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1990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199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1990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530页）。1990-1992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1993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1993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第九章 退而不休一爱与坚守的岁月！
早在1988年时，我和爱人姚克就因为各自都有许多病，我们俩商量说：“咱们俩争取再活六年，活到小儿子大学毕业，可以独立生活了就可以了。”
1992年冬，我和姚克带着女儿、小儿子回北京、天津探亲，本来是准备和第一故乡告别的，因为以后回去的机会不多了，就准备安安心心的在第二故乡北大荒安度晚年了。可是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已经买到了回程的火车票准备动身时，姚克的弟弟和弟媳要留下我们的小儿子，弟媳说：“天津有个电子公司的经理是我哥们儿，你又是搞电子的，你愿不愿意留下到他那儿去干？”小儿子说：“愿意。”姚克当时就流眼泪了，因为小儿子是他的最爱，比他当年帅，他怎么能舍得把小儿子独自一个人留在天津呢！于是我们只好决定退休后也回天津，和小儿子团聚。原来这竟是弟弟妹妹们为了实现父母遗愿想要我们退休回天津的一个计策。
1993年秋天，当小儿子和女儿都已经在天津工作，在身边的大儿子已有了自己的小家、他工作又忙、很少回家的时候，有一天见门前的马路上卸下了我们过冬用的四吨煤。要从大街上把这些煤倒运到院子内的煤仓里，这可是个费力气的活儿，我们不愿意为这个事去找大儿子回来帮忙，更不愿意让周围的邻居帮忙，让别人说儿子不孝的闲话，我发愁了。姚克对我说：“老太太，别着急，今天干不完还有明天，明天干不完还有后天。”那一天早晨，等到周围邻居都去上班走了，他把一条长板凳、暖水瓶、水杯、毛巾、烟卷和火柴，统统放在大街上，然后我先用铁锹把煤铲进土篮子里，他再提着土篮子把煤倒进煤仓里。就这样，我俩干一会儿，累了并肩坐在长板凳上歇一会儿，喝口水；我拿毛巾给他擦后背上的汗，他点上一支烟先让我抽几口，他再抽几口。想到年轻时我们都曾是修路突击队的队员，手上的活儿便也轻多了，仅仅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在周围邻居下班回来之前，四吨煤全倒进了煤仓。他哽咽地说：“老太太，咱们还行，是吧？”我说：“老爷子，冲这一点咱们还可以靠自己多活几年，是吧？”我们俩互相抱着对方的头，大哭了一场。这是我认识他三十六年来，第一次见他放声地哭。
1994年10月1日，小儿子从天津回来接姚克并搬家，我则是等到课题验收结束后，12月底才回到天津的。我们用一生的积蓄，花了六万元在天津城乡结合部买了农民用宅基地盖的一处独门平房小院，十年后我们才知道那叫“小产权房”，也就是无产权房，不能买卖，可当时我们还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没有人告诉我们有什么权利。退休生活从那儿开始了。
一、天降大祸，面对永别
1995年的春节，姚克的大妹妹、弟弟、小妹妹和我们，四家老少三代二十口人在我们的新房团聚了，无法形容的兴奋，以为从此阖家幸福的日子该开始了。想起这么多年来，弟弟妹妹们为了能把我们调回天津操了不少心，出了不少力，几次都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主动为我们办了调转手续。1972年弟弟为了让我们脱离北大荒的苦日子，他和弟媳通过关系，给我和姚克发出一封调到唐山市工作的调令，结果那调令被三师师部扣下了，反而把我们调到师部工作；1987年又联系把我们俩调到天津市工作，托了不少人，结果没办成；1989年又联系好把我调入天津市农科院工作，因为不能调姚克，让他提前退休一起回天津，被我拒绝了，结果让弟弟和弟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办成的事又泡汤了，伤了他们的心。那些年姚克的大妹妹、小妹妹、弟弟由于不放心我们，都带着爱人和儿女一起到北大荒来看望过我们；小妹妹又为了给我们带来大米和父母的遗物，她天天在家里练习背几十斤重的背包。我们真是有愧于弟弟妹妹们的关怀，我们又是老大，应该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决定退休后要好好报答他们。
可是谁会想到，聚会后没几天姚克就胃出血，11月份又胃出血，为了节省医药费，他不去医院看，还是按照老经验在家里服用云南白药止血。就在1996年春节，我又穿上了当年结婚时母亲送我的那件紫红色条绒布，上面盘着黑色大琵琶扣的夹袄，和姚克一起站在书架前，让女儿给我们拍了一张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照后不久，3月1日一场大祸降临了我家。那天上午我正带着一周岁的小外孙女在外屋玩儿，忽然姚克在里屋喊：“不好，要吐，快拿盆来。”我赶忙拿了一个脸盆放在他的床头下，他哇的一声，吐了半脸盆血。我吓坏了，赶快给女儿打电话，叫她快回来看孩子。几经相劝，姚克才同意去医院检查。
在254医院，医生立刻给他做了胃镜检查。我站在一旁听医生问：“你是不是最近体重越来越减轻？”我一听这不是癌症的特征吗？心里紧张极了。出了检查室他弟弟哭了，他说医生说是胃癌。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刚准备一起过幸福的晚年，弥补过去失去的青春，可他……几天以后，从胃中提取物的生化分析结果出来了，“胃腺癌，溃疡型，中低分化，浸出浆膜”，对于这些专业术语我一点也不懂，其实他已是胃癌晚期，并且已开始转移。可是当医生的他的弟弟、妹妹告诉我，要马上手术就能好。没有一点医学知识的我，当然要听两个大夫的话了。但是如果当时我就知道他的胃癌是晚期，并且已经转移了，我是不会同意做手术的，因为手术只会加速转移，保守疗法也许还会多活些日子。
3月5号晚急诊手术六个半小时，姚克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十二指肠改道。手术医生说：“他的胃溃疡病至少有三十年的历史，发生癌变也有十年了。”我想起了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就经常胃痛，常年吃“胃舒平”止痛。为了下农场调粮食，他怀里揣上冻窝窝头或粮食局卖的代食品（用玉米面掺上麦麸子、玉米和大豆秸秆磨成的粉做成的食品）、白酒就上路了。记得1961年春节我们结婚后第五天，他已经由于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为了调出雁窝岛的粮食，他出发去了八五三农场。但由于刮起了“大烟儿炮”（指狂风捲着大雪像雪烟一样在整个空中弥漫），通往雁窝岛的汽车都停了，他本可以在场部等雪停了再走，可他想到晚一天调出粮食，就会有多少人挨饿，他硬是靠着双腿从八五三农场场部，顶着大风雪一步一步地走，饿了啃一口冻窝头，冷了喝一口白酒取暖，走了一天终于走进了雁窝岛，把粮食调出来了。到1965年就发现大便便血，我还写信嘱咐他别大意，去看看。可是在那个年代大便便血就认为是痔疮出血。到了1969年就胃大出血，晕倒在厕所里。1971年、1984年又胃大出血。可是在1969年在汤原医院和1973年在红兴隆管局医院做的胃钡餐透视，一直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合并胃出血”，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胃溃疡了？据说胃溃疡可能癌变，而十二指肠溃疡没有癌变的先例，如果早确诊是胃溃疡，我们早就在红兴隆管局医院作胃切除手术了，就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这能怨谁呢！只能怨当时的医术不发达，老天爷却惩罚错人了。
手术后马上进行化疗，并以后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低剂量化疗。每天还打一针能增强免疫功能、防止癌变的针。医生和我们大家编好了共同的慌话，告诉他患的是胃溃疡病，但因为时间太久，面积又大，因此需要继续做增强免疫功能和防止癌变的治疗。他相信了，并且认为病灶已除，身体会越来越好，因而信心十足。为了给红兴隆管局省钱，我们把病房设在家里，由我每天给他打针、量血压，由他弟弟每3个月来我家给他点滴化疗药一次。我因为害怕他疼，所以每次打针时手都发抖，不知该怎样打才能使他不疼，结果扎入的越慢，他反而越疼，就这样一直坚持打了七个月。
手术后五六月份，姚克的身体确实恢复得非常好，满面红光又吃胖了，我就催促他说：“你不是说退休后要写一部小说吗？怎么还不开始写？”他一边粘贴着他几十年积累的剪报资料，一边说：“没错，我是想写两兄弟出海去远航，路上发生的各种险情和他们面对灾难怎样去搏斗的故事。（看来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写出他的一生和他对人生的感悟。）不过不着急，等我把这些装订完了再写。”可是我着急，我怕他的时间不多了，但又不能跟他说实话。过了几天我又说：“我也想写写回忆录，咱俩一块儿写，从今天就开始好不好？”他说：“你急什么呀！要急你先写！”没办法，怎么也叫不醒他这个聪明人。
到第二次犯病之前，他一共粘贴装订了厚厚的十多本剪报资料，每册都写了页码，编了目录。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事业心极强，为了更好地工作，所以他酷爱学习。每天工作忙完就看各种杂志和报纸，把他认为重要的资料都剪下来或抄录下来，不仅看完了自己办公室订的报刊杂志，还到机关别的办公室去看他没看过的报刊，他们也都让他剪。他的这一特点，也是我最敬重的。
他十五岁当兵，初中没读完，仅在华北军区供给学校学了一年多财物管理，就因抗美援朝需要提前分配工作了。他从没学过古文，为了充实自己的文学知识，他自学并整整摘抄了两大本280页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编辑的《古代诗词曲名句选》。为了搞好国营农场的农业经济管理，从1981～1987年，他从《农业经济》、《农业现代化研究》、《经济学文摘》、《红旗》、《瞭望》、《学习与研究》、《未来与发展》等40种报刊杂志摘抄了有关政治经济学、农业现代化、农业战略规划、农业经济结构、农业技术经济、农业经济效果、农业责任制、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研究等共56项内容，两大厚本笔记。比如他摘抄了《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1年第四期的《论我国农业的内在动力》；《地理学报》1981年4期的《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逐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地域专业化》；《自然资源》1981年4期的《应用线性规划，选择地区农作物配置最优方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2期的《试论我国农产品价值形成的特点》等等。他所涉猎的报纸除《人民日报》外，还有《光明日报》、《湖南日报》、《江西日报》、《广西日报》、《四川日报》、《黑龙江日报》和《中国农民报》等八种；他所涉猎的大学和经济研究所学报，除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农业经济》以外，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湖北财经学院学报》、《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辽宁大学学报》、《山西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研究室刊物》、《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等。他在学习笔记的首页上写着：“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要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我想这也就是为了真正学会知识，所以他进行原文摘抄的原因。
看着他留下的这些笔记，特别是看完那一大本1986年他所摘记的笔记，我思绪万千，医生说他胃溃疡癌变已有十年，也就是说他的胃溃疡癌变就发生在1986年了。我这才知道当年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笔记，他是怎样发生的癌变的。1986年正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受到党内处分那年。
在1967年，全国都在按照毛主席“炮大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姚克在东北农垦总局造反总团团长赵x明的直接指挥和授意下，当专案组副组长，根据群众揭发的大字报和内查外调材料，汇总编写了当时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东北农垦总局局长王x林的材料，无限上纲，说王是“三反分子”，使他遭到长期被批斗、关进牛棚；又根据从抄家人手中得到的原东北农垦总局政治部主任（后为黑龙江农场总局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副省长）赵x景的日记，断章取义写了一张揭露赵x景“攻击红太阳毛主席”的大字报，使赵被关进牛棚遭到批判，从而1986年他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定为犯了“严重错误”。他想不通，因为他听党话，按照党的指示去做的，在那时几乎全国的当权派都被揪斗了，连刘少奇国家主席都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迫害致死。他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一直追求入党。共产党员要对党绝对信任，绝对服从，党犯了路线错误能怨他吗？为什么指挥他、授意他的领导人的处分都比他轻？他整天思虑。
姚克不像我，我每天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都要向他倾诉，他从来不对我说他的苦恼。我记得他从1984年起晚上在家就经常写材料，但我不知他写的什么。只是有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他后脑勺的头发掉了一大片，没过几天，整个脑袋的头发、眉毛全掉光了，连头发茬都没剰。以后长出来的新头发、眉毛又掉光了，一向爱漂亮的他一下子变成了和尚，管局的人都把他叫“姚半仙”。接着就经常发生心脏不舒服，先是心跳过快，然后是不规律的“早搏”、“三连律”（心脏跳两下停一下），接着就是“心绞痛”，他这个像铁汉一样的人，几乎一下子就垮了，原来这就是“癌变”的先兆，我却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985年初，他接到总局通知，要他去参加给他们这些人办的学习班，而当时他正生病住医院不能去参加，他这才把事情的原因告诉我。他又一次写了对错误认识的材料，让我给他送去交给总局组织部滕部长。并写了给赵x景、王x林及家属的道歉信让我转交他们。因当时他们都不在，我去找了总局纪检委书记王桂林，王书记说：“不可能给姚克麟定‘严重错误’，造反团的头头都定‘一般错误’，而且姚克麟对搞清总局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他答应给查查。回来后我把王书记的话告诉了姚克，他非常振奋。1985年2月25日他拖着带病的身体，他口述，让我给他记录，又给总局组织部滕部长写了一封信，最后他签的名。但是他又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于是又亲自抄了一遍寄去了。而我替他记录的那一份，一直保留到今天，信是这样写的：
“滕部长：经过整党学习，我深感只向组织检查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并请组织转达我向原‘东总’领导同志的赔礼道歉是不够的，所以，在我因病住院难以去当面道歉的情况下，我给X景书记和X寒同志分别写了检查认错、赔礼道歉的信，由我妻子亲自专程送去，希望以此表达我的追悔，得到他们的谅解。事不凑巧，X景书记去哈尔滨，您也不在，她就向桂林书记汇报了我的心情，并请桂林同志将信转交给X景书记和X寒同志。
蒙桂林书记接见，并得知原‘东总’领导同志高姿态的对待他们遭受过的迫害，总局从轻处理了‘文革’中总团头头门的问题，除赵x明早已结论外，这次都给定成‘一般错误’，这使我加深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
在这同时也得知，总局初议将结论我是‘严重错误’。当我妻子向王书记汇报了‘文革’中我本人、我们的家族所受的迫害，介绍了她所知道的我是怎样按总团的要求工作从而犯的错误，王书记表示有些情况他尚不知道，让我再写个详细材料给您。现整理呈上，请组织审查。
我希望，组织上在审查我的检查，给我作结论时能考虑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接受组织审查，如实反映组织要了解的情况，并出于良心责备，认真检查自己，知错悔改，而且坚持工作，恪尽职责。我还希望组织上能考虑当时的以下情况：
一、我所在的总团材料组、专案组以至我本人，从未搞过刑讯逼供，摧残人身，蓄意污陷，制造假材料。也没有给谁定过什么案。
二、总团材料组、专案组的活动，都是总团头头，具体说是由赵x明指挥干的。我所以听从总团，既是错误地认为，这是‘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是由于总团是人民武装部、总局部分领导和大多数中层干部支持下成立的‘接管委员会’的半官方组织。
三、经我手主编、改写过的材料，毫无疑问，在‘左’的路线支配下，无限上纲，是非混淆，完全错误。但并非是我个人捏造，这不仅因为材料来源于当时的机关大字报，大批判会和专案组的内查外调，而且经过组内议定；还因为批判口径是按总团当时的批判口径。而且总团印发这些材料都经过总团头头审查，他们理应负主要责任。
四、1967年6月‘接管委员会’成立后，材料组改成几个专案组，我自觉不是党员，推脱不当组长，赵x明指定张x林当“王－王专案组”组长，硬让我当副组长，还给分了工，叫张侧重抓‘历史’，实际上也是这么干下去的，张在时我听他的，张不在时我听赵x明的。
五、我的家和妻子的家，在‘文革’中都受到迫害，我母亲是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1966年11月被暴徒手持榔头闯入家中，把我的父亲、母亲和不到两岁的儿子，全从头顶砸成重伤，儿子当时半瘫，父母于68、69年相继去世；‘文革’初期，岳母家因成分不好，而家被抄，人被打后赶出北京。留学归国的姑丈人（民国时天津第一任市长南桂馨）被抄家（实际上南桂馨被红卫兵打死，后在人民大会堂给予平反，葬于八宝山公墓）。这一切固然不能与我的错误抵消，但它却是我在‘文革’中不敢不跟的重要原因。多说一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我何敢胡来。
六、我本人并非‘文革’开始就参加造反。1969年我被带病下放劳动后，更没有坚持错误，而且对‘文革’由怀疑转到抵制。
七、正如您向我指出过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我有错误，我现在不会是这样，这大概是指职务吧（多年来他的职务一直没给提升，而与他同期的都提升为处级），如此说来，我已经受到惩罚了，而且事实上惩前已经毖后，这在我们机关是公开的秘密。
腾部长，您对我说过：‘不要背包袱，要挺起腰杆干。’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追悔不该参与对原“东总”领导同志的迫害。我也反复回忆我这一生，参加革命35年，尽管我拼命干，却有近三十年因为社会关系处于比‘团结、教育、改造’好不了多少的地位（“团结、教育、改造”是党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才真正感到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并入了党。去年6月我向您说过，我要继续为党工作，这是我由衷的愿望。我应该，也能够挺起腰杆干。因此，我恳切希望组织上，能审议我的检查和以上情况，重新考虑对我的结论。”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姚克听了王桂林书记的话，当时是怎样充满信心地写这封信的，并表示“要挺起腰杆干，继续为党工作。”但是１９８６年７月，那一张未经姚克所在党支部讨论，更没有姚克本人签字的处分决定，以红兴隆分局直属机关党委的名义下达了。
当我拿着这份处分决定再次去找王桂林书记时，他已病的不认人了。姚克对这个决定一直不服，他从未捏造事实、有意污陷迫害这些人，只是在长期极“左”思想的统领下，在总团领导的指挥下，他不能不“无限上纲”，否则就是他阶级意识模糊。他一年写一份申诉报告，请求搞清他的问题，没人理过他；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找组织部门和领导，但他们都躲着我，只有总局组织部的一位王干事对我说：“他把人家的日记抖落出来了，使领导干部的心灵受到伤害，他还不应该受到处分吗？”原来他受处分的真正原因不是编写污陷王x林的黑材料，也不是把治病的“鹿茸精”当成批判张x池“当官做老爷、养尊处优”的罪行，而是他根据赵x景日记，摘录执笔写批判赵x景把未婚的爱人比作“心中的红太阳”的那张大字报。
就是在这种精神压力和身体恶劣的情况下（身体发生癌变），他不但坚持上班，给局长当好改革开放政策的参谋，还利用业余时间顽强地学习，摘抄了16开纸的76页笔记，那是需要怎样的一种顽强毅力啊！难怪他的知识渊博在红兴隆管局局直地区出了名，都说他“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以后他更是带病顽强地工作，证明自己，终于被评为1993年度“黑龙江农场总局劳动模范”。在他的“劳动模范审批表”中，“主要事迹”是这样写的：
“姚克麟同志是1958年从解放军总后勤部转业到北大荒的老垦荒战士，虽已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仍坚持在岗勤奋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体现出了北大荒人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姚克麟同志1985年到政研室工作以来，主笔攥写了《局史》经济篇，写作42万字，并参加了全书的编辑工作，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垦区经济发展史，为垦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几年来还收集整理资料14大类250目，成为管局机关重要的资料信息库，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大量的依据和借鉴，为各部门工作也提供了许多方便。1986年以来，在局领导的指导和参与下，姚克麟同志执笔撰写了20余篇经济论文，其中有4篇参加全国性学术交流，并被汇入《资料汇编》；有9篇被省农场管理学会、省农机学会、省种子学会评为优秀论文，1篇获省社科联三等奖；在国家二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7篇。1991年主笔起草了《红兴隆垦区‘八五‘规划》，受到了总局的好评。1989年起，针对基层领导干部对改革、管理方面的信息需求量大，又没时间看报学习的实际情况，主持编辑了《改革与管理文摘》，四年多来每月一期，已发行45期，从不间断，受到基层干部的普遍好评。同时还主持编辑了《调查研究资料》，为垦区经济改革交流创造了条件，已发行46期，为推动垦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姚克麟同志知识渊博，学识过人，但却非常谦虚，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工作不分分内分外，不讲时间，不计报酬，为人光明磊落，随身处处都能体现出北大荒人的优秀品质。”
可是，又有谁知道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的上述这么多工作的？
1996年10月7日，突然发现在他的左肩上长了一个小馒头状的包，我觉得不好，可能是癌转移，要他马上到医院去查查，但他就说是炎症，只需吃点消炎药打打针就行了，我们只好就在附近的乡卫生所打了五天消炎针，可是那个包一点儿也不见消失。12号我硬拉着他去254医院做手术取了一块小瘤，经病理切片检验确诊为“胃癌转移，左颈淋巴粘液腺癌。”这个结果连他两个当大夫的妹妹、弟弟也没想到，为此急需住进天津市肿瘤医院，进行多种药物配合的大剂量“化疗”才能控制。但住肿瘤医院他一定会猜出他是癌症，为了稳住他，我们告诉他是早期淋巴癌，哪也没转移。10月16日住进了天津肿瘤医院，按“国际标准化疗配方”，经过两个疗程大剂量三种药物同时点滴，他肩上的肿瘤不但未消，反而变得像一块坚硬的大石头，压得他坐、卧、走都困难。但眼见同一病房患淋巴癌的病友，讲述他几次进医院又生存了十多年的例子，他也坚信自己能再活十多年，因此不管大剂量的“化疗”多么痛苦，他都主动承受。虽然前两个疗程对他毫无作用，但他仍寄希望在第三个疗程的新配方。
在医院里，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我不能让他看出我的表情，从而失去治疗的信心。可是我每天到市场里去买饭时，都忍不住要哭一场，我痛恨老天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这个好人！
11月22日他咳嗽加重，发低烧，医生让他拍胸大片，他对大夫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告诉我还能活多久？活十年我有十年的打算，活五年我有五年的安排。”25日胸片结果出来了，双肺大面积癌转移。但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告诉我。那一天，他体温38.2度，心跳每分钟120次，呼吸有些困难，但肿瘤医院没有能降心率，治心脏病的药。到27日他的体温升到38.5度，开始吸氧气。
我已预感到他生命的垂危，恐怕等不到12月10日第三个疗程了，就与他弟弟、妹妹商量，先转到254医院，缓解他心跳和减轻他呼吸困难之后，再转回肿瘤医院。28日转到254医院干部病房，当时他的体温38.8度，心跳每分钟132次。这次干部病房的主任、心脏病专家、姚克的妹夫汪振泉告诉我，诊断为“由于癌细胞大面积扩散，肺部形成阻塞，导致呼吸困难，并且急性肺水肿，急性左心衰”，经过大剂量药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肺水肿基本治好，心功能基本恢复，但呼吸困难加剧，大小气管和肺泡已基本被癌细胞充满了，入院时每两天吸一罐氧气，五天以后就要一天吸一罐氧气了。
