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手捉犁把编快板
——王老九与新大众文艺
张兴源
说起临潼这地方，总是先让人想起骊山晚照，想起华清池的汤泉水雾，想起那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兵马俑阵列。然而临潼的过人之处，远不止于古迹。这片土地上出过不少文化名人：清末民初的秦腔剧作家孙仁玉先生，与李桐轩等人一起创办了西安易俗社，那是中国第一个集戏曲教育、创作、演出于一体的新型秦腔剧团，开启了秦腔改良的百年基业；再往前，还有那位被章太炎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曹印侯，少孤贫而力学，为文奔放不羁，文武兼备；近现代还有教育家、书法家杨绍麟先生，以书艺与办学传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临潼这片土地，似乎天然地蕴蓄着一股文化的元气，一遇时机，便会喷薄而出。
王老九便是这文化元气中孕育出的一个独特生命。他是“从前的名人”，以快板诗名动天下。而他的乡当高建群，那个写出《最后一个匈奴》的“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则是当今和未来的名人。一个用地道的陕西快板唱出了翻身农民的喜悦，一个用史诗般的笔触为高原立传，临潼的文化血脉，就在这样的承续中流淌不息。
由此想起王老九，想起那“手捉犁把编快板”的农民诗人。又由此想起如今那个叫“王老九诗歌群”的微信群，五百人济济一堂，竟以这位故去半个多世纪的农民诗人的名字命名。这让我不得不重新打量那个已经有些模糊的身影，重新思索一个朴素的问题：在“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的今天，王老九其人其诗，究竟有着怎样的当下意义？
王老九是临潼县相桥镇人，原名王建禄，生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2月23日，病逝于1969年2月14日。他出身贫苦农家，十六岁时只读过一年私塾，便因家贫辍学。之后当过学徒，做过农活，逃过荒，要过饭。但他自小爱听戏、看唱本，能顺着戏里听来的唱词，对着戏本一字一句地念下来，不知不觉间，竟能背诵许多唱词。这就是他的全部“学历”。
三十二岁那年，他开始编写快板诗。最初的快板，无非是劝人戒烟、戒赌之类，偶尔给乡邻的喜事说上几句吉祥话。那时谁也想不到，这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庄稼汉，日后会成为中国作协理事，会五次进京开会，会和郭沫若对诗，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会被周恩来总理敬酒，会被老舍、臧克家、艾青这些文坛大家视为朋友。
但命运的转折，往往起于苦难。
1929年，陕西关中一带闹大饥荒，恶霸秦颂丞派人抢走了王家仅有的七斗粮食和四包袱衣物，还开枪打伤了王老九。1946年，胡宗南任命秦颂丞为渭北“剿匪”总司令，这个恶霸更加横行无忌。一次，秦颂丞为催粮又将王老九毒打了一顿。这位沉默的庄稼汉在心底编了一首歌：“秦颂丞，胡蛮蛮，上下磨扇转得鑱，磨得百姓骨头碎，血榨净来汗抽干。有朝一日天睁眼，砸烂磨扇搁河滩。”
这不是诗，这是血泪的控诉。但诗歌的真髓，从来就不在于言词的工巧，而在于情感的真挚与思想的锋芒。王老九的快板诗，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正在于此。
1949年，临潼解放。人民政府在相桥镇开大会，斗争秦颂丞的侄子秦世俭。王老九走上台，将他多年编的那些骂秦颂丞的快板一股脑儿说了出来。时任临潼县委书记的董实丰认为这些诗歌很有价值，便派人记录下来。不久，一首署名“王老九”的《秦颂丞的画像》诗，发表在《群众日报》上。就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诗人的名字，第一次走进了公众视野。
此后，王老九的创作进入了井喷期。他写《除了肚里的大疙瘩》，写《张玉婵》，写《进西安》，写《进北京》，写《歌唱三户贫农》，写《年过六十能劳动》。他的诗歌，用最朴素的民间语言，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他的《进西安》一诗，获得了陕西省文艺创作一等奖。他的《王老九诗选》，被翻译成俄文、日文，远播海外。
他五次进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王老九之孙王澎先生自豪地说：“我爷爷曾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周恩来总理还给他敬过酒。郭沫若也与他和过诗。”见过王老九的人都记得，他站在毛主席面前，一手拿着发言稿，一手有力地挥舞着，用那浓重的陕西口音朗诵着他写的诗。他写进京见毛主席的情景，不是直白地歌颂，而是曲尽其妙：“我老九正在把景观，猛听掌声震破天，人把两手都扎起，高呼万岁毛主席。个个眼里有精神，一齐望着天安门。”接着他写道：“我老九快把眼擦亮，抬起脚跟往上望。望去只见红套红，毛主席面貌看不清。急得我直问韩起祥，他比我心里还着忙……”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是个盲人，王老九用这种自嘲与幽默，写出了普通百姓面对伟人时那种既激动又忐忑的复杂心情，实在是高手。
