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百家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
——读《2025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年选》有感
文/钟艺（菲律宾）
几乎是迫不及待，翻开《2025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年选》一书，我的目光直奔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姓名——程思良先生的宏文《和尚桥》而去。说“熟悉”，是因他曾两次为拙著《书海扬帆》（二0二二年）和《无腔短笛》（二0二六年）写《序》；说“陌生”，缘由我们素未谋面。
读完《和尚桥》一文，我不禁拍案叫绝，连声：“高明！高明！”武侠小中：高手交战，一招见胜负。
一个人的美不在外表，而在才华、气质和品格。程思良先生的才华在其为拙著作《序》和宏文《和尚桥》中尽展无遗。而他愿意为一位“文学后进”的拙文写《序》，足证品格的高尚。
古人云：“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王充《论衡•佚文》）
《和尚桥》讲述：“回龙镇清溪河畔有两户隔河相望的人家。一家姓张，在河东；一家姓李，在河西。”——这段文字之妙在于没有确实的年代，可以自由地发挥，不怕有人“对号入座”。
“河畔只有这两户人家，按说该和睦相处。可是，两家却为了河西岸边的一棵大榉树，争斗了几十年。张家说树是祖上栽种的，应归张家；李家说树在自家地盘上，应归李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让谁。有几回，骂着骂着，还动了手，幸亏都只是些皮外伤，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看来矛盾不仅存在已久，而且有恶化的趋势。
“那年秋天”——又是“摸不清头脑的年份”。“有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来回龙镇化缘，听说了张李两家相斗之事，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后，当即动身，要去化解两家的怨仇。”——佛家慈悲为怀，普渡众生。
“三天后，清溪河上张李两家之间出现了一座独木桥，那独木桥，正是那棵大榉树。”——构思巧妙，出人意外。
“乡亲们无不称奇。有好事者私下询问老和尚：‘大师，您用了什么妙法，让张李两家心甘情愿地伐树架桥的？’老和尚双手合什，幽幽地：‘老纳对他们说，那相大榉树是妖树，不吉祥，会破坏两家的风水，轻则破财，重则有血光之灾。唯有将其捐出来架桥，供千人踩，万人踏，方可化解灾祸！’。”——以迷信破除迷信，妙不可言！
最后，“自从架起了那座独木桥后，附近的乡亲们再也不用多绕几里路过河了……张李两家的关系也日渐好起来，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为了感念那位老和尚，两家商议后，一致同意将独木桥称‘和尚桥’。”首尾相应，故事回到起点，阐释了“和尚桥”一名的来源。“和尚桥”造福乡梓，论意义比福州的“三尺巷”更大。
整篇文章写来，文字流畅，人物鲜明生动，情景交融，警策隽永，一气呵成，无瑕可击。
掩卷遐思，它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的“笔记小品”。
笔记小品，亦称“笔记小说”，顾名思义，即笔记体裁的小品或小说。它的突出特点就是不拘体例、形式短小、题材广泛、写法灵活和语言简洁，而又往往较有风趣。
笔记小品的产生，发展乃至成熟繁盛，是有其历史的来龙去脉的。它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春秋中叶以后。
当时，涌现出许多士人和以士人为主体的各种学术流派。许多重量级的士人针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使自己的言论或者著述更富有战斗性、鼓励性或更有说服力，常常征引带有歌颂、惩戒、讽谏等性质的神话、寓言、历史故事、社会轶闻或传说。
由于它们在兴邦治国修身齐家等方面起了不同程度的诱导、警醒、劝勉或鉴戒的作用，所以，大大地引起了士人和当权者的兴趣和重视。
笔记小品发展到西汉中期，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作家的谲辞饰说的滑稽文学。至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达到空前繁盛。《世说新语》注意社会实际，在描写上，长于截取生活和人物性情的片断而求其神似；在语言则力求简洁而带个性。
六朝以后，出现专以人情面貌轶事趣闻为题材的小品故事集。如：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隋朝时，阳松玢的《解颐》等。
宋元时期，由于文学家宋祁的《笔记》一书问世，于是，正式以“笔记”二字命名的笔记小品，空前增加。
明、清时期，是笔记小品发展的顶峰。提倡明达、实善、正真、廉洁的精神与情操，鄙弃昏庸、刻薄、奸侫、污秽等品质与行径。
为说明问题，恕笔者“班门弄斧”。笔者啰哩啰嗦地说了这么多，只想说明一件事，即：今日的“微型小说”无疑是传承于古代的笔记小说。
但是，两者已迥然不同。古代的笔记小说是文言文，今天的年轻人已读不懂。
反观今日的“微型小说”，完全脱套去陈，不仅文字与字句上的去陈，用意上亦焕然一新，并且，选材更严，开掘更深。
纵观整部《年选》，篇篇锦绣。它给我的印象，请允许我略改陆机的两句诗来概括：“收百家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文赋》）
《年选》分“中国篇”和“海外篇”两辑，作者来自神州大地的天南地北和五洲四海，编者们辛苦了。
（原载菲律宾《商报》2026年3月7日）
作者简介：
钟艺，为笔名，取意钟情文艺。本名柯贤毅。一九四九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晋江市罗山镇塘市村。一九五二年迁居香港，一九六二年入读培侨中学，至大学预科。一九七零年开始从事旅业至二零一七年退休。文艺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作品散见于中国大陆，香港和菲律宾的华文报刊。素有“菲华徐霞客”“文艺斗士”“菲华旅游文学第一人”等称号。已出版文集十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