经过28日一天的抢救第二天稍有缓解，他对我说：“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我闯不过这一关……不算遗言的遗言，我口述你记录：一、组织上为我治病，花了这么多钱，实属不容易。孩子们和亲友家也都不富裕，不要再为了给我治病，弄得倾家荡产。二、如果我的时间不长了，比如说几年或几个月，我的生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那么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我昏迷了，不要再抢救，让我在昏迷中离去，不要让我再受痛苦。三、丧事从简，我死后就地火化，不留骨灰。因为骨灰存放处据我所知，也是按级别摆放的，我死后不想和他们争。如果老太太（指我）一定要保留，就买一个坛子放骨灰，等老太太死后骨灰放在一起，孩子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是他们的事了。我只是担心老太太，如果我死了，科研所又不发工资，（科研所当时因经济困难几个月没发工资）老太太可怎么生活啊？”
我记得那时候他的手上、脚上，都插着二十四小时不拔的输液管，鼻子里始终插着氧气管。指示器上显示着给他的输氧量是每分钟五升氧气，但他还是喘不过气来，我就给他加大到六升，被护士突然发现了说:“太大了容易氧中毒。”于是他急促地说:“快调到三。”说明他是多么渴望生存啊！可是看着他头上、手上豆大的汗珠，腹水在增加，浮肿在蔓延，每天完全靠着打“激素”扩张气管,降低体温；静脉推注“西地兰”以降低心率，增强心功能；打“速尿”针以排尿，防止全身水肿；打“杜冷丁”针止痛。我心如刀绞。如果能替代，我情愿用我的生命换取他的痛苦。我求医生能不能多给他注射些“杜冷丁”，减少他的痛苦。医生说那是万万不可以的。他们提出要给他注射一些“人血白蛋白”，或许可以延长他的生命，但抢救时要切开气管。我说：“不，不要再延长他的痛苦了，如果需要我可以签字，就让他永远的睡去，我们保证不会埋怨医院。”还有几次我甚至想给他吃我为自己准备好的两瓶安眠药，因为几年前我们说好了一起走，但又怕万一药量不够，更加大了他的痛苦。我天天在痛苦的十字路口抉择。
我又想,在这个时候能为他再做点什么才能让他感到温暖、感到安慰呢?我首先想到了应该让他见到一些他想见到的人。除电话立刻报告了红兴隆管局他的病情后，因为黑龙江太远，任何个人我都没有告诉。最近的就是北京的亲人和老战友，陈永承是他在军校时的同学，又是他三十多年的北大荒战友（后为农垦科学院副院长），我用电话告诉了他的病情。白洁元是他在政策研究室时主要提供改革意见的红兴隆管局局长，而且他现在已经在北京工作，如果他能来一定对姚克是最大的安慰，但我不能要求人家来，只是用电话把他的病情告诉了白洁元,至于他能不能来，就看他们的交情有多深了。结果首先到医院来的是陈永承和黑龙江农场总局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也是他在红兴隆管局的战友、我在八一农大的校友赵家玺，他们一起畅谈了几十年的友谊感情，我见姚克暗淡的眼睛又发光了。最后老赵说：“来，老姚，为了你早日恢复健康，咱们干杯!不过你不能喝，让小崔替你喝，你喝水。”他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几罐啤酒，我们一饮而尽。我现在后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我为什么不让他再享受一下这人生的乐、没让他喝啤酒呢？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连烟也让他抽几口。当时陈永承交给了我他预先为姚克写好了的祭诗。
很快，红兴隆管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王鸿鸣和局办公室副主任田振清他们来了，他们说:“我们代表管局领导来看望你。”实际上他们是代表红兴隆管局来处理后事的，悼词都已经带来了。他们俩每天全天陪在姚克的病床旁边，他们一起说东道西，讲述着垦区新发生的趣事，这对姚克的精神提携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他们也为了让他高兴，王主任还说来时看他的档案，整个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材料，在档案中全都没有了，有的人说是销毁了。姚克说:“不可能销毁，他们一定放在副卷里了。我求你们回去看看，我儿子小东的档案里，有没有关于我在‘文革’中受处分的材料?如果有,请想想办法撤出来，别影响了孩子一辈子的前途。”原来他的思虑是怕因他而影响了儿子的人生。
原局长白洁元真的从北京赶来了，姚克的眼睛又亮了，精神格外振奋。他、王主任、田副主任与白局长，四个人在一起聊了大半天，一直到晚上一起吃了晚饭才走。北京我的大哥和腰部做了大手术带着钢板支架的大嫂来看他了;两个弟弟和弟媳，从他做胃切除手术起就一直每个星期日都从北京赶来看姐夫;姚克的妹妹、弟弟，更是每天都来看他，还经常送来一些好吃的食物。他对每一位来看望他的战友、亲朋，都谈笑风生，眼睛依然那么亮，并说请大家放心。就连给他看胸片的大夫都惊奇地说:“他的病随时都有危险，可精神却这么好，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切没有阻止了他的病情继续加重，12月12日他对王主任和田副主任说:“我真想不明白，怎么越治越没劲了，连放屁的力气都没有了，全身除了脚豆以外，没有不疼的地方，我想回管局去。”我相信这是他真实的想法，红兴隆管局毕竟是他战斗了二十三年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他惦记的人，他想见的人。我想满足他的愿望，可是，每天用一大罐氧气，那罐子像大炮弹那么大，怎么上火车呀？来回换车怎么办？王主任说:“咱管局医院哪有这儿的医术高啊！你妹夫又是主任，条件多好啊！”姚克不说话了。
12月14日晚，他把我和孩子们叫到跟前，用微弱的声音说:“可能这一两天我的生命就要结束，这是自然规律，我也无能为力，我死后一切要听你妈妈的。”看到这情况，又想起前两天他跟我说:“这是什么破医生？病越治越重!”我不想叫他稀里糊涂，带着遗憾、带着埋怨离去，就决定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先把他的病情及发展，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我说:“咱谁都不怨恨，癌症晚期这是全世界都治不好的病，要怨就怨咱自己，在红兴隆管局时咱怕疼没做胃镜检查。”他说:“明白啦,咱谁也不怨恨。”（后来妹夫汪振泉主任对我说:“嫂子，谢谢你能跟大哥那样说。”）我又对他说:“对于咱走过的路，虽然坎坷，咱不后悔，因为这是咱自己选择的，你说对吗？”他说:“对，咱不后悔。”我说:“关于你的后事，我和孩子们是这样安排的。因为你一生爱漂亮，所以我们决定让你漂漂亮亮地走，两个儿子给你买了灰色的西服，女儿给你买了紫红色的毛衣穿在里面，最外面穿蓝呢子大衣，脚上穿你在北大荒时订做的那双一直没穿过的黑皮鞋，头上戴女儿给你买的紫红色贝雷帽。你的身下不铺那些黄黄绿绿的褥子，孩子们说老爸一生清清白白，就买白色的褥子铺。我们把你一生获得的奖励证书，奖状等统统都放在你的脚下踩着，表明你不为功名利禄的高贵品质。葬礼上我们不准备放《哀乐》，而放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对这一切安排你满意吗？”听到这些他那失神的眼睛又放出了光，他说:“满意，非常满意!”我接着说:“陈永承还给你写了一首诗，准备那天挂出来。”他说:“在哪儿呢?”我流着泪读给他听，他也睁大了眼睛看,“躬耕立马几十年，一生坎坷只等闲。戎装犯颜遭放逐，文革秉笔厄运连。卧床修史强多事，娇首倦飞不知还。回眸往事烟云过，滴滴泪洒海河边。”他说:“我的一生，他都写全了。”这之后，他又对孩子们做了一一嘱托，甚至连弟弟妹妹的孩子他也嘱托他们要孝敬父母，还告诫亲友和朋友们说:“你们有了病一定要早检查，早治疗，别像我这样，工作上悠着一点干，弦别绷得太紧了，功名利禄都是没有用的身外之物。”
等到亲友和孩子们都离开后他对我说:“我这一生老天对我不公，但有真心爱我的妻子，我知足了。”我说:“对不起！原来说好咱俩一起走，可是现在我不行，因为孩子们还没走稳，你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我要为你把在“文革”中受处分的案翻过来，我参加过两次社教运动，我知道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我要替你做完再走，你可一定要在麟珠山上等我啊！(指天上用我们俩名字命名的地方。)”他说：“一定等!一定等!”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带着孩子们活出骨气来的！”我抱着他的头，让眼泪尽情地流。我忘不了他看着我时的那专注的眼神，那横流的泪涕，好像要把我的形象在他的眼中定格，拍下照片一起带走。我哽咽着说：“不哭啊，咱不哭。”这时他突然对我说：“快，快帮帮我!”我知道他是让我给他拔掉氧气管，或给他用些能“安乐死”的药，这时我才明白，真要做到这一步有多难!我哆嗦着告诉他:“不，我不能，我不能当杀人犯！你就再多陪我几天，就算为了我再多受几天罪吧！行吗？”他停了一会儿说：“行，咱们睡吧！”没想到这一夜，他知道了即将要死了，却真的睡着了。
突然，我睁开眼睛，看见在写字台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剪着短头发的扁平女人，就像剪纸剪下来的样子。我问：“你是谁？你干什么？”我边说着边向写字台走去，她一下子钻进了姚克的被子里不见了。我一辈子从不迷信，但对我真实看见的这一幕，我没法解释，也许是老天爷派来接姚克的人。
15号上午，连苍天也含悲，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牛毛细雨。姚克叫扶他坐起来，又叫小儿子、女儿拉着他的手，坐在他的左右边，他们三个脸贴着脸，我在床上给他用热水擦洗两条腿，同时拨响了录音机里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们都一声不响，随着音乐起伏的旋律，让心中激起雷鸣……二三十分钟后，他说：“音乐听完了，我累了想睡一会儿。”谁知这竟是他最后的声音。我们帮他躺好后，过了不到一小时，下午1点多他在睡梦中昏迷了，医生说是癌症脑转移，从此他再也不知道痛苦了。孩子们要去找医生，我说：“不要，让他睡吧！让他少受点痛苦吧！”
晚上9点钟时医生来检查，血压脉搏一切正常，医生说今晚没事儿，就让他弟弟、妹妹和王、田主任回去休息了。9点25分，只见他长喘了一口气，突然眼睛瞪得大大的，呼吸又急促的抽动了几次，嘴里喊出：“苍天啊！你对我……”，只不过一分钟时间，他就抛下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而两只瞪大的眼睛久久不肯闭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貭问苍天时死不暝目的表情，只有我知道他的心里有多苦。
送到停尸房后，准备要火葬，人家要求要给他化妆，被我们拒绝了，就这样真实的他走了，无论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认的出来。
17日上午，在天津北仓火葬场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王鸿鸣主任把红兴隆管局赠送的两个黑色挽幛挂了出来，还代表管局党委和机关工委献上两个花圈；我和孩子们把我们献给他的诗和陈永承的诗，分别挂了起来；姚克的弟弟妹妹也分别献了花圈；北京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带着是四捧鲜花，其中有一捧是我80岁的老母亲送的，放在灵前。王鸿鸣主任主持仪式并致悼词，他说:
“45年来，姚克麟同志忠于党的事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贯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在部队，他勤奋学习，钻研业务，是后勤战线的骨干，多次受到首长的表扬与奖励，不愧为好学员，好军官。在农场，他艰苦创业，以坚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不愧为好干部，好党员。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一心为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干一行爱一行，精益求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并先后获得‘东北农垦总局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黑龙江农垦总局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姚克麟同志，在粮食战线工作的几十年中，已成为该行业的专家，并在基层享有较高的威望，受到上级的信任和表彰。他提出‘粮食提质增收’的建议，在垦区广泛得到应用，受到省粮食部门的表彰，同时在粮食经济学术研讨上，也获得了奖励。
姚克麟同志酷爱学习，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学术知识，功底造诣深，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期间，为垦区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协助领导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的方案和政策，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是管局党委和领导的重要助手和决策参谋。在经济理论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建树。他主编了《黑龙江省红兴隆国营农场管理局局志》的《经济篇》，曾获得省级奖励。他撰写的经济论文，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的有二十多篇，并且先后获得了省部级优秀学术论文证书。直到退休前，他还废寝忘食的工作，主持了农业部《垦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课题的研究，赢得了垦区上下广泛的支持和赞誉。
姚克麟同志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待人诚挚，平易近人，廉洁奉公，不循私情。他助人为乐，善于团结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和优秀品质，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学习榜样。姚克麟同志的病逝是垦区的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好干部，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以他为榜样，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当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我和儿女们走到他的面前，他苍白的脸上似乎又有了微笑。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是这辈子最后看他一面了，今后我们要在不同的两个世界生存了，这就是永别的含义。我和儿女们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再也听不到了。姚克，去麟珠山的路，走好啊！
我们至今也没有买墓地，只是把骨灰盒暂时存放在殡仪馆里。女儿说：“等将来老妈百年之后，我们把爸妈的骨灰放在一起，每到一个地方就撒一把，就等于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去旅游了。”
姚克走后，我把他的病情先后经过和丧事处理写了一封公开信，寄给了那些在北大荒他惦记的老战友、老朋友。之后就陆续接到回信和电话，其中，农垦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所长、共产党员老贾（他本来是与我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情报资料室任主任，姚克在七十年代就经常去他那儿借书，从此他俩成了好朋友。）给我来信说：“我建议把陈永承写的诗最后一句‘滴滴泪洒海河边’改为‘蜡炬成灰泪始干’，因为老姚的一生就像蜡烛一样，照亮了别人，烧干了自己”；一对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老知识分子-高级农艺师余光渠、冯元琳来信说：“姚克麟一生正直的做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他可以像保尔一样无愧地说，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但另一位在职的副局级干部、共产党员来信说：“他离开这个对他不公的世界，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解脱吗？”……这就是普通群众对姚克做人的评价，我感到欣慰。
我感觉老天对我也不公平，过早地夺去了我的爱人麟，也就等于过早地剥夺了我享受爱的权利，他死时仅62岁，而我才57岁。但是又觉得，也许老天认为我得到过一般人所没有的真正的爱，无论是柯南还是姚克，都是最真挚的爱，他们给我力量，促我奋进，让我享受“爱”的温馨、神奇，体验“爱”的死去活来的感觉。也许许多人都未曾真正有过我这许多的爱情，老天把他收走了，去赐予别人，如是这样也算公平，我该知足了。
这一切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好像都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每年清明节，我和孩子们去祭奠他时，我总是穿着他送我的那件大毛衣。前几年我还每年写一封《寄情天堂》的信，拿去一起烧。1998年《北大荒文学》第二期刊登了我写的《面对永别》，1999年第一期还刊登了姚克以前描写我俩在晚上打算盘，计算“相关系数”的文章《入睡之前》。前几年我骑自行车上街，经常在马路上看见他的背影，等我追上时才发现是认错了人。有一次我做梦到天上去看他，看到他的床上放着两床被子，一床粉红色缎子被，一床大红色缎子被，他对我说：“这床粉缎子被是我盖的，红缎子被子是给你留的。”我放心啦！他是在等我！有一次女儿以前的女朋友对我说：“阿姨，我做梦叔叔当了天上的财务部长，总管天上的钱财。看来老天爷还是知道了对叔叔的不公平，所以才给他补偿吧！”前几天我的小儿子说：“我爸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你们那个年代可能像这样的人很多，可是现在不多了。”一生有这样一个丈夫足矣，从这点说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而且以他的品质为我们家的家风，已经影响到第三代，前年，正在天津外国语大學附属學校读书的小孙子，拿回了期末的操行评语，老师写道：“你是个文明守纪，尊重老师，热爱劳动和体育的好学生，有你这么认真负责的体育委员，老师放心。班里有你，我们班就有了主动，有了无私，有了正气，感谢你！”我甚感欣慰。
想起了我对他的承诺，虽然当年许多好心的人曾劝我：“算了吧，已经改革开放了，还是向前看吧，更何况赵x景的职位越升越高，下面的人谁敢管你的事？”但我既对他承诺了，我就一定要去做。2015年国家对十八年前错判“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执行死刑案”的公开平反，宣布无罪并给予国家赔偿的消息鼓舞了我，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也一定会给姚克一个公正的结论的，于是我给红兴隆农管局党委去信，请求重新审理并撤销姚克在“文革”中受的处分决定。
我在信中说：“在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姚克麟是接受了历次政治运动教训的，他对我说，‘开始我并没有参加造反团，我是看到政治部的及多数中层干部都参加了这个团，并且武装部支持他们，我认为当然不会错。后来我之所以同意到材料组去，就是看到许多人被打倒了，我倒要看看他们够不够打倒的条件，在我的笔下绝不能写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材料！’于是他在造反团赵团长的直接指挥下，当上了材料组组长。可悲的是他又冒犯了大人物，这件事在原‘东总’和‘红兴隆’机关的老人中是众人皆知的事，所以陈永承才会写下‘戎装犯颜遭放逐，文革秉笔恶运连’，为此他早已受到了惩罚-就是一直不给他提升职务，从1966年在‘东总’时的19级干部，到1986年他才仅仅是副科长，而与他同时的干部都早已提升副处长、处长了。而且事实上，他当造反总团专案组副组长时所写的材料，没有一处是他捏造的，全是有证言的，甚至他们的负责精神都令我感动。如原总局局长王x林，外调中他提供的入党介绍人不承认介绍了王x林入党，他们就带了王x林去与那人当面对貭，那人还是不承认介绍他入党（多年以后那人才来信说自己当时胆小，害怕受牵连，所以不敢承认。）而王x林的档案中却记载着他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他的枪走火打死了他的警卫员。所以姚克在他所写的材料中说王x林‘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员，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在那个毛主席最高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能不事事‘上纲上线’批吗？你不‘上纲上线’批他，别人就会‘上纲上线’批你，认为你没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且他是在造反总团赵团长领导指使和武装部支持下写的，写后又是经赵团长审查批准下发的，为什么给造反团头头定‘一般错误’，而给姚克定‘严重错误’？后来我去找总局纪检委王桂林书记时，我告诉他给姚克定的‘严重错误’。王书记说：不可能，造反总团头头都定‘一般错误’，而且姚克麟对搞清总局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他答应给查一查。可惜我后来再找他时，他已变成了‘植物人’。其实关键就是因为他按赵团长要求，给后来的总局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副省长赵x景写的那张大字报。当时赵x景的妻子死了，他正在热恋着某女人，因此赵某在日记中写的‘我望着满天的星空，想念着我心中的红太阳xx’（指他的未婚妻）被姚克写的大字报揭了出来（揭露了人家的隐私），认为那是狂妄。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时我们每天去机关食堂买饭（1967年8月-1968年6月我正在佳木斯生孩子，停薪留职带孩子）都要先唱一遍《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歌，把饭拿回家吃以前，还要对着毛主席像鞠躬，然后再唱一遍《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歌，然后才能吃饭。又有谁敢称自己的爱人是心中的红太阳？那么毛主席是什么呢？而赵x景是政治部主任，他却敢称。这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吗？这种极‘左’错误的认识能怨姚克吗？抄赵x景的家和日记也不是姚克干的。毛主席、党中央领导错了，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致死，下面的人能不紧跟吗？他对我的批判不是也一直‘上纲上线’，说我的要强是‘对失去的资产阶级统治地位不甘心’吗？在那个年代谁敢不紧跟？
当然，摘抄赵x景日记，进行逐段批判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是触犯了法律，因为日记是个人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就是在今天政法部门破案不是仍然需要从个人手机、日记、信件等个人隐私上寻找罪证线索和依据吗？当然他们不是政法部门，他们无权这么做，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还有什么法？只有毛主席讲的‘造反有理’这一条法在执行，只有‘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一条比法还要重要的理论在起作用，如果赵x景不把他热恋的女人比作‘心中的红太阳’，姚克麟他能捏造出如此事实吗？”
可是红兴隆党委回信说，“根据中组部1981年5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对受一般处分的，如果主要依据没有变化，定性处理基本恰当，只是偏轻偏重一些，则一般不再改变。’我们认为姚克麟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事实是存在的，并且本人也对所犯的错误写了经过和认识，主要依据没有变化，各级党委的定性和处理决定是基本恰当的。如果不处理，对王x林、赵x景等受到迫害的同志也是不公平的。”
看到这儿，“对受到迫害的同志也是不公平的”，我接受了。我不是一直为祖父受到的不公正评价而在给他翻案吗？一直在怨恨那些仍以极“左”思想污蔑他的人吗？同样，对那些因姚克所写材料而受到批判、被关入牛棚的人也是不公正的，他们可能已不在人世，但给姚克处分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人也是一种安慰。姚克，你在天上想明白了吗？咱们错就错在咱过去被极“左”思想洗了脑，脑中的极“左”思想根子太深了，同时也有私心存在，害怕被时代车轮碾碎，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为了证明自己革命，就事事无限上纲。比如原总局局长王x林，在当友谊农场场长时，虽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仍与苏联专家通信介绍友谊农场的情况（友谊农场是1954年苏联专家援建的）就给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王x林的入党介绍人由于害怕不敢承认介绍他入党，而他历史上又曾加入过国民党，他的枪走火，不幸打死了警卫员，就说张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这样不实事求是的结果，就伤害了好人。虽然是党指挥错了，造反总团领导错了，武装部支持引导错了，但我们就一定要绝对服从跟着走吗？为什么会有张志新，她宁肯被割断气管，为悍卫真理献身，也要说刘少奇是对的？而我们因为有私心，害怕被时代的车轮碾碎，却不敢承认真理，不敢有一点反潮流精神。以后再遇上这种事，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去掉私心为真理而战，你想明白了吗？
我曾对小儿子说过：“如果以你爸和许多像他一样‘犯错误’人的死，以我和许多像我一样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的人几十年所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能换来今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再也没有人要承受这样的苦难，也值！”我希望今天的人们，能从我和姚克麟的苦难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走好你们的人生之路。愿在天上的姚克该闭上眼睛了。
二、为恢复祖父名誉奋斗二十年
