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1990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199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1990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530页）。1990-1992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1993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1993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第八章  重新开始，让生命继续闪光

一、为什么我以前不招人待见？

审视过去，由于在“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的影响压力下，我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变成一个永远都不会笑、总是一脸严肃、一本正经的人。脆弱的神经好像沾了油，一点就着火，使别人不愿意接触我，这固然是一个根本原因。但我性格上太认真，尤其是对领导，从不注意说话方式方法。记得我要求调入情报资料研究室时，原来的该研究室主任、现任科研所党委书记李兆融对我说：“我跟你们研究室L主任了解你的情况，他说，‘小崔，我们育种室有名的小辣椒！得理不让人！她的优点是认真，缺点是太认真，你们敢要她吗？”当时我心里想：“为什么他没有理反要别人让他？共产党不是最讲实事求是、讲道理吗，而老L是党支部书记兼研究室副主任，却让我一个党外人士、普通科技人员让他，他也说的出口。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为什么我认真反而不对呢？”过去，我受极左思想影响太深，是完全催毁人性的，我自以为这是革命性强、斗争性强，是为了搞好工作，其实伤了领导的心。我的自尊心要别人尊重，领导的自尊心更强，更需要别人尊重。没办法，性格决定命运，这也许是我这些年来倒霉的重要原因吧！

想起1964年冬生第一个孩子，婆婆到佳木斯伺候我坐月子，我们婆媳第一次单独相处。由于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老人的心里，由于我不懂好强的婆婆是爱听两句好话的，我一切都直来直去，结果闹的婆婆还没等我过满月就非要走。许同霖大哥劝我跟老人认个错，我却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自认为我做的都对。他说：“要不你跟老人说几句好听的话。”我说：“我不会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是许同霖大哥一字一句地教我，我照着他教我的话重复了一遍，才把婆婆留住。多年以后，我的婆婆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她跟别人说：“我这个儿媳妇心眼好，什么都好，就是嘴太笨，不会说好听的话。”

又想起我在科研所当职工代表的事。那一年科研所成立职工代表大会，要求各研究室选一名能代表职工意见的职工代表作为“职代会”的常设代表，能经常地把职工意见反映上来。也许是因为我平时好仗义执言，研究室和试验队的干部工人，全部都选我当职工代表。偏偏1987年全所实行“有偿技术服务”，鼓励科技人员到基层去从事技术服务搞“创收”，然后所里按照一定比例发给科技人员做奖励，结果那一年农机研究室的科技人员比农业的科技人员多收一大截，而且分配比例他们也比我们高好多，于是许多人向我反映意见，让我在“职代会”上提一提。1988年全所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时，金士远副所长宣读了由他们领导制订的、没有经过全所职工讨论的《科技人员创收奖励新政策》，在创收奖励分配比例上还是原来的那个比例，我就马上举手发言，我说：“我们并不想从农机室人员的口袋里掏钱给我们，我们只要求把我们自己应该得的那一份给我们，你们听听职工们是怎么说的吧！”我想起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用钝刀子割肉是割不出血来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教导，因此我一定要用快刀子让他们感觉到痛，他们就会改的。所以我把职工说的那些最难听的话，都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这时会场有些乱，金副所长说：“这个文件我们就算原则通过吧！”我说：“不行！修改完再讨论。”大会不欢而散了。散会后几天，当时任科研所党委书记的相金勇，找到姚克对他说：“老姚，劝劝小崔吧！你看这个大会把所长气的说不出话来，把李书记气得满嘴起大泡，我也犹如鱼刺卡在喉咙一般。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可是人吃药为什么爱吃包糖衣的呢？因为包糖衣的药不苦，一样治病。”当姚克把这些话告诉我时，我终于懂得了提意见要讲究方法和策略的原因，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学“过河要有桥”的道理，但终没有人们爱吃“包糖衣的药”这么形象，因为我常吃药不过河，所以才这么让我开窍。但是这辈子恐怕我也学不会给苦药丸包上糖衣的技术。我这个育种室有名的“小辣椒”，我只能在做辣椒这个菜时，把“辣筋儿”尽量多去掉一些，使人们感到不那么辣的受不了。

但是遇到气头上，我还是控制不住。以往，我曾多次以那种方式给育种室L主任提过意见；1989年初我要调离小麦组的时候，老A对我说：“你要走了，你是不是还有入党的愿望？如果有的话，我们支部马上研究解决一下。”我心想我在小麦组工作了十六年，我与你几乎天天在一起，我的一切 行动你比谁都清楚，我从第一年就交了入党申请书，你却从来没有为我入党的事而和我谈过话，现在我要走了，你却来了假慈悲，让别人以为我临走还向组织要什么。因此我就说：“谢谢！我虽然一直想入党，但绝不想趁调转之机捞稻草！”他又说：“不是说你想要什么，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就解决。”我说：“不必了，谢谢”，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就走了。事后我想，我的话一定又刺伤了这位老专家，也许人家是真心的呢！但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以后必须切实注意改正我这坏毛病，只图嘴上舒服了，结果嘴上争赢了，却什么都输了。

二 、  编写电视专题片

1989年２月，我调入情报资料室，但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既不是编辑出版科技资料，也不是图书资料管理，而是要求搞一个为纪念、庆祝科研所建所三十周年的一小时左右的、大型专题电视纪录片。这并不是我的专长，难度也太大，一是因为我只对科研所十六年的历史了解，而且也仅了解农业科研这一小部分，对于农机、畜牧、情报科技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我完全没有关心过，更别说要写三十年的经历了。更重要的是从最初建所的方针、政策变化？几届领导是怎样为一个目标去工作奋斗的？老科研所为什么在1969年被解散的？这一系列统领全局的事情，我更不知道。我虽然是一个有激情的、甚至是比较喜欢浪漫的人，但是我只对令我感兴趣的、及我全身心投入的事情有激情，从来不会说或是写恭维的、颂扬的话。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但形象思维能力极差，写电视专题片首先需要激情和文学上的功底，但“所庆”三十年在9月10号要举行，我没有学过文学创作，更不富于幻想，我不会像作家那样编出一些故事来，可是为了在情报资料室能站住脚，我只能再一次豁出去，玩命干了。

我借到一个大砖头录音机和多盘磁带，让摄像员王怀德和我一起开始了对方方面面老科研所人员的各种采访；召开了老科技人员坐谈会，请他们回忆１９５９年建所初期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又到建所时科研所在的农场生产队，所长和科技人员办公、住宿的地方去重游、拍摄远景和近景；到建所以来的文件堆中去查找根据。我听着、记着、看着，真的被感动了，被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老科技人员和所领导对党的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艰苦创业的行动所感动。从他们那些最初的单纯中，我看到了我自己。

在对整个专题片的构思与结构设计中，我爱人姚克成了我的顾问和导演，从4月份开始，我白天一点一点地写，晚上他一点一点地改，不满意就推倒了重来。我又一遍一遍地写，他又一遍一遍改，我们不时地争论着，直到把他累病送进了医院。在干部病房最东边的一间，因为没有人住，成了我和姚克的办公室兼卧室，在那儿我们继续写着，改着。而小儿子冰儿已进入高考复习的冲刺阶段，我们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自己煮饭吃，自己照顾自己，还要喂那十几只鸡。

为了进一步了解总局、省里、农牧渔业部农垦司等上级单位对我们科研所的评价，5月7号我把姚克一人放在医院，又登上了去佳木斯、哈尔滨、北京的列车。我和情报研究室主任沈绍义、摄像员王怀德去哈尔滨，采访拍摄当年科研所第一任所长-现任黑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任兆奎先生，听他讲述当年艰苦奋斗的故事。当我喊他“任所长”，而不是“任秘书长”时，他的眼睛一下子又亮了，像老所长那样回忆了那难忘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我到北京去农业部拍摄，采访了原东北农垦总局局长、后为农业部副部长的张林池先生；原农业部农垦局局长王光希先生；原农业部农垦局科技处处长曾悟先先生和蒋谐音女士，并且在农垦局的科技成果处召开了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对红兴隆科研所的评价，负责科技成果管理的一位老先生说：“红兴隆科研所的科技成果顶呱呱！”我太兴奋了。

