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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时政评论家苏小玲
苏小玲:
乙巳,问君能有几多愁?
一
去年正月初一,中国社科院安兴本教授创作了一组寓意深度的年画。好友安先生眼毒,将世情冷暖浓缩、抽象成不难意会的艺术符号。我将此转到微信圈并加了几句借以贺年:“龙年已去,蛇年轮回。岁月无情,人心不废。”转眼间,乙巳如龙头蛇尾地舞动起伏,总归显得有些失却章法、不知所措。马年随即又匆匆踏来,似乎欲将一弱体再赶上一程,驮向一个似清非清的目标。只是,自己能否不再信马由缰,或了结无尽迷途而悬崖勒马?丙午年春节第一天,心情便陷入了一片泥沼。
回头看,年复一年,那曾热闹的祈愿都未夯实,该喜该悲则铆如铁钉,各显其像。与那坚如盘石、从不褪色的法统符号不同,一种古旧民俗习性,就如几道调味品混搭在日常的民间,越发感到随意和散淡。羊年不定祥和,虎年未必凶猛,龙年也难见兴旺。而被寓意新生或长寿的蛇年,却拥挤了形形色色的祸事与难堪;不幸大大小小,像高速路上的连环撞车,一串惊魂的场面不忍目睹,许多原本温馨日子就此不再。
十五月光,照亮大地无数存在,唯独照不到一个完美归宿的故乡。我只想到了深山幽谷中的一棵棵树,偶遇阳光,色调阴郁甚至自生自灭。无拘无束少年的新春时光,经不起秋冬的岁月蚕食,当成熟了的心思遭遇新旧现实,元宵节便掰成两半:或欣欣然,观赏远处一片璀璨焰火、一串鲜明灯笼,联想一众平凡生命怎样延续生计,小富即安;或惶惶然,如返李煜的春花秋月、“小楼昨夜又东风”,一股得而复失的家国悲凉。
面对阴晴圆缺,自是一阵缅怀,一番感慨。当年苏轼年过半百,身为二品大员的大学士,因厌倦了朝中党争,背负“乌台诗案”浓厚阴影,便主动申请外放、逃离京城,避眼前至暗之境。“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诗人的通透、旷达,写出《水调歌头》,留下“西湖苏堤”,天上地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当朝廷改为政府,“士大夫”变成“智库学者”,庙堂已不是那个庙堂,江湖也不是那个江湖,再难看到一个思想、抱负、才华与洒脱兼具的完美文人。
二月十四,湖南师大的微博转发了一段文字:“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这是当年胡适先生《学生与社会》演说中的话,意思是书要不白读,自己就要长眼辨是非!就为这,竟能引来一群当代人的野蛮围殴。“一些几十万、几百万粉丝的账号倾巢而出。”他们“骂脏话”,说“给战犯招魂”,指责“竟然追捧反动派”……感觉时光倒错,现实人群中此类歪瓜裂枣又是如何长成的?
不虚伪、少情绪,不空谈、少争斗;大胆包容新旧、努力嫁接中西,在传统和现代中寻求文明路径。虽身在乱世、面临国家危局,胡适泾渭分明,从不回避是非根本。他认定一个缺乏容忍的社会也不会有自由。可惜,谁也没当真理睬胡先生的说法,一种温和而具有弹性的力量,最终竟然无力于中国的平稳转型,所有“变局”,皆以剧烈的“革命”扫荡而成。“新文化”的建构理想,被汹涌的激进主义淹没于过往的尘埃中。
从经济全球化到关税贸易战,商道上有“和气生财”传统的中国人,又面临着新的规则挑战。对此,虽政府明智地沉稳应对,可民间一股残留的思潮却再次泛滥。一种“西方列强”的古老敌意,加一副“百年耻辱”的“受害者”情结。殊不知,史上许多灾难的源头不在别人,而往往是自身落后的国家和腐败的朝廷造成的。故“排外”重启,对抗情绪继续。正如学者秦晖先生所揭示:民族文化性格中的“偏执加上愚昧”。
二
二月初七这一天,林兴宅先生发来两篇贴文征求看法,涉及学者们美国对调解俄乌关系的态度与预判。我并不赞同形成“美俄轴心”观点,可能低估了美国善于纠错的宪政体制。当然,现在看来“美欧轴心”也难成形。欧洲大国的某些政客们,在国际事务上似乎显得虚伪、自私而难以担当。他们更擅长吵吵嚷嚷,言语大于行动。如果各国将自己的国家利益置于传统价值观之前,那么,“二战”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将分崩离析,若美国再推波助澜,人类出现新的分裂,发生频繁的矛盾冲突,冷战或热战也许在所难免。
林先生表示赞同我的说法。这位德高望重、久负盛名的学者,年逾八十,老骥伏枥。我几乎是每天收到他心系天下、凝神社会,关注民生的各类思考与资讯。作为厦大教授、文学理论家,他对“阿Q”性格的再认识深刻无疑,尤其曾同刘再复先生并称“南林北刘”,他们以“性格组合论”与“文艺象征论”的变革性探索,共同撬动了整个文坛的价值观念更新进程,创造了中国文学向人性、向复杂多元形象塑造转型的黄金时期。
