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巩利

清河川是个戏窝子，清禾队人爱戏，就是日月生活难。

这话一点不假。川里人谁不爱听戏？谁不爱唱戏？可戏是精神上的事，肚子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戏能当饭吃？不能。可戏又像是盐，没了它，日子寡淡得咽不下去。

玲晓姊妹七个，她为最小。上头六个哥哥姐姐，一个个都熬大了，轮到这小女儿，家里已是掏空了底子。可偏偏玲晓生来就有一副好嗓子，打小跟着收音机哼碗碗腔，哼得有板有眼，村里人听了都说：“这女娃，天生是吃戏饭的。”

她爹听了这话，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烫了手指头都没觉着。他盘算了三天三夜，最后一拍膝盖：“送！送戏校！”

戏校在县城里，离清河川五十里路。玲晓去的那天，她妈给她煮了六个鸡蛋，用布包了塞进她包袱里，嘱咐了一路的话。她爹套了毛驴车，把她送到戏校门口，卸下行李，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揭开，里头是皱巴巴的票子，数了又数，交到报名处。

玲晓学的是碗碗腔。这腔调比秦腔软，比眉户细，唱起来像是月牙儿挂在屋檐上，悠悠地晃。可学费却比秦腔贵——别人家娃学秦腔是八元，她学碗碗腔是十二元。多出的四块钱，够家里买一袋子盐，够她爹抽两个月的旱烟，够她妈在集市上扯三尺花布。

玲晓知道这十二块钱的分量。

头两个月，她省着花，啃干馍，喝稀粥，把饭票省下来换成钱，可那点钱塞在枕头底下，怎么攒也攒不够学费。到了第三个月，她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她不敢去戏校，怕老师问，怕同学看，怕那种交不上钱被点名时脸上烧得慌的感觉。

她回了家。

秋天的清河川，苞谷掰了，麦子还没种上，地里光秃秃的，风刮起来带着土腥味。玲晓进了院子，她妈正在灶房里搅苞谷糁，锅里的热气糊了一脸。玲晓站在灶房门口，叫了一声“妈”，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她妈回头看了她一眼，手里的木勺没停：“咋回来了？戏校放假了？”

玲晓低着头，两只手绞着衣角，半晌才憋出一句：“妈，我两个月没交学费了……不敢去。”

她妈手里的木勺停了。锅里的苞谷糁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溅出来一滴落在灶台上，糊了一个白点子。

“没事。”她妈把木勺往锅沿上一搁，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那就上楼挖麦，卖了麦交学费。要不就装些苞谷，推成苞谷糁，驮到集上卖了也成。”

说着，她妈就往外走，要上楼梯去楼上挖麦。玲晓跟在后面，心里又酸又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楼梯是木头的，窄得很，脚踩上去吱呀吱呀地响。她妈刚踩上两阶，她爹从堂屋里冲出来了。

“你干啥？”她爹的声音闷得像打雷。

“挖麦，卖麦，给玲晓交学费。”她妈头也不回。

“不准挖！”她爹一把拽住她妈的腿，往下拉，“那是留的麦种！来年地里种啥？种啥！”

她妈被拽得一个趔趄，扶着楼梯扶手才站稳。她回过头，眼睛里冒着火：“麦种重要还是娃的前程重要？玲晓学的是碗碗腔，那是本事，是手艺，是一辈子的饭！”

“啥碗碗腔不碗碗腔的！”她爹的嗓门更大了，“人家娃学秦腔每月八块钱，咱娃学个碗碗腔要十二块，还比人家娃多了几块！多出来的这几块，你从哪抠？从哪省？”

玲晓站在楼梯下，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哥也从屋里出来，站在她旁边，低着头，一声不吭，肩膀一抽一抽的。

她妈不依不饶，还要往上爬。她爹死死拽着她妈的腿不放，两个人就在楼梯上拉扯起来。她妈急了，一脚踢在她爹肩膀上，她爹踉跄了一下，差点摔了，可手还是没松。

“我砸锅卖钱都要让玲晓把戏学成！”她妈的声音尖利得像刀子，划破了整个院子，“砸锅卖铁，卖房卖地，我都不怕！玲晓有天分，她不是那块料我认了，她是个好苗子，我不能耽误她！”

这话说完，她妈的眼圈也红了。她是个刚强的女人，清河川出了名的能干，从不当着人面掉眼泪。可那天，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楼梯的木板上。

她爹的手慢慢松了。他蹲在楼梯上，抱着头，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走进堂屋，把炕上的被子一卷，夹着就往外走。院子里放着架子车，他把被子往车上一扔，拉起车就要走。

玲晓扑过去，一把抱住她爹的腿，哭得喘不上气：“大！大！我不学戏了！我不学了！你别走！你别走！”

