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好奇心是压抑不住的。
虽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组的全部成员，却也知道几个。我很想找到其中一二个聊聊天，请他们告诉我，这个鲁迅研究小组成立后究竟写过什么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组集中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都隐藏在浙江山区，没有读到过。记得有一次下山觅食，在小镇的一个阅报栏里看到一篇署有这个名字的文章，但看了两行发现是当时的流行套话，没再看下去。因此现在很想略做了解，也好为那些担惊受怕的退休教授说几句话。
那次我从台湾回上海，便打电话给一位肯定参加过这个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我问：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有哪些成员？没想到，教授太太在电话里用哀求的声音对我说："那么多报刊，批判成这样，已经说不清。我家老头很脆弱，又有严重高血压，余先生，只能让您受委屈了。"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连忙安慰几句，就挂了电话，并为这个电话深感后悔。这对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紧张好几天了。
这条路断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寻"石"之路，并不好找。
要不，从进攻者的方向试试？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悬赏"，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几个进攻者只要出示证据，证明我曾经用"石一歌"的署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节、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那种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并把那个证据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发表。同时，我还公布了处理这一"悬赏"的律师姓名。
这个"悬赏"的好处，一是不伤害"石一歌"，二是不伤害进攻者。为了做到这两点，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没有回应我的"悬赏"，却于二OO四年发表了一张据说是我与"石一歌"成员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姓孙的发动者。照片一发，《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话题绕开，转而声言，这个姓孙的人"清查"过我的"文革问题"。于是，又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整整用了好几个版面，洋洋洒洒地发表。虽然也没有"调查"出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读者总是粗心的，只是强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调查"的负面影响，随着该报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覆盖海内外。
按照中国的惯例，"喉舌"撑出了如此架势，那就是"定严
案"，而且是"铁案"。
但是，在英国《世界新闻报》出事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长请教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初我曾反复询问过该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不再理会。据我所知，也有不少读者去质问过，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该报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劝你，尊敬的社长，再忙，也要听一听我下面提出这些有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