如此辉煌的人文景观,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思潮共振的结果,回忆起来也很易让人产生期待:我们依然需要接续一场现代性的文艺复兴。30年前,我和林教授便一道探讨过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问题,也强调回归各种常识对社会的进步价值。我还以诗相赠,赞美过先生积极的悲剧文学新启蒙。易中天先生曾这样回忆:“有一次我和林先生散步,他提出一个观点,说我们这些人应该做什么事?要么你的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么是能够影响社会,否则自说自话没有意义。”
易先生说那段话促使他“思考人生转型”。相信类式教授们追求理想“以学报国”、为学术进步同舟共济的故事,依然会不断发生。以觉悟、良知支撑一个现代社会向正常存续,或使自身民族面对文明有所附丽,厦大也自有人文精神传统:创办人、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文学家鲁迅和林语堂先生。而今有了林、易、俞(兆平)、谢(泳)等诸位先生的承前启后,未来厦大光亮将会照常。
偶然,读到挚友叶文福先生的“爱情纪念号”。和北岛一样,他的成名,是因其诗所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而非一次少数人集合的评奖结果。他被誉为“当代屈原”,这背后牵涉着个人的漫长曲折自伤楚悲壮,包含了几分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从当年先生蒙难遇冤那刻起,王粒儿具“婵娟”之魂,凭借一身果敢、炽热与纯粹,真实表达了对诗人的崇敬、热爱和忠贞,可谓命运与共。而一个诗人,也完成了属于自己一曲尝尽世间苦乐、饱和思想与艺术的另类《离骚》。而那最烈的狂风暴雨或最美的日丽彩虹,我是近距离的见证者。
在当代,像叶文福这样以诗立命,亦使命运悲欢、人生无常的诗人实为罕见。许多诗人,不是写作业余就是心态业余,或不是灵魂业余便是精神业余。诗歌对不少能写的人真的只是一种“手艺”,靠着一点天分加感觉就可驾驭自如。诗要携带独立意志开辟空间,要同个人生存的时代兴衰相伴、荣辱与共,我想大多数为诗者皆与此无缘。从“我要燃烧”到燃成熊熊烈火,从“苦难”成长到“墓碑”揭示,叶文福还原了诗人的经典,也昭示了诗歌作为自由生命存在的意义。
二月廿三这一天,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溘然长逝。大年初一还给他微信拜年,却未知已重病缠身,走动依靠轮椅。这位学界师友的父亲章乃器,是推动新中国建政最重要的民主人物之一、抗日救国运动领袖、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也是个“只认真理,不畏权贵”的学者。而立凡先生具其父之风,亦为人间正道直抒胸臆。作为一名“民建”成员,我对章氏父子怀有一份特殊的敬意。两代人沉浮命运,将随中国的文明叙事同入历史。
近十多年,虽关系并不亲密,但有幸与立凡先生常会面,或座谈或聚餐,分享他的私信好文。他为人和蔼、举止文雅,一个翩翩君子。而其文其著则理路清晰、观点鲜明与立场严正。他有一句名言:“中国,不可能永远都在文明的高速公路上逆行。”一个多次社会政治风暴的亲历者,他勇于也善于深究历史问题,判辩现实的大是大非。从举止做派,妙手著文、道义担当的整体形象上,立凡先生活脱脱一个风骨不散的“民国先生”。
不料,紧接着三月初二又一个噩耗:胡德华先生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6岁。这位性格直爽、为人正直的“红二代”,也非常尊重历史常识、深明春秋大义。某年在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胡家,我们相约聊他的父亲胡耀邦,从红军长征到延安整风,再从庐山会议直至改革开放,都在尽力当一名合格纯粹的“共产党人”。他说:“我父亲心里的改革,就是让人民得到幸福生活。”其中还透露一个细节:当年从部队退役,要求去海南经商但被父亲阻止了,就为了避免特权作祟与民争利。他说,这对自己的教育与影响极大!
