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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彦强
根正同学弃世仙去的时候，我正躺在西安市中心医院血液病院的病床上挂着点滴。时在2026年4月7日下午7时。
不知道是根正同学的灵魂昭示，还是天缘如是，我于7日凌晨四点多醒来后迟迟不能重回梦境，竟突然想起在周陵（当时叫咸阳市第一中学）的同学来，同班所有同学的音容笑貌一一从眼前经过，但一些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名字，于是我就想把同学的名字记录下来。一口气写出了二十几位，慢慢思考着又想起十多位来，还有十几位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吧，但不行，我还继续搜心索肠的回想，不觉就到了凌晨六点。护士照例来测记我的血压，结果是高压97，低压62，但心率却是93！九十三？从来没有过的非激烈运动后的心率！要知道我不运动情况下的心率一直稳定在60左右，这次竟然捉高了50%多！我终于理解“想死你了”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
心率再高但问题还没有解决，于是我把已经写出来的名单发给老同学魏兴运。到了晚上八点多，照顾我的孩子走了后我看到兴运补充了十多个人名，我去除重复后还有五位，于是我把补充后的名单发给杜惠侠、孙有寿夫妻看，要他们补充更正，没想到惠侠立即视频过来，我们聊了一会儿，视频转给有寿，有寿要我到他们家去，我说我约几个能跑的一起到他们家，于是他告诉我根正跑不动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根正好像患的是肺癌。我惊的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我问有寿，根正是住在老家还是在城里，我去探望他。有寿说他不清楚，让我打电话问侯一下。我们相互挂断视频约二十多分钟后，有寿又跟我视频，开口就很悲痛的告诉我“告诉你不好的消息，根正不在了！”我大惊：“啥时候？”他说刚才与根正妻子通话，说是今天（4月7日）下午7点，距我们通话不到一小时。我止不住的哀痛，又一个同学先我而去了，可我因为腰肋骨折躺在床上不能去送他最后一程！
根正祖上原是淳化人，父亲解放前移居渭城区韩家湾乡马家堡，在咸阳市第七中学读的初中，1963年我们同时考上周中，分在一个班——高六六级乙班。那时候是困难时期过去不久，但国家经济也就是米汤刚凝住个皮，大家还都很穷，但王根正家是最穷的一个，补丁烂衫，没有袜子，脚拇指从布鞋的前面露出来，但他不卑不亢，同大家一样的努力学习。幸好，那时谁也不比谁好多少，拉枣杆的不会笑话要饭吃的。但正因为根正家穷，所以如他的名字是全班最根正苗红的贫农子弟。那时讲阶级斗争，根正苗红的穷人最吃得香。这种政治氛围之下，根正在学校也比较更受重视，母亲多次被请到学校给大家忆苦思甜，这让不谙世事的我们很羡慕眼红。1966年咸阳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在我们班选择的学生依靠对象自然不会少了他。后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社教工作队撤出高中学校，临撤前在学校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委员会，根正被选为筹委会的副主任。这副主任要住到副主任的办公室，可他有破被子没褥子，我就把我的褥子给了他。后来又有了八一八红卫兵，他自然地又成为学校红卫兵领导之一。现在的电视剧甚至大运动回忆录里出现的红卫兵都是凶神恶煞，我总觉得这红卫兵是替人背锅。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王根正同学一直没有批过谁斗过谁，更没有砸过抢过。运动口号呼过，但谁又没有呼过？
不过，六六年的十月份，我们发生了一次冲突，也是唯一的一次冲突。
社教工作队在学校的时候狠抓阶级斗争，有四十多位（开始是六十多位）可敬的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所谓“牛棚”里。社教工作队撤了，“牛鬼蛇神”没有放，移交由筹委会管理关押。这年的十月份我从北京串联回来，与李振坤，贺建峰等同学拉起了全校第三个学生组织（前面有苏建荣、黄志有，李陇戌等同学组建的“临时指挥部”），叫“东方红战斗队”，很快就发展到二百多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放老师，释放所谓牛鬼蛇神。那个时侯大多数学生都出去串联，筹委会留守的是筹委会主任，前党支部副书记冯xx，还有所谓的副主任王根正同学。我找筹委会要求释放老师，冯xx坚决反对，还说谁要释放“牛鬼蛇神”谁就是反对大革命运动。我据理力争，并且指望根正帮我说话，可他一句话都不说，把我气坏了。第二天开全校师生辨论大会，在包括筹委会各班分会，还有大批八一八红卫兵的支持下，筹委会被迫释放了除校领导外全体牛鬼蛇神老师，但根正到底都没有站到我一边。我那时年轻气盛，又打了个大胜仗，因而心高气傲，就决定与根正分道扬镳，不相往来。我想不到的是，在当时那样的政治背景下，他不说话不表态也就是对我的支持，毕竟，不穿鞋的人也没有几个敢造反的，何况他是有了官服的副主任。