丈夫姚克去世以后，也就是我最孤独、最寂寞、最难熬的日子开始了。为了让我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早点解脱出来，妈妈对我说：“你正好在天津，你去调查调查你爷爷在天津都干了点什么事。”
我这个爷爷崔廷献（字崔文徵），1942年在香港他死时我才三岁，但却因为他在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做过许多官，就成为了带给我半生耻辱和灾难的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三年就影响我一生？为什么妈妈常对我说爷爷是个好官、清官，而我在思想上又必须把它当成敌人，与他划清界限？甚至为了彻底脱胎换骨，1958年我放弃了已经考取的中国科学情报大学，而甘愿留在北大荒当一名农业工人。难道说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和国民党时期的官，就没有一个是好人吗？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搞清楚，祖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在那个躲还躲不及，人所共知的年代里，我没见过坏人，我却要把他想像成像《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搜租院》中的刘文采一样恶毒的阶级敌人，一次次地批判他（没想到，近年来才知道，黄世仁、周扒皮、刘文采居然都是文艺塑造，现实中并不存在），根本不敢想去了解他。庆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给了我实现愿望的机会。但毕竟祖父去世已经五十五年了，当时他若活着该是123岁了，与他同时代又熟悉他的人，还有几人能健在？而他又没给我们留下任何能够证明他人生、事业、品格的文章或物品，即使曾经有过，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也都被抄走或被烧毁了。手中只有一张祖父照片的我，决定沿着他在天津的足迹去探索挖掘。
一、没想到祖父是个爱国爱民的官
我首先拿着祖父的照片到天津市政协文史研究馆去请求帮助，方兆麟主任说:“你可以先找找天津市政协常委谢天培先生吧，他可能知道一些。”我按照方主任指点的路找到了谢先生的家，见到了长着两道长寿眉、面貌慈祥的86岁的谢老先生。原来他曾是国民党要员陈诚的秘书，在邓小平接见台湾来的总统府上校参军长李汉深先生时，还邀请谢老先生也参加了。按照他的年龄，在祖父当天津市长时他已快二十岁了，可能会有一些了解和记忆。谢老先生给我拿出一张复印好的《崔廷献简历》，那是从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复印的。谢老说：“前南桂馨市长把天津人坑苦了，他是被迫下台的。你的祖父是一个很好的官员，受旧教育影响比较深，是为人处事很安分守己的人。他在职时，出让土地局、教育局给天津人做。为兴建教育，他支持时子周创办了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即是现在的天津师范大学）建立了天津图书馆（即现在的天津市立图书馆），不但创办了天津第一所公立医院（即现在的天津市第一医院），他还为了妇女儿童的健康，建立了护士学校，助产士学校等等。他当时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是宣传科长张友渔，一个是市立医院院长李允恪，他们当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你要了解他的情况可以到天津市图书馆去查《大公报》，那是一份和上海《申报》一样的全国性报纸，还可以到二楼阅览室，去找翦伯赞的孙女简安主任帮忙。”（事后我才知道，谢老虽是国民党的高官，但他还是秘密与共产党联系的牵线人。）
在谢老先生的指点下，从1997年2月25日起，我开始了每天去天津市图书馆文史馆查阅资料的生活。每天早晨吃过早点，我就带着一个面包到图书馆去，中午他们吃饭暂时闭馆时，我就在外面拿面包当午饭吃，晚上一直到他们闭馆我才往家走。
我选择了从以前都公认报道比较正确的《大公报》开始。据说蒋介石当年虽然反对它，（因为它揭露那个政权的丑事）但又天天看它（因为反映的是真实的事）。我按着谢老给我的“简历”，从祖父上任那一年开始查阅。
1928年（民国17年）9月6日，《大公报》第二版：“5日上午八点十分上海专电，‘今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天津特别市市长准由崔廷献继任。’”接着让我特别兴奋、特别惊奇的是，就在祖父上任天津市长的第一天（9月14日），在第一版《大公报》的广告栏内，我看到一个特别的广告《崔廷献启示》，内容是：“廷献就职伊始，恐来宾框顾，有失迎迓，拟于每日上午8时至10时，为接见宾客之时间，谨告。”这个启示在《大公报》上连续刊登了十四天。我奇怪，就这么一件小事，由天津市政府下个文，发个通知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他一个大市长亲自登启示呢？我活了这么大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市长上任，通过这种方式通告全体市民的。为什么每天上午最宝贵的8点至10点，不是市长坐在屋里召集开会、批文件，而是接待来访群众？为什么他不让他的秘书替他接见？（几十年我看到的各种市民来访接见，都没有市长天天在场亲自接见的）我明白了，这是表明他十分愿意听取民众意见的态度，也表明他把民众的意见看得十分重要。原来他是开始以他的行动打造革命的政府、廉洁的政府。这个“启示”让我对祖父肃然起敬。
过后不久我干了一件蠢事。由于我看见不对的事就爱管，那天我到市政府门前，想找市长接待室反映情况，只见两名持枪的士兵把着大门，我胆颤地走上前去询问：“请问，市长接待室在哪儿？”回答：“不知道！”又问询了周围的一些人也没有人知道有市长接待室，我扫兴地回了家。我不知道古今中国有多少市长会像祖父那么做，也不知道有多少天津人受到了祖父的接待，但我为祖父的做法感动。
《大公报》同一天还登载了祖父在市长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余今年54岁，而思想犹如十六七岁之青年，自信爱国热情绝不后人。平生做事凡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者，必全力以赴之。三十年来在东北三省、在山西任职，只知为国家为地方服务，绝不自认为做官。今兹来津也将一本平昔之意念，实事求是，努力尽责，就渐进、和平、公道之原则，以谋市政之建设；并以十二分之诚意，接受各界切实可行，而有利于市民之意见。将来成绩虽不可知，但愿能唤起市民使能运用民权，达到市民自治，市长民选之目的自勉。”我一边一字一句的往本子上抄，一边在想，他不是国民党的官儿吗？都是作威作福，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我接着往下看，就在他当市长的第二天，1928年9月16日《大公报》第五版登了一篇《崔市长注重公安》的文章：“崔市长昨日上午10时，在市政府对公安局六大区署长、各区署员巡官及保安队总教练官、各分队队长训话。一，警察任务在于维持公共治安，一个警察若不能维持公共治安，若不能尽其责任，则全市市政即受影响，市长也不免不尽职，故警察必须勉尽其责。二，警察旧人饶有经验，自堪重用，绝不更动，唯旧染腐化习气者，则需立刻涤除，一切嗜好尤不得稍存。三，现在我们党实行以党治国，警察必须党化，除维持公共治安外，必须了解‘三民主义’，了解之后必须向人民宣传。最后相嘱二语，即什么叫‘三民主义’与为什么要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到场者均需切实研究，一两星期后本人或将向大家一一考问云。嘱当场官长通知未到场者于明天10点再到市政府听受训话云。”我想几十年从来开会都是由到会者回去向未到会的传达会议精神，可祖父一个大市长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权威，不叫到场的官长把会议精神传达给未到会的官员、而非要自己亲自再召开一次会议呢？有多少官可以做到像祖父这样认真？我佩服他的作风。莫非我的这个“认真”的特点，就是从祖父那里遗传下来的？
为了打造革命的政府，廉洁的政府，他上任第三天即“根据举报撤换了舞弊官吏工巡捐物处处长王毅，又下手谕派密查员下到各机关密查官吏舞弊之事”；他“规定实行财务绝对公开，每月将收入支出刊登《市政公报》，全市实行统一会计制度”；“成立捐务调查委员会，系调查捐务机关有无漏、有无弊端以谋兴利除弊”；“实行用人公开”，对所用的一切人以“廉能”二字要求，并训令各机关“凡属公务人员勤劳乃其本职，不应收受人民馈赠”；规定“市府职员不得兼职”，他首先“给北平、河北、热河官产总处”去电，“呈请准予辞去天津特别市官产处处长”这一肥缺，并以“廷献本人少领工薪，少支公费，以为同事之表率。”我被他严格自律、以身作则的品质深深感动了。
我接着往下看，祖父把成立“街村组织”、实行“地方自治”，看做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要求，是实行市民使用政权、“市民自治”的基本组织。他提出，以一百家为一“街”选举“街长副”，二十五家为一“闾”选举“闾长”，五家为一“邻”选举“邻长”，并排除了蒋介石派来的天津市国民党党部的反对，全力以赴的把这一组织建立起来了。《大公报》1928年11月2日第五版刊登《崔廷献训勉‘街长副’》：“崔市长特定自昨日起，于五日内分别传询各街‘街长副’，以便下委。上午10时按花名册逐一询问各街‘街长副’生活状况、所操职业、愿否充当‘街长副’、并曾否在社会办过公益事业。每询问一人毕，必加以勉励，愿大家于三个月试验期内，努力公务。又大家任职须清廉、公正而和平，不得借公济私或压迫人民，须知土豪劣绅在此时，万无存在之地。直到下午1点始行竣事。”我看到此处不由得对“于五日内分别传询”和“按花名册逐一询问各街长副”感到震惊，并暗暗地计算，天津市一百多万人口有多少“街长副”？按每个人问询五分钟，连续五天要问询多少人？身为一百三十九万人口的大市长，他为什么对这么繁琐又具体的工作要亲自去做呢？他甚至向最基层的“闾、邻长”讲话，告诫他们要调查民间疾苦，向政府报告有什么利弊，“政府必会利则兴之，弊则改之”。按规定，每五户为一“邻”，二十五户为一“闾”，各选“邻”、“闾”长，1928年12月6日上午“在南市大舞台对第三区‘闾、邻长‘2440人讲话，下午又对第四、五区‘闾、邻长’3840人讲话“，一共用了三天才完成全市八个区的讲话。我在想，几十年来我从报纸、电视上所看见的这种会一般都是由副市长或政府工作人员主持召开，从未见过市长给街道干部开会讲话，祖父一个大市长他为什么要亲自做？这是一种对“民权主义”多么执着、重视又认真的态度，难怪有人说祖父是执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呢。我们有多少市长会亲自接见居委会主任乃至每五户一个的户长？我佩服他这种既顽强又细致的亲民作风。
祖父他抓住一切机会宣传“三民主义”。如他在9月23日的晋同乡会、9月24日的天津市总商会为他开的欢迎会上，他都大讲“三民主义”；要求警察都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实行“三民主义”，并要求他们都向人民宣传，成为六七千个“三民主义”的义务宣传员；1928年10月10日他发表在《大公报》的《敬告津市民众》一文中写道，：“今日国庆，我天津市民应该必要认识的几件事略为说一说。一，请认识‘三民主义’。有人问我说，‘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种是很好的，但是缺少民德一种。我告诉他说，先生你的话错了，请你看‘民族主义’第六讲，先总理注重恢复固有的道德，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美德，不但要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这就是尊重旧道德的表示。你再看‘民权主义’第三讲，说人类分三种，有先知先觉的，有后知后觉的，有不知不觉的，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聪明财力虽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要调和这三种人使之平等，则人人都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财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上百人之务，造上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也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照这样做去，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相等，而人之服务道德之心发达，必可使之为平等了，这就是提倡新道德的标准。” 我万万没想到国民党居然也提倡“人人都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的道德价值观，特别是，“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也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 就是告诉我们，人活着就应当自强自立，不能依赖社会和别人，祖父又是以与一位先生亲切谈话的方式和市民说话，这是多么中肯又必要的教诲啊！这就是祖父要奋斗的目标！
1929年6月25日《大公报》第十一版题为《津市府成立一周年，市府各机关举行庆祝仪式，崔市长以谦虚为怀，不愿铺张》的文章写道：“天津市政府成立一周年，市府同仁以一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劝市长举办隆重庆典，市长却说，财政支绌，于市内建设事业设施甚少，正僚友努力之时，而非庆祝成功之日。” 因此“仅有开会仪式，并无庆祝设备，只在市府门前升起了国旗。” 开会时，他一句不谈一年来取得的成绩，而是把成绩归结为“同志指导、民众爱护、报界促进、僚佐和衷、友朋赞助”，希望继续发扬，并着力挖掘工作中的不足。他说：“在过去时间常以廉能二字与诸同志互相助勉，去年经济困难，诸同志竭力核减，各以廉洁自持，至于办事能力诸同志各有所长，虽说有繁有简不等，然一种遇事勇往直前之概，廷献也所心折，廷献在工作上常至十数小时，不敢居同志之后，但我等用力多成功少，究竟属何因？……以廷献之愚，确信津地绝不困我，津人也绝不负我，所虑者我辈信用未孚，不能将民众最希望者，专力做成一二事情以坚民信。” 并最后勉励同仁，“应具革命之精神，勿以金钱而移吾志，勿畏困难而求奋进。”我万万没想到祖父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庆祝，他既不像一些官大搞铺张浪费的形式摆谱，也不像一些官开会先把成绩大肆炫耀一通，对存在问题只蜻蜓点水似的点一下。更不像我有了成绩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把“民众最希望者”看作是最重要的，恰说明他真正是抱着“以民为本”的思想，为老百姓服务的；他以“廷献在工作上常至十数小时，不敢居同志之后”的谦卑、平等思想和工作精神，让我折服。
1930年1月1日《大公报》第十一版《崔市长元旦之演说词》：“崔廷献市长将于今日对各工作人员有长篇演说。其大意谓，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元旦，同时国家又发布明令，实行撤销‘领事裁判权’，所以今天集会不仅是庆祝新年，还有更深的意义。第一，我们对于民国成立纪念日应该有深切的了解。幸经总理积极致力国民革命，与诸先烈抛却无量数赤血白骨，中华民国乃得正式成立。要知道，中华民国的成立不是改朝换代的革命，乃是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由民族专横宰割，变为国内诸民族平等结合；由‘次殖民地’变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便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第二，今天既是国府实行撤销‘领事裁判权’的一天，我们更应明白‘领事裁判权’的意义、事实与弊害，以及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本来凡是独立的国家，国内居民不分中外，都应实行统治权，我们中国还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便能让‘领事裁判权’存在呢？原来满清政府时代，我们的国家早已变成‘次殖民地’，不成其为国家了。‘领事裁判权’这种坏制度，对于我国所生的弊害便是侵害主权，保障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势力，使我国人民生崇拜外人，畏惧外人及依赖外人之心，政府于去年12月28日毅然发布明令，自动宣布撤销了。今后我们的努力便是同心合力，政府的建设，法律的完成，官吏的公正，人民的自治，都要做到好处。第三，今年这个元旦不比往年，因为今年是‘训政’实施开始，我们政治工作的人，当分三方面省察，一、就党治方面说，在都市上必‘平均地权’后，财政方有确实的着落，方符合公平征税的原则，方可将人民别项负担减轻，必促进自治，人民真能使用民权，然后政治方面有确实基础。二、就人民方面说，现在一般心理要求与我们政治工作同人，希望并不是很高，最迫切者必维持和平，人民方能安居乐业，必减少苦痛，人民可略为安慰，故在力量可能范围内，必当设法解除。三、就我们自身方面说，廷献向来认‘悔过自新’四字为处理万事不二法门，行政亦然，说起过去一年的工作，不知有多少过错，在此休假三日内廷献只好自己省察，力图自新。我们诸同人过去工作固然努力，但也不能说毫无过错，究竟何错何在，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希望诸同人各自省觉，互相劝勉，从个人自新起，以设施新市政云云。”从这篇激情扬溢的讲话中看出，祖父是多么爱我们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努力奋斗着，并时时不忘严予律己，悔过自新。
1930年2月，天津市妇女救济院成立周年庆典，祖父及各机关团体代表二十多人参加了该会。开会前，被救济院收容的60多人（主要是妓女）列队院中，“要求与崔市长晤面，” 祖父他不是一个人走出来，或者是他一人走在前面，其他的人都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以显示市长的威严，然后微笑着向欢迎他的人招手，而是“崔即与来宾二十余人同至院中，与院生行一鞠躬，礼毕，鱼贯入礼堂。”看到这一场面让我激动，一个大市长不显示他的威严反肯给妓女鞠躬，说明他是一个心灵多么伟大的人啊！也体现着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祖父并给她们妇女补习学校捐款八十元。
1930年2月陕西大旱，祖父被推为西北赈灾筹募委员会会长，《大公报》报道：“担任筹募委员会委员长自接此项聘任后，对此事颇具热心，拟宴全体委员以研讨方法，一切费用概由崔氏本人负担云”；他说：“不幸中国有西北灾情，更不幸中国而有内乱，政府失职，置灾民生死于不顾！政府不管，我们天津人拿起来办！”他派秘书长代他专职办赈灾之事，发动全市人民救灾。当他在一次会上得知有100本“慈善皮毛奖券”尚未卖出时，他甚至悄悄地“查到会人数为110人”，他说：“除能力稍弱者外，每人购买一二本，剰下的由我本人购买或代为推销。“为此《大公报》写道：“倾刻间三万元之皮毛奖券已所剰无几了”。这场发生在八十八年前的赈灾行动共捐款三十八九万元，“实为各省市所未有”。我真被祖父关心灾民的行动倾倒了，一个大市长竟会亲自清点到会人数。
1930年8月，“新麦下来了，面粉价不但不落，反而由每一袋三元七八角增至四元二三角。为防止投机商人囤积面粉涨价”，《大公报》8月8日第七版写道：“成立粮食评价会，已由昨日市政会议通过，崔市长极关心杂粮价格问题，因为老百姓多数吃不起白面，崔市长意思应调查各种粮食出厂价格与市场相差若干，以便评定时有所依据，总之，即使市民少受损失，故杂粮价格也必使其低落，以示政府顾念民生之职。社会局已在派员调查中。”
1930年9月17日，辽宁三个县发生水灾，祖父知道后第二天，立即召集成立辽灾急赈会，他又被推举为会长。想到9月辽宁已进入寒冷期，在水中的灾民急需棉衣，辽灾急赈会当场立即募捐棉衣一万套，而仅祖父和公安局曾局长二人就合捐棉衣八百五十套。于是在他的影响下，警备司令傅作义、宪兵司令袁庆增，也派人来接洽，要求参加急赈会。
我看到《大公报》刊文从来用词十分谨慎，只写事实，不加褒贬。但是他们在写祖父的文章中，却有四处用了最高级形容词，一处是1929年8月30日第十二版“本市试行自治先声，崔市长对举行市民自治极具热心。”一处是1930年2月15日第十二版“崔市长将宴募捐委员，商酌赈灾筹款。担任募捐委员长，接到此项聘书后，对此事颇具热心。”一处是1930年8月8日第七版“当面粉涨价时，粮食评价会已由昨日市政会议通过，崔市长极关心杂粮价格问题。”还有第四处是，“1930年7月18日，河水昨日猛涨逾尺，日内再有降雨水患堪虞，大虹桥堤岸正积极按计划赶修，崔市长对此事十分注意。”四件小事都是关系民生的，说明祖父是一个极其爱民的官，他时时处处把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我为有这样一个爱民亲民的祖父而骄傲！
通过这一件件小事，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祖父站在我面前，他就是用这种态度，这种做法，以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精神在兑现着他在就职典礼上许下的诺言：“凡有益于国家、有利于民众者，必全力以赴之。”他让我崇拜，敬佩！我过去真的是批判错了他，冤屈了他几十年。2000年4月我在《老照片》第十三集上发表了我写的《道一声祖父，对不起！》也让我的心灵得到一点安宁。
这一件件小事也激励着我继续查下去。我从1928年6月一直查到1930年10月祖父卸职，这其中的每一天，每一页报纸我都不放过。我还查阅了祖父在《社会月刊》杂志上发表的《怎样繁荣天津市？》才知道祖父还是一个十分懂得经济学的人，他原来在日本专门研究过政治、经济和法律。他总结美国快速繁荣的经验指出“中国的复兴也要自己繁荣起来”。提出“要振兴工业，奖励生产。”他用天津海关1925～1927年的输入、输出具体数字比较，指出我国“输出的多为原料品，输入者多为工业品，即使商业繁盛也会渐渐民生凋敝。而美国的繁荣是由于工业的发达。”“要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要提高一般购买力，可使本国的工业发展。”“要修筑道路，桥梁，公园，市场及码头”。原来我们现在提的“要想富先修路”，祖父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指出：“道路者，文明之母，财富之脉。凡道路所经之处，则人口为之繁盛，地价为之增加，产业为之振兴，社会为之活动，道路者地方之文野贫富所由关也。”所以他为了“中国的复兴”大修道路、沟渠；大办工厂，增加就业；减免一切苛捐杂税，免费代办工商业注册，繁荣商业；提倡国货等。由于祖父的不懈努力，所以到1929年政府的财税收入从1928年的每月十几万元、财政入不敷出、没有市政建设，提高到平均每月三十三万元，还办了许多建设。在1997年5月出版的由天津市社科院以厚今薄古的原则编著的《天津通史》“政权志政府卷”158页对1928～1930年末这一段历史，有这样一段记载：“天津建市后，城市建设有所发展，繁荣区扩大，转移，形成了以现在滨江道与和平路交叉十字路口为中心的新兴繁华区，在市区边缘新建了不少工厂企业，市区有所扩展，逐渐使其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城市。”祖父的功劳不可没！
祖父认为“教育是一切政治设施的基础”，没有人才国家就不能复兴，因此他十分重视教育。在市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针对天津市有八万多失学儿童，他把“卷烟吸户税”每月六万元作为专项教育经费，并增设了十二所小学，成立了天津市义务教育委员会和各区的教学研究会；为解决师资缺乏，建立了天津人十年前就想建的天津师范学校；还大办社会教育，建立了天津市图书馆一处、通俗图书馆七处、民众阅报所十处、市立美术馆一处、市立民众教育馆一处、天津市公共体育场一处、天津市气象台一处、各种平民职业补习学校一百多处。他为因贫困失学的儿童铺就了一条义务教育之路，为失业工人和市民铺就了一条社会职业教育之路，祖父为天津教育的发展贡献巨大。
祖父还十分关注百姓的建康与卫生，他下令建立了“平民百姓看病可以减免费”的“天津最早、技术最精湛的市立医院”；“建立了化验室，对市民食品、牛乳及饮用水、中成药定期进行化验；建立了传染病检验及防治制度，每年春秋两季实施种痘，夏秋之交注射预防血清”。我没想到祖父会这样爱民。
令我惊奇的是，祖父还是对敌斗争的勇士。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五集上，看到一篇写祖父为反对英国福公司霸占晋东、晋西开矿权进行顽强斗争的回忆文章。文中说：“不料争矿运动发生，（驱逐英人福公司）山西人民群起响应，中西两斋学生带头推举代表，根据万国公法向英人交涉，特别是西斋学生代表崔廷献等理直气壮，使英人理屈词穷，无言应对。福公司英人电请李提摩太亲来太原，对西斋学生用尽种种威胁利诱手段，卒无丝毫效果，乃抱头痛哭离开山西。”我为能有这样一位爱国的祖父而骄傲！
我在天津市图书馆整整坐了四十五天，除了手抄密密麻麻的一大厚本以外，还依据我有限的经济条件复印了一批材料，经过整理归纳，于1997年6月15日写成一篇三万多字的《祖父的市长生涯》调研报告，后经我女儿空余时间帮我打字，终于拿到了打印稿。我带着此文去请谢天培老先生审阅。1997年11月11日，谢老打电话叫我去，并给我介绍了天津文化名人张绍祖先生。谢老说：“把材料给他，以他的名义发表比你说的有力。”后来张先生在《天津史志》1998年第三期发表了题为《天津特别市第二任市长崔廷献》的文章，还在民革中央机关报1998年11月19日的《团结报》上发表了《重视教育的天津市长崔廷献》一文。张先生不仅把我写的主要事迹都高度浓缩了，而且还把他在写《津门校史百汇》中了解到的情况“据统计，1929年天津市教育经费占全市总支出的18.91%”写了进去。而祖父任天津市长之初，财政非常困难，入不付出，也根本没有固定的教育经费，祖父却肯拿出占财政总支出18.91%的钱去搞教育，这个可靠的统计数据证明了祖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我写的《祖父的市长生涯》中写道，“为了解决天津建设所需的高级人才，他提议登报公开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而张先生根据他对旧中国和天津教育的了解，又在后面加了“旧中国以地方的能力派出留学生是非常少见的，这在天津来说是创举。”谢谢张先生！他让我对祖父更了解了。同期，我也在1998年9月3日的《团结报》上发表了《崔廷献两次赈灾》的文章，宣扬了祖父在救济灾民事业上的态度和做法，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官的心里有没有百姓的最重要一条。
二、对不公平的说法进行反击
就在我完成了调查，证明祖父是一个为百姓服务的好官，是一个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模范的执行者时，我的大哥从北京给我寄来一份19８９年出版的《寿阳县志》中关于祖父的传记，那篇文章把祖父写成是一个重私利、轻公益的贪官。我再细看其他人物传记，发现当时在祖父手下工作的、为祖父重用的人，都是正面人物，偏偏祖父是反面人物。不是有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朋友的身上可以看到你自己”，这不是矛盾吗？《县志》主编说我祖父重私利、轻公益的事例，我在《山西文史资料》中也看到了那篇回忆文章，不过在那句话前面多了“据说”两个字。他们把“据说”二字去掉了，就将“莫须有”变成了事实，而对祖父做过的好事，一件也没写，让我非常气愤。我决心为给祖父恢复名誉而奋斗！
