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用意的大唐不夜城群雕创作

             文｜北塔

大唐不夜城是西安的地标性景区，到西安而不去不夜城，似乎于理难容。

而我在去年之前恰恰有三次去西安而未去夜游不夜城。大约十年前，不夜城全面建成不久，立即声誉鹊起。我受旅游文化达人刘桐瑞先生之邀，曾去西安郊区参加一场丝路主题的诗会。我们乘坐的火车清晨到达西安站。主办方驱车带我们晨游不夜城。当时天光蒙蒙亮，灯光则早已熄灭。我们只是在边上、在车上匆匆一瞥，所以我对不夜城没什么印象。遗憾！2023年，诗人王芳闻女士等西安的朋友们曾为我的诗集《贯穿我的河》做专场朗诵会；会后当晚，主办方安排嘉宾们集体去不夜城，我则因为长沙另有诗会，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赶去机场了。又遗憾！去年10月，诗人之道先生等在西安曾为我这些年力推的中国当代域外诗写作张罗学术研讨会。由于当晚庆功宴酒太酣而我未能去不夜城。更遗憾！

今年一月份，我受邀前往西安参加古都文化建设主题研讨会。为了弥补那三次遗憾，我跟主办方《世界华人周刊》社长张辉先生提出想去逛赏不夜城的强烈愿望。张社长善解人意，慷慨豪爽，专门把我们下榻的宾馆安排在大唐不夜城的紧跟前。

报到那天下午入住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请到宾馆接应我的老友之道带我去不夜城先睹为快。当天晚宴上，我大大克制了自己的酒瘾，跟与会嘉宾们一起饱享不夜城的璀璨富丽和光怪陆离。第二天晚上，在参加完诗人阎安先生的饭局之后，我又一个人去深度游览了不夜城。

这回是三游不夜城，足足弥补了之前三次的遗憾，也让我对不夜城有高度集中的感受和比较深入的思考。

不夜城最大的亮点是：灯光秀和雕塑群。

据说，之所以有那么辉煌繁丽的灯光秀，是因为当时主政西安或者说主持这个宏大项目的官员的亲戚是做这个行当即生意的。霓虹灯象征的是城市的浮华甚至幻象，不言也罢。

我最看重的是不夜城的五大主题雕塑——‌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武后行从、大唐群英谱、大唐文化艺术‌。前三者是政治，后二者为文化。如果我们把它们比照起来看，比较有意思，或者说有相当深的寓意和启示。

前三者的人物是帝王将相等。其特点有三个。

1，都是群雕。“贞观之治”那组有李世民、文臣武将各3人、号手旗手各12人。“开元盛世”那组有李隆基、6位重臣、20个番邦使节、42个乐俑。“武后行从”那组则有武曌及其女性仪仗队。臣民们组成一个个紧密的甚至严密的群体。

2，都以皇帝为中心，而且等级森严。皇帝们都高高在上、耀武扬威，群臣们或随从们都狐假虎威或卑下顺从，显现了极端的皇权中心主义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比如，在“贞观之治”那组里，唐太宗骑着高头大马，远远高出其他人，几“与天公试比高”，显得至高无上、不可一世。其他人，包括宰相等王公大臣都位于他的马蹄之下，仿佛随时都可能被踏瘪或踢飞。在所谓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朝廷里，臣子们都伴君如伴虎，于是都成了小绵羊。再如，在“开元盛世”那组里，最高一层是唐玄宗。第二层是重臣及番邦使节。第三层是吹拉弹唱、人数众多的伶工们。无论是臣子们还是戏子们似乎都甘拜下风，死心塌地团结在皇帝周围，没有一丁点离心或二心的可能。当然，他们出了朝廷，尤其是来到百姓中间，可能也是威风八面、霸道蛮横。

3，所有雕像都没有注名。三个皇帝么，大概普通中国人也能知晓他们的名字；臣子和戏子们的名字嘛老百姓恐怕就想不起来了。据说，“贞观之治”那组也叫贞观纪念碑，碑体正面刻着“贞观之治”四字，背面为贞观一朝的政要名录。许多的名字混在一起，是个模糊化了的集体，观者很难分清哪个是房玄龄哪个是杜如晦。

“大唐文化艺术”那组比较有意思，全部都是民间艺人，当年这些艺人或流浪街头或驻扎铺子，有胡旋舞女、公孙剑客、青楼乐伎、皮影人像、百戏伶人等，这些雕塑还原了唐代‌民间文艺的活力与市井的百态‌。他们也是混作一团、彼此难分，而且他们的名字也没有附刻出来。

与上述所有雕像不同的是‌大唐群英谱那组。号为“群英”，他们都是一个个个体，都气宇轩昂、仪表堂堂，都自带光明，自带姓名——每个人的名字都跟他们自己的身影在一起，仿佛都是他们这些人的一部分。

