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五年制定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党和政府长期以来持之以恒的做法，是计划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一个极具实效的光荣传统，也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用中长期规划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式。五年规划，集中体现了举国体制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习近平主席又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因此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一、边制订、边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早在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不久又说：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国家。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又讲：“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五十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今年，正是我国实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开步之年，我国在许多方面已赶上美国，在少许领城也已超过美国。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不愧是一个英明的总设计师！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构想，开国总理周恩来早在1951年开始，就着手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宏伟规划，并于1951年春委托陈云同志，组织中财委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因当年正处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全国经济建设大局尚不能确定，所以编制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大局已定，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也已大体完成。于是，在在1952年5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中央再次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了酝酿讨论。会后，按不同部门和行业的划分，试编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草案》及其说明，共分25亇小册子。其间，陈云曾专门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内容，说：我们编写的这个五年计划，主要是明确今后五年中我国要建些什么样的新工厂，以便在七八月间向苏联老大哥提出一亇切实可行的向我提供技术、装备的要求。

同年8月，中共中央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由30多名专家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起莫斯科。到访后，代表团向苏方提出了我国五年计划的总体设想和一系列具体要求。斯大林听后，对我国的“一五”计划总体表示赞赏，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修改建议，并答应愿意对中国的五年计划建设，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技术提供和专家派遣、贷款提供诸方面给予尽力帮助。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我国的经济援助并未停止。当年5月15日，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和苏联政府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确定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商定的50个项目，共计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又主动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由此形成了我国“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

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根据新中国发展大局考虑，决定成立以陈云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进行第五次的审核、修改和编制。根据朝鲜已停战、苏援已确定和党的总路线也已明确以及有了前四次编制的经验等有利条件，4月初拿出了《草案》，4月15日就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毛主席审初阅后，很有信心地指出：“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励，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对“一五”计划进行审议。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要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落实，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益经验。对此，毛泽东评价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看法：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