1997年10月9日我给《寿阳县志》主编岳守荣先生去了第一封信，谴责他不应该以莫须有的事、据说的事，给人定罪名。谴责他不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国民党也有人为人民做了贡献而不予承认。1997年10月29日岳先生给我回了第一封信，信上他说：“《寿阳县志》编写甚早，起步于1977年，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一切工作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经解放思想，但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编撰工作中，不论是领导还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难以逃脱这个时代的局限，所以对您祖父的记载就很难公正，这一点在我心中是很明白的。从我内心是很想写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但事与愿违，一是资料就缺，二是外界干扰太大。后来我们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但也遭到不少麻烦，这种麻烦主要来自上面，而且是在中央有身份的人，后来虽数易其稿，但就此直到出版前仍纠缠不休，致使印刷推迟了数年之久。就是印在书上的那个文章，也未得到提议者的赞许。结果是家属、笔者、乃至提议者与读者均不满意，这也就是没能如实反映”。他又写道：“近世人们常常以为哪个政权服务而评论其功过是非，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修志人，要客观公正评价在国民党政权下工作过的人，是很难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尤其如此，你所说的《血战台儿庄》这类影片，也只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能拍摄出来。”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也写过志书，修志人要有修志人的良心，最重要一点不管写什么时候的人，都要实事求是。于是我又去了第二封信质问，岳先生1997年11月13日回信说：“你说‘对一个人的评价问题不应以他为哪个政权服务评功过，而应以他为社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以及他的个人品德，工作作风来评价’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我总觉得不完全，假如此人是上古，中古的历史人物，相对好说，但近代人物就不是如此简单了，尤其是国共两党的人物更是如此，这是一个学术观点，或政治观点，恐怕两者皆有之，总之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尤其为一个政权服务的人，自主权有多少？”我不明白为什么就因为是国民党的官就不能实事求是，但现实就是这样。现在想起来当时岳守荣先生在中央的大人物干扰下多少年，本想客观公正秉笔直书，却不得不忍受如此的艰难，而我把我成为“自己人”用了三十年的痛苦，都发泄在岳先生身上了，指责他不实事求是，冤枉了岳先生。
与此同时，我从一个表亲嘴里听说，在1997年寿阳县中学举办校庆70周年的典礼上，有纪念我祖父的文章。我立刻给寿阳县中学去信了解情况，不久我收到了该校副校长、校史办主任阎振新先生1998年1月14日写给我的信，他写道：“先祖崔公廷献，乃为故里兴教贡献巨大之前辈，与寿阳中学创办、再办，结不解之缘，由于校史由我调查撰述，所以略知一二。崔公是一位知名的支学兴教者，清末科举考试以其卓越的才华，为三晋特拔超超，名列榜首。据一位校友追忆在寿阳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员常以崔公考文中‘将才也，帅才也，均为国家之栋梁也。’赞美文章开局之精辟。1927年4月至6月，寿阳中学创办人李汾、刘怀琪曾三次到并（即太原），觐见崔公，当时崔公任河东巡抚，主管晋南、晋东南五十多县行政，经崔公与省教育厅负责人言妥，方备案批准成立寿阳中学。创办寿阳中学，崔公自捐款八百银元。1937年由于日寇进犯山西，寿阳中学解散，1942年由邑人王成庵又倡办复校。复校后没有地点，巧遇崔公灵柩返故，经与崔公之子商同，崔公之子据崔公遗嘱将寿阳城遗产一处捐赠学校。学校为感激崔公之义举，在院内建一个小亭，亭内立碑，由王成庵撰文，名曰‘了心亭’，以公自号命名。此碑现被作为院内足基石，文字多可看清，校庆时本欲拉回学校重树做念，只是又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如愿。其实这块碑的碑文，对崔公做了较公正的评述，我只择其几句共賞：
了心居士了心亭，桃李花开香满亭。
春风桃李花开久，人与斯亭均不朽。
私宅归功为了心，有子显亲胜有金。
……
了心故里君知否，生自库仓小井亩。
成童入泮辄冠军，特拔超超标榜首。
名传翰苑震京华，三晋文坛从未有。
……
东渡扶桑归国后，争矿力抗福公司。
开府锡公镇盛京，赞襄幕府见才能。
从此声名传海内，并州奇士说文徵。
奉命曾到葫芦岛，开府工程犹未了。
实施六政播仁风，想见当年佐治公。
河东百万救饥民，滩案公平断似神。
万家生佛容绰楔，人人同颂寿阳春。
华北门户在天津，大政方针次第行。
至今人过新亭路，犹有弦歌雅颂声。
晚年致仕息林泉，耽道研经结佛缘。
君不见，了心亭外柳青青，来往行人醉未醒。
如欲了心心未了，请君先拜了心亭。
乡贤崔公文徵有功教育，建亭留念。时在癸未10月下旬也。
挽联是：
当年特拔超超，三晋争看奇士榜。
此日遗容穆穆，万人同拜了心亭。
故里后学顿首。
当年声震津门，施政早知公不朽。
此日名留故里，建亭犹恨我来迟。
寿阳知事刘卜枕。
阎振新先生写道：“崔公是一位爱国主义志士，在日本留学归来，曾在葫芦岛任职，领导参加了向英国人的争矿斗争。在天津任职时，曾解散了‘自新院’，释放了在押共产党员三十多人。日本侵入后洁身自好，誓不做亡国奴，隐居从佛。崔公虽为旧时幕僚，但在群众中无罪无愤，尤其是故乡人民。时值校庆，1942～1947年寿阳中学再建时期四个班同学七十多人归校，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人均可背诵‘了心亭’碑文。因为当时学校建亭树碑后，碑亭是校园唯一文化景点，学生们课余时间争相切磋，也正当少年，影响了一代人。”
这是我活了六十岁第一次听说祖父把房产捐给了学校及乡人为他立碑和他释放了三十多名共产党员，日本侵入后洁身自好，誓不做亡国奴，隐居从佛的事。
1998年3月13日，阎先生又将“了心亭”碑文全文抄给了我。他写道：“由于碑文字迹模糊，这是几经众多学子凭当年记忆补正的。”另外他还告诉我：“王信之即王成庵，儿子王宝骏在北京怀柔县县志办，他对此事经过有较深的记忆，对人很热忱，望去信联系。”感谢这位热心帮助我的好人阎先生，是他让我知道了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
我接到此信后，立即与北京的王宝骏先生联系，并去拜访了他。原来他是代理我祖父经商的王成庵伯伯的儿子，比我大九岁。解放前夕，我在北京还见过王伯伯，所以一见如故。宝骏兄在以后十九年中一直在帮助我，他告诉了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他在1998年3月22日的信中说：“您的祖父崔文徵先生于1942年农历八月初五病逝香港后，您的大爷崔吉如先生，令尊崔仲元先生，您的叔叔崔烈武先生，扶柩回乡，按照您祖父生前愿望，毅然捐出房产150余间，土地十亩，恢复寿阳中学，振兴教育。为此寿阳各界人士为纪念崔文徵老先生捐产办学的义举，在恢复寿阳中学的同时，建成了纪念崔文徵老先生的‘了心亭’，我父亲王成庵先生为‘了心亭’撰写了《了心亭记》、《了心亭落成》、《了心亭纪念歌》、《祭崔师文徵公文》及亭前的一幅黑底金字楹联，文曰：‘想当年特拔超超，三晋争看奇士榜；看此日遗容穆穆，万人同拜了心亭。’我父在《了心亭记》中写到‘亭名了心示不忘也，了心居士者。所谓了心者，忠以了己，恕以了人，以恩了怨，以德了恩，凡生平未了之事，一一了之而无憾。以如此巨产慨然捐公而不惜，为邑人开急公好义风气，乡人士以公乔梓之爱护桑梓功德无量也，即时建亭留念。”他把祖父喻作继清三代帝师祁隽藻之后的寿阳又一伟人。原来捐赠房产给学校的事儿，是祖父生前的遗愿，这样的人还说是重私利，轻公益，太没有道理了。而且祖父做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却一直没有告诉过我们呢？也许他们都习以为常了吧。
宝骏兄还告诉我：“晚清封疆大吏锡良在开府盛京时，曾上书清廷，力主收回辽东租界，力主修铁路，还主张兴垦荒地，开矿，禁止大官以考察为名出国游玩等，飞书草檄，海内驰名，可知锡良这些爱国主张的奏文，均系您祖父代为起草，这是一件大事，这一点要大书特书。锡良一生刚正不阿，今将《二十五史》中的清史（下）中有关锡良的传略复印寄去，可资参考。”
宝骏兄还寄给我一本有关阎锡山逃亡大连的书，那上面写着是他的行营处长梁汝舟一次给了他2000万元供他在大连时用，阎锡山说没想到梁为他攒了这么多钱。而《寿阳县志》上却将一篇回忆文章写的：“据闻，崔廷献用他在天津市长时搜刮的50万元供阎锡山逃亡大连时用”中的“据闻”二字去掉，变成崔廷献用搜刮的50万供阎锡山逃亡用的事实，这是多么的不公正啊！
宝骏兄还写道：“《寿阳县志》对您祖父的记述确实有欠公正，据主编岳守荣说，当时的背景不写一些贬义词，寿阳的大人物张x石根本就通不过。幸好岳主编在《县志》第856页附录中，将原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先生对您祖父的三点肯定都收录了，就把人物传中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了。张友渔特别强调，1930年下半年（天津市政府向张学良政权交权前夕）他建议释放薄一波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您祖父当即撤销了‘自新院’，全部释放了薄一波等人，这是一件大事，只此一条也可大书特书了。张友渔还说，当时宪兵司令袁庆增说，‘张友渔是大共产党，可是崔市长庇护他，我没办法。’张友渔还说，他在香港见到您祖父时，老人已表示同情革命，不满意国民党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可是我们家却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事。
阎振新先生1998年3月13日的信还告诉我：“校庆前，去年我曾去信联系张x石，后张约我去京面叙两次。我提到寿阳中学初创，李汾与刘怀琪两次拜访崔公，方得当时省厅批准，崔公又资助银元八百元的事儿，是旧书苍华出版社的《马首》刊物上的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寿阳中学成立及一年来经过情况》。这些事我与张x石谈起，张大怒，否定，引起极大不悦。对于1942年捐舍不否定，但该认为是无奈而为之，这些均不属实。他对岳守荣《县志》十分恼火，多经干预。崔公任天津市长时，张说曾去拜访过，意思欲留学日本。怎么去的未作叙述。我曾与岳主编探讨过，《县志》中对崔老的两件不平评价，一是重私利、轻公益应该否定，二是在天津市当市长时，在崔公的努力下，释放共产党员，若没有同情革命的大义，不会有其大举，这是很不容易的。”阎振新先生也是因为张x石的反对，才不敢把祖父第一次帮助组建寿阳中学这段史实写在《校史》中的，也是为此原因原准备拉回重树的“了心亭纪念碑”也没有办成。
看到这些，无论是岳主编还是王宝骏、阎振新先生都提到，是中央的那位大人物张x石一直阻挠岳主编客观公正的评价祖父。其原因是极左思想还是其他？1929年张x石意欲留学日本去拜访过祖父，目的是什么？；我又了解到张x石原是国民党员，他病逝时中央的悼词中写道“他1932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如果当时他在从事革命的秘密活动，中央不会不承认的，说明他1929年去找祖父时，他还不是为了革命，否则祖父的罪就更大了。
了解了上面的一系列情况后，我觉得祖父是一个爱国爱民、全身心为百姓谋利益、谋求国家富强、重公益轻私利的好官，而张x石却要故意贬低他，我义愤填膺。我决心为祖父讨回公道。于是我将我新了解到的情况，融入了《祖父的市长生涯》，浓缩成一篇一万五千多字的调研文章，共分为三部分：一、崔廷献的爱国主义义举。二、崔廷献对天津社会经济发展之主要贡献。三、崔廷献的个人品德与工作作风，暨崔廷献事业成功之主观原因探讨分析。在文章的最后我写下：“笔者经过一年调查写成此文的目的有二：一、在我们贯彻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地面向未来之时，能对民国时期的有功人士给予实事求是之肯定，以感染海峡对岸人士心向共产党，期盼台湾早日回归。这也是周恩来总理多年前一直告诫我们的，‘他们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二、崔廷献所做的事，所具备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斗争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品德和工作精神，在为实现2000年伟大目标和下个世纪的远大目标时，依然需要发扬。”我把这份材料复印了六份，于1998年10月12日分别寄给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薄一波、薄一波的儿子大连市长薄熙来、民革山西省主委谢克昌、山西省政协主席和寿阳县政协主席，并附了一封信，我请求他们为我的祖父恢复名誉，并申明我保留上诉的权利。
不知是感动了哪一位神仙，1998年11月30日岳主编打电话给我说：“你写的《祖父的市长生涯》一文，寿阳县政协决定给你出一期专辑，再加上张绍祖先生的《重视教育的天津市长崔廷献》一文代表外人看法，前面加上你祖父的放大照片，我再加上‘编者按语’，从正面肯定了你祖父，这样就完整了。过几天我到北京去给你送书。”几天后，岳主编和赵进先生提着一捆（10本）《寿阳文史资料》第五辑送到北京，我和大哥接待了他们。我问：“共印了多少册？”赵说：“两千册，都发下去了。反映说比现在的干部还好。”1999年寿阳县政协又出版了《寿阳文史资料》第六辑，全集刊登了当年王成庵受公众所推，在寿阳商界、社会名流为崔廷献举办隆重葬礼上所撰写的《祭文》；在“了心亭”落成后，王成庵先生又为此撰写的《了心亭纪念歌》碑文和《了心亭记》等，也在前面加了肯定的编者按语。这一举动使我们全家感到欣慰。
三、春天到了，但还有雷雨和冰雹。
2002年，故乡寿阳县政协主办出版了《寿阳家》刊物。在2003年第一期“故乡名人”栏目中，用大号字写着“崔文徵浓墨落花甲”八个大字，下面是三条醒目的消息，一，崔文徵保护过张友渔、薄一波等36名共产党员。二、崔文徵说：“我坚决不入英国籍，死后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故乡的土地上。”三、崔文徵对身边的人说：“王骧啊，官儿迷啊！我看错了他，你们可别学他。”下面是崔文徵写的《六旬生日自题小像》：，
“汪公奖你雅怀粹德，阎公盼你矍铄耆英，刘师祝你天相吉人，赵老勉你脱了染情，这都是期望心诚，你应如何努力不辜负诸位老成？诸同人夸你有好学问，誉你有好官声，以你生于通德之乡，能守先正典型，究竟人知不如自知之明。你试反躬自问，是不是徒有虚名，耻不耻声闻过情以后，种种犹如今日生你应如何努力对得起朋友弟兄，你也说过要报亲恩，要为善与修真，你并说生平得力在悔过自新，这些话是不是自欺欺人？人生不满百，已经有六旬，今既动善念，先需除病根，良心不能欺，举念如雷闻，说食不能饱，勿徒空言论，你应如何努力，不欺瞒天地鬼神。”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到了祖父的这篇文章，让我激动万分。我活了64岁，还从没有见过别人为自己这样题小像的，我真没想到一个国民党的大官会以如此坦白赤诚之心进行自我批评，并表示自己以后不能徒空言论，要为善与修真，不欺瞒天地鬼神，要对得起朋友弟兄。我为有这样品德高尚的祖父骄傲！《寿阳家》同期还转载了我写的《道一声祖父，对不起！》。
2004年第二期又刊登了署名化十的文章《崔文徵谈身心》，祖父说：“夫不肯为恶之心人孰无有，及至临时自己身心往往不能做主，随波逐流，遂至一发而不可制止。吾洗心社同人用功方法，第一要先有一‘自’字，一事之来必先自思其果可为否？所谓自省是也。所最要者此种自省课程必须时时为之，一刻不容放过，为饥人之不可离饮食。能为此者则一切恶念必能完全打消。”说明了祖父是一个十分注重自省的人。我感觉这是一个要实事求是评价祖父的信号，春天到了！
但是2004年第四期又登了原晋中史志院副院长刘x礼写的《对<寿阳家>的几点意见》，其中就提到：“见2003年一期《崔文徵浓墨落花甲》一文的编者按语，‘崔文徵保护过张友渔、薄一波等36名共产党员’，乍一看，好像崔从主观思想上也曾同情共产党，帮助共产党做过好事，其实不然，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的。”他说：“阎（锡山）蒋（介石）矛盾也是崔（廷献）蒋（介石）分歧，阎军失败也是崔要下台交印”；“崔并不知道张友渔是共产党员，因张友渔很有才，他只是爱张惜张用张。”这样他就把崔廷献看成和阎锡山一样坚决反共的人，也就是说，凡是国民党的官就都是反动派。
2004年第六期很快就登了王宝骏先生全面驳回刘x礼先生的文章《关于崔廷献评价问题之我见》；他指出：“首先崔廷献对张友渔的共产党员身份并非一无所知。宪兵司令袁庆增向崔廷献报告拘捕张友渔的理由是他认定张是一个共产党人，而崔以沉默来保护了张，这已经难逃主观上帮助共产党人的嫌疑。办‘自新院’，默认张在生活上优待共产党人，同样难逃主观上帮助共产党人的嫌疑。反过来说，在大小军阀矛盾重重的复杂情况下，崔在交出大印前，不同意张的建议，不解散‘自新院’，不释放共产党人，而将‘自新院’的管理，一并交给奉军，并未交给国民党河北高等法院，也是利用军阀矛盾，为自己开脱的一种选择。说到底崔选择了同意张的建议，联系巧妙地阻止袁庆增的捕张，默许‘自新院’内生活上优待共产党人，他在释放共产党人的果断处置上，存在主观上帮助共产党人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以简单化、僵化，一刀切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历史人物，我们的教训太多了。同样，崔廷献有主观上帮助共产党人的苗头，正是共产党人张友渔统战工作胜利的表现。”谢谢宝骏兄有力的反驳！
2004年还刊登了我从不知晓的傅德荣先生的信，他说他是寿阳中学1942年再建时的学生，他参加了当年去火车站迎接祖父灵柩的到来，学生们并高唱着王信之即王成庵先生写的哀歌，他至今清楚的记得歌词，他指出我在《道一声祖父，对不起！》中写的哀歌歌词有误，应该是“寒风烈烈兮塞草黄，秋尽江南兮草木伤，蒹葭苍苍兮露为霜，秋水伊人兮各一方，魂兮魂兮归故乡，无穷感慨付斜阳。”他并说：“1989年出版的《寿阳县志》，对崔文徵先生的事迹与评价极不公正，应该予以更正。”他说，他们家与我们家是三代世交，所以他了解我祖父。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我便通过《寿阳家》转给他一封信，除感激之外，讲述了我对祖父的认识和对刘xx文章的态度。没想到2005年第一期《寿阳家》就把我给傅先生的信刊登了。之后，他给我寄来了一堆手抄的和复印的关于祖父的材料。
2005年是祖父诞辰100周年，为表示对祖父的怀念与敬仰之心，也为了让刘x礼先生知道祖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写了《我的祖父崔廷献》一文寄去，结果，《寿阳家》2005年第四期不仅全文刊登了我写的文章，还刊登了张绍祖先生发表在《团结报》上的《重视教育的天津市长崔廷献》一文，并且在最前面加了“编者按语”：“寿水福山，地灵人杰，可爱家乡寿阳代代英杰名士，清代为祁隽藻，民国数崔廷献，新中国当推张磐石。今年是崔廷献先生诞辰100周年，这里发表先生孙女和张绍祖写的纪念文章，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崔先生的言行，节操和不朽业绩，今天看来也是我们寿阳人的骄傲，值得借鉴和纪念。也希望乡亲继续提供一些有关崔先生的文献资料，包括图片，书信，待条件成熟时编印一册纪念文集传之后世。”谢谢《寿阳家》！春天的阳光很温暖。
2005年真是不寻常的一年，有一天，阳泉钢铁厂办的《阳钢报》编辑主任兼副刊主编黄顺荣副教授带着摄像人员，从山西阳泉到天津来找我了解祖父的情况。他说，当年是祖父拍板决定成立的“阳泉铁厂”，祖父并亲手为“阳泉铁厂”写了厂名，如果没有阳泉铁厂，就不可能使阳泉从一个不起眼的荒蛮小镇，发展成为今天的阳泉市，也就没有后来的阳泉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给了我一本他们出版的画报册，那上面有用当年建铁厂炼出的铁铸成的纪念大鼎照片和阳泉铁厂大门上挂着的祖父写的“阳泉铁厂”的照片。他说他曾参拜了祖父出生地山西寿阳县库仓村，并送我一份2002年2月4日的《阳钢报》，在副刊上刊载了黄先生写的诗《访库仓村》：“踏玉库仓访先贤，老屋古朴时已迁，议设铁厂执牛耳，保晋风云开新篇。小桥流水说音讯，满山雪花孕来年，情怀旷远拍案起，夺声千古崔廷献。”他说希望我能提供给他有关祖父的更多材料，他要用这些资料，编拍电视剧《铁缘》。
2005年1月，又接到原《山西日报》编审、中国楹联学会顾问、《寿阳家》副主编郭华荣先生的信，他写道：“偶然翻到前些年在古玩市场上购得的《崔文徵先生寿言》，不仅大量寿序、寿诗、寿联，深切感人，尤其所附《生日忆亲诗》和众名家的和草，更是感人至深。崔文徵先生在我心中本极伟岸，在我们家乡寿阳，清代、民国、新中国代出伟人，崔文徵先生当是民国时期寿阳无与伦比的一代伟人，也是继清代名相祁隽藻之后，寿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而反复拜读《生日忆亲诗》之后，崔先生在一个普通寿阳人—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崇高。故即使原《寿阳县志》中所提那些微不足道之事，倘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为，也是可能误会之微言，实在不值一提。历史上哪有没有一点失误的伟人。当然了，作为立传定论之《寿阳县志》，以后重续时如不彻底改变，当有罪于寿阳历史、寿阳后人。”他把祖父的《生日忆亲诗》和众名家的和草及祁棠南、王信之合写的“序”，复印了一份给我，他说：“我的想法是您能就此写点东西，然后一并在《寿阳家》刊物上发表，以教育后人，进一步把崔文徵这一家乡的人文宝藏挖掘研究，发扬光大。”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原来我在《老照片》上发表的《道一声祖父对不起！》是他在《老照片》中发现并在《寿阳家》上转载的，后来我还知道了那篇署名“化十”的文章《崔文徵谈身心》也是他写的。但是由于我的中国古文知识很差，祖父写的《生日忆亲诗》和众名家的和草，我看不懂，没有写出文章来，辜负了郭华荣先生的一片诚心。
听闻全国正在开始续写《志书》，2005年12月6日，我以我大哥崔志平和我的名义，给寿阳县政协主席刘迎春先生和寿阳县志办公室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在续写《寿阳县志》时，能真正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的精神，即‘对过去已出版志书中的错误要予以更正，不足之处要予以补充，’能真正全面的还我祖父以公正、以历史本来面貌。”我们指出：“1989年出版的《寿阳县志》，由于种种原因，以我祖父崔廷献是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旧官吏为由，将他诋毁，并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身上，不仅错误的诱导了不明真相的读者，伤了知情者的心，更在群众中造成了对共产党‘实事求是’政策不信任的坏影响。虽然1998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寿阳文史资料》第五辑中刊登了我们的调查材料，并以‘编者按’的形式对他们的部分错误予以更正，对此我们也曾表示感谢。但《寿阳文史资料》不能代替《寿阳县志》，且没有把他们的错误之处全部公开承认，给祖父恢复名誉。”但我没有收到答复。
2009年《寿阳家》第七期，除刊登了我弟弟崔志强写的一篇《读祖父的六旬生日自题小像》一文外，还登了一篇《崔志强先生回乡记》和四幅照片，其实就是寿阳家北京联谊会老年分会会长吴述雅率领崔志强、王宝骏、任毓骏等共十二人，回故乡参观学习，我弟弟崔志强就是其中的一员。但就因为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的秘书长，是崔廷献的孙子，所以才会为他撰写了这一篇。我想起阎振新先生给我的信中，就我提出想将“了心亭”纪念碑重立起来之事，他写道：“咱们这个社会崇尚权势，据说您一同辈兄弟在北京从事书法，造诣较深，不妨联系，若归来以其身份可能接待，这样好办一些，普通人办应该办的事也很难。”以后的数次信中都提到这件事，并说“让崔志强能够给故乡留一些书法作品”。其实崔志强就是我同父同母的最亲的小弟弟，但是因为我从心里就反对这一做法，我认为本来是正当的事，加上权势的作用，就是正当的事也变了味儿。所以直到阎先生病逝，我也没在信中承认崔志强是我弟弟，我伤了阎先生的心，愧对于他的在天之灵。果然应了他的话，在《崔志强先生回乡记》文中写道：“崔先生这次回来，就是想在华严圣地方山重修‘了心亭’，以告慰祖父及其他交往甚笃的故人。他在山上选了一块宝地，得到了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董事长贾光耀和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倍感欣慰。”唉，权势啊！
可是2010年第四期《寿阳家》上面却发表了该刊“近代人物”特约撰稿人李x先生写的、实际上是贬多褒少的《崔廷献》一文，文中写道：“崔文徵唯一问题，是他身上的旧烙印重叠，晚清进士，旧社会官吏，一言以蔽之，他是个旧人，有一身旧病，早期在国事上有瑕疵，晚年未失大节。”他说我祖父“是清末辛丑科进士，1905年公派赴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加入孙中山‘同盟会’，1915年赴京参加‘筹安会’，推戴袁世凯复辟帝制，参加了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公民党’。任保晋公司总理期间，与同乡王骧二人在石门假权匿名，设立售煤处获利不少。”当然他也写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好事，比如，“任保晋公司总经理时，积极发展家乡现代化工业，在家县创造出一个民族资本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没有崔氏近代化的对外开放意识，这个黄金期不可能出现。”又如，“一生赞助家乡贫困学子多人……”。对于他提到祖父是“辛丑科进士”，“公派赴日留学生”、“同盟会会员”，我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参加“筹安会”，“对袁世凯当皇帝投了赞成票，参加公民党”这些问题，我认为祖父不可能支持复辟帝制，可我在查资料时却也看见过登载，只是不知道真实的历史，不了解祖父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在看了电视剧上写的参加“筹安会”的1399名代表在袁世凯的荷枪实弹逼迫下，全投了赞成票。莫非祖父也是害怕自己命不保而那么做的？我说不清楚。说祖父与王骧在石门私自卖煤，获利不少之事，我也确实在《山西文史资料》中看见过，只不过在那句话的前面有“据说”二字，虽说是莫须有，罪名不能成立，但我不掌握他为官清廉的事实证明，我很苦恼。