记得正是那一天,胡家兄弟也正准备着搬出父母的故居。德华告诉我,他要租到崇文门的某个地方去住了,将这四合院交还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惊讶之余我恍然大悟,也想到了“两袖清风”——这是人们对其父胡耀邦最重要的评价之一。德华也视我为思想之友,不时交流对国内外时政的看法,将自己对父亲的回忆与评价文字同我分享。只惭愧,我尚未实现他的期待,为耀邦先生写一篇不失客观的有分量的纪念文章。
已巳年二月,胡耀邦先生突然病逝,正是德华邀请老友章立凡帮忙料理家庭的治丧,也才有了后者那篇力求真实、情理兼具的《胡耀邦治丧手记》。哪想到如今俩人一前一后,在这个祸不单行的乙巳年都离世了!而他们的父亲,一系民主先驱,一为政党领袖,都未曾亲眼目睹国家的现代性转型。而历史,又再次不经意地翻过了一页。也许,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若不能代代创新,有所继承和发扬其优良品质也是一种选择。
己亥四月间,是彼此相识十年的最后一面。我在一家“红菜苔”餐厅请了德华、吴伟、郭于华、马立诚、单少杰、王占阳、赵士林等诸位师友聚会。以前较多这样的饭局,一通清谈闲论,一番情系远近。缘于开放、改革推动社会文明的相近理念,德华也不时参与,但言辞却少且低调,偶尔一两句也颇具含金量。在那之后便是疫情肆虐,大家都少了走动,感觉数年里阴霾笼罩、寂寞无声。不曾想他如此匆匆离去,或许寿命天定,谁也不能例外。安息,德华先生,来世不生“帝王家”,或许另有一番独立作为与自由叙事。
三
一晃又到了清明节。其实,这是最让我纠结的节日。不论对个人或是对整体,它都容易让人缠绕一种沉重而灰色的情感。翻开每一历史插页,再连接眼前的现实,终归是在面对各种伤痛与死亡的前赴后继,的确也缺乏人类循序渐进的文明旋律。脆弱的人性、无常的生活和变幻的时代,一切都显得那样难以笃定、安然。国有国的分界,家有家的隔阂,没有绝对的缘分,彼此之间总是若即若离。对自己特殊的家庭,一条跨越东西方的神经在拉扯,更有不着边际的虚妄之感。
回到故乡。城郊一块山坡地,扫墓、祭奠、祈福,依照祖上的传统。站在祖父磊起的坟头,难免又感慨过往今生。突然也想起董仲舒那句“天不变道亦不变”。其实,人应更有其道可独立,而先儒将它们绑定,使得芸芸众生屈从于既定的千年“天道”,不越雷池。如此,却依然不免礼崩乐坏。当“人道”残缺,“天道”破损便成必然。眼下所谓“熵增”不断,地域和阶层“失序”的感觉在加码;冷不防,身边一片生命莫名地猝死。墓穴是黑暗的,虚无在阳光下放大:文化与文明的阴阳不搭,让自己迷失了对未来的拥抱。
上午刚祭完墓,回家就竟收到《鲁迅首本文集何以取名为<坟>?》一文。显然,老师俞兆平教授在执着地追踪先生的轨迹。我又被拉回民国:炮火、思潮,救亡、启蒙。鲁迅悲观、悲叹,痛苦诅咒,招惹四方。也许更多时候他在以深刻的清醒,寄望国民之觉醒、国家之新生,同时执念于对一种文化的“埋葬”。每个时代总有苦闷与彷徨,也总有人要反抗绝望。麻木无以当药,装睡也毫无价值,鲁迅想要揭露并完结“瞒和骗”的处世哲学。
深夜,王维《别君叹》在优美钢琴伴奏下,被唱家演绎得如痴如醉。如今能被持续的美好莫过于音乐。遇得时惊喜不已,倾听间感动倍至,而无比的意境,将所有人间杂碎烦闷都过滤了!如那《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一番天籁的美,仿佛凡间就独剩这个夜、这块地和这片云天。感觉已近老朽,自己也还是禁不住附庸风雅,随手敲下了几句:美哉叹别君,凄绝泪轮回;往事已湮灭,只当黄粱梦;真情一堆古,何处觅王维?