可是等我回来时一切都晚了，小儿子在那群小伙伴的影响下，学习成绩从全年级排名第三十名以前，考上重点大学没问题，降到排名第100多位，离一般大学本科录取线差一分。我伤心后悔的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我们夫妻最钟爱的、最仁义的、最聪明的孩子，我和姚克和他的老师都劝他复读一年，明年再考，但极其懂事的儿子知道姐姐自费上大学，家里经济不宽裕，决定去上了不收学费的阿城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我好悔呀，我耽误了孩子，并将影响他的一生，但我为了追求完美，追求信任，我不得不这么干，因为在我的字典里只有“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而没有“又公又私”、“假公济私”或“先私后公”。

回所以后，我们又把科研所历年的科技录像带全找了出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红兴隆科研所和全体科技人员，立足于黑龙江垦区的肥沃土地，为提高垦区的农牧业产量、质量、效率而团结、求实、创新、奉献的拼搏精神。我们科研所在所党委的领导下，又连续两次被黑龙江省授予“文明单位”称号，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等许多领导人都到我们所参观指导工作。一个个生动的事例，一张张科技成果获奖的奖状，编织成科研所的成长历史，一幅锦绣画卷。最后我把它定名为《根植沃土》。

为了反映五十年代那些知識分子的革命激情，我根据我的回忆，写下了五十年代末流行的歌曲《走向生活》“到北方去，到南方去，到祖国遥远的边疆去；到工厂去，到农场去，到祖国召唤到地方去．．．．．．＂的歌词和曲子，邀请北大荒文工团为我们排练演唱、灌制录音；又从垦区的一些播音员的录音中，选定并邀请了受过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李瑞英、张宏民亲自培训的八五二农场播音员尤明，承担全部解说词。我和姚克一遍遍的帮他分析各段落的情感变化；又请垦区的大书法家为本专题篇写了《根植沃土》的片名。在最后编辑的全过程中，我紧紧抓住了党委书记、副书记、所长等几个主要领导，每编完一段，就让他们观看审查一次，不同意之处改完再审查，无论他们工作多忙，我都坚持不审查我不继续往下编。终于在9月10日“所庆”那天，当《根植沃土》在大会上播放时，台下的职工惊喜地说：“好像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声音”，而随着播放的深入，多数科技人员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得到了全所职工和到所参加庆典的百余名各级领导、老科研所的战友一致称赞。这部专题片连续在科研所内播放了六七次。

在这之前，1989年3月我还按所里的要求和摄像员王怀德一起编拍了反映我们所科研人员工作生活的专题电视片。马上就到“三八”妇女节了，我想我们所不光是科技人员，就是会计室和政工科的女干部，农业试验队、畜牧队的女工人们，女饲养员也都为科研所做了很大奉献，于是我把这些人的先进事迹写了出来，用《巾帼风流》给专题片命名。这个片子在红兴隆管局电视台播放以后，引起了局直机关好多女干部的羡慕，因为没有人让她们的形象也上电视屏幕。紧接着，我根据新毕业女大学生李洁的故事，反映了新一代大学生向老科技人员学习、在科研所成长的过程，编写了《人生第一步》，结果在红兴隆管局电视中心举办的电视专题片比赛中，我们获得了一等奖。

1992年我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农业电影电视协会会员证”。

“所庆”过后第二天，9月12日我的大儿媳妇在红兴隆管局医院要生孩子了，依然是那么忙的我，只在产房门前站了不长时间就回来了。并且以后几天让等待去大学报到的小儿子每天往医院送饭，再以后就请亲家母来照顾她女儿了。我既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更不是一个称职的婆婆。

接着，所里又让我代表全所参加红兴隆管局举办的《北大荒精神》演讲比赛，我得了二等奖。一天，党委书记相金勇对我说：“那天李所长说，现在才发现小崔是个人才，可惜发现的太晚了。其实在六十年代我就认识你，那时我在友谊农场实验站工作，曾经和各单位科技人员一起，到你所在的生产队参观过你搞的试验田，可惜那时候你怎么会注意到我呢！”书记的话拉近了我与他之间的距离。

三、主编《红兴隆科研所所志》

很快，科研所的领导又让我写《红兴隆科研所所志》。该项任务是全国统一部署的，从1985年开始，要求县以上单位都必须完成。我们所的《所志》是1985年秋由极具文采的在朝鲜战场主编过团《战地报》的陈副所长拟出了《所志》框架（后来他被调走了），之后正式成立了所志编委会，由曾任过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编辑的科研所党委胡书记任主编（后来他退休了），王慧春任编辑，由各个单位先自己写自己的历史，他们再编辑。在当时也曾邀请过管理局史志办公室的同志-我爱人姚克，专门到所里办了史志写作学习班，给他们讲写志书的方法。经过五年时间，30万字的《所志》初稿-厚厚的两大本志书，终于也在“所庆”这一天发到了每个研究室。不幸的是科技人员意见一大堆，交给局“史志办”审查又没通过。

一天书记、所长找我，叫我接任《所志》副主编，在前任科研所党委胡书记的领导下完成《所志》的修订任务。我当时有些生气，心想你们当初第一次办班讲课，怎么没想到过让我这个小老百姓也听一听课？如今我一天课没听过，一本书没学过，又怎么能知道该怎么写呢！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们写的志书为什么上级审查没通过，问题是什么？但架不住他们几句好话，以前是书记、所长当主编，现在让我一个普通小百姓干，这是对我的最大信任，我还是答应了。

按理说，他们应先去找胡书记谈一谈，我再介入。可是他们却让我去找胡书记说。事后我才知道，因为胡书记对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做法有些生硬，反而又给新一届党委留下许多难题，他们在交换意见时闹得很不愉快，所以把这扎手的任务交给我去做。无知的我一句话就被胡书记顶了回来：“我不会当你的主编，谁能写就叫谁写吧！我不管了！”我反馈意见后，所领导索性决定叫我继任主编，而且承担一支笔总纂的任务，请胡书记当我的顾问。可是胡书记说：“我顾什么问？我当不了你的顾问！”好像他的主编位置是被我抢走的。从1990年4月，我就开始攀登“主编”这个金字塔。

首先我学习了若干本农场总局史志办发的《黑龙江农垦志资料丛书》和怎样写志书的资料，学完以后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作者本人不能用主观感情对事件进行评述，必须寓观点于事实之中。然后我仔细阅读了以前完成的那两本《所志》，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原《所志》是一个杂合体，这一段内容是这个人写的，下一段内容是第二个人写的，将全所各个部门几十个人、用不同方法写的不同内容，用不同的标题放在那儿叠加在一起的，使人看了显得杂乱无章，不能形成有机的整体，所以这次要我用一支笔总纂呐。另外我感觉框架结构总体不够合理，不能体现农垦科研的特点；对科研所的发展历程缺乏理性的判断；更有“断代”现象，共三十年的历史而前十五年很少涉及，有的年份缺失，使历史不连贯；文章还显得有骨头没有肉…。

于是我首先重新编订整个框架结构，通过科研所的“地理位置”，“气象特点”、“服务区的范围和特点”，引出它以后所要服务的对象、内容，也就是办科研所的目的；通过“简史篇”概述科研所从初建到“文革”斗、批、散，到重建继续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到打倒“四人邦”，科研所的春天到来，科技成果累累，反映科研所曲折的发展道路；“科研篇”是全书的主体，我的意思新《所志》一定要体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科研所三十年来所有搞过的课题、参与研究的全部人员名单、课题的目的、采用的手段、最后的结果都要如实记录。但这样又会显得干巴巴，只有骨头没有肉，所以我将“回忆录”也作为重点的一篇，通过三个典型的课题（农机研究室“清淤机的研制”，育种研究室将“南繁”由一年种一季改为一年一地种两季的试验，畜牧研究室“SPF猪的培育”）研究试验过程的回忆，反映出科技人员不畏艰苦、团结求实、勇于创新、无私奉献的科研所精神;通过对三个不同的典型人物的事迹回忆，如60岁的女科技人员临终还念念不忘要加入共产党；工人试验队队长田有良，这位抗日时的老民兵、三等甲级伤残军人、至今腿部还有没取出来的弹片，但几十年他带领试验队为农业科研服务，还不断地根据需要搞播种机的技术改革；天津知识青年刘树华，只有不到初中的文化，却自学成才、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学习外语，成为有独立见解的科技人员。我通过安排写这些人的回忆，反映出不同人物在科研所的成长过程和他们对科研所的贡献；通过原所长任玉珠，原副所长江丽泽对六十年代初期大搞“样板田”的过程回忆，反映出那一代人的革命精神。我把我列出的框架结构和整个思路，与农场总局局史办原主任-农场总局宣传部副部长郑加真先生谈了，请他指点。他表示满意。于是我开始比较有自信地写起来。