她爹站住了。风吹过来，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他低头看着抱住自己腿的小女儿，看着她哭花了的脸，看着她瘦小的身子，看了很久。

他把架子车放下，蹲下来，粗糙的手掌抹掉玲晓脸上的泪，抹了一把又一把，怎么也抹不干。

“大不走了。”他说，声音哑得像破锣，“大给你想办法。学，咱继续学。”

那天晚上，她爹把家里仅剩的半袋麦子扛到隔壁村磨了面，又找了三家借了四块钱，加上家里翻出来的零碎票子，凑了十二块。第二天天不亮，他套上毛驴车，把玲晓送回戏校。

学费交了。

玲晓后来成了角儿。每回登台，唱到动情处，她眼前总会浮现那架驴车，那个背影，那十二块钱。

条绒鞋

雯红十三岁那年，在戏校学戏。

戏校里的女娃们，都是从各个川道来的，有的家境好些，有的差些。十三岁的女娃，心思细得跟针尖似的，谁穿了件新衣裳，谁买了双新鞋，一眼就能看出来。

有一天下了课，几个女娃蹲在戏校后院的老榆树下聊天。太阳暖烘烘的，晒得人犯困。说着说着，不知谁把话题扯到了鞋上。

“我爸给我买的条绒鞋，带跟的，三块五。”一个女娃把脚伸出来，鞋面上沾了点土，她用袖子擦了擦，亮给别人看。

“我也有，也是三块五，我妈在供销社给我挑的，咖啡色的。”

“我的也是，三块五。”

几个女娃你一言我一语，都把脚伸出来比划。三块五的条绒鞋，带一点跟，鞋面上两道棱，穿在脚上走起路来噔噔地响，像是踩在木琴上。在那个年月，这是戏校女娃们最时兴的鞋。

雯红坐在最边上，两只脚并得紧紧的，藏在裙子底下。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鞋——那是她妈纳的千层底，黑布面，圆口，好是好，可就是不像人家那样带跟，不是条绒的，也不值三块五。

她没有吭声。可心里头，像是被猫爪子挠了一下。

那天下午，雯红请了假，走了好多路回了家。她推开院门，她妈正蹲在院子里洗衣裳，两只手泡在皂角水里，搓得通红。旁边的木盆里堆着一家人的衣裳，她妈一件一件地搓，搓完了拧，拧完了抖，再放进清水盆里漂。

“妈。”雯红叫了一声。

“哎，你咋回来了？”她妈抬起头，皂角水的泡沫沾了一脸，“戏校放假了？”

“没有。”雯红蹲下来，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妈，我想要双鞋。条绒的，带跟的。三块五。人家同学都有。”

她说得很急，像是怕自己说不完似的。说完就低着头，等她妈回话。

她妈的手停了。皂角水从指缝里滴下来，一滴一滴，落在盆里的衣裳上。

“上午从隔壁你嫂嫂家借了五角钱，给你弟买了书包。”她妈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商量，“等你爸回来了再给你买，好不好？你爸过两天就回来了，他给人做完那家的家具就结账，结了账就有钱了。”

雯红没说话。她蹲在那里，看着盆里的衣裳，看着皂角水泛起的小泡泡一个一个地破掉。她妈的手又红又肿，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那双手刚搓过一家人的衣裳，待会儿还要去灶房做饭，还要喂鸡，还要扫院子。

可十三岁的雯红看不见这些。她只看见别的女娃脚上的条绒鞋，只听见那噔噔的声音，只觉得自己的千层底土得抬不起头。

“我不要等了。”雯红站起来，声音忽然大了，“我现在就要！人家都有，就我没有！爸回来是啥时候？两天？三天？还是十天？我等不了！”

她妈也站起来，围裙上滴着水，想伸手拉她：“雯红，你听妈说——”

“我不听！”雯红一把甩开她妈的手，眼泪哗地涌出来，“你就是不给我买！你就是偏心！给弟弟买书包就有钱，给我买鞋就没钱！”

她妈愣住了。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雯红已经转身跑了出去。

“雯红！雯红！”她妈在后面追，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两只湿手在围裙上胡乱擦了两下，就追出了院门。

雯红走在前头，不停地走。她走得很急，脚上的千层底踩在土路上，没有噔噔的声音，只有闷闷的噗噗声。她低着头，眼泪一串一串地掉，砸在脚面上，凉凉的。

“雯红，你等等——”她妈在后面声声地叫。

雯红不听。她走得更快了，几乎是跑。她不想回头，不敢回头。她怕一回头就心软，心软了就得回去，回去了还是没鞋，没鞋就得回戏校，回戏校就得看别人的条绒鞋。

她就这么一直走，一直走，走远了，走回了戏校。

她到底不知道她妈是啥时候回的家。也许追了几步就没追了，也许追到了戏校门口，也许站在路口看了很久。雯红不知道。她没回头。

几天后，雯红正在练功房里压腿，有人喊她：“雯红，你爸来了！”