可是《寿阳家》2010年第五期立刻刊登了郭华荣先生写的《武竞天，张友渔，崔廷献》。李x的文章中只是列出了张友渔向县志办作证的原文，而没有作者的态度；郭先生的文章则通过《武竞天传》写出了他是寿阳最早（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武竞天在祖父的眼皮底下，“在天津市政府各机关大摇大摆的进出”，“把天津市政府一个时期的工作计划和秘密活动”，“向党汇报”，“要党提高警惕，做好充分准备”；又通过《张友渔在天津地下工作三年》，写出了张友渔在征得祖父同意下，成立了“自新院”，“把三十几位判刑轻的同志收容起来，表面上是让他们悔过自新，实际上是让他们离开监狱，然后再想办法营救”，“‘自新院’里面生活较好，两人一个房间，每日三餐吃白米白面，可以自由活动，不受虐待，没有管理人员，只有几个站岗的，图书馆有书可以自由阅读，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以及崔廷献接受张友渔建议，撤消“自新院”，释放了薄一波等30多名共产党员的全过程；又引用我写的《祖父的市长生涯》一文，我写了我在《大公报》上看到的祖父到“自新院”视察，他对关押在“自新院”的共产党犯人说：“诸位以前思想错误，由于太过时代潮流，现在我们处世应当守中，不可太过，也不可不及。”说明祖父不是把他们当成敌人或反革命；以及祖父将在北京被捕入狱的张友渔的妻子共产党员韩幽桐，保释出狱；庇护张友渔，使宪兵司令袁庆增无法加害于张友渔的事实，一一写了出来，充分证明了祖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巧妙地表明了作者郭华荣先生的态度和对刘x礼先生质疑祖父同情共产党的明确答复。谢谢郭华荣先生。
2010年12月23日，我写了《就<崔廷献>一文与李x先生商榷》寄给《寿阳家》，就李x先生文中的不实之处提出质疑，但是他们没有给我刊登。
接着《寿阳家》2011年第一期刊登了王宝骏先生为反驳李x先生而写的《也谈崔廷献》：一、关于辛丑科进士。王先生说：“笔者近期到北京国子监大街的孔庙，查看过进士题名碑，但查遍明、清两代51624名进士名录，根本没有崔廷献的名字。辛丑年根本就没有开科考试，很可能是崔廷献晚年主动脱离蒋介石、阎锡山的政治圈子后，蒋阎的御用文人有意制造混乱，而故意编造的。”二、关于崔廷献参加‘筹安会’，指出“阎锡山手下的刀笔吏，为把这出闹剧的总后台阎锡山的责任一笔勾销，鼓动如簧巧舌，说102名议会代表是自觉自愿到北京参加‘筹安会’的，如果我们不把事实摆明，而笼统地说崔廷献如何推戴袁世凯称帝，那是很不公正的。”三、关于对崔廷献一生的评价，指出“抗日战争时，崔未跟随蒋介石、阎锡山到重庆、克难坡，而是举家到了香港，自此以后，重庆和克难坡对崔的评价便毁多于誉。但客观地看，这正是崔廷献洁身自爱的表现，不应在这个问题上否定崔廷献，更不应主观的认为崔只是一个旧政客，有旧气。从崔的一生表现来看，他还是力求革新，反对守旧的。”王宝骏兄用大量事实说，“所有这些新政，都不是一个一身旧病者所能办到的。”说实话，我很感激王宝骏兄为祖父主持正义的态度，特别是他亲自去孔庙查看51624名进士名录，让我十分感动。但我不同意他用“很可能是……有意制造混乱，阎锡山手下的刀笔吏，为把这出闹剧……”这种主观推断方法，这也是写历史最忌讳的。
马上，2011年《寿阳家》第二期就登了重x先生写的《再谈崔廷献》，反驳王宝骏的文章。他说：“避居香港，脱离政界，而没有汇入抗日大潮，是洁身自爱还是另有考虑，力推新政也罢，成绩斐然也罢，都不能遮挡他早期混迹于筹安劝进队伍的人生瑕疵，前者标示出他在帝制与共和中的驻足点，后者昭示了他在民族大义上的摇摆，这两点都明白无误的说明，崔先生还没有跳出旧政客的巢臼。”看了重x先生的文章，我感到问题严重了，甚至有些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混迹于筹安劝进队伍”、“在民族大义上摇摆”。春天虽然温暖了，但有时下冰雹，也是很可怕的。
很快，又发表了月臣先生类似的文章，我感觉我应该表态了。我在《寿阳家》2011年第五期发表了《关于崔廷献的几点修正与补充》一文，首先我写到：“连续看到李x、王宝骏、重x、月臣等先生研究崔廷献历史的文章，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认为这正是对历史负责，对寿阳人民负责，实事求是的学者态度。为此，对贵刊和各位先生表示诚心的感谢。同时，从各位先生文章中看出对崔廷献历史尚有一些质疑。”于是我把“我大哥崔志平以前留给我的，而又没有引起我注意的两份材料，我看了以后认为有助于对某些问题澄清，特将主要内容予以公布。”“一是我伯父崔吉如1980年7月22日写给寿阳县志办的；一是张友渔1950年7月5日亲自写给某教导大队政治处的，是为我当解放军的大哥崔志平写的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原件存于大哥的档案之中。”首先我用我伯父写的材料，证明祖父既不是进士，也不是公派赴日本留学生。他因家境贫困，考取秀才之后，就背井离乡到徐沟县当了私塾教师，在任教的同时又定期到太原令德堂进修，后来经他努力已经在山西大学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差事任舍监，他却辞职了，宁愿担任留日学生的生活事务管理员，以求自己工余时间能在日本继续学习更深的学问，体现了他在特拔超超考试文中的报国救国之心。第二，我从张友渔、伯父崔吉如“两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相距30年的时间，却写出了同样的内容，即崔廷献在卸任天津市长后，就基本上没有再做官，不再为阎锡山、蒋介石卖命了。”又以《大公报》事例说明崔廷献未死心塌地的效忠于阎锡山、蒋介石政权的原因，是国民党政权阻挠不让他办成‘平均地权’、‘地方自治’；是国民党政府置灾民生死于不顾。且1930年3月28日，祖父担任的国民党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一职，被国民党南京中央撤职,又从反面证明祖父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反而他冒着被抓与杀头的危险，释放共产党员，又足以证明他对共产党的态度。第三，通过崔吉如写的祖父为不留下当汉奸而去香港的过程，和对汪伪汉奸政权的义愤，“正是彰显了崔廷献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一生为国家和百姓办了许多实实在在大事、好事的了不起的爱国者，他为寿阳人争了气。”此文发表后，《寿阳家》再也没有刊登反驳的文章了。
四、继续深入挖掘全面材料
2012年3月3日收到郭华荣先生寄来的厚厚的一本《崔文徵先生寿言附生日憶亲诗》复印件和祖父为《马首农言》写的序言及他自己用手抄的五页关于祖父的资料。遗憾的是这本书全是文言文，我大部分看不懂，但我看出那上面写了祖父一生所做过的事，许多都是我不知道的，我只望弟弟崔志强能尽快找专家给我翻译出来再看。
2012年9月，郭华荣先生又带给我“在山西晋中市晋商公园中，以多种形式塑造晋商代表人物，其中崔廷献以一本展开的石雕大书来表现这一著名儒商形象”的消息，“除雕刻有争矿斗争场面以外，还有西北实业厂矿园区等。”郭先生把雕塑中的“崔廷献介绍”抄录给我，还附有保晋铁厂联：“一脉薪传光焰不熄；十分火候功夫纯青”和保晋文化园联：“煤海泛舟凭君银口；钱山乘马赖我金鞭。”看到这一消息，令我激动，终于有地方为祖父立碑了。我立即电话通知了在晋中市教育学院任职的我哥哥（我四大爷的儿子）崔志道，他立即带领全家人去参拜了这尊雕塑，并拍了许多照片寄给我，信上说：“此碑雕刻能在晋商公园出现，尽管是从晋商角度记了一个侧面，也实属难能可贵，我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上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由于左的错误，崔家受过两次重大冲击，一次是土改时期二伯父被乱打乱杀、我母亲被逼投井自杀，付出了两条性命；再一次是文革时期，你爷爷的坟墓被掘，棺木被砸，据说只拿出一本书和一副眼镜。两件事都留下很深的伤痕，过去不愿意讲这些敏感的往事，现在，让我对你一吐为快了。”
同时，2012年也是祖父逝世70周年，为此我根据郭华荣先生提供的消息，写了一篇《继承祖父遗志，做振兴中华接班人》的文章寄给《寿阳家》，编辑部将我文章的题目改为《一本展开的石雕大书-纪念我祖父逝世70周年》在《寿阳家》2012年第六期刊登了。我写道：“回忆祖父的一生，好似一本教科书展现在我的眼前，也正如晋中市晋商公园为纪念先人，教育后人而为崔廷献雕塑的一本展开的石雕大书一样，他教给了我怎样学习读书，怎样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怎样为提高百姓福祉而尽责，怎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天天洗心、督促自己的做人态度，怎样不敢在母亲生他的母难日庆祝自己60大寿，愧自己难将父母奉养的孝敬老人之心……。这一切源于他生于通德之乡寿阳的扶养，并赋予了他勤劳、善良、爱家、爱民、爱国的本性。他的一生特别是他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历史，也更加丰富了寿阳的人文宝藏。”然后我以大量的报刊所载事实归结为“祖父就是这样为实现孙中山总理‘天下为公’、‘振兴中华’的遗愿鞠躬尽瘁，并为我们树立了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榜样。他的行为业绩令我们敬佩，他的爱国爱民思想更令我感动。”祖父，您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
2013年4月底，我收到“寿阳人物研究会”李荣辉先生写的信和寄来的“委托书”：“为落实中央‘文化大繁荣’战略，按照中共寿阳县委、寿阳县人民政府安排，寿阳县人物研究会正在主持编撰《寿阳人物志》一书。据悉，崔廷献为寿阳乃至中国历史上主要人物之一，借鉴北京分会之经验，结合您对崔廷献先生生平的把握、了解与研究成果，今委托您按照《寿阳人物志》编纂要略之要求，纂写《崔廷献传记》，于6月底以前完成，以便按时入编《寿阳人物志》。”看了这份委托书，我别提多激动了，因为这首先是信任，我一生都在追求信任，他们认为我能客观公正地写出祖父的一生。而按照惯例，亲属是应该回避的。但我考虑再三，拒绝了这份委托。在5月16日写给李荣辉先生的信中表示，我无能力完成此重任。原因是，一、我了解祖父的事迹太少，我只调查了他在天津二年多任职的事情，只是他一生的不到十分之一，我不能在一知半解情况下完成此任，我不能以我的个人感情去杜攥美化他。二、我的身体不允许我继续完成调查。我列出了六个方面需要继续调查的问题：
1、祖父的同盟会会员问题。
2、祖父赞襄锡清弼，任葫芦岛开埠局长，六政考核处长，省议会议长，河东道尹，河东盐运使，都干了哪些具体工作？
3、祖父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4、祖父与阎锡山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支持他，又为什么反对他？
5、祖父对山西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
6、祖父为什么信了佛教？是他对阎锡山、蒋介石看透了，对革命绝望的选择，还是找到了解救人类的办法？出走香港是否也是绝望无奈，为保名节不当汉奸的选择？他为什么不革命到底？
我建议召开崔廷献评价研讨会，请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充分准备材料论据，参加讨论，以得出总体的一个评价。我建议邀请李x，王宝骏，刘x礼，郭华荣参加。同时寄去了我调查的六千字的《崔廷献传记素材》供他们参考。但我没有收到回信。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2013年10月去沈阳参加孙女的婚礼回来，就越感身体不适加重，两腿沉的抬不起来，两小腿和脚都浮肿。我怕我的来日不长，我怕在我活着的时候，不能看到一份由公家认可而又客观公正的《崔廷献传记》问世，因此2014年在我心脏又做了第三个支架的情况下，我在病房里又拿起了郭华荣先生送我的《崔文徵先生寿言附生日忆亲诗》这本书。拿着《辞海》、《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仔细阅读；我并请王宝骏先生帮我解读祖父的《生日忆亲诗》和《答谢来宾诗》；又细读了厚达736页、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王振华先生著的《阎锡山传》，那是我为了研究祖父与阎锡山的关系，特花了36元买的。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这两本书中有许多内容都是我从不知道的，不仅写了他各阶段所做的工作，尤其是祖父参加“筹安会”，他为什么为袁世凯称帝投了赞成票？祖父是不是重私利，轻公益的贪官？都写得比较具体，解除了我这几年的苦闷。
通过“寿言”的学习，使我全面地了解了祖父。原来他在民国成立之前，就是一个像范仲淹一样以天下为己任的人：1900年，当他正在太原令德堂读书时，听说义和拳匪危及寿阳百姓安危，他立即返回寿阳自创团练，横刀立马巡行；1902年，他建议改革教育，上书当局建立中西合办的山西大学堂，被批准；1906年，他为使国家富强，赴日本勤工俭学，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1907年，当英国福公司霸占晋东、晋西开矿权时，他为夺回矿权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07～1908年，他从事了有关晋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和同蒲铁路的协理工作；1909～1911年，他赞襄晚清封疆大吏锡清弼，力主收回辽东租借、倡议修锦瑷铁路，开辟葫芦岛。这一件件事情，都体现出他是一个热爱中华、以国家兴衰、社稷百姓的安危为己任的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他更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全力以赴的工作：1916～1921年，他一身兼六职（六政考核处处长，山西省议会议长，留日预备学校校长，育才馆主任，洗心社讲长，保晋矿务总公司第三任总经理）样样干得出色；1922～1927年，任民政厅长、河东道尹、河东盐运使时，在“河东百万救饥民，滩案公平断似神，”在河东有“佛星”、“寿阳春”、“甘棠遗爱河东”之颂；任天津市长二年，他更是为了造成革命之政府、廉洁之政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平均地权”拼尽了力，为繁荣天津市耗尽了心血。可是还有人说他重私利轻公益，我终于在常赞春先生的“寿言”和天津市政府的“寿言”中，找到了反驳的证据。
常先生在“寿言”中写道：“民国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时局剧转，君犹率僚属惩谣诼、安军警、靖人心脾免混乱，及卸职以后各报同致颂德，绅民同切去思，而财政迭，经清查收支无舛。”前天津市政府官员的“寿言”则写道：“先生之功非戋戋，先生之学敬与静，先生之政廉与公，以清廉敦其本。”终于证明了祖父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这也是他为官的第一大特点。
李x先生以北京《群强报》登文为证据，说祖父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筹安会”上投了赞成票，这也是我多年苦恼的原因，常先生的“寿言”终于解开了这个谜。他写道：“帝制议起，南京开议抗拒，阎公命君往，君苦心维持山西乃不至再兴兵事。”我查《阎锡山传》才知道，袁世凯派去的金永已经将警备队的力量扩大到与阎锡山的力量相当，随时准备消灭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军。如果在筹安会上祖父投反对票，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必会让金永的警备队去消灭山西的国民革命军。所以，祖父虽然本是一个十分注重自己名声的人，但他为了预防、阻止袁世凯命金永的警备队，去消灭山西的国民革命军，为了防止战争再给百姓带来灾难，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而宁愿承受名誉上拥戴袁世凯称帝的耻辱，采取权宜之计，投了“赞成票”。他这种为了百姓忍辱负重的精神不禁让我感叹，这也是我最缺乏的，我总是眼里不能揉沙子、不能忍辱负重。
从1900年为阻止义和团祸害百姓，他从太原令德堂返寿阳自创保甲团练，到1915年“帝制议起，君苦心维持山西乃不致再兴兵事”；1917年他兴办蚕桑传习所，以帮助百姓学会种桑养蚕，改善民众生活；1918年他主持议会，通过了倡平粜局以济灾黎的决议；1923年河东百万救灾民；1926年坐镇河东主运盐“泽被群黎款自添，利用儒术仁德剔弊治化，扩慈善，理旧欓，以湣孤嫠，请减俸以符功令，化洽官民”，被河东百姓称为“佛星”、“寿阳春”、“甘棠遗爱河东”，被陈增亮称为“只为苍生谋福利”；到1928年任天津市长，仁爱之声遍地撒播，天津市总商会的“寿言”写道：“文公市长治津二载，善政善教不胜纪述，爱护商人仁至义尽·····”；被历宏和尚王建屏（同盟会员）称为：“治道无奇唯爱人”，均说明了“为民爱民”是祖父为官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同时，从“寿言”和《阎锡山传》中，我也了解到：因为阎锡山是孙中山‘同盟会’的成员，所以祖父一直支持他的工作，但祖父又从未成为阎锡山的亲信，因为祖父做事是有原则的。当他看到阎锡山、蒋介石并非真正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蒋介石阻挠他实行“地方自治”、“平均地权”、发动了“四一二”叛变、迫害共产党人；而阎锡山却为了成为“中原王”，取代蒋介石，不惜发动“中原大战”，把山西全省人民推入了火坑，向百姓征集田赋，不少农民被逼讨吃要饭卖儿卖女，并大肆捕杀共产党员；祖父终于觉醒了。他先是以生病为名不去上班，1935年1月祖父六旬生日时，他借《生日忆亲诗》表明，自己这些年和阎锡山一起干事儿，是自己的一个过失和错误，所以要悔过自新。他向世人宣告，他要脱离政界，研修佛学，要及身为善与修真，自号“了心居士”，实现了与阎锡山、蒋介石的决裂。这表明了，祖父“严格自律、知错就改”的第三大为官特点。
于是，我以在祖父六旬生日上常赞春先生的“寿言”为主线，（因为常先生不仅是山西省的文化名人，他更是在太原令德堂、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与祖父两度同学的学友。他对祖父的一生比较了解，并且他写的祖父生平每一个阶段的事例最为详细，赞同他这篇赠言并在后面签名的达312人之多，其中有16家银行、商号、公司、寿阳二十四都代表，是所有“寿言”中签名人最多的，可以看出民心所向。而常先生所写祖父在天津任职时所做的每一件事，又都是我在《大公报》上看到过的，毫无故意溢美之事，所以他的“寿言”可信度高），以阎锡山秘书长吴人达“寿言”、历宏和尚王建屏先生“寿言”、前天津市政府官员“寿言”及其他人的“寿言”和《阎锡山传》、《大公报》的有关条目为佐证，按照时间以序言（写我调查的过程）、民国成立之前的崔廷献是怎样一个人？崔廷献是个什么样的官？顺序论证了祖父的一生。我原来意思取名为《恳请再议崔廷献》，儿女帮我打印之后，认为用《以史论评崔廷献》更合适，约六万余字。
此文于2014年11月从电脑上发给了《寿阳家》郭华荣先生，但接收的不是郭华荣，而是主编田x岺先生。因为我过去一直以为主编实际上是挂名的，真正干活的是副主编，所以每次都写信给郭华荣先生，而有失对主编的尊敬；也许是我文中直接点名名人李x、刘x礼，与他们对质，会影响名人的威信吧；也许是我把岳守荣先生写的《县志》受到在中央大人物张x石的百般阻挠，尽管是多人皆知，但那个大人物又是新中国时期寿阳人中的最大官儿，是林业部长，是多年宣扬的共产党领导的英雄模范人物，是不容玷污的；也许这一年正是宣传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反腐倡廉，正该是宣传共产党干部模范事迹的正能量时，而不能是宣扬国民党的官如何如何，所以至今未见刊登，也没收到来信。
但是我又想，2015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央发布的统计数据，在抗日的主战场上与日本鬼子打仗的是国民党军队，坚持在敌后抗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武装，并牵制了日寇60%的兵力，但国民党军队消灭的日寇总人数比共产党消灭的多。这组数据的公布，说明了共产党也承认国民党在抗日中的功绩了。时代在进步，为什么像祖父这样的好官的事迹文章不给刊登呢？5月份又收到弟弟崔中平来电话说，在榆次也为祖父塑了雕像，在阳泉也有祖父的雕像，可是他的故乡为什么至今没有行动？什么时候才能把“了心亭纪念碑”再重新立起来呢？祖父，我是多么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给您公正评价的一天啊！
五、得道多助，再上一层楼
后来我才知道，郭华荣先生已经不在《寿阳家》编辑部了。2015年初我又把文章发给郭华荣家。在等回信的期间，我又把这篇文章拆开，写了《寿阳诗词之乡的一朵小花》一文，重点介绍祖父在六旬生日时写的忆亲诗和给诸来宾的诗。通过这两首诗，表现了祖父爱民为民谋利益的思想和严以律己，知错就改的高尚品德。还写了《关于崔廷献在袁世凯称帝时的态度新解》一文，表明祖父是为了防止山西再有战争，使百姓受到伤害，才采取权宜之计，驳斥了李x等人的论点。我又寄给了《寿阳家》，前一篇在2016年第一、二期刊登了，第二篇在2016年第六期也刊登了。
2015年7月郭华荣先生给我来信，表示歉意，因为工作忙和颈椎病住医院，“错过了崔廷献诞辰140周年的重要日子，心里一直深感抱歉，有愧对先贤之责”。还夸我“您虽然身体欠佳，能写5万多字长的史评人物稿，在千头万绪大量珍贵资料中精心分类辩梳，所废心血可想而知，令人十分感动。”他不仅在病床上把我文中的错字和病句修订了，还说：“校订之余感触甚深。从崔廷献在省城、天津、河东的事迹看，确是继清‘三代帝师’祁隽藻之后的‘寿川贤达，民国伟人’。他那‘严以律己，悔过自新，祗为苍生谋福利，绝不自认为做官’的高尚品德，不仅有现实意义，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并建议我增加‘崔廷献离职后在香港的一段内容’与第一部分‘民国成立之前的崔廷献是怎样的人’相呼应；增加‘崔廷献年谱’和‘附录部分’。他说：“按当时国内外形势，旅居香港是最能表现其民族气节的也是有个崇高晚节的体现，对崔廷献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精彩生涯。”建议我改题为《崔廷献评传》，还希望我自费“编辑出版一本小册子，提供县政协、方志办等有关方面参考，宣传弘扬崔廷献事迹与精神是很有意义的，也是作为崔氏后人的您们功德无量受人敬仰的。”他还愿意帮助我，想办法在别的刊物上发表。
看了郭先生的信我认识到，为祖父做正本清源的工作不仅是为我家人，更是为挖掘寿阳的历史人文宝藏，为激励今人继承发扬先辈的精神，为建设中华强国而奋斗。因此也更使我坚定了为祖父做正本清源工作的决心。尽管我平时生活非常节俭，就连买药时都挑最便宜的，人家都买30多元一盒30片的“拜阿司匹林”，每天只吃一片。我买1元多一瓶100片装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每天吃四片；人家买27元多一盒的“银杏叶片”，我买3·5元一盒的，十年了都这么做的。但为了给祖父正本清源，我愿意花一万元甚至更多的钱出这本书。我原来以为自己出书是自我宣扬，只有公家出的才表示得到了承认，看来我的观念也需要改变了。
可是没想到寿阳的名人巩玉生先生也从郭华荣那儿看了我写的这书初稿，他给我提出修改意见：“对崔廷献的事迹大家都是随着材料的发现而逐步了解的。您下了不少功夫，写了六万多字，为寿阳一位民国伟人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令人敬佩。由于历史环境使然，对某个名人的看法有这样那样的分歧是很自然的，所以对不同观点的人不一定点名道姓为好，便于更多读者同情和理解”，他希望我“继续设法搜集资料，力争具体详实，全面介绍崔廷献事迹，对崔廷献的评价更深更高。”看来我还是缺乏宽容的心态，我可以不点名，可我现在这身体，还怎样出去继续调查啊？他还题字赠我他写的《警道》、《玫瑰》两本书，从书中知道他对祖父的事也很关心，书中有他读《了心亭纪念歌》题的诗，“僩君写春秋，钟仪奏楚不忘旧，了心永不朽。”“兴教有来人，繵堂代有乡贤生，人高心为峰。”他还呼吁重建“了心亭”，文笔非常棒。所以郭华荣建议我写信请他和王宝骏先生为我的书写“序”。于是我按着他们二人的意见把全文改写了。
对于巩玉生先生我有一种距离感，我是不敢请他写“序”的。他是原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中共山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为他写的《警道》提词的都是大人物，如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原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等人，而我是小白丁；他是教育人的，而我是一直被教育的，他会看得起我吗？他会为我写“序”吗？我试着写了一封自我介绍的信寄给他，没想到他让郭先生转告我“已收到您八千言的珍函，甚为感动。他让转告您，一，‘序’他可以写。二，愿看到您写的回忆录。三，‘了心亭’雕像事均与在外乡友一起鼓与呼……”又一位神仙下凡来帮助我，我太兴奋了。
2016年1月15日郭先生又来信说：“我觉得今年是宣传崔廷献最好的机会，11月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全国要大纪念，‘人大’已做决定，而崔是实践三民主义的模范，起码在民革《团结报》上作为一典型宣传，机会别放过，当然山西亦应配合，咱们可考虑……”真要感谢他的提醒。但是对祖父为“三民主义”奋斗的生动具体事例我只掌握他任天津市长时情况，于是我写了《为实现孙中山遗愿奋斗的模范市长崔廷献》和《我的祖父崔廷献》两篇，发给了郭华荣先生。我想到时再发给《团结报》。
2016年2月25日郭华荣先生给我寄来两本台湾出的《山西文献》半年刊，他说：“书中有涉及崔廷献的内容，他们可能存有崔廷献资料，您可以写信联系，也可将您写的这个材料给他们一份供其连载，配合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3月8日又来信说：“寄上两本《山西文献》后，联想到‘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办有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史月刊》，配合纪念孙中山亦可将崔廷献事迹发一下，于是复印了一份赴该刊转请编委主任、省政协文史委巡视员穆雯瑛审查。她答应好好过目审定。您也不妨以我之名与她联系，听取意见，以共同把崔廷献这一伟人牌争取打响，打得更好些。”他把穆主任的联系地址、电话、电子信箱告诉了我。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这位从未见过面的郭先生了。
提到往台湾的刊物寄文章，我还是心有余悸。以前没有“海外关系”还被怀疑有“海外关系”，现在主动往台湾寄文章，别被怀疑“里通外国”，影响了儿女。又细看了那两本《山西文献》才知道该刊是“台北山西同乡会”主办的，每年一月、七月各出一期。该“同乡会”还设有“山西文教基金会”，通过“山西省台办”每年捐赠给在山西的“清寒绩优大学生奖学金”“美金一万元”。该刊刊登的文章，主要都是山西的风土人情和山西人历史上的英雄事迹，还有郭先生写的《晋中市晋商公园雕塑人物-崔廷献》一文，这才打消了我的顾虑，用电子邮箱发去了《我的祖父崔廷献》和《为实现孙中山遗愿奋斗的模范市长崔廷献》，结果在该刊今年七月出版的第八十八期，把我这两篇文章全文刊载了。