为了把建所初期搞的一些项目弄清楚，补上“断代”，尽管有些试验没有形成成果，中断了或失败了，或仅仅是一点设想，比如，针对北大荒遍地杂草丛生，地多人少，管不过来的特点，他们曾试验“把天上的雷电引下来灭草”；又比如，为了解决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他们提出“只把种子的胚切下来种植，剩下的部分还可以当粮食吃。”他们的心像水晶一样纯洁透明，像太阳一样火热，尽管有些大胆的创意不符合科学规律，但人们的认识正是从不懂科学规律，到掌握科学规律。对于当年从事过这些研究的老同志，尽管多数已经调离，尽管有些人在试验中只是个螺丝钉作用，那我也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写出来，让后人知道，为了垦区的发展他们曾经执著地追求过，努力地拼搏过，无私地奉献过，科研所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努力。但这些工作极其繁琐又难查，除再对老同志采访，请他们回忆以外，又对调离的同志发函调信，请他们提供资料，同时还要尽量找到书面的文字凭证。我翻阅了资料室以前保存的全部科研资料，又上各个研究室里去翻，他们没有人或时间，或不积极配合我时，我就求他们能否让我自己翻找，我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纸片，看看上面记的内容…….我的行动连李所长都不满意了，他说:“小崔呀，别再翻箱倒柜了，就现有材料重新编一下，对付过去就行了。”我说：“所长，让我干，我就得这么干，不然对付一下，上级审查又通不过，岂不又白费了功夫？”就这样做，“断代”问题终于补上了。

感谢陈副所长、胡书记和王慧春前五年做的大量基础工作，他们搜集到的材料成为我所写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科研篇”是全书的重点，大量的工作是要把三十年来科研所进行研究过的一百多项课题都写清楚。为让读者感到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要把每个课题都按统一格式重新写过，即课题名称、试验目的、试验手段及经过、试验结果及效果、参加试验的全体人员名单、发表的研究论文等。由于以前每个提供材料的人所写的内容格式不一样，又都分别和我想要的统一格式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项，我只能一个一个课题地去找课题组调查。写完以后，我再把材料拿给各课题组让他们审查，有意见的地方我再改，一直改到他们满意，然后请他们签字。最后总算把一百多项课题写完了。

又为了把为科研服务的后勤管理、财务管理、科研所仓库的家底搞清楚，三十年科研所的财务收支账目搞清楚，我又几次去找负责后勤管理的孟繁熙副所长和会计室的会计们，请他们一次次的核对帐目和清单，总算搞完了。

最难写的是科研所“简史”部分。科研所三十年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后果即“简史”，既要写的符合历史事实，又要让历届所领导都认可；既要分清哪些失误是国家、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哪些是领导个人失误，体现公正原则，又要让受到过伤害、迫害的同志能够正确理解，不再意气用事。我按照时空顺序，把科研所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写，即初建，扩大，撤销，重建，发展，壮大的历史，但党委书记老相说：“你不能这么写，要防止一些有心人会说，‘怎么，就他们领导是发展了？我那时就没发展？’”我这才明白，他在暗示着什么。

在科研所的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一把手领导共有八位，其中最难办的是李XX所长。李XX是从1972年10月科研所重建，到1977年打倒“四人邦”和科学的春天刚到来之前任所长。他在任职期间，由于执行了中央的过“左”路线，“开门办所”，“掺沙子”，伤害了许多科技人员的感情。在《所志》初稿中，由于没有实事求是地写清时代背景和他所执行路线的来源根据，加之他调离科研所以后，又没有对他的住房进行维修，当他调离时开的欢送会上，副所长致辞又是阴沉沉的，像在致悼词送瘟神。多少年来他总是心情特别不愉快。我一次次去找他，想把这段历史重新写好，但他从来不接待，只要一谈科研所的事情，就下逐客令。因为我认为从本质上他是一个进取心非常强、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能力极强、办事说话果断的人，开会讲话从不拖泥带水。他是为了搞好科研所，而不是紧跟“四人邦”为个人捞稻草的人。他深入到每一个课题组检查试验方案，发现与所里的决定不符合的马上制止，尽管生硬伤人，但还没有一个所领导像他这样去看每一个课题的试验方案的；他逼着科技人员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他自己有心脏病，就几次晕倒在劳动现场；他搞“开门办所”，大多数课题都放到基层农场去，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机研究室的同志们才拿出了“丰收-2卧”玉米收获机等一批科研成果；他让搞育种的老专家改行，搞“高产攻关”，并组织各农场同时进行小面积和大面积的高产攻关，结果不仅创造出一大批真正的高产典型，而且为农场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使整个垦区农业生产技术又提高了一大步。就在他调离科研所后仅仅一年时间，我们科研所就分别被全国科学大会授予了“全国科技先进单位”和三项科研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又被黑龙江省科学大会、总局科学大会授予“全省科技战线的先进集体标兵”、“科学实验尖兵”等荣誉称号，分别有七项和十三项科研成果，获得省和总局科学大会奖，我们所的成绩还在“全国农林科研展览会”中专版展出，这其中大多数都是他当所长时干出来的，而他本人却连个先进工作者的名称都没有捞到，不像他以后的几个一把手，都拿到了不少荣誉证书。为此，和“四人邦”算的帐不能都算在他的头上。我决心用我的实际行动感动他，于是在书记所长共同关心指导下，重新编写了六个标题，按照志书的要求，“寓观点于事实之中”。仅这一部分2万余字，我就四易其稿，每完成一稿都要交给所党委和每届领导个人审阅，一直修改到他们都认可为止。李XX所长最后说：“只有小崔对我是公正的。”但是我心中觉得还是欠他的，因为在选用的照片中，每届主要领导都有他们出席会议或检查工作时的照片，唯独没有他的。

关于科研所的“党史”和“大事记”部分，仍用了王慧春原来写的，并由他继续补写到1990年。

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终于在经历了二年半的时间，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正式出版了，获得了绝大多数领导和科技人员的满意。孟副所长说：“我从来不恭维人，不过这本书我一连细细地看了两遍，写的太好了，这是一部科研所的真正历史。”

为了给科研所省钱，我们舍弃了近在眼前的红兴隆农管局印刷厂，而选在二九一农场印刷厂。他们也是第一次承担这么大量，而且质量要求又这么高，（因为不仅要印1000册平装本，还要印1000册精装版的）因此他们非常认真。校对任务由我和情报室的盛松梅、郑敏、汪昕，进行了一校、二校、三校。1992年12月终于获得了黑新出图（1990）77号批件，由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出版了。也是我命好，1993年正赶上全省进行地方志评选，在农垦系统参评的数十部志书中，唯一获奖的专业志书就是我们的这本书。按照上级文件规定，编写志书是要付给稿费的，而我们所的志书不仅提供原始材料的几十名人员和后期付出艰辛劳动的校对人员，没有给他们一分钱报酬，而且我和王慧春也没有给一分钱。这钱我们没有提出要，给科研所省下了。

也许是由于我撰写的《红兴隆科研所志》在省里获了奖，1998年上级又下达了要求继续写志书的通知，上一次志书全国统一写到1985年，（由于我是1990年才接手的，所以我从1959年写到1990年），这次要求续写到2000年。所以科研所所长孙殿军派邓弥乐到天津接我，要我回去当续写《所志》的主编。我退休了，本来在家也没事儿，又是所长专派人来接我，我当然应该接受这个任务。可是当我回到所里看到：原来获奖累累的农机研究室没了，在全国闻名的瘦肉型三江白猪的培育者畜牧研究室也没有了，甚至连三江白猪的种猪都卖了，只剩下一个农业育种研究室少数十几个人搞研究，全所主要经营种子，并且老科技人员都退了，却没有新的大学生补充。我不知道该怎样认识这个变化，把一个科研硕果累累的科研所变成今天的种子公司，我心疼。要寓观点于事实之中，我没法儿写。我认为还需要经过一段历史的检验，才能知道是对还是错，才能有作者的观点。所以在开会时我谈了我的认识，拒绝了继续承担主编的任务。