她跑到戏校门口，她爸站在那棵歪脖子槐树下，旁边停着一辆破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蛇皮袋。她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笑起来挤成一道道沟。

“爸——”雯红跑过去。

她爸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她：“给，去买鞋。条绒的，带跟的，三块五的。”

雯红接过布包，打开一看，里头是几张票子，叠得整整齐齐。她数了数，有四块。多给了五毛。

“爸，你哪来的钱？”

“把猪卖了。”她爸笑了笑，轻描淡写的，“反正那猪也不肯长，留着费粮食。卖了也好，省心了。”

雯红后来才知道，那是家里养了大半年的猪，原打算留到年跟前杀了腌腊肉的。她爸卖了猪，没直接回家，绕到集市上买了几个瓜果，用布兜着，带到戏校给她。

“来，吃瓜。”她爸从自行车后座上的蛇皮袋里掏出几个瓜果，个个都擦得干干净净的，“你妈说了，让你好好学，别想家。鞋买了就穿，别舍不得。”

雯红接过瓜果，咬了一口，甜的。可她嘴里甜，心里酸，酸得她眼泪又下来了。

“咋又哭了？”她爸慌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没。”雯红摇摇头，使劲憋住眼泪，“爸，你骑车回去慢点。”

她爸骑上那辆破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走了。雯红站在戏校门口，一直看着，直到那个背影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条绒鞋买了。咖啡色的，带跟的，三块五。雯红穿上它，在戏校的院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噔噔的，果然好听。可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总有个地方空落落的，像是缺了什么。

后来她才知道，缺的是她妈蹲在院子里洗衣裳的背影，是她爸卖了猪轻描淡写的那句“反正那猪也不肯长”，是她追在后面声声叫着她名字的声音。

很多年后，雯红五十六岁了。

那年她已成了名角，唱了半辈子戏，碗碗腔、秦腔、眉户，样样拿得起。她登过最大的台子，拿过最高的奖，台下坐过成千上万的观众。可有一回，一个记者来采访她，问她小时候学戏的事，问她最难忘的是什么。

雯红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脚上——她穿着一双布鞋，千层底的，黑布面，圆口，跟她妈当年做的一模一样。

“我最难忘的……”她顿了顿，声音忽然有些哑，“是我十三岁那年，逼着我妈给我买一双条绒鞋。”

她把那段往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说她怎么回家要鞋，怎么使性子，怎么甩开她妈的手跑了，怎么头也不回地走，她妈在后面声声地叫，她到底不知道她妈啥时回的家。说她爸把猪卖了，给她送了四块钱，还有几个瓜果。

“我年小不懂事。”雯红说到这里，眼眶红了，“真的不懂事。那双鞋三块五，可我妈的手泡在皂角水里，搓一家人的衣裳，搓多少件才挣得来三块五？我爸养了大半年的猪，杀了能卖多少钱？他舍不得吃肉，舍不得给自己买件新衣裳，把钱给我买鞋，还多给了五毛。”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五十六岁的人了，坐在镜头前面，哭得像个孩子。

“后悔。真的后悔。”

记者也红了眼眶，轻声问：“那双鞋后来呢？”

“穿了好久。”雯红擦了擦眼泪，“穿烂了也没舍得扔。后来我把它收起来了，跟我妈给我做的千层底放在一起。我妈不在了。我爸也不在了。”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唱戏，每次登台，脚上穿的都是千层底。我觉着，踩着它，稳当。”

角儿

玲晓和雯红后来都成了名角。

玲晓的碗碗腔，唱得能让人骨头缝里都透出酥来。她唱《借水》，唱《赠钗》，唱《金碗钗》，一开口，满场鸦雀无声。有人说她的嗓子是老天爷赏的，玲晓听了只是笑笑，不说话。她知道，她的嗓子是她妈在楼梯上喊着“砸锅卖钱”撑起来的，是她爹半夜翻箱倒柜凑出来的十二块钱垫起来的。

雯红的戏路更宽，秦腔、碗碗腔、眉户都能唱。她最拿手的是《丁朗探母》，唱到“儿想娘亲难相见”那一句，台下的观众没有不抹眼泪的。有人说她唱得太动情了，雯红说：“戏是假的，情是真的。我小时候不懂事，伤了我妈的心，后来懂了，我妈不在了。每次唱这段，我都觉着是唱给我妈听的。”她还唱过学民书记编写的《白玉兰》巜种玉缘》，好评如潮。

清禾队的人说起这两个名角，都竖大拇指。可他们更常说的，是玲晓她妈在楼梯上踢的那一脚，是雯红她爸卖了猪送去的四块钱。

“戏窝子里出角儿，”老人们说，“不是光靠嗓子，是靠爹妈的骨头撑起来的。”

这话，清河川的人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