我给穆雯瑛主任去了一封长信，讲了我为祖父正本清源的目的和过程，所以请她帮助，并寄去了上面那两篇文章。3月21日她很快回信了，她称我为“崔老师”，她说：“非常感谢您给我写如此长的信，以您77岁高龄写如此长信，我实在于心不忍。我完全能理解您的意思和感情，谢谢您！……您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努力令我敬佩，您已经为祖父做了很多，为历史研究做了很多，别急，请您再耐心等等。”以后的回文又称“崔老”，她是领导这样称呼我，我还真承受不起，我值得称“崔老”吗？她说《为实现孙中山遗愿奋斗的模范市长崔廷献》是评传体裁，对她们的月刊不太合适，她选择了《我的祖父崔廷献》一文，计划第七期刊登。她还说她计划出一本《山西民国人物传》，其中有崔廷献，向我要祖父的照片、他个人写的文章和我掌握的有关材料。我说我复印了寄给她，她说她不敢劳我这么大岁数为她辛苦，让我寄去原文由她复印完再给我寄回来。她是一个领导，为什么能这样谦卑？真让我感动！她还给我寄来一本70万字的《山西辛亥人物传》，其中也有《崔廷献传》，不过那篇文章越看越像我写过的，署名汪xx，却没有标注资料来源。但不管怎样，人家能在《山西辛亥人物传》中刊登，就说明祖父对辛亥革命是有贡献的并得到了承认。
3月28日又收到郭华荣先生寄来的《晋矿魂》和《赵戴文评传》两本书，信上说：“崔廷献争矿中的表现是其爱国、大公精神的早期表现，但一直印象不深。近翻藏书一本《晋矿魂》中有几处提到崔廷献，虽不甚具体，但很有价值，现速寄上，供您补充前稿中”。再一次感受到郭华荣先生亦师亦友亦兄的无私帮助和敬业精神。
《晋矿魂》这本书真难啃。全是山西矿务档案和全国报刊当时所登的文章，中间没有连贯性，在483页文章318个小标题中没有一个写着崔廷献。我通读了一遍也没看明白。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崔廷献评传》我是以在祖父六旬生日时常赞春的“寿言”为主线写的，而《晋矿魂》中写的与其矛盾。该书中所写祖父在1905年就领导了山西大学堂西斋学生与英人的斗争：“英福公司强求封闭山西民间所开各矿的消息轰动了山西学界，山西大学堂的学生们纷纷罢课抗议，他们推举代表依据万国公法与英人交涉。山西大学堂西斋学生崔廷献等人，理直气壮提出貭问，使英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福公司便电请在上海的李提摩太来太原，给山西大学堂学生施加压力，他用尽了威胁利诱手段，但无济于事，福公司大失所望。”在网上又查到“1905年11月24日崔廷献和解荣辂、梁善济等343人联名公禀山西巡抚，要求废除与福公司所订的办矿合同。”这说明祖父在此时一直在山西。而常先生的“寿言”却说：“英商函当道，首封平定窑，群情愤激，君时留东主废約（即祖父此时在日本），谓只订章程，合同未立，法律不能生效。既合词通告乡人，复代表谈判决裂，又代山西京官作书以上政府，抗争之烈致触嫉忌外使”。这与争矿运动发生时祖父在山西，就矛盾了。如果他当时在日本，就不可能领导山西大学堂西斋学生的抗英斗争。而且他什么时候写《合词通告乡人书》？从书中《晋省留日学生敬告乡人公启》是1905年12月8-20日在《时报》刊登的，他可能一星期后就到了日本就写吗？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时间从山西大学堂毕业并以留日学生的生活管理员身份去日本的？《大公报》上说他与汪精卫在日本法政大学是同学，查网上汪精卫是1904年7月去的日本，1906年6月在法政大学毕业。那么他应该是没有时间在国内参加争矿运动。而前面的争矿运动又写的那样生动，应该是板上钉丁的铁证，莫非他与汪精卫不是同届的？网上还说祖父是留日速成班，有的说速成班一年就毕业，祖父到底是什么班？这一切矛盾怎样解释？我的初步判断他是1905年底或1906年初参加完西斋学生的争矿抗议之后，随第三批（第一批是1904年初，第二批是1905年初）留日学生去的日本，1906年底或1907年回来的，这样就都解通了。因为书上山西同乡会长李庆芳1907年1月在日本为《山西矿务档案》写“序”时说：“前解君子仁手辑有山西矿务档案，同乡会留有副本，系会员分抄，崔君文徵手订。解、崔二君并同乡会员编辑缮写之苦心，实梯之也。”这说明崔廷献1906年在日本编订《山西矿务档案》，但我又找不出确定他到日本的时间，也就确定不了《留日学生敬告乡人公启书》是否是他写的。我的心情太糾结了，白天晚上想的都是这件事，躺在床上都半夜三点多了，还是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却梦里还是这个事。
为了从糾结中解脱出来，我想到了穆雯瑛主任，她有权力，她一定能看到别人不易看到的材料，我两次去信请她帮我查查《山西大学堂档案》，查查祖父是什么时候带留学生去的日本，查查第一次西斋学生争矿抗议是发生在具体什么时间，具体的与英人斗争细节。正赶上她要出差，就来信说我“性子太急”。其实我第一次是在给她寄她要的材料时，顺便提了几句。第二次是我怕没说清楚，专门写了问题过程。毛主席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已经77岁了，且高血压、心肌梗塞病随时可能夺去我的生命，而我又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我不在朝夕间争行吗？但我错就错在我把她也当成和我一样退休无事在家的“闺蜜”了，忘了她还有重要的领导工作，所以我给她写信，向她致了歉意。
静下心来我仔细地读了全书，又细读了那篇《晋省留日学生敬告乡人公启》，发现文中几次用“我的叔伯兄弟”这一提法，好像是景梅九先生的笔法，他在《危乎山西之矿》中也是这么用的。所以我决定舍去祖父写《敬告乡人公启》这一节。
但要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争矿情节却很难。书中关于商务局主管刘笃敬、吏部主事李廷錞与英人谈判的过程都有专门记录，而祖父也是全省争矿代表，书中却没有他们谈判的记录，只有一篇《山西代表致留东同乡函论晋矿事》中简单的写了：“1907年10月12日、17日两次开议。第一次弟献先辩明原章程非合同，及福公司一切违背章程处。第二次由弟善按照福公司违背章程处，诘问该公司总董梁络芝，语多支吾强辩。最后直告以人民有产业自主之权，无论如何，贵公司总不能开采。该总董闻此数语，惊惶问曰，果如閣下所云我必控我公使。丁公恐大决裂，乃调停云，我有一退让之法，我看福公司对于此事也不无花费，既不能办，当以赔偿了之。弟献对于退让亦甚愿意，赔偿不敢，福公司未办一矿，商务局未借一钱，赔偿二字，万难从命。”我才看出该文是祖父和梁善济写的，这是多么顽强的抗争！
但是他们究竟说了什么理由让英人语多支吾强辩呢，文中没有说。我忽然想起常先生“寿言”中有“谈判决裂又代山西京官作书以上政府”，我又在书中找相似的标题，终于发现了一篇《山西同乡官为矿务交涉上外务部公呈》（发表在《申报》1907年12月23、24日）。虽然文中没有他们二人的名字，但首先标题差不多。最重要的是第二、文中说“无合同而空有章程，则契约之要素未备”与“第一次弟献先辩明原章程非合同”说法一致。也与常赞春“寿言”所写：“君时留东主废约，谓只订章程，合同未立，法律不能生效”一致。而书中多篇讲废約理由的，只有这一篇这么说。第三、文中说：“两月以来，已谈判多次”，时间正与祖父的谈判吻合。我确定这篇文章，就是祖父他们写的。文中整整讲了十条章程应该废的理由，太精彩了，这是只有法政专业的人才能讲出来的，而祖父和梁善济又都是留学日本学法政的。我太兴奋了，这十多天的返复阅读，没白辛苦！
更发现了由于他们二人的强辩，使福公司害怕，因此福公司通过英国公使三次“照会”我外务部，污指“崔、梁二人怂恿乡人抵制福公司”，“是拳匪的后台”，企图借刀杀人，把崔、梁清出谈判桌，以达到英商霸占晋矿目的的原“照会”文三篇。
又发现了两篇记者赞颂他们二人的文章。《申报》记者说：“按晋矿废约争矿之理由，此呈所说最为详尽，至驳赎回之说，谓矿权自在，何待乎赎章程，合同应废何须乎赎，尤为痛切。”猛蹴在《晋乘》刊物上发表《晋人争矿之最后》文中说：“近来又公举两位代表在外务部衙门和福公司开了几回谈判，那福公司的代表讲出许多无理话来，被我两个代表驳的一干二净，令彼无一言可答，乃自己承认合同可以作废，又提出一条无名种毒赔款来。人言现在外务部逼着山西代表人承认赔款，我代表答以我只代表废约自办四字，赔款决不承认，否则只有继之以死而已。”这是多么壮烈的豪言！而当时代表谈判的就是崔、梁二人，这也是对全书几位代表的几次谈判唯一仅有的、属于他们二人的赞颂。这也证明了我确定的那篇文章是祖父写的。因此，我确定了崔廷献、梁善济在争矿谈判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得来真是不容易。这也是阎锡山的秘书长吴人达写的寿序：“英商福公司方攫得晋矿，晋人起而与争，君与梁伯祥（即梁善济）诸君代表入都，卒收归地方自办，君之力为多焉。山阳丁衡甫时官晋藩，奉朝命主此事，嘗语余曰，君见崔君乎，办事之才一可当十，其颠倒豪傑有如此。”的有力证明。
但我也为在争矿运动中的诸多英雄的行为和爱国主义精神感动。这里不仅有爱国的留学生崔廷献、梁善济、刘懋赏、景梅九等人，还有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著名的票号商渠本翘、被称为“刘百万”的山西最早办电的创始人刘笃敬，更有山西最大的官-山西巡抚张人骏等人。原来自古就有爱国的官吏，张巡抚发现了章程中丧失中国主权之处，就上书外务部，并支持刘笃敬、李廷錞在谈判中坚决拒绝，张巡抚后被屈服于英人的清廷调离了山西。所以就不像该书所说：“就连当时的巡抚在舆论的压力下，表示支持人民的运动。”同时又想到，在现在幸福的环境中，却大量存在着崇洋媚外和恐洋现象，甚至买马桶盖都要跑到日本去买，真该醒醒，学学前人了。为此我写了《壮哉！山西争矿运动中的诸英雄们！》一方面表示我的敬意，同时把争矿运动的真象和精彩场面告诉今人，以便大家学习他们的精神，激励我们的爱国斗志，为把中国建成不再受外国欺负的强国而奋斗。我把此文寄给了穆雯瑛主任和郭华荣先生，并把这些事实补充到《崔廷献评传》中。
5月25日，我收到穆雯瑛主任发来的邮件。她说：“您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努力令我敬佩。”她查了《山西大学百年记事》、《山西大学百年校史》、《山西百年留学史》、《保晋公司史料及研究》、《清末山西留学生》及《山西近现代人物辞典》等六大本书，给我答复了“几个时间节点”。她说：“1902年6月26日山西大学西斋成立，举行开学典礼，西斋学生95名参加，10月28日西斋又补入100名新生，11月25日又补入60名新生，崔廷献入西斋为哪一批待考；1905年10月山西同乡会在东京神田江户亭开会，李庆芳会长主持，通过了用王用宾、景定成等起草的《留东学界通告内地废约自办公启》，提出争矿的两种办法，崔廷献此时尚未赴日，不可能参与起草此文；1905年12月20日崔廷献（中斋留日-原文如此）等以万国公法为全省绅商代表，写禀呈晋抚张人骏申明废约书，张派出李廷錞、刘懋赏为代表赴京谈判。（这即为您写的343人联名向当局请愿，要求废止与福公司办矿合同一事，说明此时崔在国内）；1906年2月，恩寿任山西巡抚，主持西斋预科学生和中斋第一期学生毕业考试，并张榜公布毕业生名单，西斋预科第二期乙班学生65名榜示，徐鸿宝……班廷献（班廷献可能为崔廷献，待查）。当年他选派两批学生留学日本，第一批即本省候补州县佐弍。崔廷献以候补知县被选派于1906年前半年赴日，此期学生长期者二年，短期者半年，崔应为半年生；1906年10月26日由景定成、王用宾、景耀月、邵修文、李庆芳、崔廷献等留日学生为首的山西同乡会在东京召开千余人追悼李培仁大会；崔1906年底回国，任山西省法政学堂斋务长（？）或山西实业学堂（后改名商业学校）监督，并被推为全省争矿代表，后又任农林、实业、铁路等校总监；1907年1月25日保晋公司正式备案成立，山西派出崔廷献、刘懋赏、李廷錞、梁善济、刘笃敬等到北京与福公司交涉废矿约之事；1907年8月丁宝铨奉旨到京，会商福公司开矿事件，当即偕同商务局刘笃敬并全省代表梁善济、崔廷献等与福公司总董梁洛思赓续多义，于12月8日订赎回自办合同十二条，晋矿始得保全；崔廷献1916-1923年任保晋矿务公司第三任总经理。”
我非常感谢穆主任，这是又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神仙在帮助我。她查明的资料和我的分析正好一致，即《留东学界通告内地废约自办公启》不是祖父写的，而是景定成写的，说明我的识别能力还是可以的，常赞春的回忆还是有错误的，证明了这点我太高兴了。同时穆主任又告诉我祖父写的另一篇文章《全省士绅呈请晋抚张代奏力争矿约禀》，是我没想到的。这样就肯定了祖父1905年在国内。而1906年10月在日本参加了李培仁的追悼会，就证明了祖父是1906年去日本留学的，并在当年回的国，因为1907年初他被选为全省争矿代表与英人进行了谈判斗争，而不是我伯父崔吉如写的“1904-1907年去日本留学”，更正了我以前的错误。她还证明了我祖父任保晋矿务公司第三任总经理是1916-1923年，而不是我过去记的1916-1919年。
可是她没回答我祖父作为西斋学生代表把英国人说得理屈辞穷，无言应对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作为学生是怎么能和英国人谈判的？谈判的细节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文革前的《山西文史资料》和《晋矿魂》的总叙述部份写的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在《晋矿魂》的各论部份包括《山西矿务档案》及当时全国各期刊、报纸所登的有关文章中均没有刊登？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新的节点。于是我又给穆主任写信请求帮助。
穆主任说祖父是“以候补知县于1906年被选派到日本的”，但是据我网上查的西斋生是留学英国，而不是日本，中斋学生才是留学日本，这也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最初建立西斋设计的。穆主任的一项调查显示崔廷献“中斋留日”，这又与他是西斋学生矛盾。所以我认为说崔是“以候补知县被选派于1906年前半年赴日本”是不对的，恰与伯父说的祖父“是以留日学生生活管理员身份到日本勤工俭学的”一致。因为他同时又是中斋教员，所以他是和中斋学生一起去日本的，工余时间在日本法政大学专攻政治、经济、法律。我又把我的这些新的疑点写信告诉穆主任，她说：“现在各地有一种争抢名人前辈，不管是不是他做的好事，都往他身上安的现象。您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钦佩。只是我最近比较忙，六月份要出差，还要办学习班，等我忙过这阵子再给您查，等我的信吧。”
5月28日我又收到郭华荣先生寄来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民国阎佰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篇初稿）两大本和几页复印的材料，他在信上说：“这几个月主要忙于《祁世长文集》数十万字的校定，同时到我们报社资料室查找有关崔廷献的资料，发现这本书中有不少崔之电文、任命等，该书2500多页，6大本、近200万字。怎么办？我想先粗粗浏览一便再说，十几天白天黑夜的看。昨天读完后发现六大本中后三本是民国二十年至四十九年的部分，几乎没有一点崔廷献的有关材料，只是第四本中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阎锡山召集太原绥靖公署首席参事崔廷献等审定山西省十年建设计划案。且第三本中涉及天津市长资料亦不多，所以我决定把第三四本有关资料复印与第一二本一起给您快递寄去。但请您在一月四十天内用毕再快递寄回。”我看到，在每本书中凡是有崔廷献字样的地方，都插着一张小纸条，这是八十岁的郭华荣先生从2500多出页书中找出来的标记，我被他的这种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把其中有关的资料都作为原始资料抄了下来。特别是我看到祖父上任天津市长之前，第一任市长南桂馨，在两天之内就给阎锡山发了三个电报，要求天津市长换人。6月14日阎锡山任南桂馨为天津市长，6月19日南桂馨给阎锡山发电文说：“行辕遵令组织，市长馨不敢担任。因此次遭忌各方，又加以劳困交加，稍有头绪，拟即归里静养，恳请俯准为盼。在津埠筹款，因财政当局无人，十分困难，可否派一临时财政厅长，整理一切，三五十万元尚可希望。”8月7日天津一电，请早退休：“江日两电均未得复，行辕预算不定，应付更加困难。唯前请俯允下情，得早退休一节，恳予照准，无任感戴之至。”8月7日天津二电：“天津环境恶劣，以团体名义攻击馨个人，前已面陈总座，馨势不能在津久居，已盟俯允，令觅贤员接替，俾早退闲，是为至荷。”从这三个电报我才知道，祖父上任市长之前，天津的形势是多么的严峻、险恶，南桂馨只在任不到三个月就被迫辞职了。而祖父他却能“一年以还政通人和、中外交欢，执途人而语之，无论识与不识皆曰真和平好官也。”更说明祖父他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了不起啊！
在该书44页还登了《1911年（民国前一年）在太原筹划革命的诸先进》：“当时的分布如下：1、在军队中任职务的有阎锡山、黄国标、姚以价、张培梅、张树帜、南桂馨；2、在陆军学校长职务者为温寿泉；3、在中等以上学校宣传革命者有赵戴文、张秀升；4在基督教青年会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者有孔祥熙；5、以保护山西矿产，发动民众反抗满清政府者有崔廷献；6、以商人身分参加革命者有贾俊臣；7、以青年学生参加革命者有阎静斋；在国外及上海奔走联络者有乔义生、景耀月等。”看了这段记载才知道祖父被公开承认是辛亥革命的功臣。
这期间，5月10日86岁的王宝骏老先生来信指出：“《崔廷献评传》还有些标点不准确及错字，另附纸上举例。”如：有一段我原来写的是“甘棠遗爱河东，兴去之后之思；沽上口碑津门，有重来之祝书。谦吉而介寿，辩绾绰以延年。”宝骏兄改后的是“甘棠遗爱，河东兴去后之思；沽上口碑，津门有重来之祝。书谦吉而介寿，辩绾绰以延年。”他说：“只有这样标点，才念起来上下成对，有音律感，对仗感，这是骈偶体，旧时常用。”这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感谢他把我的错误之处全改正了。
王宝骏先生还提出对我写的祖父参加袁世凯“筹安会”投了赞成票的疑议。他说：“‘筹安会’投票一事，您说‘我祖父确实投了赞成票’这个提法不妥。对于山西102人投票一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王树声著的《山西王阎锡山》一书56页说，这是一种‘以力逼迫’的行动，当时有阎锡山、金永在场‘主持’，都一致同意推袁世凯称帝。不仅山西，就是在全国，也是1993票全额‘赞成’。请港珠注意，这本书说一致投了‘赞成票’，这个赞成是加了引号的，即‘赞成’不是不加引号的赞成。我直到现在始终认为文公并未参加投票，理由请看常赞春先生的‘寿序’原文：
‘乃帝制议起，南京开议抗拒，阎公命君往，君苦心维持山西乃不致再兴兵事。’这段话的意思是，当袁世凯鼓动筹安称帝时，南京孙中山先生开始计划讨袁抗拒，阎锡山一贯玩弄两面手法，于是命令文公前往南京向孙中山解释，以免孙中山在讨袁时，也把拥袁称帝的阎锡山也列入讨伐。文公到了南京以后，苦心维持，以致孙中山后来讨袁时未将山西也列入打击对象，避免了山西再兴兵事。这就说明，当太原鼓动102人投票时，文公并未在太原，而是在南京，所以文公根本未参与投票。投票是一场闹剧，是‘伪造民意’（朱建华著《蒋介石与阎锡山》48页），‘伪造民意’的投票能算投票吗？投票要有个人选择的自主权，山西102人的投票，以至全国，1993人的投票，都是没有自主选择权，必须投赞成票。这种投票无效，投票人无责任。投票常识，有效投票不会是选出102人，投票人也是102人，没有这个事儿。我在怀柔工作几十年，参加过多次‘人代会’投票，没有一次是有多少名代表就有多少人投票的，没有这一个可能，总会有人有病，有人外出，所以有效投票应是选出代表102人，到会几十人，有病几人，有事几人等等。全国1993人当代表，1993人都投了票，都投下了赞成票，这是天大的笑话，不可能投票的那天，一个人都没有病，都到大会了，不可能。所以这类投票，您还说文公投了赞成票，连引号都不加，这对文公公平吗？现在法院判案‘疑罪从无’，嫌疑犯有可能是这个人，也有可能不是这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入狱20年也无罪释放，理由是没有‘铁证’。文公投票也可能投了，也有可能在南京没有参加，所以没有文公投票的‘铁证’，我们不应该承认。”但王宝骏先生也承认，几年来他也一直在找寻能证明他这观点的文献材料，不然常赞春的寿言就成了“孤证”，但他一直没找到。
面对这个意见我很苦恼，我知道王宝骏先生是为了证明祖父的清白，特别是也饱受左倾思想迫害的他，仍心有余悸，几年前就告诫我“承认了既使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我从心里感激宝骏兄几次为我祖父主持正义。我何偿不希望祖父的历史清白呢。我也知道现在判案是‘疑罪从无’，比如内蒙呼格吉勒图已经处死了十八年仍能在法治改革的今天宣布他无罪并给予国家赔偿。但“筹安会”为袁世凯称皇帝投票是一百年前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无论是自愿投的还是胁迫投的赞成票，都是投了票。只是各自理由不同，有的是真心认为应该实行帝制；有的是为了升官发财；有的是胆小害怕反对会命不保，而且我的同事肖因的祖父当年就是因为反袁被投入监狱的；有的是为了某种目的采取权宜之计。因此不能说这次投票并产生了‘中华帝国’‘无效’。虽然祖父到底参没参加那102名代表的会我不能确定，但北京《群强报》公布的102人名单中有祖父的名字。我不能为了祖父的清白，昧着良心不承认这件事，更何况祖父是为了山西不再兴兵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王兄说那名单可能是假的，那报社不可能拿着名单一一核对，因为崔公在南京呢！可我找不出祖父不在南京的证据。什么才是事实的真相呢？
2016年7月26日王宝骏先生给我寄来他为我这本书给崔廷献提词的书法作品：“求真葆素，德范长存”，他解释为“‘求真’是说文公一生追求真理。‘葆素’是说文公一生做人清清白白。‘德范长存’是说文公高尚的道德风范在人世间将永世长存。”
为了便于把写出来的东西不再麻烦儿女为我打字，从2014年6月开始，儿子为我在电脑上装了可以用口说记录的软件，这样可以把大部分文字在电脑上记录下来。但是遇到古文词句的时候，记录下来的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对的，于是我用从孙子那儿学来的汉语拼音试着在电脑上打字、改错字，虽然有时还是拼不准，还要借助新华字典，但越打越熟以后，反而可以不用口述了。从而激励我，虽76岁了还想更多掌握一点电脑知识。从2016年3月，我便开始学习用电脑在“百度网”上查询资料。
首先我在网上查了《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在1913年7月18日因宋教仁被杀，发动二次革命，武装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4月5日前后，革命党人散发由日本秘密带回国内的由孙中山制定的微缩本《革命方略》；1914年5月孙中山在日本发出《讨袁撽文》，7月18日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说：‘文虽蛰居海外，而忧国之志未尝少衰。’；10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辑孙中山、黄兴等二次革命首要人物；1915年袁世凯签定丧权的二十一条修正案。夏末，孙中山在日本召集中华革命党本部部长会议，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党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个司令部；10月25日在日本与宋庆龄结婚；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25日蔡锷率先举起讨袁护国的旗帜，孙中山闻讯后加紧布署国内反袁起义，国内各省纷纷响应；1916年3月22日在举国反对声中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1916年5月1日孙中山由日本秘密返抵上海，居住在租界区。5月9日发表《孙文宣言》，‘斥责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号召人民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维护共和制度’；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患尿毒症病死，护国战争随之结束。”从上面《孙中山年谱》知道了孙中山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逃到日本，到1916年5月1日秘密回国，这中间他一直在日本。因此1915年11月“筹安会”期间，祖父是不可能去南京找孙中山的。我将我这一调查结果写信告诉了王宝骏先生，也解决了我思想的一个疑点。我感到自己虽然因为身体不行，不能到外地去调查，但能通过上网查询，也弥补了一些我的不足，我太高兴了。
有了这个经验，我开始上网查《崔廷献》，好家伙，整整76页数百条信息，虽然有许多是重复的或是我已掌握的，但仍有许多是我从不知道的，我太兴奋了。比如：从2013年12月23日的《人民铁道报》上看到《北宁铁路局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章》一文中写道：“1910年东三省总督设立葫芦岛筑港处，委郑孝胥为督办经理，翌年1月又任命崔廷献为开埠局局长，着手实施筑港工程，包括修筑京奉铁路连山站到葫芦岛的支线铁路（7·5里）和防波大堤（400英尺），建办公楼、宿舍、站舍、旅馆等基础设施，其后数月间这些工程项目基本完工，葫芦岛初具雏形。”“因辛亥革命爆发，经费缺乏，崔廷献是坚持到最后的人之一。”虽然我曾给葫芦岛去过信了解情况，但始终未得到答复。这个报导弥补了我对祖父任葫芦岛开埠局长时所做事情的认识不足。
在2005年5月13日西北大学硕士学位王宇峰论文《阎锡山幕僚研究》中写道：“1917年以后，阎锡山利用当时有利的形势，在山西推行六政三事、村本政治建设，崔廷献是六政考核处处长，作为检察监督的最高机构，在任职期间，崔廷献很好地贯彻了阎锡山的政策，六政三事取得很大的成绩。据统计，几年中全省共增加水田120万亩，种树5000余万株，（成活2945万株），植桑1亿余株，种棉1918年为5299顷，1921年增加到8761顷，棉产量1918年为1770万斤，1921年增加到3761万斤，1920和1921年两年共造林四千余万株，破获烟案5万余起，女子缠足已属于少数，男子蓄发已完全剪尽。由于山西在内政方面的突出成绩，被北京政府誉为‘模范省’。这也为阎锡山后来的屡次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段资料使我了解了祖父在任六政考核处长时做出的成绩。
在2012年12月18日《阳泉晚报》黄顺荣（原《阳钢报》主编）写的《孙中山与阳泉煤铁矿》中写道：“崔廷献上任第二个月，就将总公司由太原海子边迁至阳泉火车站附近，以利于加强对重点煤矿的管理，并取消了平定分公司，归总公司直接管辖。各矿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各厂矿之间鼓励竞争，提高了经营者的积极性。1917年崔廷献连续召开3次股东大会，率先成立矿窑处，调查平定、盂县铁矿，拟定开采方针，将公司分为采煤、制铁、营业三部。1917年崔廷献将保晋公司制铁部改为保晋公司阳泉铁厂（简称‘保晋铁厂’，后为‘阳钢集团’）崔廷献并亲自写下‘保晋铁厂’厂名和‘一脉薪传光焰不熄，十分火候工夫纯清’的楹联，开始了煤铁并重的开发经营理念。保晋铁厂与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1890年）、大苍喜八郎创建的本溪铁厂（1905年），构成了我国三足鼎立的现代化冶铁态势，完成了孙中山视察正太铁路及阳泉简子沟煤矿以及周边矿产资源时提出的‘以平定煤铸太行铁’的宏伟构想。”
