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星-谢安》
谢安是我国东晋时期政治家
别名:谢太傅,谢文靖,谢东山，终年65岁。
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
中国东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太常谢裒第三子、镇西将军谢尚从弟。谢安出身陈郡谢氏。自少以清谈知名，屡辞辟命，隐居会稽郡山阴县之东山，与名士游山玩水，并教育谢家子弟。
后谢氏家族于朝中之人尽数逝去，他才东山再起，历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吴兴太守。后入朝拜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职。晋简文帝逝后，谢安与王坦之挫败桓温篡位意图。桓温死后，他更与王彪之等共同辅政，并争取到镇守荆州的桓冲的合作。太元二年（377年），举荐其侄谢玄组建“北府军”，镇守广陵，对抗前秦。在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使晋室得以存续；
又乘胜派谢玄收复洛阳及徐、兖、青、司、豫、梁六州。战后因功名太盛而被晋孝武帝猜忌，被迫前往广陵避祸。太元十年（385年），谢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庐陵郡公，谥号“文靖”。谢安性情闲雅温和，处事公允明断，不专权树私，不居功自傲，有宰相气度。他治国以儒、道互补，作为高门士族，能顾全大局，以谢氏家族利益服从于晋室利益。此外，他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精于儒、玄、佛、道学。
早年隐居与“东山再起”：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出身于陈郡谢氏名门。他早年屡次拒绝朝廷征召，长期在会稽东山隐居，与王羲之等名士交游，留下了“东山再起”的典故。百科
挫败桓温，稳定朝局：晋简文帝去世后，权臣桓温意图篡位。谢安与王坦之巧妙周旋，挫败了桓温的篡位意图，维护了东晋皇室的稳定。
指挥淝水之战：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下。谢安作为东晋总指挥，举荐其侄谢玄组建“北府军”，并在淝水之战中以八万兵力击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战后，他因功高震主遭猜忌，于385年病逝。
谢安因其从容镇定的气度、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被后世誉为“江左风流宰相”。他治国主张儒道互补，处事公允，有宰相气度。
其镇定自若的轶事广为流传，如淝水之战捷报传来时，他正与人下棋，看完战报后表面平静如常，只说“小儿辈已破贼”，但回屋时因内心激动而折断了木屐齿（“折屐齿”的典故）。
谢安是陈郡谢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的代表人物，该家族与琅琊王氏并称“王谢”，是东晋南朝时期的顶级门阀。
谢安与家族中多位名人关系密切：他是名将谢玄的叔父；著名诗人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即谢安的族曾孙；另一位诗人谢朓是谢安二哥谢据的玄孙。
《璀璨星-杜皓》
杜皓：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博物馆）馆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理学学士。深耕展览策划与研究领域，策划展览15 个以上，多项成果获全国性荣誉；主要参与或负责多个重点展项的策划、内容设计与撰稿工作，主要负责或参与3部学术图书的编撰或统稿；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篇；曾受文化和旅游部派遣赴塞内加尔国家黑人文明博物馆参与策展，亦曾赴加拿大开展文化交流与学习。
策划一场与贵州乃至中国西南土司相关的展览，是藏于心底多年的心愿，亦是前辈寄予的嘱托。“千年土司的相遇与对话——中国土司历史文化展”落地贵阳，以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邂逅，为观众推开了一扇窥见中国西南土司文化发展脉络的窗，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文物与史料的交织中鲜活起来。
初次听闻这场展览，是在全省文物修复培训班上与遵义市博物馆同僚的交流中。该展由遵义市博物馆、湖北省恩施州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联合主办并完成首展。幸得遵义市博物馆同僚的积极引荐，再加上遵义市博物馆、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湖北恩施州博物馆的鼎力相助，这场展览最终成功亮相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博物馆）。恩施州博物馆为此次展览慷慨出借一批珍贵文物，贵州省民族博物馆的一批相关馆藏珍品也同步展出，两地文物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西南土司文化的恢弘图景。
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文博人，亦是一名策展人，每一次策展于我而言，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这份使命，源于向世人讲述真实的贵州，源于让贵州观众领略祖国各地的人文风貌，源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源于促进地域文化交流、探寻历史本源，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的时代叩问。而这场土司展，更是家乡赋予我的专属使命——它从独特视角回应了“何以贵州”这一重大历史命题：贵州何以发展至今？在融入国家大一统的进程中，贵州书写了怎样的篇章？土司制度又为今日贵州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记？
自古以来，贵州便是中国古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印证了早在远古时期，便有人类族群在此扎根繁衍。这里生态优越、物产丰饶，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别样的自然风貌。随着历代王朝更迭，水陆交通不断发展，为华夏、苗瑶、百越、氐羌、濮人等各族群在此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天然条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贵州始终朝着融入国家、实现统一治理的方向稳步前行，逐步成为古代中华大地西南边陲的战略要地。
秦汉时期，郡国并存的政治格局下，今贵州地区已逐步纳入中央王朝的经略版图。《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秦开五尺道、汉通西南夷，为打通黔地与外界的通道奠定了基础。西汉武帝时期，为修建西南夷道筹集经费，推行“募豪民田南夷”政策，号召四川等地豪民进入黔地开发土地。豪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劳动人口，更将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入贵州，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隋唐五代，中央王朝推行“因俗而治”，羁縻州府的设置，成为对今贵州地区有效管理的重要保障。彼时，贵州各族群以朝贡的方式向中央王朝表达诚意，也借此换取赏赐。宋代，一位族群使臣进京为皇帝献上民族舞蹈并获嘉奖，这一幕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有记载的民族舞者，也成为贵州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元代行省制度的设立，标志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进一步强化，深化了传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正式推行，为贵州各地族群的有序治理探索出了可行路径。一些早已扎根地方的氏族被直接任命为“宣慰司”，成为土生土长的地方管理者，“土司”之名也由此而来。
