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雪花开

——纪念曾老师

文/袁刚

一九八六年秋，川南的晨雾总是浓得化不开。我背着母亲用碎布拼成的书包，穿着前面破了洞的胶鞋，站在洛表小学门口的青石阶前，露水正顺着瓦檐滴落，敲打出清亮的节奏。因为不属于新生招生范围，我被领到一位老师面前考试。她约莫四十多岁，坐在旧木桌后，眼角已有细纹，目光却清亮如初春的山泉。“会拼音吗？”“家里有些什么人？”我紧张地掰着手指：“三个男的，三个女的。”教室里顿时漾起笑声，我羞得无处躲藏。她却微笑颔首：“说得清楚明白，这孩子好聪明。”那一刻，晨光恰好穿过雾霭，照见她蓝布衫上细密的针脚——那是我第一次遇见曾老师，却不知道这道光将照亮我的一生。

我们的教室在一栋老旧的木板楼的下层，人走在楼上，灰尘便从楼板缝簌簌落在课桌上。曾老师买来透明薄膜钉在顶棚上，又买来茶壶每天为我们烧水。最难忘的是黑板两侧的墨字：“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当有学生上课“开小差”，她会用教鞭敲击黑板：“我嘴巴说起血泡子，你们还以为是汉菜（三色苋，汁水呈红色）水。在读书的年纪要好好读书，人生没有后悔药啊！”当时不懂，直到多年后我在城市霓虹下熬夜加班时，才明白那些话的分量。

曾老师原是宜宾城里人，师范毕业后却主动申请来到我们这偏远乡镇。她的严厉早在我们入学前就已传开。每日雷打不动的生字听写，背不出课文的孩子要在泡桐树下继续读书。有家长找来：“山里娃娃，认得自己名字就行了！”曾老师正在批改作业，头也不抬：“越是山里娃，越要读书。书读多了，山就拦不住他们了。”她说这话时，笔尖在作业本上划出一个大大的红勾。

班里最调皮的是小秋。母亲早逝，父亲在外打工，他整天逃学。那年深冬，曾老师带着我沿着泥泞山路走了四五里，找到小秋家歪斜的房屋。小秋正光脚在院里劈柴，冻疮溃烂的脚趾陷在泥里。曾老师轻轻牵起他的手走进灶房，搬来凳子让他坐下，用温水缓缓洗净他脚上的泥泞，拿出药膏仔细涂抹，又从布袋里掏出新胶鞋给他穿上。她始终没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最后摸了摸小秋的头：“明天一定要来上学哈，我和同学们都等着你。”彼时，屋里灶上的水正滚开着，白茫茫的水汽氤氲上升，模糊了窗外寒冷的风景。

春日山林放牛时，我误触毛毛虫，脖颈肿得老高。第二天上课坐立不安，曾老师轻轻撩开我的衣领，当即放下课本带我去她宿舍。那间不足十平的小屋里，阳光从木窗棂漏进来，照着她小心翼翼给我涂药的身影。“疼就咬着牙，”她吹着气，“疼过了就好了。”我闻到她发间淡淡的皂角香，看见她鬓角丝丝白发。

雨季的早晨最是难忘。暴雨倾盆，我们到学校时浑身湿透。曾老师翻出家里所有能穿的衣服：她的蓝布衫、她丈夫的旧外套、她女儿的花衬衣、她儿子的篮球服。我们穿着不合身的衣服上课，她却在屋里生起炭火，一件件烘烤我们的湿衣。水汽氤氲中，皂角的清香混着炭火味，成为记忆里最温暖的气息。

一年四季，曾老师会带我们领略山野风采：春日野炊，在红星坝教我们用石块垒灶；夏天摸鱼抓虾，在螃蟹溪教我们认识鱼虾习性；秋日登高望远，在大山的漫山红叶间共同吟诵“停车坐爱枫林晚”；冬日在学校操场领着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嬉闹追逐……她常说：“大山的孩子，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她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时光荏苒，一九九二年夏，我们小学毕业。毕业典礼上，曾老师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声音哽咽：“别忘了教室里的那句话。”我们拉着她的衣角哭成泪人。不久我上了县中学，三年后又考上中师，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更偏远的乡镇教书。每年放假都要去学校看她。她总能准确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记得哪个同学爱哭鼻子，哪个同学的作文写得好，哪个同学的字迹工整……

新世纪之初她退休回老家宜宾。学生们纷纷前来送行，带来各种山货特产，她只收下一本相册，首页写着：“曾老师，您是我们永远的老师。”她回宜宾后，一次同学相约去看她，她颤巍巍地拿出相册，如数家珍地说着每个学生的近况，却只字不提自己的病痛。那时我因工作繁忙未能成行，总想着“下次再去”，不料次年春暖花开，竟传来她与世长辞的噩耗。

如今我已年过不惑，每次回到家乡，总要到学校去走走。那幢木板楼早已拆除，新教学楼拔地而起，唯有那棵泡桐树还繁盛如旧，晚风微醺时，花开如雪，花落如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