在2008年7月4日《保晋公司纪念馆开张了》一文写道阳泉市长白云在开张典礼上的讲话。他说：“一百年前，保晋公司在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山西矿产资源，山西人民开展争矿运动中应运而生（1907年11月）。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以悍卫民族利益、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谱写了一曲保家爱国的壮美篇章。作为山西近代开办较早、规模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保晋公司的成立拉开了山西近现代工业发展之序幕，在山西工业史上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阳泉、山西、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产生过深远影响。”他说：“要继承爱国兴晋，实业富民的优良传统，激励全市上下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共谋发展，共创和谐的事业中去，让阳泉的明天更加美好。”他把“爱国爱乡，实业图强，荣辱担当，拼搏向上”归结为“保晋精神”。我看到，在保晋公司纪念馆的图像内，有保晋公司首倡人张世林、首任经理渠本翘、三任经理崔廷献、铁厂厂长并技师赵铮的全身铜像和他们从创建公司，光着脚走路，到穿布鞋、再穿皮鞋，一步一步艰难走过的脚印，让我十分感动。
该文还写道：“保晋公司采用了‘股份制’这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董事会领导下，总经理负责经济，这种管理机制在近代是不多见的。喝过东洋墨水、在日本横滨做过总领事的渠本翘，也力不从心，提出辞职；第二任总经理（刘笃敬）没干几天，面对众多难题，提出辞呈；掌门者数易其人，一代一代艰难支撑，小心翼翼呵护着保晋公司的元气，使保晋公司在风雨飘摇中艰难跋涉，不断壮大。第三任经理崔廷献引进国外的机械设备，在煤矿的采掘、提升、通风、抽水等方面实行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煤炭的生产效率。以后，又引进了美日的机炉，办起山西的第一个机械化炼铁厂，解聘原来票号的管理人员，改任具有先进知识和管理理念的山西大学堂矿业教员和留学生。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公关活动，大大减轻了公司负担，使公司在1916-1922年崔廷献任职期间，连年盈利，不断走向繁荣。”
我还在陈宏儒写的《保晋公司一百周年祭》中看到；“特别是1916年7月，董事会推定崔廷献为公司第三任总理后，这位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后又留学日本，在法政大学研究过政治、法律、经济等科，回国后从事过教育、农林、实业、铁路、内务、财政、民政等多种公务的专家型老总，更是不甘寂寞，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对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革故鼎新，加强了企业的内部管理。保晋公司刚成立时，总部设在太原海子边。而在保晋公司所属的各个分公司当中，既经营开采又经营运销、且实力最雄厚的当数平定分公司。但客观上，却存在着总公司距离平定较远、不便于管理等弊端。因此，崔上任后的第二个月，即1916年8月，便将总公司由太原海子边迁到阳泉火车站附近（今城区下站保晋巷），以利集中精力加强对重点煤矿的监管。与此同时，针对全公司实行统一核算，各分公司相互依赖、吃大锅饭、挥霍浪费严重等问题，取消了平定分公司建制，把原属平定分公司所辖的各矿厂改由总公司直辖，实行各矿厂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鼓励积极竞争，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各分公司的生产积极性；各矿矿长的主人翁意识也普遍增强，想方设法开源节流，煤炭产量迅速增加。在用人方面，崔总理从公司的实际出发，辞退了一大批从事煤矿管理的旧商号人员，招聘了一批精通矿业和企业管理的专门人才，特别是把山西大学堂的一些矿业教员和留学生招聘来，作为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骨干，安排在关键岗位，为公司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人才保障。在此基础上，1918年12月，通过召开股东会修改章程，对公司管理、各部门职责、股份等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从而使各项规章制度更为健全，赏罚更加分明。因此，有效地杜绝了公司职员的营私舞弊现象和不廉行为，端正了行风，为公司日后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崔总理在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之后，发挥自己曾从事过多种公务、各方面人事都比较熟的优势，采取多种手段，进行了一系列外交公关活动。其一，是向官厅清算亩捐。如前所述，保晋公司在开办之初，为了从福公司手中赎回矿权，曾替官厅垫资117万两白银。这样，便造成公司经费极度紧张，导致了公司刚创办即坠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崔上任后，即把其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一次又一次与官厅交涉，陈述困难，请还债款，终于1920年5月，陆续将垫资收回，公司得以依靠这笔资金添置设备，开采新矿，向前发展。其二，是申请减免税款。1919年春，崔总理以拓展业务耗资甚巨为由，向税务部门提出请求减免井口税等税项，被批准豁免5年。此后，保晋公司又几次提出减免税款申请，均得以允准，直至1924年4月免税期满，公司才又恢复照章纳税。此举大大减轻了公司负担，为扭转局面、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三，是请准核减铁路运价。阳泉煤外运主要靠正太铁路，而正太路刚建成时，营业大权掌握在法国人手中。法国规定，阳泉煤的运价率是每吨公里3分2厘，比世界铁路会议制定的《万国煤运率》吨英里7厘高出5倍多，比中国普通国有铁路吨公里7厘也高出3倍多。昂贵的铁路运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晋公司的生产和经营。崔总理上任后，多次与交通部和正太铁路局进行交涉，据理力争，运价率随之进行了几次核减。虽然核减后，阳泉煤在正太路上的运价仍显偏高，但对于保晋公司来说，一次次的核减，对于公司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1916年起，保晋公司的煤产量迅速增加，且年年攀升。崔总理在任的6年间（1916.7～1922.10），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除建章立制、改善管理、拓宽了业务、夯实了基础外，还保持了年年盈余的势头。因此，我们可以说，崔廷献造就了保晋公司的一段繁荣，并将其推向了发展的顶峰。在保晋公司30年经营发展的历史上，崔总理的贡献堪称首屈一指。”从上述这些事实的描述中，我看到祖父的伟大。
我还在“大港古林子”的“新浪博客”中看到他收集的由祖父崔廷献撰文、由书法家、天津市政府秘书许以栗书写的碑文拓片三篇-《天津市气象台奠基文》、《创设天津特别市公共体育场记》、《创设天津特别市市立师范学校记》。
在《天津特别市气象台奠基文》后“大港古林子”写道：“民国十九年由港务处长黄霭如亲临主持气象台修建工作，4月奠基开始修建，7月18日正式落成，8月21日天津历史上第一次天气预报正式向市民发布。由官方政府出资修建。当津门的百姓习惯于每日关注天气预报时，请记住这些民国时期曾为天津气象事业作出贡献的仁人崔廷献、黄霭如、许以栗”。，
在“大港古林子”的“新浪博客”《创设天津特别市市立师范学校记》中写道：“余于收藏的许以栗先生所存碑拓之中，找到一份关于天津市师范教育方面的史料，今介绍给大家。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创立之时，市长崔廷献撰文，市府秘书许以栗亲书的记事碑刻于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二十四日。”碑拓中写道：“津地滨海梯航南北，文化灌输为河朔冠，从来各校成立，恒先于内地。庚子后，兴学之风颇盛。虽痒序如林，然求一中学以上为天津所专有者，仍不可得。艮以学款未能独立，故教育行政无由措施。悉当民国十七年北伐告成，天津成立特别市，始筹定办学专款，特组织委员会以保管。是冬，余荐邓庆澜长教育局，接受公、私立小学及讲演所等，就专款成数拟定新计划，以75%进行学校教育，20%进行民众教育，5%进行其他教育。关于学校教育方面，就旧有小学增加60余班，复成立小学12所，增加学生约万余人。关于民众教育方面，设图书馆、美术馆各一所，民众补习学校及民众图书馆、阅书报所、教育馆等共300余所。其他并派遣市费留学生赴欧美各国。教育虽日有进展，然以人口统计之失学儿童尚有数万，因极谋补救，创设市立师范学校，以造就师资及其他教育专门人才，而谋教育之完善。先招收正科九班，以各科短期训练班暨各科讲习班附之，力求适应本市教育实施方案的需要。议既成，勘校址于特二区界内，由时君作新主任，筹备拨款61500元。工竣，即任时君为校长，月定经常费为6000元。兹以校舍观成，嘱余为文记其事。余以为一市之进化表面之固在物貭建设，而精神则系乎文化之发展，以增进国民生产之效率。故致身于社会小学教育者，实为最尊敬之职务。晚近以来，师道不立，人范无资，官厅之视学校，也轻其待遇也，亦薄学校之所教学，复与社会不相适应，由是学风就下，不但固有之特长亦无以保存而光大之，此则吾人所应猛醒而改进者也。余于斯校之成立，敢掬诚而正告之曰：吾国正患贫患弱，救教育为救贫救弱之本。斯校之师生都负有自觉觉民之责。在官厅方面必优礼以申尊师之义；在师生方面必当本身作则，以发扬先民独立之精神，而增进国民生产之能力，是则区区之意，愿与当事诸君所共勉者矣！，”“大港古林子”说：“该校是天津市立的第一所师范类学校，当时的天津市政府为提高市民的文化知识，而做出了诸多的努力，尤其是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值得今人思考。”从上可以看出，祖父大办教育是为了救弱救贫，为了振兴中华。
在教育学博士王慧等人2015年12月写的《近代天津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历史经验》（该文系天津“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天津近代教育史专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写道：“1929年5月天津教育局拟定的《实施民众补习教育暂行规程》中明确民众补习教育的宗旨是‘遵照国民党政纲，厉行普及教育，使一般年长失学之民众，得由识书增进公民道德与生活技能，各官署、公所、会社、公私立学校、工厂都应该附设民众补习学校，对12周岁以上的失学男女实行补习教育。’民众补习学校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学校式社教机构，据查1929年天津市有平民补习学校54所2816人，妇女补习学校30所1142人，工商人补习学校16所1534人，私立补习学校13所604人。其特点是：1、政府成为推动社会教育的主要力量，达到了空前的繁荣。2、社会教育经费有了保障，占教育经费的20%，居全国前列。3、社会教育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政府积极规划、建设、管理美术馆、公园、民众阅报所、阅报牌、公共娱乐场所剧场电影院等社会教育机构。社会教育无论是在经费投入、设施建设，还是在活动内容方面都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同时又查到1930年9月祖父为美术馆成立写的《天津市美术馆成立记》中“不仅讲到国际间的美术竞争，也讲到与美术竞争相关的其它实力竞争，指出美术的重要社会功用：‘美术是商业神灵，工业恩母’。‘因为美术是科学应用审美之原则，以作种种表现之方法。’要让科学与美术携手为工商业服务。”在八十六年前就能这样指出，这是多么精辟的说法！
同时查到，天津市教育史专家张绍祖先生在2015年国学会学术论坛上发表的《“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天津文化抉择》一文中写道：“天津近代教育其先进性位居当时全国前列，天津的近代教育产生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第二次高潮产生于民国中期，在天津市长崔廷献与教育界知名人士邓庆澜的努力下，高等、中等、初等与社会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是近代天津教育的润滑剂与加速剂，天津用了几十年就完成了从封建教育到近代教育的变革，超越了欧洲数百年的历程，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更说明了祖父对天津教育的贡献。
这些具体、详实又生动的内容，大大弥补了我知识的不足，我将它们补充在我写的《崔廷献评传》中。
回顾我在这二十年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谢天培、张绍祖、阎振新、王宝骏、郭华荣、傅德蓉、巩玉生、穆雯瑛和《晋矿魂》的作者李浩、郭海；网上的“大港古林子”、黄顺荣、王宇峰、王慧、陈宏儒等这样一些好人的真诚、无私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的。特别是这些人绝大多数我都没见过面，在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的今天，我没花一分钱却得到了这么多正直、无私的人帮助，我忠心的感谢他们，并要学习他们执著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也说明得道多助，说明1989年在以极“左”思想、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我祖父的不公正评价是多么不得人心。我也要感谢岳守荣、李x、刘x礼等先生，是他们给我指出了调查的方向，激励我调查到底。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和无数的历史教训也告诉我，写历史人物一定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而绝不能以为哪个政权服务给人划线、上纲上线，以“莫须有”的事给人定罪，再造冤案。2016年10月6日我又将这些新内容充实到文章中，增加了“离职以后的崔廷献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章，将文章的前言重新写过，并将这些好人帮助我的情况写入，再一次寄给郭华荣先生，请他根据新文章请巩玉生先生为我的书写序。
10月15日穆雯瑛主任來信说：“你写的《我的祖父崔廷献》已在,《山西文史》月刊第十期刊登了，不日将给你寄去稿费和书刊。我最近借到了《山西矿务档案》，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查的？”我真是感动的要流泪了，这么大的现职主任，肯这样帮助我。我又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在《晋矿魂》和文革前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中都有一篇回忆文章，说“争矿运动开始，崔廷献在山西大学堂被西斋学生选为代表，，依据万国公法理直气壮地提出質问，使英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李提摩太來太原，给山西大学堂学生施加压力，他用尽了威胁利诱手段，但无济于事。”这件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是一个学生怎么能接触到英国要人？又是怎样与英人進行说理斗争的？我在《晋矿魂》中发表的《矿务档案》中却找不到这件事，希望帮助查清。二、您寄给我的《山西大学堂校史》中有一页《山西大学堂同盟会员名单（1911年）》中有崔廷献的名字，上面标注斋务长；在李x的文章中说崔廷献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但我从《大公报》上看到说崔廷献是晋政界加入国民党最早者，他到底是不是同盟会员？三、您帮我查的崔廷献是1906年去日本留学，但网上有的说是1904年去的日本，还有的说是1905年去的，请您帮我再确定一下。
10月21日郭先生打电话说：“寄的文章收到了，一次比一次写得好。正等巩先生写序呢，他现在手头很忙”。在2016年12月28日的来信中他说：“始终保持大节（民族正义）是崔廷献最了不起的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在忠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上甚至阎锡山、蒋介石等也不能和他相比，汪精卫（本也可以成为民国伟人的）这种民族败类就更不值一提。”
不久，我收到了由山西政协文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文史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2016年第10期，他们以《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早期实践者崔廷献》为题，用了整整十页登载了我写的文章，并在龙源期刊网、知网、维普网、博看网进行电子版信息网络传播，使祖父的事迹传播更广。
为了把祖父的事迹宣传到让天津百姓知道，他们曾有过一位为天津百姓作过许多好事的市长，我想到了十九年前曾帮助过我的近八十岁的张绍祖先生，经电话一联系，这位在天津很有名气的文史学家，竟不顾年高，坐着公共汽车到我家来了。之后，首先在2016年12月5日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了几百字的《崔廷献的遗嘱》，2017年1月5日突然告诉我，他受邀撰写28位《近代天津名人传略》，其中有崔廷献。1月10日他二次来我家把我掌握的大部分关于祖父的材料照了相，他并提出重新出版1935年的《崔文徵先生寿言附生日憶亲诗》和由祖父在1934年推荐并作为发行人出版的著名书法家张穆于道光二十四年书写的《孝经》，以纪念祖父、教育后人，并与天津《今晚报》副刊部王振良主任联系，已把该两册书全部完成了电子照排，等待时机出版，为此，张先生第三次到我家给我送原书；张先生还把我写的《我的祖父崔廷献》推荐给《今晚报》副刊部。我以为他们一般只登千字文，而我写的文章太长，将近万字，不可能压缩成千字文，因此不抱希望，不料3月31日竟在副刊《讲述》栏目用了将近一整版篇幅刊登了我的文章；更让我激动的是，四月份张先生又把祖父的事迹介绍给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不久《张楠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楠女士访问了我和张先生，并现场录音，向天津全市人民讲述了崔廷献那些尘封的往事，分三次播出，每次一小时。我太兴奋了，张先生把我的心愿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2017年5月1日，郭华荣先生又带给我喜讯，他把我写的《以史论评崔廷献》稿子拿给了三晋文化研究会，结果：“三晋文化研究会对出版崔廷献的书极兴趣高，很快责成著名文史研究员、原《晋阳学刊》主编降大任先生审稿。降大任先生说他早关注崔廷献了，因为崔是‘三晋贤达，民族志士’，不仅政绩斐然，尤其居香港后拒绝回太原任日伪省长，还有释放我党要员，令国人敬佩，早应该有书。”根据郭先生指点，我与降大任先生通了电话，降先生当时正在生重病住院，但仍耐心的给我讲了对该稿的修改意见（遗憾的是，降大任先生没有看到我书的出版就病逝了）。原来我写的《以史论评崔廷献》是议论文，以我的调查贯穿始终，降先生要求写成记叙文，不写我调查的过程，题目定为《三晋贤达，民族志士-崔廷献》，要求由原来的六万五千字，压缩成六万字以下。这对我是又一次写作上的考验，我真的不具备写作上的文彩。
我在仔细考虑之后，决定以时间顺序分六章重写。一、少立报国救民志，学生娃振臂组团练；赴日留学，追随孙中山，为反清救国而奋斗。
二、披肝沥胆，助力把山西建成模范省。三、殷民阜財，只为苍生谋福利。四、励精图治，努力实践三民主义。五、弃官从佛，脱离阎蒋集团。六、坚守节操，临终捐产兴教育。7月份我将稿子发了过去，8月份告诉我稿子已经审查通过，决定由香港天马出版公司出版。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惊，出生在香港我已经倒霉30年了，为什么选择在香港？我把我的顾虑告诉了他们，他们说现在香港早已回归祖国了，不会再有问题了，而且香港书号1100元，而国内书号要1万多元。我接受了他们这个决定。12月27日在《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新闻网》、《手机凤凰网》等六家报刊和网上同时刊登了《〈三晋贤达、民族志士崔廷献〉一书出版》的消息，2018年1月5日《山西政协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看到这一消息我虽然高兴，但还是觉得祖父在山西工作期间的内容我掌握的太少，应该去山西查当年当地的报纸，像当年查《大公报》一样，可是我这身体去不了，这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了。郭华荣先生告诉我，要这本书的单位和人还很多，可能准备要再版重印。2018年《文史月刊》第四期又刊登了我写的近万字的《我研究祖父崔廷献的经过》。
爷爷，时代真的变了，您在天堂可以安息了！
三、和孙子在一起学习其乐无穷
从爱人姚克1996年12月病逝以后，我一直和小儿子在一起生活，1999年他结婚搬出去后，我就一个人在那屋子里过着孤独寒冷的生活。在那段日子里感觉心极其冷，是我这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2001年儿媳妇怀孕了，接我到她家，从此开始了和小儿子一家在一起有滋有味的生活。2001年10月孙子出生，他是姚家这一代人里唯一的男孩，其实我倒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只是为了姚家还有一个继承姚姓的人而高兴。因为1989年小儿子正面临高考的关键时刻，我只顾忙我的工作，为了我的成功，而姚克又在生病住院，我把办公室搬到了病房，以后又出差一个月，把家扔给了待考的小儿子，让他自己做饭吃，还要照顾家，影响了他的高考成绩，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因此我把照顾他们一家生活，督促辅导孙子学习，当成是我的责任。
其实，所谓照顾，就是出去买买菜、做做饭；扫地擦地板、收拾屋子的活儿，因为腰疼我很少干；关照他们的身体，在他们生病不舒服的时候，凭着我生病的经验，给他们选择药品，督促他们吃药。要说做饭，从我本心来说是最不愿意做的事，尤其是要做比较麻烦的饭，我就有些烦。记得姚克病逝前，每次我问他：“今天吃什么？”他说：“来一个新鲜的，咱包猪肉白菜馅儿饺子吧。”我说：“你剁馅儿啊！”因为多年在北大荒除了吃食堂，就是在自己家里随便做一些简单的大锅饭菜，只为填饱肚子，我从来对吃什么没有奢求，更不愿意把时间消耗在做饭上。但是退休在家，儿子、媳妇上班，我再不做饭就说不过去了，因此我试着用1990年出版的《家庭蔬菜烹调350种》学着做一些简单的家庭常用菜。但是因为我的颈椎病导致的右胳膊右手疼了十多年了，对于馒头、面条、包子、饺子等面类食物，我仍然是出去买现成的。
特别是随着年龄变老，我家住六层楼又没有电梯，每次出去上市场，双腿都像灌了铅一样沉，实在不愿动，但我也正好借着需要买菜，强迫我自己练习走路，增强生命活力，现在可以一口气儿扶着楼梯栏杆从一层走到六层了，如果没有家里的这些事儿，我就真的没有动力去走了，也就真的会走不了了。记得2015年一天早晨，我想起孙子爱吃“进忠拉面馆”的牛肉面味道，他又是初三功课大忙的时候，我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就吃力的往已经搬远了的“进忠拉面馆”走去，我请求他们只卖给我牛肉汤，不要面条，因为面条放到晚上就朽了。可是他们说：“光买面汤不卖，晚上吃的时候再来买吧！”我说：“难道让我一个快80岁的老太太晚上再跑一趟吗？我又不是不给你们钱。”经了解清楚后他们卖给了我五元钱的牛肉汤，还感慨地说：“这就是爱呀！”我说：“不是，这是我的责任。”
孙子小名叫娃娃，还是我给起的名字呢！从他一出生我就和他在一起，虽然他妈妈请了一个阿姨白天照顾他，但我也一直陪着还管做饭。他妈妈隔一天一值班晚上不回来，我就和孙子一起睡。他三四岁时，为开发他的智力和练习动手能力，我就和他一起用几百块小积木，搭“北京天坛”，“纽约双子塔”，“北京四合院”等，那时候真觉得自己也变成小孩了。
娃娃从2007年上小学一年级起，我为了检查他的作业，督促他的学习，就和他一起学习，回想起这么多年的生活，真是其乐无穷。娃娃上一年级学语文，是从汉语拼音开始的。可是我没上过一年级，不会汉语拼音，是娃娃教会了我汉语拼音，让我现在至少可以用汉语拼音查字典、打字了。我后悔我当时没有和他一起学英语，因为我上学时学的是俄语，为了晋升高级职称，1986年冬科研所承办了为期一个半月的业余时间英语学习班，经过突击虽然我考试考了90多分，但早已全忘了。开始我真的跟他学了几天，但不久他妈妈给他报了一个英语补习班，我就没有再坚持了。但是如果我坚持拼一下呢？现在想起来就后悔。
跟娃娃一起学地理，学历史，让那些我已经快忘记的知识得到了巩固；跟娃娃一起学生物，我发现他们学的知识是我在大学时才学到的，比如基因在亲子代的遗传，人的性别遗传等，可是他们初二就学了，他们比我们学得多，学得深；跟娃娃一起学政治，学到了许多我没学过的法律知识；跟娃娃一起学语文，发现我的语文水平还达不到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的要求，发现了我以前许多字发音都不正确，比如，亚洲我读“哑”洲，济南我读“寄”南，铵肥我读“安”肥，所以遇到了比如：“下列加点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组是什么？”我就经常出错，还得孙子教我；我发现自己许多汉字的书写也记忆混乱，比如遇到“下列各项书写完全正确的一项是什么？”我就经常看不出来。特别是他们现在学了许多古诗词，是我从未学过的，现学又记不住，因此写文章时别人能引经据典，我只能大白话，有这样的语文水平，我算是认识自己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和娃娃一起学数学。小学四年级以前简单的四则运算，我还能应付，突然他们的作业和考试题中，有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的内容，而“奥数”我以前没学过，于是在孙子报名参加了一个电脑“奥数”学习班时，我也正好借光和他一起学，越学越有意思，越学越上瘾。进入初中二三年级，一本数学书含有代数和平面几何两科的内容，尤其是在他们的作业题中，经常出现图形中有1-2个动点在动，或图形在旋转着这类题，我印象中过去没学过。有时候我为了督促和辅导他写作业，就经常把他的作业卷子上的题先抄下来，我先做一遍达到心里有数，等他再问我时我才能给他讲清楚。所以经常是他白天上学走了我就开始做题，遇上不会的、没学过的，我就翻书现学。但就是这样有些题还是解不出来，白天解，晚上解，睡觉做梦还在解题，直到把难题做出来，那种成就感，那种乐趣，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去年做“脑CT”检查，医生说我的脑子非常好，我想这可能就是做数学题减缓了我小脑萎缩的进程吧。