我们或许可以用“文人”来称呼这群精英。因为“文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有文化的、从事某项文化工作的都叫文人。而文化门类众多，‌涵盖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宗教界代表人物有玄奘、鉴真、慧能、空海和一行。艺术界代表人物有书法家张旭、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孙过庭、怀素，画家张萱、吴道子、韩干、阎立本、阎立德，雕塑家杨惠。科技界有茶圣陆羽，医药学家孙思邈和数学家王孝通等。有意思的是：颜真卿和阎立本等本来也是达官，但后世人们更喜欢记住他们的书画家身份。

狭义的文人是指文学家，他们是以文字本身为业的人。由于唐太宗太爱书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唐初书法家人数众多；不过，就整个唐朝而言，诗人队伍显然更庞大。群英谱里总共有32个英豪，其中诗人多达10个，约占三分之一。他们是：王维、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李商隐和杜牧。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介绍文字都说，‌大唐不夜城是一个以盛唐文化为背景的大型仿唐景区。但是，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是中唐的，而李商隐和杜牧则是晚唐的。我想，雕塑家们之所以把这些不属于盛唐的诗人拉进来，不是因为他们喜爱中唐乃至晚唐，而是因为他们热爱唐诗——所有阶段的唐诗。

此间有两个或许是拷问灵魂的问题。

为何这些当时无权无势的文人的名字赫然在焉，而达官贵僚们的反而没有彰显出来——而是隐在了（历史的）背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他们的确享有身前身后名——尤其是身后名。要论身前，他们比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们要卑微得多、低调得多甚至窘迫得多。但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名声一代代传了下来，而且常常在人们的口耳之间传诵。在中小学课本上，他们的名字出现的比例比三宫六卿的还要高。因此，雕塑家们把他们的名字明摆出来，算是符合客观事实和广泛认知——毕竟，来不夜城游览的是千千万万民众。那么，他们的声名为何能如此显赫？李白说“自古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史上留名的为何是饮者？因为喝酒的人有真性情、爱讲真话，只有真话才能流传永久。作为诗人，李白为何不说“惟有吟者留其名”？他的自我身份认同恐怕与其说是诗仙，不如说是酒仙，酒比诗更能让他宣泄、痛快、解脱。况且，他只有先把酒喝进去，才能把诗吐出来嘛。

为何不让文人们跟臣子们或戏子们一起拥戴最高统治者？要知道，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群英中的有些人）都会认为那是无比荣耀的位置和处境呢。要知道，在官本位主义盛行的古代社会里，不仅颜真卿和阎立本，几乎所有这些精英文化人，包括杜甫，甚至李白，都曾依附过权势，当过大大小小的官。但在不夜城里，雕塑家们把他们从官僚队伍里“硬生生”拉了出来，赋予了他们独立的地位。站在独立位置上的，是他们独立的人格。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独立自主，是因为他们跟官僚体制保持着距离，既没有同流合污，也没有和光同尘。尽管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似乎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但他们以不屈的人格和豪迈的作品，在精神内部和历史长河中做到了。假如把他们也放在官僚体系里，可能会招来官僚以及有官僚思维的人的质问：李白他们的官阶级别足够侧身其中吗？他们为朝廷或百姓建了什么功立了什么业？假如把他们也放在官僚体系里，他们势必要跟其他官员们一样，站在皇帝的屁股底下的马屁股底下，免不了还得拍马屁。这是他们的人格所无法忍受的侮辱和矮化。李白高声直白喊道：“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作为一个诗人，我站在这些雕像面前，甚感安慰、自豪，当然也受到启发和鞭策；我对诗歌这份自留地兼公益事业有了更强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理。我由衷地盛赞并感谢这些雕像的作者们，他们真是诗人的知音。这或许是雕塑家们清醒而自豪的自我身份定位所导致的。我没有见过他们关于创作‌大唐不夜城群雕的用意的任何解说。不知道主导设计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的艺术家们尤其是主创者段海康教授是否同意我的这些猜度性说法？

北塔：原名徐伟锋，生于苏州吴江，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执行委员兼中国办事处主任、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河北师范大学任客座教授、京港地铁“四号诗歌坊”公益文化项目学术顾问、香港汉英双语《当代诗坛》杂志副主编、世界汉诗协会副会长。曾参与“九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曾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为第一至三届“鲁迅文学奖”撰写专家审读报告，曾受邀赴美国、蒙古、韩国、荷兰、马其顿等10余国参加研讨、采风、朗诵和讲座等各类文学活动，曾率中国大陆诗歌代表团出访墨西哥、匈牙利、台湾、美国、以色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并参加诗会。有诗作曾被译成英、德、法、俄、日等10余种外文。曾获《上海文学》奖诗歌奖，香港《诗网络》诗歌创作奖、匈牙利世界诗人大会组织奖、美国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奖等诸多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