发展至明代，贵州逐步建省，土司制度的发展也历经了从单一土司治理，到土流并治，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直至清代，改土归流在贵州基本完成，贵州正式融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制，“多彩贵州”的多元格局初见端倪。
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并称贵州四大土司。其中最古老的土司氏族，延续七百余年，跨越近五个朝代，最终在明清时期落幕。倘若这些土司先祖能立于历史山巅，望见海龙囤的残垣断壁，亦能看见当代贵州的欣欣向荣，感受这片土地上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想必会为贵州各族同胞的开放包容，为这片土地千百年的汇聚交融而倍感欣慰。
贵州与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的土司管理历史悠久，几乎跨越元、明、清三朝，其中贵州境内的大小土司多达214家。除了知名的四大土司，还有乌撒土司、普安土司、水外六目土司等诸多土司势力。这些土司来源各异：有的是威望卓著的少数民族首领；有的是因保家卫国有功受封或移民而来的汉族后裔；还有的是由地方豪族发展而成。他们的存在与兴盛，为贵州近千年的稳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们的消亡与制度的更迭，也深刻塑造了今日贵州的地域特质与文化底色。
贵州61.9%的区域为喀斯特地貌，崎岖的山地格局，成为塑造贵州族群分布特征的重要地理基础。这里的族群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鲜明特点：大范围内，多族群交错杂居；微观视角下，各族群又依山傍水、相邻而居，彼此往来、互帮互助。这样的地理与族群格局，造就了土司治下丰富多彩的地域风俗。
为稳固自身地位、推动辖区发展，诸多土司始终与中央王朝保持密切往来。开阔的眼界、开放的心态，让他们主动向中原先进的政治、文化、经济体系靠拢。中原文化的传入，推动了当地教育、贸易、生产的全方位交融，为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明代水西安氏土司奢香夫人，开拓“龙场九驿”，引入儒家文化、兴办地方教育，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推动农业发展，为贵州乃至云南、四川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加强西南边疆与中原的联系奠定了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基础。
明代贵州宣慰司安贵荣与王阳明的交往，更是一段千古佳话：二人的深厚友谊，见证了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域文化的碰撞交融；王阳明因贵州淳朴温暖的民风而动容，其写给安贵荣的劝慰书信，也为当时贵州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海龙屯飞凤关
（本图由遵义市海龙屯文化发展服务中心提供）
作为一方百姓的守护者，土司在治理过程中，必然与辖区民众产生深度的文化交流。为调和与民众的关系，他们主动吸纳当地的习俗、文化与审美，实现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文化相融。思州田氏土司最早可追溯至隋朝，因平定西南有功被任命为黔中刺史，开启了对贵州黔东地区数百年的世袭管理。田氏一族通汉文、以儒学治家治辖，而在长期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其习俗文化与身份认同逐渐与当地各族群深度融合，发展为多民族共存的族系，成为文化交融的典型范例。
土司之间为平衡利益、谋求共同发展，彼此的交往也推动了辖区间的全方位交流。土司间的联姻，带来了人员、习俗与文化的流动；相互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物资与技术的互通。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群中，杨铿及其妻子田氏的墓志铭出土，不仅印证了杨氏与田氏两大土司的联姻史实，更成为各土司乃至各族群间密切往来的实物佐证。
进入土流并治阶段，布政司—府—州—县与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两大治理体系并存，中央王朝派遣的流官进驻贵州，为贵州融入国家大一统增添了新的发展动力。流官带来了中央王朝的治理理念与中原文化，对土司辖区的军力实现了有效管控；而土司及辖区民众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也彰显了贵州地方对中国的自觉认同。明代军屯政策便是典型例证：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屯军进驻贵州，屯军文化与土司辖区文化发生全方位碰撞交融，从服饰、建筑到娱乐祭祀习俗，都留下了融合的印记。结合贵州花灯戏、传统戏剧与军事训练形成的屯堡地戏，借鉴江南合院结构、就地取材建造的屯堡石板屋，皆是这场文化交融的最佳见证。土流并治阶段，贵州的开放包容与多元文化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是西南地区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中央王朝逐步废除土司制度，改派流官直接统治，实行与内地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彻底结束了贵州地方土官“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的历史。改土归流后，内地民众纷纷迁入贵州，各族群间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进入大规模融合阶段，为贵州的发展奠定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基础。
今日行走在贵州的城市与乡村，目之所及，皆是跨越时空的文化碰撞与交融：极简风格的商场里，点缀着充满烟火气的吊脚楼店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地戏面具，被新锐的线条与绚丽的色彩重新勾勒，成为现代艺术装置；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少男少女，站在历经沧桑的甲秀楼前，以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为背景定格美好瞬间；时髦的外地游客与身着盛装的苗族、布依族“嬢嬢”，在古色古香的石板路上，为一方精美的刺绣讨价还价。这些场景，曾是我眼中贵州最寻常的日常，直至这场与“千年土司”的相遇，让我重新审视这片土地——原来，贵州每一朵因交融而盛放的文化之花，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根脉之中。
“千年土司的相遇与对话——中国土司历史文化展”，不仅是一场西南土司文化的全景展示，更是一扇窥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进程的窗口。透过这扇窗，我们看见贵州千百年的交融史，看见西南地区融入国家大一统的坚定步伐，更看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而这，正是这场展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