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唉哎一声山水绿
以笔为舟渡古渡：
来龙山人地方文史写作的角度与风格综述
摘要：
四川泸州民间学者杨世华（笔名来龙山人）近年来以川南古镇弥陀为焦点，发表了一系列地方文史散文，内容涵盖寺庙宫观、渡口码头、民间信仰、匪患史实、名特产品、抗战遗址等多个维度。本文以杨世华已发表的著述为分析对象，从写作立场、题材选择、叙事手法、语言风格四个层面，系统梳理其地方文史写作的角度与风格特征。文章认为，杨世华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以“我”的在场性体验替代传统的客观叙述，将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相结合，并善于运用“曲笔”技法，在风物掌故的铺陈中寄寓文化忧思与建设期待，为当代民间地方文史写作提供了独特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杨世华；来龙山人；地方文史；弥陀古镇；民间写作；曲笔艺术
一、引言
在当代中国地方文史研究的版图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来自民间。他们没有学术机构的编制，不承担科研考核的压力，却凭着对故乡的深情与对历史的敬畏，长期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书写。泸州学者杨世华（笔名来龙山人）便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
杨世华以川南古镇弥陀为中心，近年来在“都市头条”“Suneasecloud”等网络平台陆续发表了《川南弥陀古镇寺庙散记》《千年古渡今安然——漫话长江弥陀渡口》《泸州名特产“弥陀张氏风雪糕”》《闲话清末民初泸州弥陀匪患》《弥陀狮子岩的传奇故事》等一系列地方文史著述。他的写作不为职称，不为发表，而是一位年长的家乡子弟以文字为故乡立传的自觉选择。本文试图从写作角度与写作风格两个维度，对杨世华的地方文史写作做一系统综述，以期揭示其写作的内在逻辑与独特价值。
二、写作立场：以民间身份书写民间历史
杨世华的地方文史写作，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明确的“民间立场”。这一立场并非理论上的自觉标榜，而是由其写作身份、叙述视角和情感取向共同决定的。
从写作身份来看，杨世华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他未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没有任何官方学术头衔。他以“来龙山人”为笔名，在都市头条等网络自媒体平台上发表作品，写作的出发点完全是出于对家乡历史的浓厚兴趣和深沉情感。正如他在多篇文章中所表露的那样，写作是对故乡历史的一次次“寻访”，是对日渐湮没的地方记忆的打捞。这种“我手写我乡”的写作姿态，使他与那些以“客观”“超然”为追求的学院派地方史志写作形成了鲜明区别。
从叙述视角来看，杨世华的写作具有强烈的“我”的在场性。《川南弥陀古镇寺庙散记》开篇即以一首乾隆年间县令叶体仁的古诗为引，随后写道：“笔者也就许愿，寻访弥陀寺庙，实地感受这位父母官诗中表现的川南弥陀古镇的文化风情”。整篇文章以“笔者”的寻访过程为线索，茶馆里听来的掌故、田野间拍下的照片、与当地老人的攀谈，都被有机地纳入叙事之中。同样，《泸州名特产“弥陀张氏风雪糕”》一文，从“笔者去弥陀寻访，聆听‘弥陀风雪糕’传统制作技艺第四代传人张明忠讲述这一名点的前世今生”展开，将读者带入一个鲜活的口述历史现场。这种叙述方式，使地方文史不再是一堆冰冷的事实罗列，而成为一段有温度、有生命的个人化叙事。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杨世华的“民间立场”并非一种姿态性的自我标榜，而是内化于其写作肌理的深层取向。他关注的对象，从来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是那些在正史中无名的普通人——茶馆里的老者、制作风雪糕的匠人、寺庙里供奉的民间神祇、渡口上来往的船工与商贩。他书写的寺庙宫观，不是作为建筑艺术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承载百姓信仰与精神寄托的文化空间；他书写的渡口，不是作为交通地理的考据对象，而是作为见证百姓日常生活与时代变迁的历史现场。这种视角，使他笔下的地方史天然地具有了一种民间叙事的质感。
三、写作角度：从田野到文献的多维观察
杨世华的地方文史写作，并非随意的怀旧感言，而是具有清晰的观察维度和严谨的取材路径。综合其著述，可归纳出以下几个核心的写作角度。
（一）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料的整合
杨世华最为鲜明的写作方法，是将田野调查作为获取素材的主要途径。“阡陌之访，最好的方式之一是‘坐茶馆’。三六九赶场，走进任何一间茶馆，关于弥陀岩与‘老泸州’的种种传说与故事，它们的前世今生，应有尽有，版本各异，但大同小异”。这段话最能体现杨世华的工作方式——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翻阅旧志，而是走进茶馆、走近乡民、走在田野间，用耳朵去听，用脚去量。