已近五月,应剧作家、艺术评论家林瑞武先生之邀到“赤桥木仓”。这里有闽越国在福建建都遗址,几位同道还建立了“闽越书院”,试图挖掘原始碎片同当下生活做文化、文明上的比对,或也常约些文人艺士喝着好茶在此谈古论今。再遇博学且深刻的考古学家杨琮先生,他刚出版了皇皇巨著《闽越国史》,其倾注的心血、精力、时间皆令人敬佩,那不是简单的考古,而是对历史的一场深度思想探险。有幸近年同杨先生多有接触,渐成师友。
英国学者汤因比曾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但我以为,它更多是失败者的遗产,其间包含着许多被遮蔽的正当愿望,人性的、道德的抑或是社会进步的诉求。若要避免当一历史的“睁眼瞎”、还原它的本来面目,不单以学识就可胜任,也需良知、胆识乃至血性的担当。缘于自身学识、见识、经验、精神等诸多欠缺,对严谨学者的各种学术结论必然抱以敬畏:凡真知灼见,皆可助力摆脱个人盲人摸象的尴尬,减少更多对常识的忽略和误解,回归正常。我越发感觉人生的意义,或在对无知与铸错的发现,并尽早地结束它们!
此趟返榕,竟然同吴强博士巧遇了。在北京彼此是同乡,第一次回故里相见自然有点意外且开心。吴先生还是国际时政评论家,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彼此也有共识。我们相约闲聊,围绕自由主义历史的本土缘起,也谈李慎之和李泽厚的相关思想与异同之处。其实,中国道路的曲折前行同这座城市也密不可分。在离我住地不远就有个地藏寺,里面曾安放过被慈禧下令斩首、之后运回故乡的“六君子”林旭的灵柩。都说“一片三坊七巷,半部近代史”。时空对接,语境造化,恍惚间时光倒流:眼前非乙巳,而是戊戌或辛亥。
一个“不易文武”的视频号以《未竟之国》为题,谈及一段无法被遗忘的宪政往事。开头如是说:“当制度沉默,历史只能制造神话。我一直觉得宋教仁的死,不只是一个人的终结,也是一个路径的中断。”正是!我心里的那段民国史又如春色复苏,一个又一个皆能改天换地的人物,说是千帆竞发,也是感叹连天:袁世凯的死,廖仲恺的死,陈炯明的死,孙中山的死,李大钊的死,以及秋瑾徐志摩鲁迅的死。他们未必都“死得其所”,假设各自可以延长生命,以其扬长避短或求同存异,也许更能持续助力国家逐向光明。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这是辛亥革命党女杰秋瑾的诗句。今读宋教仁先生,再看政党、制度、社会,沿清末、北洋、民国一路下来,我们历史的转型教训太多、经验太少,又缺乏可持续而真实的信仰。故,许多不连贯、无用功的回顾、研究与表达,亦如过眼烟云或呈昙花一现。三千年,对武力的崇拜与对权力的追逐,将一部人类史书写得昏天黑地。缺乏理性与冷静的对弈,视界间就唯有非黑即白、你生我死的搏命冲动,余下的便是守株待兔,或是随波逐流。
正因如此,发生在历史间的较量多为成王败寇,文明没被作为持续驱动社会进步的内在硬核,那些相关的外在符号,更多只为后人提供休闲时的娱乐观赏。当落荒而逃、一蹶不振的镜像成为过去,芸芸目光便不再追踪。所以凭吊,便成了少数人的郁结的心思。福州的烟台山,曾中西文化交汇,商业繁荣异常。四处可见的教堂、洋行、学校、书局以及领事馆在告诉游客,这是起于旧朝的“五口通商”,也是一处近代文明的遗址。
在多次探访后形成的《品色,在烟台山上》,我择英国《金融时报》给予发表。离中英“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和福州开埠也已180余年,并且与本地人林则徐先生关系密切。我也从不认为:那一定就是一段民族如何屈辱并要永远记仇的历史,西方人对世界自由贸易的追逐,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近代化。这有“列强”利用坚船利炮被迫开放的可恶之处,但朝廷的闭关锁国、专制腐败造成的社会落后、民生凋敝岂不更为可恨?