能够重新上学，真是挺好的！
四、为给母亲养老送终而继续活着
我的母亲名叫宋玉贞，1916年生，今年102岁。几年以前她就多次对我们说：“我要活150岁，你们也都得活150岁，只能你们送我，可不能让我送你们。”每当想起母亲的这些话，都为我要撑着活下去，增添了一份动力。说老实话，年轻时由于极左思想的支配，认为身体是自己的，只有工作和革命才是为公家的。因此，为了革命，为了工作，必须舍弃自己的身体，不顾一切的干，这才叫全心全意，否则就是掺有私心杂念。所以从年轻时就落下一身病，先是尿血，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关节炎；后来是胆囊炎，膀胱炎，神经官能症。退休后病越添越多，先是颈椎病，椎管狭窄，椎间盘脱出，虽然冒险做了手术，但至今右胳膊右手疼了十多年。接着高血压，双侧甲状腺萎缩，腰椎间盘脱出，腰疼的不能弯腰。再以后是肩周炎，两只胳膊至今上举困难；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做了三次手术，安了三个支架；眼睛也来捣乱，右眼黄斑裂孔几近失明，无法治疗，且左眼也有裂孔的发展趋势，最可气的是这些病都要终生服药，每天要吃十种药。近三年双腿沉的抬不动，小腿和脚浮肿，走路困难，还经常憋不住尿，尿裤子；膝盖疼得经常夜里疼醒。按最初的打算，我早已活的超额了。当我受病痛折磨时，当我看到电视上演一些老年痴呆患者和一些半身不遂的老人，时时处处离不开别人照顾时，我就害怕。我要有尊严的活着，我绝不能有这样一天去拖累儿女，那么我一定想办法先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一想到我曾因极左思想伤害过母亲，一想到坚强不屈、历经磨难的母亲，我就必须为了她而活下去。
母亲从小并不是生活在大财主家，而是生活在一个中医世家，姥爷宋国权是山西太原市的名中医，大舅是西医，家里生活不愁吃穿，并且做饭专门请了大师傅。尤其是姥姥生有三儿一女，因此这个唯一的女儿，就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她说要吃什么饭？全家就吃什么饭。她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该上学了，跟七八个一般大的女孩背上书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说不上学了，七八个女孩子一起都不上学了，整天在一起踢毽子，跳房子，练十字绣。家里从没有让她干过活，甚至结婚过了门，连炉子上烧的水是不是烧开了都不知道！
说起母亲的婚姻，她至今记忆深刻。她说：“我差点儿成了大汉奸的儿媳妇。”（妈妈认为阎锡山是大汉奸）原来当年阎锡山的二儿子和杜司令的儿子，都看上了这个漂亮的小姑娘，特别是阎锡山的儿子，仗着父亲是山西省最大的官，带着卫兵横冲直闯到姥爷家去提亲，可是我的姥爷却看不上这两家人，所以当他们向姥爷家提亲时，姥爷都说：“我家闺女十四岁就订出去了。”却同意了我祖父派人去提的亲，而且是给我爸爸当续弦，给前房七岁的儿子当后妈，因为姥爷看中了我爷爷的人品。
这个被宋家娇惯坏的小姑娘嫁到崔家以后，虽然做饭有大师傅，平时生活有佣人伺候，什么也不用她干，可是当过市长的崔家大户，在外面却是有名的“毂面公馆”，天天顿顿吃小米干饭和没有油水的酸菜、土豆丝儿。性格倔强的妈妈，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饭，她也嚥不下去。幸好姥姥家和我爷爷家只隔一条马路，妈妈住的屋子的东墙，正好对着姥姥家的大门，于是每天当姥姥家饭做好了时，舅舅就去敲妈妈屋子的东墙。听到响声后，爸爸给打开后院倒垃圾的小侧门，让妈妈从那儿出去回家吃饭。回来时在外面再敲墙，爸爸就给妈妈出去开小侧门。就这样，妈妈结婚后又回娘家吃了一年饭，直到生下我二哥。
可是谁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抗日战争中祖父去世了，家境败落了。定居北京以后，爸爸又得了骨结核病，躺在床上六七年，生活没有来源，光靠吃祖父留下那点家底儿和变卖结婚时娘家陪嫁的东西。而住在同一个院里的大爷，叔叔家，都过着比我们家富裕得多的生活（因为他们家都没有孩子，人口少）。妈妈不让我们到他们家去玩，妈妈说：“穷要穷得有志气！”妈妈开始学着过简朴的日子，学着做饭、洗衣服、缝衣服。也就是那个时候，妈妈的右手在做饭时受伤感染，落下了一个手指头永远都不会弯曲的结局。
从1961年53岁的父亲病逝开始，只有46岁的妈妈独自一人，靠着二哥当工人挣的钱，带着我的四个弟弟妹妹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为了还清父亲生病住医院欠下的债，她把房子卖了一半。1964年冬，二嫂生下小侄子，母亲为了给二嫂补充营养，调剂花样，硬是用那只不会打弯儿的手学会了擀皮儿，给二嫂包饺子吃。二嫂是贫下中农出身，“文革”中为和母亲划清界限，他们一家搬走了。
“文革”运动中母亲家被抄家，母亲被红卫兵鞭打，非让她说出与国民党的关系。当红卫兵手中高举着从我家抄的玻璃花瓶，要往地下摔碎时，跪在地上的妈妈却说：“学生，你先别摔，你站到我身后你再摔，不然崩起来的碎玻璃会扎伤你的。”那个红卫兵被感动了，只抽了一皮鞭就放下了。也是在“文革”中，她这四个子女一下子有三个上山下乡的，只有大妹妹已经工作了，才免了这一劫难。可是妈妈心里的7个吊桶（妈妈共生了七个子女）总是三上四下，担心着儿女们的安危。而最艰难的是我们都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与母亲划清界限，都不敢给她寄钱。已经50多岁的坚强的妈妈，为了当无产阶级，她把自己住的半个院子的房子和卖了另外半个院子的钱全交国家了，自己租了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住，从街道工厂领回了书页子和糊火柴盒的原料，每天靠糊火柴盒、和穿书页子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同时还帮助二哥和大妹妹看过他们的儿子。其间大姐和大妹妹要接她去一起过，都被她拒绝了，她说：“我就要在这条街上，让大家看看我宋玉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终于赢了！她被选为那条街道的积极分子，经常被派去到各家各户查卫生，人家不干净的地方还帮助打扫。终于，两个“上山下乡”的儿子先后回到她身边，又先后结了婚，给她添了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她又帮他们带大了的孙女。她的家被评为“五好家庭”。在授奖大会上，还让她这个“五好”婆婆讲话。
可是终归还是有不完满的。由于过去极“左”思想的影响，大哥从父亲去世后，三十多年就几乎没有回过家。1996年8月12日是母亲80岁寿辰，我鼓足了勇气给大哥打了电话，希望他能摒弃前嫌，参加妈妈80岁的生日聚会。当时姚克还怨我，他担心大哥不会同意并会因此对我们不满呢，这也说明当年“革命”的大哥对妈妈的态度对姚克影响之深。结果那一天，大哥大嫂果真带着他们的因为在朝鲜战场发烧而烧坏脑子变傻的儿子-母亲带过一年多的大孙子，参加了聚会，把妈妈高兴坏了。在这以后，几乎母亲每年过生日，大哥大嫂和他们的儿子都参加，还给妈妈一千元钱，而每次妈妈又从其中拿出五百元给她的大孙子。2011年大哥病逝以后，我大嫂依然带着儿子来看母亲，还给母亲钱。
2012年发生了一件让母亲深深感动的事，原来大哥病逝后，在他名下的唯一房产中，他写着有他继母的一份。而有严重心脏病又年已80岁的大嫂，担心万一她哪天也走了，傻大儿子怎么办？她要把这房子分给她其他的儿子，让他们承担照顾傻大哥的责任，可是这其中还有我母亲的一份，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想跟我母亲说又张不开嘴，最后还是厚着脸皮跟我妈妈说了。妈妈说：“这个房子我一定不能要，因为从小我都没带过他（指我大哥），而且我也有我自己的房子”（打到“四人邦”后，“文革”中交公的房子又退还了个人）。她和我大嫂一起去公证处，办了不要我大哥房子产权的声明公证。并且把在自己名下的八间房子也去办了遗嘱公证，其中就有一间是给我大哥的傻儿子的。妈妈说：“他是崔家的长孙，当初买这个房子本来也是崔家的钱。”以后她不止一次的说起大哥把房产留给她一份的事，她说：“我真的没想到你大哥会这么做，人不能没有良心，我更不能要他的房子。”大哥的作法让我感动，妈妈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态度，更让我钦佩！
2012年更发生了一件让妈妈伤心不已的事，那个在她心目中吃苦最多、最孝顺的儿子，我的大弟弟崔志刚只有62岁就病逝了。文化大革命中，17岁的弟弟初中没毕业，在一次招考飞行员的体检中，他是他们班上唯一全部体检合格的人，在政审时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结果被派到山西省原平县插队落户了。老乡家没有地方住，他就住在四面透风的牲口棚里，每晚伴着马粪牛粪的味道入睡。冬天实在太冷了，又没有活儿干，他就卖掉口粮换成鸡蛋、挂面回北京，在那间不足六平米的小屋子里，和妈妈一起糊火柴盒，艰难度日。所以妈妈一直记着他的苦、他的孝顺。由于不适应山西农村的粘饭、酸菜，他的飞行员身体得了严重的胃病，一年挣的工分连买寄信的邮票都买不起，又没有有权势的亲戚能帮他调离那个地方，后来去了铁路的养路队，那更是完全靠体力的活儿，而他的身体又吃不消。后来他给我写信说：“能不能想办法帮我们单位联系买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这样我就能回去了。”可是在那个货物奇缺的年代，我哪有这个门路啊！而且因为我和姚克受极“左”思想影响，认为弟弟就是害怕艰苦，所以只给他寄去了几张邮票。幸亏“文革”中交公的房子又退回来了，1981年山西插队的知识青年最后都返城了，结束了弟弟下乡插队十五年的生活，31岁才结的婚。他怕妈妈晚上一个人睡觉，生病不舒服或有什么急事他不知道，就给妈妈床头装了电铃，只要铃声一响，他立刻就出现在妈妈身边；他在北京市劳动局工作，到处给人家修锅炉，晚上下班回来不管多累，都要先进母亲的屋里看看有什么事儿；他把妈妈住的院子和养的花，打理的井井有条。可是，他竟这么年轻就走了。四年来母亲天天看着他的照片，喊着他的名字。吃饭时也想起儿子，对着他的孙子也喊儿子的名字“小虎”。看着院里的花无人管，有几盆都死了，就念叨着儿子的功绩。可我却无法排解她心里的痛。
我的妈妈还特别疼我，也许是她认为我的丈夫去逝多年没人疼我的原因吧。每年在她过生日和过春节时，我都从天津去看她，妈妈总要预先给我包好一大包衣服，有些几乎是全新的（深圳的妹妹每年给她寄新衣服），有些是她穿过的，有些是专门给我买的，一定要我带走。有时还给我的儿子，孙子买毛衣。尽管我的衣柜里实在放不下了，尽管她有些衣服我穿不了（因为我比她高），但这是妈妈的爱，我接受了她高兴。所以我现在穿的几乎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衣服，都是妈妈给的，有的还带着妈妈的体温。甚至我脚上穿的皮鞋、拖鞋、袜子，也是妈妈给我的。她见我用的洗脸毛巾旧的很难看了，又立刻拿一条新毛巾和一块新香皂，塞在我的包包里，好像我还是当年那个上小学的孩子一样。以前她生病了，总是希望儿女知道去看她，可她现在生病了，却跟妹妹说：“别告诉你二姐，省得她担心。”我给她打电话也总是说：“我好了，哪也不疼了。你放心吧！”
婆媳关系从来都是一对矛盾，可是我每次打电话或者是去看她，她总是说两个儿媳妇的好。说小儿媳妇人很豪爽，对给婆婆花钱很大气。因为小弟弟挣的工资比我们几个姐妹都多，所以几年来给妈妈请保姆的钱，都是小弟弟一个人出，弟妹从不抱怨。妈妈说：“人家小朱子热心肠，打电话一叫人家就来，带着我满世界找医生看。为了留住那个保姆，他们还把保姆的丈夫从农村调来，也安排在他们朋友的单位当门卫；他们还借钱给保姆给她儿子结婚修房子，这些事儿我原来都不知道，他们都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说起三儿媳妇小娜子，妈妈更是赞不绝口。弟弟活着的时候和妈妈住在一起，一直都是三儿媳妇做饭，伺候婆婆。妈妈说：“小虎死了，人家为了儿子工作方便，一家人搬回他们的楼房去住了，可人家小娜子，每个礼拜六都带上毛娃娃（妈妈的重孙女）来，每次来总要买东西，买鱼来，她挣的钱并不多。人家一进屋就去厨房帮助阿姨做饭。我吃的药差不多都是她给我开的。到办事处去报医药费，也是小娜子给跑。人家妈妈也80多岁了，她爸爸死了，就丢下她妈妈一个人，身体也不好，可是人家每次都是先来看我，再回他们家去看她妈妈，这样的儿媳妇上哪去找。”我说：“是不错，是个挺好的人。”妈妈说：“不是不错，是太好了。”妈妈是个事事要强又很自律的人，所以她实际上是个心里很厉害的人，但她能够对儿媳妇只看优点，总把她们的好处挂在嘴边上，确实是不容易，也是我要学习的。
我的妈妈虽然已经百岁，但她的心里依然正直、爱国，她每天必看的电视节目就是新闻。她跟我说：“我看咱们这个国家，将来怕要变。我年轻时候有的事儿，现在都有了，我年轻时候没有的事儿，现在也有了。你看那妓女，抽大烟的，赌博，贪污腐化，小偷流氓，到处都有。毛主席在的时候早就抓起来了。为什么那小小年纪的小孩子，不让他们去念书，反而去雍和宫当和尚？我们原来在街道上当积极分子，都是义务的到各家去查卫生，人家不干净的地方，我们还帮助打扫。现在干街道工作的都挣钱了，可就是从来不见他们下来。垃圾站的垃圾堆满了，土迷哄眼的，也没人管。现在的人眼里就是认钱，怎么成这样了？”这就是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让过去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少奶奶，已百岁的人也关心国家的命运。
妈妈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从她的病历本上看出，她得过“心梗”和“脑梗”，可许多药她都不吃，竟神奇的好了。她的心理年龄实际上比我年轻，她今年102周岁，她爱看的电视节目却是湖南台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每天吃午饭时候打开电视就看这个节目。看到那些男生女生冲关紧要时，她放下筷子、饭也不吃了，跟着着急。一会儿说：“笨蛋，这都过不去。”一会儿说：“小心，这一关最难，别掉水里去。”她跟我说：“要是年轻，我也去冲关”；妈妈爱一切美丽的事物，她特别爱花，每年春秋季都让阿姨推着她，坐着轮椅去公园看花。她的院子里也种着几十盆花。她住的那条街道，东四十三条成为北京市的平房胡同对外开放区，每年都有外国友人到她的院子里看花，他们抱着她吻她，和她一起照相，以表示他们对她的喜爱。妈妈还很爱穿着漂亮的衣服照相。看见我女儿戴的礼帽，她要拿来戴上照个相。看见我女儿穿的高跟鞋很漂亮，她也要拿过来穿上试一试，看着她站在地上连平时弯曲的腿都伸直了，那脸上得意的笑容我好羡慕，为什么我没有她这种心态？她在家里还天天跟着电视学习抬腿、举胳膊操，坐在椅子上她的腿抬得比我高，胳膊举得比我直，弯腰时她的手能摸到地。妈妈前年还给我表演她在床上打滚儿的技巧。因为她的衣柜在双人床的那一边靠墙放着，要想去开衣柜拿东西，一是从床上跪着爬过去，一是从床脚边那地上仅有十多公分宽的旮旯儿，慢慢侧着身子走过去。妈妈说：“你看啊！”只见她上床躺下，一骨碌就滚到床的那边去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她滚到床边时，有一半身子已经悬在床外了。但她满不在乎，马上坐起来下地。可是我躺在床上，如果不把身子向右侧转过来，再用左手支撑着，我是起不来的。妈妈比我棒，比我热爱生活，比我心理年轻，我要向她学习。
我每次去看妈妈，都喜欢和妈妈睡在一个床上，重新体会我儿时躺在妈妈身边的感觉，同时也是为了及时发现夜里妈妈身体的状况。她一翻身或起夜时，有什么不适，我可以帮她的。可是妈妈总怕我休息不好，让我到别的屋子去住。我坚持要和她睡在一个床上，事实上她心里很高兴。她跟我说：“你大姐和姐夫他们来了，每次连饭都不吃，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你妹妹她们一家从深圳来，不管是谁，一直都住宾馆，从来不住家里。”看来她还是喜欢我这个从北大荒土窩窩里出来的孩子，非要和她挤在一个床上睡。可是儿女们来吃饭、居住，也都要给妈妈增添麻烦的，吃她的，喝她的，最后走还拿着带着，可是这样妈妈却高兴，这就是母亲的心啊！
母亲的心里只有儿女，没有别的。我去看她时，她一会儿说：“你大姐咳嗽一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好了没有？你姐夫白内障，眼睛快瞎了。”一会儿说：“听说梁登（我妹夫）腿疼的动不了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一会儿又说：“强子（我弟弟），忙得整天不在家，瘦的跟猴似的，我真担心他累出病来。”一会儿又说：“燕珠（我小妹妹），后腰开刀有半尺长的口子，天天敷药，坐不下去，还整天总想着和那帮人一起出去玩儿。”过一会儿又说：“你表姐的一儿一女，都四五十岁了，一个也不结婚，你表姐陪着女儿过，你表姐夫陪着儿子过，这两地分居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整天几个儿女在她心里轮着转。这就是母亲，心里只有儿女，从来没有她自己。
母亲还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做人要争强上进，不能只嘴上说，要心里长牙！”这也是妈妈一生的写照。她对我说出了她隐藏了七十多年的秘密：“这辈子我永远记着你爷爷跟我说的话。在香港他病重时我去看他，他趁你姨奶奶出去的时候，从枕头底下拿出三百块钱给我，他说‘宋玉贞呀，你为什么没有念书，你要念了书你能干很多大事。这家里就你最聪明，崔家今后就全靠你了。’他这意思就是在崔家只有咱们家有孩子，要我把你们都培养成为有出息的人。这是你爷爷对我的嘱托，我不能不实现他的愿望。”我终于明白了妈妈“心里长牙”的原因，这就是妈妈心里的大目标，为了实现她心中的大目标，几十年来她顽强不屈。
2015年7月妈妈生病，在北京东直门中医院住院了，我去照顾了她一个月。从她的病历上看，她从2011年右腹部里面就经常发热，半夜热起来那股热劲往上、下窜，从肚子热到脚、往上热到头，所以她要把被子都掀了，再热就起床，坐在椅子上一两个钟头，热劲儿才能慢慢消减。协和医院、安贞医院都去查过，没查出病因。这次又犯的厉害了，她实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开始医生给用冰袋放在肚子上冰，一夜要换两块冰。后来去最有名的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做CT检查，才确诊在她的脊柱上长了一个神经瘤，在肾脏里也长了一个良性瘤，共同压迫神经的结果。但偌大的年纪没法手术，只有用针灸疗法缓解她的痛苦。我和阿姨推着她去针灸科，每星期扎三次针。先是用约20公分的长针，在她的右边腰部、腹部一连扎入20多针，然后用红外线灯烤。第二种是放血，拔火罐。放血不是把针在一个点上竖直扎进去放血，而是三棱针横着扎进去，然后针在里面左右转动，放出血后在扎针的地方拔上火罐，让血水继续往外流。我在那里看着，心都在震颤，一共有六处放血，妈妈疼的直叫唤，而我的妹妹和弟媳都不敢看，可知是多么残酷的。第三种是扎火针。把针尖部分在酒精灯上烧的热热的，然后迅速地扎入皮肤一下，再接着烧热，再扎一下，一共扎了七八针，肯定是特别疼，不然她不会叫唤的。连大夫都说：“这个老太太太坚强了，她能忍受这个。”为了增强她对医生的信任，我骗她说：“拔出来的血都是黑的，这就是把毒都拔出来了。”她信了，所以她忍着。针灸的效果也确实神奇，症状减轻了许多。出院以后肚子又热起来，虽然在家里用冰袋就可以减轻，但她要求去针灸，去受那种酷刑。终于拉出了她多年积的宿便，她的肚子已半年没再热了。我佩服妈妈这种顽强的与疾病斗争的精神。
2016年6月妈妈在电话里说她全身颤抖，全身不舒服，没有人带她去协和医院看病。我说我带您去。一到北京才知道，已经连续几天阿姨带她到附近的东直门医院打针，但无效果。妈妈就是迷信协和医院，去年小儿媳带她去看过，她得的是因她年龄太大无法治的因肿瘤压迫神经引起的病和她思想不痛快加重的病。看到我去了，天天陪着她，妈妈的精神立刻好多了，身体不颤了。但她因为没有文化，不像我们可以看书看报、看电视玩手机、写文章玩电脑，她没有任何情趣爱好，她每天唯一想见到的就是儿女、熟人，想和他们说说话。她总说：“一个文化大革命把原来在一起的熟人都不知弄到哪儿去了，一个也看不见了。”所以她得了“抑郁症”，每天都吃治“抑郁症”的药。每天要我陪她到街上去看人，希望看见熟人。可是我们这些亲生儿女也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大姐那年80岁，姐夫87岁视力不好，还经常有病需要相互搀扶照顾；大妹妹73岁，远在深圳，还有80岁的妹夫得过“盘腰龙”落下后遗症需要照顾；70岁的小妹妹是最没有家庭负担的，但她自己腰椎错位做了手术，每星期做六天针灸理疗，每天还专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她；只有最小的弟弟63岁，虽已退休，却还要承担沉重的抚养家庭的担子，在吉林、北京、新疆、海南办了四个书法高研讲习班承担讲课任务，常年在外地；我自己有心把妈妈接到我家，我可以每天陪着她，照顾她，但六层楼没有电梯，她怎么上来？万一生病了又怎么带她上医院?我也想舍弃我的小家，到北京长年陪伴她，可我若半夜心脏犯病谁来送我上医院抢救？（因为我几次犯病都在半夜12点），我的儿子和孙子晚上回来谁给做饭？每家都有自己的难念的经，都做不到经常到她家，陪她说说话。她说：“每天就我和保姆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所以她每天都要到街上去看人，每天晚上要在大街上坐到九点多才肯回家。看到这些我感到很心酸，我这才体会到高龄老人要想生活的快乐有多么难！我们要做到“常回家看看”有多难！妈妈实际的心里有多痛苦！可是妈妈想活120岁，她明知道苦却不怕。人啊，我们都是父母生养，可是在父母想见到我们时，我们却不能满足她，太悲哀了。
2016年在北京期间，我看见妈妈明显消瘦、明显老了。有几天她天天昏睡，白天黑夜的睡，我害怕了，我怕妈妈睡过去。原决定在北京住一星期，为了以后我不后悔，虽然心里惦记着14岁的孙子，放暑假他一人在家，中午没人给做饭吃；虽然我带的治心脏病、高血压病的药都吃完了，我用妈妈的药代替，并放弃了一些药，我还是一推再推陪妈妈整整住了一个月。就这样在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虽然给妈妈吃了安眠药，可是她还是睡不着，一遍一遍地问：“你明天就走啊？”我真是无奈。在这一个月中，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我最主要的工作是要让妈妈每天都有大便。因为没有宿便的积存，她的腹部神经就不会刺激全身难受。可是利大便的药“麻仁胶囊”按医嘱每天晚上原来吃1粒，没有用就增加到吃2粒，可对她还没有用，有两次她都是三天没有大便，最后保姆给打了“开塞露”也便不下来，是我用手给妈妈抠出来的。我试着给妈妈用了我吃的“果导片”，吃了1片，仍没便下来。妈妈非要给她再吃两片，我不敢给这么大剂量，因为我每次只吃1片就能管三四天用，所以我又只给她1片。第二天早晨还是没便，正好妹妹检查大肠刚用过灌肠用的药还剩一瓶，我太着急了就给妈妈全喝了，结果这一天妈妈便了七八次吓坏了我，我才知道不能这样着急。就这样摸索着合适的剂量，最后每天晚上给她2粒“麻仁胶囊”，第二天早晨再给她吃1粒，基本上保证她每天1-2次大便，肚子也不热了。街上的人说：“二姐没来以前，天天去医院，二姐来了一个月，一次也没跑医院。”
但是妈妈始终抱着希望，她希望我们个个都成材, 都能为祖父崔廷献争光。当她看见已经成为书法家的儿子崔志强经常在电视上露脸时，当她知道了三女儿崔丽珠指导的深圳雪莲花模特队屡屡获得国家大奖时，当她知道了我为祖父恢复名誉写的文章不断发表时，当她看到街上的人都冲她伸大拇指时，她欣慰地说：“我没有给崔廷献丢脸。”
2016年8月13日，为了给妈妈过100岁的生日，我又一次到北京，我们全大家去了42口人（还有二十多人因各种原因未到）。特别是大姐全家八口人都到了，她的外孙女秀秀在法国学习，也乘飞机赶了回来；三妹全家八口人不远万里从深圳赶了回来，这次仅来回路费就要花两万多元；我的外孙女悦悦正在上海实习，但她说：“太姥姥一百岁对我很重要，一定要赶回来参加。”可是飞机晚点，原定上午10点到北京，一直晚到下午3点多才到，错过了大家聚会；还有85岁的大嫂、多年未见面的表姐夫也到了；更有87岁的三弟媳妇的母亲也来给妈妈祝寿。唯一遗憾的是妈妈没能亲手抱一抱她的直系第五代玄外孙（我的孙女的儿子，因只有几个月太小，又在东北，所以没有赶过来）。当大家为妈妈祝福时，妈妈说：“谢谢！我希望今天到的大家都活一百岁”。我祈祷年年都有今天，妈妈活着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2017年，妈妈的双腿和脚突然痛的站不住了（以前也痛，但能忍住），从床上挪到椅子上要靠人抱，从里屋床上挪到外屋饭桌旁就更费劲了。8月8日阿姨请假回家我去照顾她，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妈妈的痛和她的坚强。妈妈的腿脚痛，夜里比白天严重，第一天晚上就给我一次震动，半夜她突然叫了起來：“老天爷呀，求你叫我快点死了吧！”我听着她一遍又一遍撕心裂肺地叫，我说：“妈怎么了？”她说：“腿和脚像有刀子在剁他那样痛。你看我，有腿和脚却走不了路，有手干不了活，你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可是她半夜起來解小便，却硬要自己一点点用双手撑着身体，从床上移动到床边的坐便器上，而不要我去抱她。白天，她还要一遍遍地练习，用双手撑着椅把，使劲让自己站起來，然后转身坐到饭桌旁的大椅子上，嘴里还喊着：“一、二、三”，每当胜利时她脸上都露出欢心的微笑。但我经常看到的是她还没有完全站起來，就痛的她又坐下了，那脸上痛苦的扭曲的表情我不忍看。这就是我坚强的妈妈！
有一件事让我不能忘。2017年春，天津文史学者张绍祖先生提出要采访我的母亲，想通过她了解崔家和祖父过去的事情。我打电话问母亲，妹妹告诉我，妈妈说过去的事几乎全忘了，甚至文化大革命她遭到红卫兵皮带的抽打、她所受过的苦，她说全不记得了，唯一记着的事是当年我父亲为了追她，经常在房顶上偷窥她的行徑，这是妈妈心中最美好的事。只记着最美好的事，我想这也许就是妈妈能活一百岁的原因吧。不由的想到我自己，和儿女们有代沟，共同的语言很少，我现在除了照顾家、每天做饭，剰下的时间我都在写关于爷爷的文章和我的回忆录，每天的脑子都被这件事充满了，甚至作梦还在写，所以我不孤独、不寂莫。但是等我文章写完了，而且现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出去买菜，一步一步的抬着沉重的双腿，等我完全走不了路，干不了活儿时，也变成妈妈今天这个样时，儿女每天工作又那么忙，我怎么办？我真害怕，我绝不想拖累儿女，我绝不想活100岁。可是想到坚强的母亲，我必须为了她而健康的活着。
回忆我走过的80年的人生，就好像我一直在做着的同一个梦。多少年来，十几次、几十次的做着同一个梦，梦里的我去参加大学考试，在考试中间我出去上厕所，但总是找不到厕所，不是这间厕所上锁了，就是那间厕所门上写着“厕所已搬家”。我从楼上找到楼下，又从楼下找到大街上，费了半天劲好容易找到了，但是厕所里的样子十分可怕，除了满地的屎和尿以外，一些恐怖的人坐在用大粪抹成的炕上，样子十分狰狞。待我从厕所里出来找考场时，前面的路又总是像电梯流水线一样在流动，使我怎么也走不到考场去。当我费尽千辛万苦刚要走到考场大门时，考试结束了，所有的人都从考场里走出来，我什么也没赶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重复这个梦？而且梦里的景象，越来越清晰。我更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也许它就是我的一生的写照，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要上厕所，所以才有那样的结局。但是，我的确感觉，生活每天都在考试，时时、事事、处处都是考试。希望年轻的你别像我这样，争取能在每一场考试中都获得高分。
（2016年3月27日初稿，2018年12月19日修订。）
此章节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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