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解放初期，封建土地制度是束缚周至农村发展的枷锁。地租与高利贷的双重剥削，让广大贫雇农无地少粮，终年在温饱线上挣扎。为改变这一局面，周至县委率先推行减租减息，按比例降租、退还押金、废除旧债，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为彻底的土地改革扫清了障碍。随后，为期两年多的土地改革分三期全面铺开。从平原到山区，大规模征收没收地主土地与财产，精准划分阶级成分，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彻底推翻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这场变革，让数万贫雇农终于“耕者有其田”，摆脱了千年的封建剥削。它不仅重塑了周至的社会结构，更解放了生产力，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周至农村后续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周至县解放初期那些事（连载四）

文/任齐斌

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又称减租退押，是土地改革之前，人民政府实行的一项减轻农民负担的土地政策。农民在租种土地时要交纳一定数目的保证金，通称押租金。减租是按一定比例减少农民所交纳的地租额，并取消地租以外的其它剥削。退押是地主将收取的押租金（保证金），全部退给农民。

       1949年9月，中共周至县委、周至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农民废除了保甲制度，建立区、乡、村级政权及各级农民协会。10月，在农村进行了初步的阶级成分划分。1950年7月，县委、县政府根据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农村减租办法的命令》和咸阳地委《关于减租工作的指示》，制定了周至不论任何地租，均按原租额减2.5成，所剩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7.5％，超者再减。减租后的租额，不得增加，不得收回土地。勒令地主退还佃户租佃时所交的全部押金。全县地主、祠堂庙田、公田等出租3.53万亩，原租额557.17万斤，减租额159.69万斤，占原租额的28％。实际收取租额397.49万斤。贫苦农民欠地主、富农的328.8万斤小麦和633元银元的债务一并废除，有效的减轻了农民沉重的负担。

土地改革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周至县委组织相关部门，在减租减息工作的基础上，对全县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各阶层占有土地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底。农村97%的贫、雇、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只占有20%的土地，而占人口3%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终南地区90％以上的稻田为终南镇街道十余家商号所占有；广济有一家地主，家里每人平均130亩地；主产稻谷的马召上马村150户，土地1245亩，5户地主富农就占有土地950亩，82户贫农、中农占有土地295亩，63户雇农房无一檐，地无立锥。130户租种土地者每年缴纳地租2.22万斤；青化西滹沱寨54户，都是贫农，全部给地主交租。周至县贫农当时借地主粮食，按照“驴打滚”账归还，头一年借一斗还二斗，第二年还四斗，第三年还八斗。群众过着“吃了今天愁明天，年年月月发熬煎，借着吃打下了还，跟着碌碡过个年”穷苦生活。

       1950年5月20日，中共周至县委召开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周至县农会，刘遇时任县农会主席。1950年9月，周至县成立由17人组成的土改委员会，县委书记冯治权任主任、副县长李少棠任副主任，制定了《周至县土地改革规划》，总结了豆村乡的经验教训，部署土改工作，分期选派干部到咸阳轮训培训骨干。

        周至县的土改运动，分为三期进行。第一期从1950年10月23日至1951年1月15日，在县东片终南、九曲、祖庵、甘河4个区、40个乡、343个自然村的11.68万人中开展。在土地登记和评产量工作中，西北局抽调富平县168名干部，耀县124名干部帮助周至县搞好工作。西北局又派15人、省上派5人、抽调省土改班46人和县级机关51人、区干部130人、乡干部154人，参加平原东片土改工作。成立41个工作组，以豆村乡为重点，进行试点，共征收、没收土地4.49万亩。第二期从1951年1月17日至4月12日，在平原西片6区54乡494个自然村中进行。参加干部632人，其中上级派来52人，县级59人、区级163人、乡级284人。发动农会会员5.68万人，民兵8483人开展斗争。征收、没收土地10.48万亩，粮食5.38万斤，棉花240斤，牲畜1150头，农具2.81万件及房屋3023间。分给贫雇农1.73万户，6.54万人，中农1746户8988人。废除地主富农债务8183.5石、银元300个。召开乡斗争会22次，村斗争会125次。斗争恶霸地主10人、土匪3个、特务1个、老母道头4个、不法地主16个、恶迹敌伪12个，共计46人。逮捕关押21人，判决13人。收缴枪支628把、子弹9054发、手榴弹867枚。第三期从1952年2月5日至4月17日，在山区5乡80个自然村进行，县委从县级机关、区、乡村三级抽调77名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召开说理斗争会38次。没收、征收土地1.1万亩，粮食1.56万斤，牲畜40头，农具1686件及房屋等，分给贫雇农。同时，废除债务粮食5320斤，缴枪28支、子弹1146发。