四
六月的一个晚上,应即将离任回国的日本驻华公使之邀,同两位学者前往他的辞别宴。作为两个毗邻的经济强国,这些年中日关系时有波折,需要进行危机管控的有效沟通。因此身为外交官,对方更多想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文化,而我们则也关心日本友好的对华政策。我个人觉得,一个错误的历史不应横亘在现实当中,如此将永无未来。彼此亟待逾越的,是包含国家理念与互惠互利的有效鸿沟。但无论世界格局如何改变,中日都要保持大国理性,克服短视,更要避免节外生枝,尤其是武力摩擦——这是底线。
同野野村先生认识七八年,也是老朋友了。他在南京大学学的中文,也喜欢中国悠久的文化。我们自然也聊美国:新任总统的“交易艺术”、“门罗主义”以及不再充当“世界警察”之类。而调停俄乌战争策略失败,遭到国际社会质疑,各种评论蜂拥,失望与希望交织。有人还琢磨:美帝正在破相,“进步”未必进步,“保守”未必保守,民主政治及其“三权分立”似乎出了纰漏,也开始“灯塔”焦虑。这个为价值多元、经济一体化的趋向正进入停滞状态。而强大的中国,很少像今天这般被全球所关注与期待。
不管怎样,我们却都更关注中、美、日三角关系,从过去到现在,彼此之间不似“汉堡”便如“三明治”,总有一方作为夹在其间的“肉馅”难以脱离。作为世界经济体的老大、老二和老三,从地域经济到地缘政治,其举足轻的价值、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无人不知。若可彼此平衡利益、预先消除好任何可能导致的关系危机,未来印太乃至整个国际的和平与发展都可乐观预期。问题是,关键而有效的共识又在哪里?我们在座的都只是旁观与闲谈者,对解决国家间的关系,既不能雪中送炭也不能锦上添花。
当然,议论世界大事,也再次让国人获得言论自由的狂欢。其间夹杂着各种道听途说或半信半疑、自说自话或冷嘲热讽,构成远离现场的情绪风波与口舌之战。不管立场和态度是否恰如其分,似乎都不觉得失去舆论应有的重心。尽管这完全左右不了他国的任何决策,但却要消耗我们自己的大量时光与精力。也有人更明理,说应该评论切身国事,或呼吁自己的内政部门多做或少做些什么,这也许更符合某种“底层逻辑”。
“大暑”之日,画家陈沫女士来电,嘱我为她即将出版的画册写上几句。作为绘画圈朋友中经历特别“魔幻”的一个,我曾评论她是“当代潘玉良”,对艺术的酷爱与追求,几乎可以舍弃所有,漫长岁月,她也的确孤身一人地勇往直前。从中国美院到清华、北大的求学拜师,再到欧美的写生交流,让画家拥有了融贯中西精髓的艺术生命通道,终于也自然地获得了艺术家的国际性声誉,并以艺术家的爱心奉献,成为接受表彰的公益人物。
我们认识于青少时的故乡,共同经历了一个冷到亟待解冻的时代。如今,躯壳已衰老变形的生命,还在继续支撑一份沉重。《探索“不可能的美好”》——这是我给她画册序言的标题。对我而言,难以“成功”的人生一切都为零,遭遇错愕与茫然也都只是一步之遥。一生为人,却走不出视觉中的复杂丛林,而天生基因造成的脆弱身心,严重缺乏像尼采说的那种“自由权力”和“生命意志”,来应对一个唯有现实而没什么彼岸的世界。
有一个人,或已具备了这样的“生命意志”,他叫傅国涌。但不幸的是,这一年的六月十三凌晨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59岁!作为独立的学者或知识分子,傅先生的确在这个时代特立独行,“先进”了一步。他在荆棘之中走出一条归于历史学家的教育之道,也属于思想者的启蒙之路。或是某种时空多年沉寂的缘故吧,傅国涌先生的去世,瞬即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引发学术、文化、教育的跨界悼念。“一介布衣”的傅先生,也被人誉为“中国的脊梁”,这在一个亟待跨越多重局限的年代,实在是种励志的典范。