口述史料在他的写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在《弥陀狮子岩的传奇故事》中，“踏入弥陀这方土地，‘狮子岩’及其‘杨氏始祖坟’的传说与故事，真的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不仅是修辞上的夸张，更是对民间口头传统丰富性的如实描述。《闲话清末民初泸州弥陀匪患》所记述的匪患状况及其社会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民间口耳相传的记忆碎片。杨世华以写作的方式，将这些即将消散的口头记忆转化为固定的文字文本，起到了抢救性记录的作用。
（二）文献考据与民间传说的互证
尽管杨世华十分倚重田野调查和口述材料，但他并未因此放弃文献考据的严谨性。相反，他善于将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相互对照，在互证中逼近历史的真实。
《川南弥陀古镇寺庙散记》中，杨世华以清乾隆二十一年合江县令叶体仁所作的一首古诗作为切入点。诗中有“怪石嶙峋古佛隐，苍松掩映释迦潜”之句，他敏锐地指出：“好一个‘隐’与‘潜’，活脱脱把弥陀古镇最神秘，最深邃的民间信仰文化揭示无遗”。这首收录于乾隆版《合江县志》的古诗，不仅为古镇寺庙的存在提供了文献佐证，其“隐”“潜”二字更成为全文解读古镇宗教文化的一把钥匙。
在《千年古渡今安然——漫话长江弥陀渡口》中，杨世华对“官渡”“民渡”概念进行了辨析，引述了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考古发现来说明渡江活动的古老起源。在《戏言弥陀的岩与石》中，他引入建文帝流亡西南的民间传说，将“弥陀岩”得名的传说置于明初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时也不忘以文献和逻辑加以审视。这种文献与传说互证的写作方式，既保留了民间叙事的生动性，又赋予其一定的历史可信度。
（三）从微观物事切入宏观历史
杨世华的目光总是投注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物事——一块岩石的命名、一味糕点的手艺、一处渡口的兴衰、一段土匪的横行。然而，他从不停留在对这些“小事”的津津乐道，而是善于从中提炼出更具宏观意义的历史洞察。
《泸州名特产“弥陀张氏风雪糕”》表面上是为一款地方名点立传，实则以一种食物的兴衰串联起了晚清以来的地方商业史、社会变迁史乃至抗战时期的迁徙记忆。他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泸中、泸女中、重庆高工三校转移到弥陀镇子上，师生逾4000人，“那时，风雪糕即成为年青人的美食；放假时，不少人还要专门买些回家馈赠亲友”。风雪糕从一种地方小吃到战时青年记忆的载体，再到计划经济时代“非贵即富”的身份象征，其命运的起伏折射的正是社会历史的波澜。
同样，《闲话清末民初泸州弥陀匪患》记述的虽是局部匪患，但杨世华将其置于清末民初整个川南地区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揭示了匪患背后的土地问题、官府失序、民生凋敝等深层社会矛盾。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角度，使他的文章在地方性之外，具有了某种普遍的历史意义。
（四）对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深沉关切
杨世华的写作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那就是他对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不是外在于其写作的主题，而是内嵌于其写作动机之中的深层动力。
评论者茧庐庸生在分析杨世华新作《弥陀“打儿窝”漫谈》时，准确地点出了这一点：“文章从容的‘漫谈’，迭现山水宫庙画卷，用曲笔形式抒发的是一介书生对故土的挚爱，对文化资源开发迟滞的深沉忧思”。这种忧思在杨世华的多篇文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流露。他记录寺庙的兴废，不仅是为了留下历史记忆，更是为了唤起对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关注；他书写渡口的沧桑，不仅是为了还原一段交通史，更是为了反思当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不足与缺位。
四、写作风格：曲笔藏锋与史家情怀的交织
如果说写作角度体现了杨世华“写什么”的选择，那么写作风格则回答了他“怎么写”的问题。杨世华的文风具有鲜明的个人辨识度，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核心特征。
（一）“漫谈”形式下的曲笔艺术
杨世华的文章多以“漫谈”“散记”“闲话”为题，形式上显得随意、舒缓、不事雕琢。然而，这种“漫谈”的外表之下，实则暗藏着精心设计的叙述策略和深刻的思想意图。评论者茧庐庸生对杨世华“曲笔艺术”的剖析，为我们理解其写作风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所谓“曲笔”，即不直接言说作者的真实意图，而是通过对历史细节、风物掌故、民间传说的细致铺陈，让读者在欣赏文字之美的同时，逐渐感受到文字背后更深层的情感与思考。据分析，杨世华的曲笔艺术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名实相生的文化符号解构——通过对“打儿窝”命名之辨，引出对文化传承与价值评估的思考；其二，景语作情语——以雄浑瑰丽的自然景观描写为后文的忧思埋下伏笔；其三，克制而有力的结尾诘问——以“弥陀尊者，您何时涅槃？‘西南要会’，您又何时醉美天涯？”收束全文，戛然而止却又余音绕梁。