四、我成了“自己人”

就在我写《所志》的过程中，1990年12月的一天，也就是我申请入党整三十年的时候，科技服务党支部书记、情报资料室主任沈绍义，把一份入党志愿书交给我，他说：“经支部研究，这次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填表吧！”我说：“我已经老了，全身都是病，当关键时刻需要共产党员站出来、冲上去的时候，我怕我不行了。我不愿意因为我的行为叫群众在背后骂共产党员不好，给共产党抹黑。”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他说：“你不该这么想，老年人有发挥老年人作用的地方，大家认为你已基本具备了共产党员条件。”当我正要郑重地在志愿书上“家庭出身”一栏填上“资本家”三个字的时候，他说：“你等一等，我去看看你的档案中怎么写的？”20分钟后他回来了，告诉我：“你的‘家庭出身’是‘工人’，而且也没有什么‘海外关系’。”我一下犹如晴天响了一个惊雷，惊呆了，怎么“家庭出身”还会变？我的“家庭出身”怎么会从最坏的剥削阶级一下变成最好的领导阶级了？而且我还从来没有过“海外关系”，这到底为什么？我忍不住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什么时候定的？”沈书记说：“1979年。”天哪！已经十一年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如果不是入党，也许我到死也不会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是“工人”。十多年来我小心异异地做人，生怕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又会和我的家庭出身联系起来，犯划不清界限或立场错误。我的“家庭出身”到底是开始就定错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如果开始定对了，为什么我就不能以“资本家”出身入共产党呢？那不是正说明了我背叛了我出身的剥削阶级吗？那不是正可以时时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个阶级的劣根性带给我的坏影响吗？为什么1979年就确定了我是“工人”出身，没有“海外关系”，那么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平反？那么十一年来继续阻碍我入党的因素还有什么？我真是欲哭无泪。

我这个人从当少先队员起就爱当主人，爱关心国家大事，爱不在其位也谋其政，几年前我就做过一件蠢事。我找到红兴隆管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办公室说：“既然说我有‘海外关系’不能入党，那么我请求参加政协，一起过问国家大事。”那位负责人说：“拿出你有‘海外关系’的证据来。”我说：“我说我没有‘海外关系’，却非要说我有‘海外关系’，现在你们又要我拿出证据来，我上哪去拿呀！我在香港的‘出生証’也早在‘文革’时被妈妈烧毁了。”我灰溜溜的走了出来。

可是今天，终于批准我入党了，我却高兴不起来。三十年来我以生命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赤诚，来月经时我照样光着脚，跳进带冰渣的泥水里和泥脱土坯；做完人工流产当天我谁也没告诉就去参加刨粪肥劳动；春天顶凌播小麦，我尿血尿频，我穿的棉裤被尿湿了，冻硬了，但我没有离开播种岗位一步；我患了肺结核病照样挺着干；我血压低，高压80低压50，头晕全身无力，我没请过一天假……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只要活着，就要用行动证明自己是祖国的好女儿。我渴望得到信任，把我当成自己人，当成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被“利用”或“使用”，更不是“强迫劳动锻炼改造”的“另类人”，可是却还是被当作“另类人”三十年。现在我终于成为可信任的“自己人”了，像保尔说的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了”，我反而觉得入党已经不是我的目的了，我要成为一个一生只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有利于人民的事儿，而真正能够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做到一个到临死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为碌碌无为而羞耻”的人，让生命的每一天都有意义，这才是我真正的追求。

1992年下半年，当我把《红兴隆科研所志》书手稿送到印刷厂等待排版及校对期间，我就在想我还应该趁这个空挡再干些什么？当我看到，我们资料室由柴春才负责编辑出版的《科技内参》一直没有“刊号”，属于黑刊物，所以邮局不能当印刷品寄，邮费贵，印的份数就只能有几百份时，我决心去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申请一个“刊号”回来。

当我踏入哈尔滨省新闻出版局办公室后，一位头发已经有些白了的老先生问我：“你们农垦科学院已经出版了一份《北大荒农业》，为什么你们还要再办一份？”“《北大荒农业》我知道，而且我还在那上面发表过几篇文章”我说，“但是它的每一篇文章，要求在3000字以下，而一篇好的科技论文有六七千字他不登，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最精彩的长篇文章登出去，发到每一个生产队，让他们学习利用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我在那儿和他软磨硬泡了半天，我不停的跟他讲我们办刊物的必要性，讲北大荒科技人员的奉献精神……他说：“每个想办刊物的单位都有他们充足的理由”。也许是他看我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老太太，不好意思当面回绝我，就说：“你先回去吧！等我们研究研究再通知你。”我知道他这是在撵我走，只要我一离开那间办公室，这件事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就说：“请您告诉我，能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是50%还是51%？如果是50%，那我就不走！”老处长看着我这个老太婆既可怜巴巴，又那么执著，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用很诚恳的态度对我说：“你回去吧，我一定尽力支持你。”我回所后没多久，他居然给我来电话说：“刊号批给你们了。”我兴奋极了。

于是我们在全所征集“刊物名称”，“封面设计”。最终老所长、农垦科学院院长李文彩为刊物定名为《农垦研究与开发》；农机研究室主任斯家骏设计的“封面图案”被领导选中了，还给了他100元奖励。我自作主张在刊物的“主编”一栏上，写上了当时主管科研的副所长金士远的名字，具体工作由我挑头做。把农机、农业、畜牧的论文，分别送给情报室的高级工程师盛松梅、高级农艺师郑敏和玉米育种专家老陶的女儿汪昕负责审查修改，最后由我再修改定稿。我们先请原印刷厂工人、后调入我室的老柴给我们讲怎样排版？然后我们几个学着修改论文并完成排版，但我们几个连“编辑”的名字都没有署。将定稿交给金xx所长再审查一遍，拿去印刷。最后我们几个女将将印好的《农垦研究与开发》，用自行车驮着、用手抱着、书包背着，把它们送到邮局，发送到全垦区3000多个生产队。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干得热火朝天。1992年5月，我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会员证。

就在我退休后十多年的某一天，我和当年的科研所所长、原党委书记相金勇在通电话时，他告诉我：“老崔呀！你的入党问题的解决，实在是不容易的，原来的科研所所长李XX就曾经公开说过，‘崔港珠，就凭她那社会关系，她这辈子也别想入党！’后来我们一直找到北京市市长王昆崙，他给你们家做的证明才解决了的，你可要珍惜啊！”天哪！我一个平头百姓却要北京市市长来作证，那是什么严重问题啊？原来自1979年我的“家庭出身”已经改成“工人”，但仍然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是那个在我三岁时就去世了的、当过许多年国民党政府大官的爷爷。原来1950年张友渔给我大哥作证时，并没有把我的爷爷并不反共，相反在蒋介石、阎锡山积极反共时，我的爷爷却释放了薄一波等36名共产党员、保护了张友渔等情况告诉派出所，我们一家人也都不知道这一情况，四十年后是王昆崙市长做的证明才解决的。可是我一直不明白，八十多年前爷爷反不反共能证明我什么？

我告诉老相说：“我和老姚退休时，为了能够还是和北大荒人在一起，我们把党的组织关系落在了红兴隆管局驻天津办事处，我俩的党费交到1996年底。可是由于他们害怕替管局给老姚先交一万元住院手术费，而再也没去过我家。老姚去世后，1997年我为交党费又去找过他们一次，也没有找到。以后我就再也没去找过了，我已经十几年没交党费了。”相所长说：“太可惜了，我建议你补交这十几年的党费，把党的关系续上，这可是咱们那一代人一辈子的追求啊！”我说：“现在这个党好像不是我原来追求的那个党了，共产党员带头个人发家致富，国营企业卖给私人老板，我看不懂，就算了吧。”这就是我一辈子追求入党，到头来的结果。我热爱我的祖国，但我真的不明白，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消灭了小生产，怎么现在的小生产反而越来越多了，大资本家越來越多了，剥削的现象越來越多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些发了家，到国外定居、留学的又有那么多是官二代、官三代，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党呢？

