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缺少直抵人心的文学作品

             王侠

没有多少人考虑这个问题。

所写的题目很长，但是很清楚，我们多年来许多小说、散文、诗歌、诗词等，已经是越来越难以让人看懂，也更缺少真正的吸引人的、直抵人心的优秀文学作品，因为没有信仰，没有激情，没有思想，没有哲学，只知道把文字拼湊起来，这样的东西无疑将是索然无味的一大堆废品与垃圾！而不是令人眼前一亮，而不是跑在世界前面。

没有新鲜活力，没有激情澎湃，经不住历史考验，文学也就快死了。这不是预言，而是诊断。如今，当我们翻开一本当代小说，读完一篇获奖散文，合上诗集的最后一页，心中涌起的往往不是震撼，而是困惑——所写的是什么？作者想说什么？这种困惑背后，是一种更深层的失语：我们失去了或缺少了直抵人心的写作能力，创作能力，没有真切的有感而发，光凭臆断，光凭东拼西凑。

这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存在根基的坍塌。我们的很多的文稿，都是软塌塌的，似乎是可以以柔克刚，但是是十足的没有骨气，腿打弯，背驼着，脸色媚重。

信仰的真空，文学失去了精神的坐标，曾经，中国文学经历了信仰的数次断裂。传统儒释道的精神世界被"打倒"，革命理想主义在世纪末崩塌，消费主义随即填补了真空。今天的写作者，不少是漂泊呆滞的。他们不相信神，不相信永恒，不与宇宙空间进行交流，不谈政X，不讲阶X，甚至不相信文字本身的力量。一个不相信任何东西的人，如何能写出让人相信的作品？一味的闭门造车，把风儿花儿草儿写了一百遍、一千遍，还准备写一万遍，味同嚼蜡。有的人不允许批判屎尿屁，甚至是极力保护，对错不分，好坏不分，连最基本的标准与常识也没有，素质太差。

卡夫卡相信存在的荒诞，所以《变形记》让人战栗；托尔斯泰相信救赎的可能，所以《复活》让人落泪；鲁迅相信启蒙的火种，所以《野草》在绝望中燃烧。信仰不是宗教教条，而是需写作者与世界建立的和人民建立的根本关系。没有这种关系，文字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漂荡在技巧的表层，永远无法沉入生命的深海，写再多也等于零。文学应当具有享用的作用，如同吃一顿美味佳肴，如同欣赏美丽的绝妙的风景，或者是从中看到前进的谋略与方向。

当代文学最吊诡的景象是：写作者越来越多，精神家园却越来越小。我们精于描写欲望的褶皱，却无力触碰灵魂的震颤；我们擅长铺陈生活的碎片，却无法建构意义的大厦。这不是题材的贫瘠，而是信仰的贫瘠。当写作者自己都不知为何而写、为谁而写，读者又如何能从文字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力量？如何能写出激情澎湃的东西出来？

我们嘲笑理想主义，警惕浪漫主义，将一切热烈的情感取消了。这种集体的情感阉割，把信仰抽走，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贫血。

读沈从文，你能感受到湘西水土的湿润和生命原始的冲动；读路遥，你能触摸到黄土高原的滚烫和改变命运的渴望。那种从纸页间扑面而来的生命热度，在今天的作品中已属罕见。我们有了更精巧的结构，更圆熟的叙事，更"高级"的语感，却唯独少了让人心头一颤的东西。

激情的消退与市场的逻辑共谋。当文学成为文化产业的一环，安全就成了第一原则。不冒犯任何人，不挑战任何观念，不触碰任何真实的痛苦，在既定的审美范式里打转，这样的作品或许能获得奖项、销量和评论界的礼貌赞誉，但永远无法进入读者的生命。文学需要冒险，需要冒犯，需要写作者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情感的、思想的、存在的危险。没有这种危险，就没有真正的文学。

文学沦为语言的杂耍，没有思想。

当代文学还有一个致命的病症：思想的贫困。我们有了无数"先锋"的形式实验，有了繁复的修辞和迷宫般的叙事，却鲜有真正深刻的思想勘探。文学当然不只是思想的传声筒，但伟大的文学从来都诞生于对世界本质的追问之中。

屈原问天，是对宇宙秩序的追问；曹雪芹写梦，是对人生虚幻的勘破；加缪写西西弗，是对荒诞本质的沉思。这些作品之所以直抵人心，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困境。而今天的多数写作，停留在现象的表层，满足于描摹生活的表象，从未向下挖掘一寸。我们写城市人的焦虑，却不追问焦虑的根源；我们写历史的创伤，却不沉思创伤的意义；我们写爱情的消逝，却不探问消逝的本质。

没有思想的深度，文学就成了语言的杂耍，修辞的狂欢。读者或许会被技巧炫目一时，但很快就会感到空洞——就像吃了一大口奶油，甜腻之后是更深的饥饿。

比思想更深一层的是哲学。这里说的哲学，不是学院里的概念推演，而是对生死、善恶、美丑、自由与必然这些根本问题的切身思考。中国文学传统本有深厚的哲学根基，儒家的入世担当、道家的超脱逍遥、佛家的空幻觉悟，都曾滋养无数杰作。但今天的写作者，多数在哲学上是赤贫的。

我们不敢写死，因为不知如何面对虚无；我们无力写善，因为怀疑一切价值判断；我们回避写美，因为怕被嘲笑为"小清新"。这种哲学的怯懦，让文学失去了终极的关怀。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往往在于它们敢于直面人类最沉重的命题——死亡、孤独、自由、责任。而今天的文学，在这些命题前绕道而行，在安全的、轻逸的、消费性的题材里自我重复。一切最安全的文字，实则是毫无生命力的，没有任何感染力量。

所以，写作者必须要重建自己的精神根基。这不是要皈依某种宗教，而是要找到与世界建立深刻联系的方式。无论是通过阅读、思考、行走，还是通过爱与苦难，写作者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根"的人。只有根扎得深，枝叶才能触及高处的阳光。春天里万物勃发，可难以看不到文学作品的震撼。

其次，文学必须重新拥抱激情。这不是煽动廉价的情绪，而是恢复对生命的敏感，对真实的忠诚。写作者要敢于让自己疼痛，敢于暴露自己的软弱，敢于在文字中燃烧。没有这种燃烧，就无法点燃读者。

再次，文学必须恢复思想的尊严。写作者应该是知识分子，是思想者，而不仅仅是讲故事的人。要敢于追问，敢于怀疑，敢于在作品中呈现世界的复杂和人性的深邃，敢于披露世界激烈的阶级斗争，要沿着光辉的方向前进。

最后，文学必须重拾哲学的勇气。要敢于写大主题，敢于触碰终极问题，敢于在文字中建构意义。这不是说教的勇气，而是存在的勇气——敢于以自己的生命去撞击那些坚硬的命题，并在撞击中生成真实的思想。一股劲儿的全力避开真实写虚伪与虚空，是不会有什么生命力的。

文学从来不只是文字的游戏，而是灵魂的冒险。在这个失语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直抵人心的作品——不是因为它能给我们答案，而是因为它能让我们感到自己并不孤独，感到人类的困境有人共同承担，感到在虚无的深渊之上，还有文字搭建的桥梁。写作者必须要有滚烫的火热的一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