这种曲笔技法，使杨世华的文章呈现出“举重若轻”的美学效果。表面上是轻松随意的风物谈，内里却有着严肃的历史关怀和文化担当。评论者称其“如同那‘打儿窝’的反手投石——背对目标，看似随意，却精准地击中了地方文化保护与开发这一时代命题的靶心”。
（二）文学性与史料性的有机融合
杨世华的写作有一个重要的审美追求，那就是不让文史写作沦为干涩的史料堆砌。他善于运用文学化的语言来呈现历史场景，使文章兼具知识性与可读性。
在《千年古渡今安然》中，他写道：“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海拔约6,621米，全长约6,380多公里”——这是一段数据性的陈述，但他随即转入更为感性的描绘，将长江上游“滩多水急”的特点与蒙宋之战“持续34年”的历史联系起来，使地理叙述与历史叙事自然交织。
在《弥陀狮子岩的传奇故事》中，他描绘狮子岩的形态时写道：“当你站在狮子岩下镇子上和尚土（小地名）这个位置上凝视狮子岩时，就会发现，它宛然一头笑容可掬的雄狮，在向你点头打招呼”。这种拟人化的描写，使一块冷硬的岩石顿时有了生命感。更妙的是，他紧接着插入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词：“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魚米香……”——这种跨文本的引用看似突兀，实则恰到好处地表达了登高望远时的豪迈心境，显示了作者不拘一格的文风。
（三）“我”的在场与情感投射
与传统的方志写作强调“作者隐身”不同，杨世华的文章中“我”始终在场。这个“我”既是叙述者，也是情感的投射主体。他不是站在历史之外的冷静观察者，而是带着对故乡的深情、对历史的敬畏、对现状的忧思，全身心投入历史叙述之中的参与者。
在《川南弥陀古镇寺庙散记》中，读到古诗中“隐”与“潜”二字时，“笔者情不自禁双手合十，脱口而念：阿弥陀佛！”。这种情感的直接流露，在传统史志写作中几乎不可想象，但在杨世华的文章中却显得自然而真诚。在《泸州名特产“弥陀张氏风雪糕”》中，他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为毕业分配之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买到几封‘弥陀风雪糕’”的经历，以个人经验为地方风物注入了真切的生命记忆。
（四）乡土方言与雅俗共赏的语言
杨世华的语言风格介于雅俗之间。他能够引用《诗经》中的“于以用之，公侯之宫”来解释“宫”字的本义，也能够在叙述民间传说时使用“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样口语化的表达。这种雅俗相间的语言策略，使他的文章既能吸引对地方文化有兴趣的普通读者，也不失文史写作应有的学养和底蕴。
五、结语
杨世华的地方文史写作，是一个民间学者以文字为家乡立传的文化实践。他以田野调查为根基，以口述史料为资源，以文献考据为参照，以文学表达为手段，为川南古镇弥陀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档案。他的写作角度多元而聚焦，风格鲜明而克制，既体现了民间文史写作的独特价值，也为当下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
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地方文史研究的长河中，像杨世华这样的民间学者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或许没有系统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对故土的深情和对历史的敬畏，使他们成为最忠实的地方记忆守护者。当城镇化浪潮席卷而来，无数古镇旧事正在快速消失之际，正是这些“来龙山人”们，以一管笔、一颗心，打捞着即将沉没的历史碎片，为后世留下一份关于故乡的、有温度的文字遗产。
诚如评论者所言：“来龙山人的文章多是‘漫谈’形式，娓娓道来，实则是以史家的洞察、文人的情怀，在风物掌故的铺陈中藏入批判的锋芒”。这正是杨世华地方文史写作的精髓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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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世华.千年古渡今安然——漫话长江弥陀渡口[EB/OL].都市头条,200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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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世华.弥陀狮子岩的传奇故事
[EB/OL].Suneasecloud.
[5] 杨世华.戏言弥陀的岩与石[EB/OL].Suneasecloud.
[6] 茧庐庸生.曲笔藏锋处，石洞有惊雷——评来龙山人新作的曲笔艺术[EB/OL].都市头条,2003-06-25.
[7] 杨世华.闲话清末民初泸州弥陀匪患[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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