生在一个小村庄,靠一堆旧报刊培养起对 历史的最初兴趣,任教于乡村中学,由此步入对文史哲的真理探究;他亦以“燃灯者”自喻,思考并著述关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一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有胡适、梁漱溟、胡风、沈从文等一批文化人真实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细节,这是傅国涌先生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复杂变幻时代的面相、信仰和命运。他们也都曾属“脊梁”之骨,但时势变幻、阴差阳错,终成一群难以支撑“国运”的文弱书生。
从“知识人”成为“知识分子”绝非易事,起码要坚持独立思考、努力自由表达。让我敬佩与感动在于:傅先生像是尝试兼学苏格拉底,或由历史学者变身为私塾式教员,面对几个纯朴孩子进行美与文的教育,尤其是希望以“现代公民”启蒙,解决人在公共社会成长中一个紧要课题。在一个急功近利、处处都显缺乏纯粹言行的现世中,要做对人且做对事,这种挑战也无异于西西弗斯,压力山大。面对无数生存悖论尚能自我厘清,并以清醒姿态“笑傲江湖”——在当下,这样的读书人谁能不羡慕呢?
五
多事之秋,榕城之内也白事频频,其中妻的舅舅吴达湫先生也平静离世了。据说,身经几多年代的波谲云诡,从“文革”至“改开”,由官场到民间的身份转变、摸爬滚打,却无碍他豁达面对,照应里外,且以86高龄谢幕人生。无数人在“亲戚”这一链条中形同陌路,缺乏血脉关联,就像对自己国家以外的痛创伤逝,不论是自然、病灾还是战争所致都只会是泰然处之,无关利害。生命的尊严是不分身份与地域的,这样的冷漠,或将同类异化成了一堆草木,人性的聚合也就碎似砂砾,遮风挡雨难得一堵彼此的同情建构。
之前,当我只有把这个长辈融入大时代,彼此才能在同一背景中,交织出某些跨越私人复杂认知的审美,社会生活对所有人烙下的强大印痕,会缩短一点关系的疏离感。当然,尽管自己向来不太耐俗事,却也努力去爱屋及乌遵从常情伦理,除非人家篱笆相隔。殡仪馆内青松肃穆、哀乐送行,亲人难舍。以前每年返闽,都会跟随妻子去看望老人。眼下,尽管是否血缘而亲疏有别,我依旧是个不能例外的生命追悼者。
同是榕城,“反克”诗社为鲁亢先生举办周年纪念。这位擅长“病痛塑造人生”的诗友,其以艺术思维超常、语言实验独特,被认为是“中国诗坛的卡夫卡”。诗有自身的灵魂格局,而纪念诗人,是对人类的一种情感悲悯,或也是对人间不同维度的孤独哀鸣。我有系诗之心,却是诗外之人,故也总在精神出现板结的生活中,期待着柔软而有力的诗句——它并非只是一排成熟的文字交换游戏,更像一堆可以满足好奇、推倒重来搭建各种美好形状的积木。
初冬,在两位作家朋友陪伴下再上福州鼓岭。这里的夏宜村,百年前就形成“国际村落”。几十个欧美的外国人,就地取材盖起了西式别墅,300余座布局方圆。外交、商贸、治病、教育与宗教诸事在此延伸、持续。教堂、邮局、俱乐部,书局、咖啡馆,游泳池……山道成街,商铺林立,繁华似锦。这让偏僻荒凉的山庄、原始沉闷的古宅有了现代文明的温暖照应。这个几乎要被荒废的近代遗址,只因当年一位领导人物的关键重视,便重启了一段中美关系的追根溯源,也有了后来跨越世纪、破冰相会的美丽叙事。
曾经那些传教士、教徒,不少一家三代在此安营扎寨,这些洋先生们与村民们“同行一段路、共饮一口井”;也因热爱这片出生成长的土地,更多人则为中国事业投身尽力,其中就有帮助抗战的“飞虎队”战士穆蔼仁,至今他的名字被镌刻在福州的“英名墙”上。接待我们的管委会主任江先生,给了更为感性的提示:乡民们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亲近,在那对抗贫困、疾病与瘟疫的时代,他们与洋人彼此之间就属于一种“命运共同体”。