不过，现在想起来，那么多年的坎坷，不能怨领导老L、老A对我不信任、不重用。我的爷爷是国民党的大官，是共产党的敌人，他们当时也是按政策办事。当时党的政策就是要注重“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不能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不能让一个不可信任的人掌握重要工作岗位。而且这种坎坷反而是逼我坚强、逼我奋进的动力。并且全中国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也都与我有着大致相同的遭遇，这一切对我们个人来说，实在是算不上什么，特别是与那些被“左倾”路线迫害致死的科学家们相比，就更算不上什么了。但是我却要说，几百万、几千万个对个人来说的“算不上什么”，如果加在一起，对我们国家来说，却真正应该是算得上什么了。我们曾经被作为铺路石投放在那条错误的路上，使人们至今依然记得被碾压过的痛楚，虽然它已作为历史永远的过去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愿以后永远不要再发生！

五、为了画圆“句号”不自量力

　　由于每三个月才编发一期《农垦研究与开发》刊物，我觉得自己还有精力，离退休还有两年，就想再干点事。看到1992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件关系到垦区今后命运的大事。垦区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由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老铁道兵、十万转业官兵、十万知识分子、几十万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当地农民三代人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已经开垦了3000万亩耕地，每年为国家生产几十亿斤粮食，北大荒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北大仓，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正在为实现年生产100亿斤商品粮基地而奋斗的时候，国家提出要实行市场经济，与世界并轨，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取得更大的效益呢？我想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就是最好的途径。可是怎么做呢？应该去申请一项调研课题，探寻一下我们垦区这条路该怎么走。我把想法与爱人姚克说了，他非常赞成，我们科研所所长相金勇也觉得应该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从而坚定了我的信念。于是我干了这辈子最自不量力的一件事。

　　因为我毕竟是个无名鼠辈，以往能拿到课题的都是一些专家名人，而申请课题本身就是一件既费心神，又有可能最终让人伤心失望的事情。起码要在前一年就写出课题研究的论证报告，再请专家对其可行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作出评估后，才能逐级上报，请求批准立项。可是我在这些条件中具备什么呢？一是时间不对，1993年要上的新课题都早已基本定下来了；二是我过去只是搞小麦育种，并不懂得这门学科；三是我从未主持过课题，就凭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在我们科研所这一最基层组织，就不可能同意，更别想到农业部去立项，那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总结以往我每每失败都是因为没有取得领导的支持，而办下期刊号的经验又使我认识到，越是上层的领导，便越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突生一计。

　　我走进了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党委书记王xx的办公室，对王书记说：“我想搞一下黑龙江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途径的研究，请您支持。”王书记看着我说：“好啊！这也正是当前咱们垦区的大事，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我说：“我想请您为我给部里写一封推荐信。”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我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我拿着王书记写给国家农业部农垦司曾副司长的信-我的“尚方宝剑”，先走进了农垦司科技处崔处长的办公室，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别人用这种方式压我，所以就先没有拿出信来，只谈了我们想搞课题的原因。崔处长是个非常和蔼又平易近人的老同志，他十分赞成我的想法，因为黑龙江垦区是全国最大的垦区，在全国农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近年效益不佳，是部里同志们共同担忧的。可是传统的申请课题规则又使他十分为难，这时我才拿出了我的“尚方宝剑”-王书记的信给他看。看后他说：“你等一会儿”，就拿着信出去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回来了，答应破格为我立项，并与副处长商量之后，答应给我一万元课题研究补助费，要我回黑龙江补办手续。天哪，我简直惊喜的要发狂了，这事儿发生在1992年初冬。

　　说实话，这个课题到底应该怎么干？最后提出的报告与以往计划部门搞的发展规划有什么区别？我真的不知道。为此我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请教做过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但是那位有名的姜先生告诉我：“你这个想法很不错，不过劝你，没有八万元钱可千万别干。”我请求参加他们最近要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学一学他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他说：“不行，这是课题秘密。”我请求他送我几份他们以往研究成果的材料，回答是：“你到院里去买吧！”这就是我专跑一趟中国农科院所得到的全部三句话，我可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竞争？什么叫商品经济？我想起了著名诗人郭小川写北大荒的那句诗，“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北大荒神奇是因为有一群在人间和天上都难以找到的、精神世界没有被污染的神奇的人们。我不信没有八万元钱和他们的指教，我们就干不成这件大事！怀着这种信念，我又再一次跨进了农业部农垦司的大门，去找那些曾经在北大荒战斗过的，创造过神奇的老专家、老领导，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免费咨询和一大堆材料。

补办手续就是要写课题论证报告，课题研究进展的计划任务书和请专家组签署审查评估意见。前两项由我自己写，第三项却要按总局科技处提出的评审专家名单办！

我知道我这次越级立项，本来就已伤害了不少基层领导的自尊心，而科技处给我提出的专家组名单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如果他们也给我设置障碍，我依然还是要完蛋。在几位好心的同志指点下，我没有召开专家论证会，而是采取逐个的去请教指点的方式。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我穿着爱人的那件大的几乎可以把我这个体重不足100斤、大风可以刮倒的老太婆包两圈儿的军棉大衣，满头满身是雪地走进了总局计划委员会主任-高级经济师张振廷的办公室。也许是我的那身穿戴，头上冒着热气的样子，有别于以往求他的人，由于以往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单位派出办事儿的人，除名人以外都是一些能说会道、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或女士，我自己也曾有过被单位派出去，又几乎被打发回来的事儿，人家说：“难道你们单位就没有年轻人能办这事儿的吗？”可是在某些人面前，我的年老体弱但执著，却成了我的优势，这反映了同一类人的心，我想张主任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不但对我的课题给予极高评价，还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临走时他对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就这样，全部专家都在张主任的评审意见下签了名。为此总局科技处刘兴昌处长还答应给我追加一万元课题费。我真从内心里感谢所有这些支持帮助过我们的好人。

一项更大的任务要先完成－组建课题组。按照我和姚克对中央提出号召的理解，发展“高产优質高效”（即“两高一优”）农业的关键是高效益，因此要实现高效益已不再是过去的种、管、收，农、机、畜，这一狭义的农业所能完全解决的事情，而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该包含市场信息、资源的重组和开发利用、农副产品通过加工增值、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动、流通的高效率和市场建设、政策改革研究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进行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经营机制的转换等九个方面的研究，形成一个市场大农业的概念。我决定组成九个子课题组，这就需要由全垦区第一流的各方面专家组成课题组。

而在当时科研所自己已经是僧多粥少，为了让大家都能活下去，所里要从有课题经费的组抽出5%的课题费，去支持没有经费的科研人员搞科研；而随着国家和社会对于技术职称的越来越重视，和技术职称的高与低又直接决定科技人员工资的多少，因此很多科技人员都希望能通过参加级别高的课题，为自己将来的技术职称晋升增加一点“硬件”。我心情十分矛盾，若从自己单位邀请专家，当然是大家都高兴的事，而且肥水不外流，可是我们所里并没有我们需要的那些方面的人才；若不从自己所内找，我必遭到许多人说不出口的忌恨。但为了保障课题质量，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在大课题主持人的人选，也必须是由我们所的人承担，不然课题经费就会随主持人而调给别的单位，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我并没当过主持人，开始我也没想过当主持人，我提议由相金勇所长任主持人，他考虑他的工作太多，怕照顾不过来，就说：“还是小崔当主持人吧。”于是我开始了我这辈子最不自量力的一件工作。

我决定聘请红兴隆管理分局农业处处长-五十年代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高级农艺师汪锡德承担农业生产发展研究子课题；畜牧处处长-瘦肉型三江白猪的主要培育者之一、高级畜牧师王性善承担畜牧业生产发展研究子课题；红兴隆管理分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师姚克林承担政策改革研究子课题；高级工程师相金勇所长和农垦科学院科技处处长-高级农艺师邱丽影承担科学技术统领各业生产研究子课题。此外，关键是其他项目的人选确定，我们进行了广泛调查。经专家推荐，我们认为高级农艺师蔡方达担任市场信息子课题研究最合适，他原来是农垦科学院作物所的所长，既精明又有能力，且博学多才，他以前干过的几项科研课题，在垦区颇有影响，而最让我佩服的是他那种竞争意识，是搞市场经济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现在黑龙江农场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专门搞市场信息方面的工作，这又是他比别人的绝对优势。老蔡是个对垦区的事业十分钟情的人，因此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并推荐了负责资源利用开发研究的郭大本同志。

