水一样，不紧不慢地流。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又迷糊了一会儿。梦里什么都没有，只隐隐约约地，好像听见有人在远处喊了一嗓子，声音不大，却结结实实的——

“劈——开——太——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