冬月廿二,乘坐波音737飞机抵达重庆,如火如荼的抗战画面随即在脑海出现。可亮丽非凡的江景,气势险峻的大楼,还让一座色彩变幻的“魔都”,一时冲淡了我对往日“山城”的想象。不过,掩埋在时间尘土中的那座抗战的“陪都”,很快就零星呈现在南山等地的抗战遗址中。“云迪楼”与“松厅”,蒋先生当时就在此统揽全局,指挥了同仇敌忾、艰苦卓绝、浴血悲壮的八年抗战。此外的中山路、上清寺、沙坪坝和李子坝等都自有铭刻的故事。只是我转了三天,就没遇见一尊蒋委员长的雕塑,难免有点纳闷。
虽战火纷飞、异常艰苦,山城的精神却并不沉寂。书店、剧院、咖啡馆;火锅、串串香、酸辣粉……这里美食持续,生活照样。愈战愈强;坚韧忠勇;民族至上——这几条标语至今依然入目震撼。那时的重庆弥漫着一种“抗战文化”,文学、话剧、电影、绘画等表达也层出不穷;老舍、冰心、巴金、矛盾等作家与作品在此纷纷聚集,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小高峰。而“中央”“新华”与“大公”也自报新闻,代表朝、野各党派亮相政治主张,彼此求同存异亦为抗战出力,而那场抗日的胜利,距今已整整80周年,令人感慨!
` 当然,这里还有帮助中国抗日的“中美合作所”、“美军顾问团”旧址。而为世人瞩目的“重庆谈判”,并未停止内战、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歌乐山,也留下了一片至今未散的阴霾。当我再乘国航返京班机,在天上,几个镜头不时回闪:日机轰炸下的陪都、美国人的无私支持、重庆国民政府的信心和延安共产党的坚定。假设当年国共和谈成功,除了避免数百万生命消亡,我不知两党共同建立的国家,是否还能是一个民主、理想的共和国?
写下这篇乙巳年的杂乱回眸,北方已下过了两场大雪。还是渴望透过瑞雪呈详的说法,给来年的熟人生人们一份祝福,哪怕微不足道。
丙午年二月 苏小玲于听雨斋

作者尹玉峰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沉郁中的叩问:在碎片化的
时代,打捞散佚的人文微光
作者:尹玉峰
苏小玲先生的《乙巳,问君能有几多愁》,织就了一张横跨个人心绪、文化嬗变与世界格局的思想之网。文字如同一把钝重的刻刀,在时间与时代里缓慢掘进,既有个体在岁月流转中的迷茫喟叹,更有对文化精神断层、公共理性缺失的深沉叩问,字里行间沉潜着知识分子独有的清醒与焦虑。
文章从春节年画的世情隐喻切入,将个人心境与时代脉象勾连。乙巳年的“龙头蛇尾”,马年的“似清非清”,不仅是岁时更迭的具象化描摹,更是作者对时代秩序失序的隐忧。当传统生肖寓意与现实境遇形成尖锐反差——蛇年的“祸事与难堪”、元宵节的“欣欣然”与“惶惶然”分裂,作者借李煜的家国悲凉、苏轼的旷达通透,完成了一次古今文人精神世界的对话。这种对话背后,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反照:当“士大夫”沦为“智库学者”,庙堂与江湖的精神坐标已然位移,那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文人风骨,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绝响。
最具锋芒的笔触,落在对公共理性缺失的批判上。胡适“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的教育理念,竟招来网络暴力的围殴,这一荒诞场景如同一面镜子,照出当下社会的认知撕裂与情绪泛滥。作者由此回溯历史,将胡适的温和改良理想与激进革命浪潮并置,追问“温和而具有弹性的力量”为何无力推动社会平稳转型,实则是对当下公共讨论空间窄化的隐忧。而民间“排外”思潮的回潮,被作者精准地概括为“偏执加上愚昧”的民族文化性格病灶,这种批判并非简单的文化否定,而是对集体记忆中受害者情结的反思,直指文明演进中理性精神的匮乏。