“娃娃打个架，驴驴打个滚”，用老人们流传下来的这句俗话说我们的关系，那可是一点不假。只是再聚首已经是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大概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的某个秋天，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但记得很清楚的是那天我的宿办房里拥了不少学生，围着我听讲什么问题，这时办公室进来了一个身穿极普通的农民工便装，脚蹬一双长筒雨靴的怪人，要知道门外面是炎日高照的大晴天。看着这奇怪的装束，我以为是那个农村孩子的家长，就屁股没离座椅的用例行公事的语气招乎他坐到沙发上等等，然后就又开始解答孩子们的问题。我正讲着，忽然听到“哐”的一声，我抬头看去，见那人已经坐在我的廉价双人长沙发上，一只光脚丫子放在沙发上，还正在低头弯腰脱另一只雨靴。我很奇怪，有这么不尊重老师的农村人吗？我愣愣的看着他的动作没有说话，那些学生也扭过头奇怪的看他，但这一切他都没看，或者看了没有当回事，又是“哐”的一声，第二只雨靴被他扔到沙发下，又一只光脚丫子搁到了沙发上，然后他身子一拧，两只光脚丫子一伸，双手扶着后脑勺枕到靠我这侧的沙发扶手上，嘴里清楚的琅琅说到：“屣管娃呀，拿我先睡一阵子再说！”
啊，不对，世上能有这样不懂礼仪的人吗？，而且是第一次见的一个生人？不对，绝对不是生人，也不是一般的熟人！我咂摸这说话的语气，腔调，忽然想起来了：“根正，王根正！是你这货！”
他慢悠悠的坐起来，正面向我：“认出来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你这货，是我想忘也忘了的货！”我走向他，他也站起来，四只手握在一起，互相打量了半天。这个时刻，没有过去的恩怨，没有大运动时期的那些烂事，只有重逢的喜悦，兴奋。而后我忙着给他倒水，他接了水就望嘴里送，是真渴了。
看着他喝完了那杯水，我又倒了第二杯，然后才问他：“你不是在格尔木呜？咋这㞞式子到我这？”
这就是我们相别近二十年的第一次重逢。回首十年大运动，他是根红苗正的顺民，还当过纯粹是贪下中农、工人子弟才能加入的最早的红卫兵头头，筹委会的副主任，我是揭竿而起推翻社教和大革命成果的刁民，但到最后都一样的成为臭名昭著的背锅侠。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传达下来后，我们以不同的派别有着相同的感受，我即时写了一副对联：“忆往昔革命小将鏖战急，看今朝风流人物学工农”，由写大字报锻炼出来的书法家穆景华用斗大的字写在学校门口。我知道他看到后心里是和我一样的怪味。当好友敢干（薛建国）代表新生的革委会在会议室前写出“坚决响应号召，回乡接受再教育”的倡议书，后面留下3张白纸要大家表态签名的时侯，我用笤帚蘸着桶里的墨水，一张纸一个字签下我当时的臭名：“刘晕！”那时的他早已经卷起他的破被子回农村老家去了。又折腾了十年，获复了高考，我听说他考了咸阳师专，再后来为了解决家属农村户口去了青海格尔木。整个看下来，他这个根红苗正比我这个上中农子弟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约是饱经起伏的折腾，也许是经过格尔木高寒风沙的吹磨，他比我想得开活得潇洒。在我们的小聚闲聊中，我没有听到过他有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爱这忠那的宏大叙事，有的总是家长里短，是闲游悠哉。他早早的买了一辆四轮烧油的老年代步车，买回来了后才学着开，不会倒车就下来推，就这样，载着老婆子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甚至得意洋洋的告诉我：“就这辆破车，我载着老婆开上了香山，很多人都羡慕又惊奇地看我们。”
他那“破车”我坐过一次，那是某年的九月九，魏兴运同学邀请我们几个常聚的老同学登平陵望远，根正自告奋勇开着他的“路霸”（他对那破车的爱称），载着魏兴运，谢智杰，我和他四条老匹夫从毛条路出发，上了两次大坡都没有减速。更有意思的是他真的开的是路霸车，一路突突着掂人屁股，一路又多次开到快车道突突爬行，害得大小汽车都跟在后面按喇叭。我叫他靠边上慢车道，他不理我，自是随心悠哉悠哉的开着。谢智杰说我：“知道了吧，这就是路霸，见了警察也不怕”。也是的，我们路过几个有交警值班的十字，我担心的看交警，但每次都不见交警看我们。还遇到一个交警，他老远就看着我们，但车开到他跟前时他却扭头上了人行道，硬是给了我们个背影“没有看到”我们。我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次坐“路霸”的滋味。
到了平陵之后，王铁军，穆景华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于是一行六人循着小道上到陵顶，虽然都是古稀老匹夫，但都还是四面望远，指指点点，一个个像是挥斥方遒的少年，心旷神怡外加手之舞之。但根正好像兴趣不是那么浓烈，他一个人到陵斜坡里抜一种类似于野菊花的小草，我好奇的走过去问他是什么草，他告诉我，“是刘寄奴”。天呀，这草是刘寄奴！“刘寄奴，不怕刀切头”，这鼎鼎大名的专治红伤疮痍的中药材我早就知道，可真正认识本草还是第一次。我一下子对根正非常佩服，就请教他辨认刘寄奴的特点，按照他的指点我拔了不少株。根正把他拔的也给了我，这是我平陵登高的意外收获。
可惜，根正现在走了，撇开我先走了！从此，再没有人躺在我的沙发上上说“屣管娃”了，再不能坐着“路霸”听着众多汽车鸣笛，看着交警背影了，再没有人教我辨识刘寄奴，讲述刘寄奴的用法了……
悲哉，根正！哀哉，根正！伤哉，根正！呜呼哉，王根正！
伏维正饗，王根正！
2026-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