说到郭大本的那一大堆头衔，就叫我紧张害怕。他是当时垦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正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农垦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省水利学会常务理事、省水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省工程咨询协会常务理事。我怕他看不起我这个无名小卒，不敢自己前去找他，就一再请老蔡和我一起去邀请他。也许是老蔡有意要考验一下我的办事能力，也许是我与他关系不够铁，总之，他要我自己去。还是那一身穿戴的我，走进了郭院长的办公室，他热情地给我让座的同时，递给我一杯热茶水，并微笑地对我说：“找我有什么事？”看着那个长者十分慈祥、善良、和蔼又可亲的脸，就像是在童话世界里遇到仙人一样，恐惧的心完全没有了。在自我介绍并讲了课题内容之后，他说：“你也是快要退休的人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说：“不为别的，就为咱们这些老同志，退休前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句号画得再圆一点，给垦区办点实事儿，想请您参加我们的课题研究”，他听得很仔细，没有一点大领导的架子，还问询了参加课题组的其他同志情况，表现出很欣慰的微笑。没等他表态，我知道我成功了。他说：“好，我支持你！”他还给我介绍了他的副院长李崇祥同志，他说他掌握有很多资料。

最难攻的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研究的主持人范治同。相所长告诉我：“老范是总局前农机处处长，高级工程师，现在担任总局经济技术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他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总局许多重大决策的文件起草人。”为这些我欣喜若狂，是我们最终完成综合研究不可缺少的人。我知道老相和老范是铁哥们儿，所以我想请相所长亲自和老范谈谈，肯定没问题。可没想到老相说：“没有用，他不会答应的。”而恰恰是这句话刺激着我，一定要去试试。在我找老范谈时，他那双聪慧、机敏又深沉的大眼睛，仿佛一直在想着应付我的对策，似乎坚如磐石。我把知道他的情况一一说了，吹他捧他都没有用，又用激将法激他也没有用，一直说到下了班，我又像他的影子一样，从办公室追到他家里，还赖皮脸要在他家吃饭。他躲着我进了另一间屋子，忽然传来美妙的《蓝色的多瑙河》这一世界名曲演奏的声音，这是我最爱听的曲子，我以为是老范在放录音带，就走进了那间屋子，原来是他在用电子琴弹奏。透过他那过早全白了的头发、饱经沧桑的脸和那美妙的琴声，我意识到那音乐中所追求的东西，又在他的思海中掀起了狂涛巨浪，他那颗心实际上比我还热。他终于点头了。

就这样，我们还邀请了总局经委副主任－高级经济师李浩维同志，总局政策研究室主任－高级经济师孙仁松同志（他曾经是我的老师），分别承担了“发展高效农畜产品加工途径研究”，“搞活垦区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子课题主持人，并聘请垦区德高望重、实践和理论经验都极其丰富的农垦科学院的老院长－68岁的王明尧老先生给我们的课题当顾问。

在1993年1月5日召开的课题组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上，总局党委书记王xx说：“‘两高一优’是全局性的战略课题，非常重要。课题组集中了垦区的精华，命运就落在你们身上了。”总局总农艺师周茂林、科学院院长张国范、科学院副院长宋海太等，都讲了鼓励和希望的话。我们在受到鼓舞的同时，更看到了一位领导在王明尧院长的肩头小声说：“王老，您可要把握住方向啊。”我见王老笑了笑，没吭声。这是领导嫌我们的课题搞得太大了，超出了农业的范围，以往的课题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课题包含这么多方面的内容。这从以后的一些领导对我们的要求中也看出来，比如：“你们的课题研究结果要有可操作性”，“先拿出你们的样板田来，让别人信服。”然而，既是全局性的战略课题，怎么可能像推广某个单项农业技术那样有可操作性？我们十一个在不同单位工作的科技人员，又怎么可能有权就全局的问题要求别的单位按我们说的去做、并一年收到立竿见影的样板田效果呢！？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九十年代垦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向领导提供大的思路、总体框架，以求寻找一条产量、质量、效益最佳结合的持续农业发展的途径。这说明我们的想法和领导的要求差距甚远，以后的困难和课题的结局可想而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有的说：“没用，领导关心的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干了也白干。”但大多数人认为，就是只能“立此存照”，我们也要在退休前把这颗心留下来。因此我们不但没有再精简课题，反而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每个子课题又邀请了一批专家和学者，使课题组成员从11人增加到27人。

为了让垦区人民知道什么是“两高一优”农业？先进国家是怎样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为我们的课题搞好舆论宣传和引导工作，我找到了《农垦报》社编辑部，我向他们讲明了我们这个课题的目的和内容，希望取得他们的支持。他们竟然同意了，为我们设了《看世界、想垦区》专栏，分5期刊登了我和姚克以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垦区对比写的：一、《积极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二、《农业的最大效益是结构效益》。三、《让科学技术统领农业生产》。四、《搞好农业社会服务至关重要》。五、《农工商综合体与“一村一品”的启示》等。我们更把《农垦研究与开发》期刊作为宣传阵地，一直发送到每个生产队。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也为了综合研究的需要，我必须想方设法出去调查，而哪一个单位的领导会对我这个无名小卒，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接待呢？同时，课题经费的紧张，又不允许我花太多旅差费，我便想到最便捷的方法，是去参加总局召开的各种大型工作会议。我依然十分天真地认为，我们的课题是领导心中挂了号的重要的课题，因此召开有关会议时，必定会通知我们参加。但也许是领导忙的把这件事情忘了吧！事实上，一次也没有过这种“荣幸”，是我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于是我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听到一点信息就不停地追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当时总局也正在进行改革，比如在绥滨农场实行分田到户，发展“家庭农场”。总局组织各农场及有关方面的专家，到那儿去开现场会。这和我们这个课题很有关系，但没有人通知我参加，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自己挤进去参加。我看见他们把水泥晒场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给每个小家庭农场使用，我心里很痛。国营农场就是大农业、大机器化、大生产，好端端的水泥晒场被分割成这样，使大机械发挥不了效率。

我记得1993年底，总局在佳木斯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垦区‘两高一优’农业工作会”，那天我赶到了位于美丽的松花江畔的那座高二十一层楼、豪华气派的“黑龙江农垦大厦”门口，见到一个个穿着整洁漂亮，脸上都带着欢笑的人们，穿梭似的进入大厅，我也就跟着他们一起往里走。但我却被门卫拦住了，也许是我的穿着不像是领导，而我又没有注意到其他人身上都戴着出席会议的塑料卡。我本是个自尊心十分强的人，没有身份跑来参加会已使我十分忐忑不安，只想能借人多混进去“偷艺”，就怕被截住，却真的像小偷一样的被截住了。一阵委屈涌上心头，我真想哭，为什么想干点好事却这么难？突然，在大厅不远处我看见了总局王书记和周总农艺师的身影，想起了“领导效应”，就大喊了一声“王书记！”门卫见王书记过来跟我握手说话，便不再追问，这样我溜进了会场。

就是在这次会上，在全局推行以家庭农场承包为主要形式，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平均分到每个职工家里的做法形势下，我听到了九三农场管理分局尖山农场截然不同的做法。他们将各种农业机械集中起来，将26万亩麦豆耕地，承包给机耕队的710名职工，使人均耕地达到3６5亩，人均生产粮豆43.5吨，各类机械作业量平均提高10%，机车费用下降了12%。他们从土地上分离出3461名农业职工，组织他们从事以养殖业为主的多种经营，促进了畜牧业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听到这个消息，犹如在沙漠中行走多日，突然找到一灣清泉，使我兴奋激动。因为我们垦区是大型农业企业，它的改革就绝不应该简单的学习农村改革的经验。大机械化和土地连片是我们有别于农村的绝对优势，尖山农场正是利用了这一优势，实现了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并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我抓紧会议休息时间，对九三管理分局和尖山农场的领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在采访中又了解到，九三管理分局还不惜克服重重阻力，拆除了一些民房和重要机关用房，用以拓宽马路，强化交通运输，修建大市场，他们并把这些行动与规划的小城镇建设结合了起来，这一切多么符合我们课题的设想啊！