文章后半部分,从文化批判转向对人文传统的接续。林兴宅先生的出现,如同一盏照亮精神暗区的灯。作者追忆80年代“南林北刘”撬动文坛价值观念的黄金时代,实则是对人文精神复兴的呼唤。当“性格组合论”“文艺象征论”所代表的人性探索,被当下功利化的学术生态所遮蔽,作者提出“接续一场现代性的文艺复兴”,其本质是对知识分子使命的重申:在时代变局中,以常识为基,以思想为刃,重新锚定人文精神的坐标。
在世界格局的观照中,作者对俄乌局势、国际秩序的分析,延续了一贯的理性思辨。他既不盲从“美俄轴心”的预判,也不迷信“美欧轴心”的稳定性,而是以“国家利益优先”为标尺,警示国际秩序分崩离析的风险。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判断,与前文对公共理性的呼唤形成呼应——无论是个体认知还是国际博弈,唯有摒弃偏执与短视,方能在变局中寻得平衡。
全文以“愁”字贯穿始终,却并非一味的悲观沉沦。作者的愁绪,是对文化精神家园的眷恋,是对公共理性缺失的焦虑,更是对人文理想未竟的遗憾。这种愁,如李煜笔下的一江春水,奔涌着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在碎片化的时代,作者以沉郁的文字打捞着散佚的人文微光,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喧嚣,对常识的坚守、对理性的追求、对人文精神的接续,永远是文明前行的基石。
岁华促,春入愁肠转毂。忧思处、蛇影马踪,乱絮沾衣恨难掬。年光似转轴,谁卜?阴晴反复。元宵夜、灯影泪光,半是欢欣半凄独。
斯文叹沉陆,念苏子遗风,胡适高瞩。庙堂今古殊冠服。奈群嚣尘上,迷思如蛊,空留旧论向谁哭?望中尽芜绿。
凝目,世情蹙。看欧陆纷纭,美俄棋局。人文薪火凭谁续?幸老骥犹在,壮心难伏。夜窗重读,墨未冷,意未束。
——尹玉峰《兰陵王·读苏文感怀》
岁在丙午,序属仲春,览苏君之文,如临深潭,心潮激荡。
夫乙巳之岁,蛇影蜿蜒,龙头蛇尾,章法尽失。马年骤至,似驱疲躯,向混沌之途。苏君感怀,心陷泥沼,叹祈愿之空浮,悲世情之乖张。生肖寓愿,本为俗常,然羊年不祥和,虎年失威猛,龙年无兴旺,蛇年多祸殃。连环之祸,如惊涛拍岸,碎温馨于一旦,令人扼腕神伤。
十五月圆,清辉遍洒,却照不见归乡之路。幽谷之树,偶沐天光,色调阴郁,自生自灭。少年之乐,被岁月蚕食,元宵之夜,心分两半:或欣欣然观焰火,念小民之安;或惶惶然忆故国,感失却之痛。李煜之悲,苏子之达,古今相映,令人唏嘘。苏子遭贬,却能“也无风雨也无晴”,筑苏堤,留名篇,尽显文人风骨。而今庙堂江湖,已非昔比,完美文人,难觅踪迹。
适之先生,言教育如镜,辨是非于明暗,却遭群氓围殴,骂声不绝。时光倒错,理性蒙尘,斯文扫地,何其悲哉!胡公之论,容忍为自由之基,却被弃如敝履。温和之力,难阻革命之潮,新文化之梦,湮没于激进尘埃。全球化浪潮起,贸易战烟云飞,民间排外思潮涌,偏执愚昧,如附骨之疽,令人忧心忡忡。
林公兴宅,年逾八旬,心系天下,与刘公再复并称“南林北刘”,以性格组合、文艺象征之论,撬动文坛,开人性塑造之新风。八十年代,思潮共振,人文景观,何其辉煌!而今回望,令人神往,盼文艺复兴之续,常识回归之期。
俄乌局势,波谲云诡,美俄美欧,轴心难成。政客虚伪,私利为先,二战秩序,岌岌可危。若分裂加剧,冲突频发,冷战热战,或难避免。苏君之见,洞若观火,令人警醒。
苏君之文,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忧世伤时,心系苍生,思接古今,视通中外。读之者,当知责任之重,使命之艰。愿以斯文为镜,明得失,辨是非,守理性,求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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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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