他和毛泽东握过手。为此，他写了那首《伟大的手》：“我和毛泽东同志握过手，心变黄金永不朽。”这话如今读来，似乎有些过于直白，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千千万万翻身农民最真实、最深切的心声。
王老九的诗，说不上有多么高深的技巧，但它接地气，有生活，有真情。郭沫若称赞他“诗如其人”，老舍说他“用农民的话写农民的心”。研究王老九的学者认为，他的诗歌有两大核心价值：一是“本色”，二是“时代”。当这两者恰好相遇时，便造就了王老九的成功。他的诗歌之所以能跨越时代的鸿沟，至今仍然让人感到亲切，正在于这“本色”二字。
他曾在一首《自序诗》中，自称是“手捉犁把编快板”。七个字，道尽了他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也道尽了他的诗歌的全部奥秘。
1969年2月14日，王老九病逝于家中，享年七十六岁。他被安葬在北王村东边一块地势较高的荒地里。墓前立着一块碑，刻着“农民诗人王老九之墓”，落款是“王老九诗社全体同志立”。据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离不开诗”。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互联网技术深刻改变了文艺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战略任务，今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学者指出，新大众文艺不是“倡导的结果”，而是互联网时代“自发形成”的文化浪潮。截至2025年5月，我国已有3100万网络文学创作者和数以亿计的短视频生产者。从“为大众”“写大众”到“大众写”，人民群众日益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老九的意义便格外清晰起来。
新大众文艺强调创作主体的全民化，强调题材内容的“接地气”，强调以微观叙事映照普通人的生命体验。这些特征，不正是王老九诗歌精神的当代回响吗？王老九当年“手捉犁把编快板”，用最朴素的农民语言，写出了最真实的农民心声。今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用手机拍短视频、写网络小说、做自媒体，不正是“手捉犁把”的另一种形态吗？新大众文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接续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人民文艺”的鲜明脉络。而王老九，正是这条脉络上一个无法绕过的坐标。
在陕西临潼，有一个以“王老九”命名的诗歌群，群名就叫“王老九诗歌群”，群中共有五百人。五百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五百人以“王老九”的名义聚在一起写诗，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王老九的诗歌精神，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消散，它在民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创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临潼王老九诗社，至今仍在团结着大批农民诗歌爱好者。从线下到线上，从诗社到微信群，王老九的精神正在新大众文艺的时代语境中完成一场漂亮的“破圈”。
曾几何时，有人断言王老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诗歌，过于直白，过于功利，缺少所谓的“文学性”。这种观点，看似公允，实则是对文学本质的误解。文学的根基在哪里？在于人民，在于生活，在于真情实感。王老九的诗，也许不够精致，不够含蓄，但它来自泥土，来自心灵深处最真实的震颤。在中国，说农民诗人就是指王老九，王老九就是中国农民诗人的代表。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一个历史事实。
“王老九诗歌群”的存在，不仅是向一位老诗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姿态——在互联网时代，诗歌依然可以扎根民间，依然可以“手捉犁把”，依然可以写出老百姓心之所想、所思、所恨、所爱。这不正是新大众文艺的题中之义吗？
骊山不老，渭水长流。王老九早已远去，但他种下的诗歌种子，正在新时代的春风中破土而出，开出新大众文艺的满园芬芳。那个五百人的诗群里，也许就藏着未来的王老九。而这片土地，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奇迹。
是的，诗人已去，而诗魂不灭。正如他当年写下的那句——“心变黄金永不朽。”
2025年12月2日初稿，2026年4月10日晚改定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