我多么希望在这个大厦里，能有一张极普通的床让我住，我甚至提出可以住在门卫的值班室里，这样我就可以把晚上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多采访一些人，多得到一点启发。可是我被告知，没有地方能安置我住。吃午饭时，总局科技处王德禄副处长（我的同学）拉着我走进饭厅，他站在那里四处张望，看哪一张桌子上能有空座位让我去“蹭饭”。就这样在会议中，我吃一顿饭，换一个位置，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儿。既不能住，晚饭我就到外面去买个凉面包，到最便宜的招待所，要一碗热开水．．．．．．。

就是用这种方式，我吃“蹭饭”，坐“蹭车”，住“蹭宿”，陆续参加了总局在宝泉岭管理分局召开的“庭院经济工作会”、在佳木斯召开的“体制改革工作会”、在九三管理分局召开的“农场管理学会年会”等等。我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学术研讨会”和农业部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绿色食品工作会议”，学到了许多我从不知道的知识。

可是我哪儿当过什么主持人啊！和课题组的这些人比，论学识都比我高一大截儿，属于我的老师辈的；论资历又都比我长，是我的前辈人；论级别他们都是大领导，只有我一个是平头小百姓；论年龄又都比我年长。开始我想得太简单，以为只要每个人把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搞好，最后一合起来就行了。可是一干起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不能独立存在，它们之间有交叉，有衔接，需要全盘统一设计规划。所以尽管开始时我是吃了豹子胆，可是当我们定期合起来开课题研究汇报会时，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怎么发动大家讨论起来，怎么发动各个组都动起来。我不敢说哪个组干的好，更不敢说哪个组还存在问题。我只有在下面分别了解各组的情况，然后不定期的印发《课题动态》，以达到尽量促一促的目的。我终于尝到了不自量力的苦果。而实际上各个组都在进行着无言的行动。

最让我们产生紧迫感的，是蔡方达从北京带来的信息，他们此课题组的三名同志，有的专门负责与中央各部委的有关人士，探讨垦区发展的问题；有的负责请经济界知名人士咨询；有的专门搜集整理资料并进行分类。他们不仅把国内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国际上农副产品出口价格进行了比较，把整个国际国内市场的发展动向告诉我们，还把国家为了“复关”（即WTO）与国际市场接轨，将要逐年取消“进口许可证”的种类和时间表寄了回来，比如，1994年将取消对啤酒、葡萄酒、木浆、木材等十几种产品和原料的进口许可证，到1995年底又取消植物油、其他化工产品．．．．．．到1996年底又取消……，这就意味着，垦区在这些方面的产品和原料，不仅面临国内产品的竞争，更面临国际产品高质低价的挑战。而垦区一些不能自己生产又必需的产品，在放开进口、下调税率的情况下，我们又必须承受高价的支出。比如1994年初外汇并轨，垦区仅化肥一项就多支出了6-8亿元；他们还告诉我们一些外商在中国投资建厂，利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以及我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挤占瓜分和控制我们的国内市场；城市居民中存在的崇洋消费心理，又加重了这一影响，比如台灣味全奶粉每磅20到30元，其价格比垦区的产品高了3-4倍，其配方原料却大多是垦区拥有的。又比如外国啤酒商以投资或商标入股的形式，准备以全国统一的广告方式进行“轰炸”，达到控制市场目的，而垦区拥有的优质啤酒大麦原料，还没在国内找到一家适合的合作厂家。他们还立足长远指出：“复关”（即现在的WTO）与国际经济接轨势在必行，而国际上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执行“ISO9000系列标准”和国际粮农组织的“食品法典”，在对外贸易的报关形式上，则要求采用EDI方式，所有这些都是取得国际贸易权的通行证，而我们对这些陌生的东西全都一无所知。

面对这样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的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在103个农牧场中，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已有25个，在50%-60%的只有2个；多年来以粮为主，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扩大，粮豆产品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大豆、小麦、玉米、水稻的亩盈亏平衡点产量已分别接近100、200、250、300公斤，平年所盈利无几，更不敢想象灾年。而我垦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2.29%......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垦区甜菜糖产量占全国的1.5%，份额不小，而我们的生产成本又高于南方的蔗糖成本，我们的糖价又高于进口糖价；又如，进口小麦价低于我们的国内市场价，而我们的春小麦又因品质不好，在国内销售中总是赶不上“班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我们靠什么生存？拿什么去竞争？我们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气候严寒，使我们在这场竞争中，本来就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再加之长期的投入不足、资金极度匮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加工企业靠什么获得新生？

在调查中，我们还看到一些十分令人伤心的事情。例如在秦皇岛，那里几乎集中了垦区各管理分局的对外经销单位，首先进入的是九三管理分局，听说去了三百人，盖了个大的办公楼；以后各管理分局也陆续进驻；最后进入的是农场总局的经销处。但他们都各干各的，互相封锁消息，甚至竞相压价吸引买商，最后让买主获利。我们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形成拳头？这样在那里的大豆市场就可以由我们掌控了。”在那工作的一些同志也为此事忧心忡忡，可他们讲了一句实话：“由谁来领导？”九三管理分局虽然去的早、人多、规模大，但他们只是营级机构，怎么能领导其他管理分局的团级机构呢？我们又问：“为什么不由总局来领导呢？”回答是：“他当领导给我们钱还可以，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谁干呢？”我们又到了一个管理分局的粮油公司，情况更是让我们忧虑。由于在改革中强调了个人承包，于是便把原来统一使用的几十万元流动资金、仓储设备等，平均分给了十来个承包人，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于是出现了每个承包人都要自己跑外边去找客商，然后回来自己到农场去组织货源，再到火车站自己去申请车皮……有的收购到了粮食，却没有存储的库房；有库房的，却没有客商或货源，他们宁肯让库房空着，也不借给有货源的人用，要不然就花钱租才肯……；有的农场一天要接待数批本来是一个公司的老上级，给谁不给谁真难办，万一形势变了，得罪了上级，以后怎么办？奶粉业也是垦区的强项，但全局1993年就有62家奶粉厂，有的一个农场就建了两个小乳品厂，日处理鲜奶五吨以下的小厂子就有十四个，而日处理鲜奶四十吨以上的仅有十一个，出于农场自身的利益，谁也不服谁，让哪个厂当龙头？这些厂子年生产能力总计达6.1万吨，而真正的达产率只有55%，大量设备闲置浪费……又想起了领导要我们拿出样坂田来，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凭我们的能力，在这块土地上能种出样板田吗？

但是我们还是要使课题研究尽量具有可操作性和以事实为依据的说服性，我们全体同志跑遍了九个农场管理分局中的七个局、近三分之一的农场；对农场总局和各管理分局的直属加工企业，如佳木斯肉联厂、三江食品公司、完达山奶粉厂、红兴隆糖厂等九个单位；对驻北京、天津、秦皇岛的十个经销处；对黑龙江农场总局驻哈尔滨的外贸公司、粮食公司、物资公司和五个农场管理分局的主要领导、几十名农场场长和生产队长，都进行了调查访问；在八一农大专门召开了专家教授座谈会。我们更对垦区和一些农场的历年基础数据、财务年度决算等进行了长时间的、由表及里的分析。

这期间，有十五名同志根据调查，撰写论文四十余篇，以不同的方式或在不同的会上发表宣读。

最后是在各位老专家似兄长般的支持、爱护、帮助下，他们写完了各个子课题专题研究部份，我和姚克写了总论部份，到1994年10月结题。我们提出了总体发展战略和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发展建议。提出：“要根据市场需求，以市场型产业集团方式，组织和发展垦区适销对路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利用垦区草场面积大的特点，大力发展以食草动物为主的畜牧业、产品加工业，实现过腹增值，加工增值；实行草田轮作，推广适宜冷凉气候的高产优质牧草紫花苜蓿生产，既培肥了地力，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支援了畜牧业，多余的还可以加工出口；少铺摊子，收缩战线，突出重点，集中资金，强化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在龙头企业的选择上，要舍得拿出现有实力强、经营好、利润高的企业与外商合作，进行嫁接改造，以提高产品的档次和市场竞争力；借船出海，借鸡生蛋，以两头在外（如来料加工），构筑垦区经济的新生长点；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把垦区千余个企业从层层叠叠的行政链条上彻底解放出来；完善市场宏观体系的建设，将垦区真正建设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市场型巨型产业集团—北大荒产业集团，让国人皆知的‘北大荒’三个字—这一无形资产，成为北大荒优质产品的品牌，名牌，站在统一的国内外大市场面前……”

完成课题总结报告，我去向总局领导汇报，他没听我细说，只说：“拿出你们的样板田再说！”我灰溜溜地退了出来。由于我这个主持人的无能，也没有达到领导要看“样板田”的要求，注定了不会引起领导重视，所以我们没有花巨资去召开大型成果鉴定会宣扬，只是以通讯鉴定的方式，把课题研究报告寄给农业部、八一农大的知名经济学家，请他们对研究报告進行评价。更把研究结果交给了垦区一届又一届的领导和全体职工去鉴定。

虽然专家的评价都很高，虽然我和姚克写的《对黑龙江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战略思考》的论文，获得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虽然我这个“句号”是画圆了，但是它对整个垦区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大的，这是我的失败。这也告诉我，心再比天高，也不要干不自量力的事。

看着这本近20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书，共同战斗了一年零十个月的老战友们的风采，又一个个的浮现在我眼前。从表面上看，他们几乎都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但他们又几乎都是五十年代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或1958年的转业军官。六十年前，他们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来到气候恶劣、人迹罕见的北大荒，风餐露宿、披荆斩棘，从劳动锻炼起步，在最基层当技术员，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领导岗位。而不少同志的身上，还留着被“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子弹打中的伤痕，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倒下去，而是用生命和行动证明他们活着的价值！我为在自己的一生中能结识这样一群人而感到自豪！是他们帮我用了不到2万元钱，完成了需要8万元干的事。在研究中，我没给过他们一分钱课题费，只想最后从省下的钱中以稿费的形式给他们一点劳动补偿，那怕是每人只给100元呢，我也会感到一点心理平衡。这笔钱我确实是省下了，但是结题时会计说：“现在没有钱，有了一定给。”过了一年多之后又说：“你们的课题账找不到了”，使我的心愿永远也没有机会实现了。其实那时科研所已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能怨谁呢？以及，我们的研究报告对垦区的发展是否起了作用？我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我永久的遗憾。但1995年7月，郭大本院长的来信，使我不平的心态得到一些安慰，信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因课题我们有幸结识，试想，一批籍贯东西南北的北大荒老科技工作者，在即将离退休前夕，还在为垦区前景、为‘两高一优’煞费苦心。民族英雄文天祥有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对赤城者的写照。我认为，不管课题研究水平如何，也不管它能否为当权者采纳，但整个研究通篇上下，都反映了北大荒赤子之情，反映了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寄托，实在是一本值得永远留念的历史记录。”

没想到二十年后，2016年3月我学着用电脑第一次上网，竟在网上看到了这项课题1996年获得批准的鉴定结果。更没想到鉴定委员会会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给以这么高的评价。现将其复制如下：

《黑龙江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途径研究》

时间：2014-03-27 10:21:52  来源：  作者：项目名称 ： 黑龙江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途径研究  

完成单位 ： 黑龙江省农垦红兴隆分局科研所,155811,黑龙江省友谊县  

完成人 ： 崔港珠,女,1939,高级农艺师; 姚克麟,男,1934,农业经济师,副主任; 蔡方达,男,1932,高级农艺师; 郭大本,男,1936,高级工程师，院长; 汪锡德,男,1935,高级农艺师,处长; 王性善,男,1934,高级畜牧师,处长; 范治同,男,1936,高级工程师，处长，（另外还有邱丽影，女，高级农艺师，处长；相金勇，男，高级工程师，科研所长；孙仁松，男，高级经济师，主任；李浩维，男，高级工程师、副主任等子课题组长，没写上。）  

项目开始时间 ： 01/01/93  

项目结束时间 ： 12/31/94  

鉴定单位 ： 农业部  

鉴定形式 ： 函审  

鉴定日期 ： 12/29/94  

批准日期 ： 11/19/96  

密级 ： 非密  

鉴定意见 ：  "鉴定委员会认为，本项目从黑龙江垦区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为主线，方向正确，思路清晰，资料翔实，论据充分，方法科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项研究内容跨度大，涉及面广，综合性强，难度较大。课题组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专家，对垦区作了系统的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客观地分析了垦区在经济转型中的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与具体对策，不仅对黑龙江垦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其它同类地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九个子课题的研究，从不同侧面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的建议具有创见性和可行性。鉴定委员会认为，此项研究成果在农垦系统中是一篇优秀之作，达到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并确定为发展战略和对策时予以采纳。此项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垦区经济的各个方面，需要与黑龙江省以至全国经济转型相协调。为此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制定实施的具体规划，方能达到预期目标。"

鉴定委员： "主任委员,郭书田,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经济,农村经济,高级经济师、副会长; 副主任委员,张万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经济,教学科研,教授、校长; 委员,李文采,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农机,科研管理,高级工程师、院长;"  

成果水平 ： 国内先进  

任务来源 ： 农业部  

推广前景或技术说明 ：“ 本项目适于在黑龙江垦区范围内应用。 实施这顶成果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一年来在红兴隆分局已局部实施，大力调整了产业结构，发展了以牛为主的草食性家畜，扩大了以玉米为主的高产高效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经济体制改革上推广了‘三田制和股份合作’，农业两费自理程度大幅度提高，如能在全局推广，加大改革，重点突破农产品加工业，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走巨型企业集团之路，必将使垦区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东北亚经济圈中，成为具有竞争能力的北大荒集团军，人民生活实现富裕。”

技术说明 "本项目任务来源于农业部，主要应用于农业领域。 项目研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本，以高效为中心，立足国情垦情，在多部门、多学科广泛调研基础上，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分析了黑龙江垦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由原料型农业转化成为成品型农业，由单一的商品粮基地转化为商品粮及食品为主的轻工商品基地，实现大农业结构；加强农业基地建设；重点突破加工业；多元多层次搞活流通，集团经营；依靠科技进步；深化整体改革，强化宏观管理等6条具体可行的实现目标发展途径，对黑龙江垦区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也是在2016年，我在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上看到：“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北大荒’品牌已经连续第十一次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今年其品牌价值首次突破460亿元大关，以462·42亿元位居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第42位，比十一年前提升了259位”。另外垦区已由生产100亿斤商品粮一跃生产200亿斤商品粮 。这正是我们在课题中提出的“将垦区建设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市场型巨型产业集团——北大荒产业集团，让国人皆知的‘北大荒’三个字这一无形资产，成为北大荒优质产品的品牌、名牌，站在统一的国内外大市场面前。”北大荒人又奋斗了二十年，这理想终于要实现了，我太兴奋了，我太为北大荒人骄傲了。

更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在课题中提出的这个建议，正是国家今天对北大荒改革的要求，从2018年3月19日起，“黑龙江农场总局”的牌子将换成”农垦北大荒集团”的牌子。北大荒今后会按照中央对农垦改革的精神，打造成国家农业领域的航空母舰。厉害了，我的北大荒！

完成了这项课题我55岁，姚克60岁，同时退休。我获得了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农技推广荣誉证章；姚克被授予1993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实现了他1958年冬写的《水乡南泥湾》中的话，“让我们并肩向前，共同用顽强的劳动，响应祖国的召唤！”1997年我俩同时获得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颁发的金质“北大荒功勋奖章”，可惜他已上了天堂。

至今想起让我成长的北大荒，让我能生活在“天上人间难寻”、有一群世上最可爱的人的北大荒，让我获得最珍贵无比爱情的北大荒，让我骄傲的北大荒，我仍然以我是光荣的北大荒人骄傲！我依然每天不由自主地看北大荒的天气预报，害怕哪儿又发生了灾害。我衷心祝愿我生命的摇篮、我的第二故乡—北大荒，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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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