        土改中充分发展农会会员和民兵，整顿改造农会组织，清除不法分子，共清洗改换农会干部180人，改换村长467人、民兵干部24人、乡妇联干部26人。经过整顿，组织上得到纯洁，思想上得到提高。吸收农民积极分子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加入农会，使农会会员增至9.04万名。

        县政府根据全县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划分地主的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凡是占有土地一百亩以上，并雇用长工、短工，且剥削量大的，一般可定为地主。而富农主要依据计算剥削量的统一公式，凡剥削量超过家庭总收入25%以上可定为富农。县农会在划分阶级成份时，对农村采用小会划、大会评、农代会批和三榜定案的办法，民主评定阶级成分。1950年7月，周至县共有5.3万户农户，其中贫农、雇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户数分别是3.32万户、8163户、9877户、719户、445户、544户，分别按序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3.24%、3%、27%、2.88%、3.28%、0.6%。各阶层每人平均按序占有土地为2.12亩、0.89亩、3.4亩、4.6亩、10.42亩、11.7亩。其中无地1970户，人口5559人；少地5107户，人口2.22万人，土地2.10万亩。评定成份工作结束后，地主阶级不甘心失败，明目张胆地破坏土改，造谣歪曲土改政策、拉拢腐蚀农村干部、威胁恫吓贫苦农民、暗杀干部、拆毁房屋、转移土地、匿藏粮食、宰杀耕牛、毁坏农具、砍伐树木、转移财物等。反革命分子也乘机搞破坏活动，影响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斗争情绪。截止1951年4月，在平原两期土改中，对恶霸地主说理斗争39人，人民法庭惩办31人，废除地富债务粮食8220石，银元633枚，处理各种问题2730件。

      周至县共没收892户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土地8.47万亩，房屋4944间，庄基场面606亩，耕畜1054头，粮食134.5石，棉花244斤，车辆、大型农具4021件，农具29131件，其他3967个。征收388户小土地出租者土地6427亩。征收63户工商业者土地1130亩。学、庙、祠堂等其他610户，征收土地1.73万亩，房屋175间，农具426件。

   1951年4月，各乡开始分配没收征收的土地财产。以乡为单位，村与村之间调剂及照顾原耕、公平合理、初步搭配的分配原则。全县没收、征收土地10.47万亩，分给2.8万户、7.4万人。其中贫雇农分地占89％，人均分地2至3亩。将没收的1190头（匹）牲口、4021件车辆农具、5277间房屋、4.94万斤粮食，分给2.35万户农民。废除了贫雇农、中农和地主、富农间的各种债务契约。土地改革后，周至县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地主的各阶层每人平均按序占有土地为2.45亩、1.94亩、3.48亩、5.29亩、2.14亩。地主及其家庭成员，也留有与本村农民同等的一份土地，让他们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对牲口、车辆、耕畜、农具的分配，基本上采取了在不分散的原则下，有重点的分配给农民集体所有。

      1951年4月12日，周至县土地改革全面结束，4月14日，县城召开土改总结会。各乡分别召开庆祝大会，农民自发组织游行，锣鼓喧天，鞭炮阵阵，即兴表演秧歌、腰鼓等节目，家家户户挂领袖像，城乡呈现一片欢乐景象。

查田定产

       1951年冬季，陕西省委、省政府决定完成关中17个县的查田定产工作，周至县是全省第一期进行查田定产县之一。1951年10月，周至县平原地区查田定产工作展开，整个查田定产共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入手，宣传查田定产政策，动员组织力量，调查土地产量情况，登记丈量土地，核实亩数；第二阶段，民主分类评定地等，调查制订定产方案，公布确定产量；第三阶段，颁发土地、房产证，编造农业税分户清册。

        1951年9月，周至县参加咸阳试办查田定产学习94人，除山区外，每个区去4至5人。县举办243人的查田定产学习班。县委于1951年10月12日，召开了区委书记联席会议。10月28日，县政府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成立查田定产委员会，主任任庭辉，副主任冯治权、雒建堂，委员13人，下设办公室，分文书、事务、研究、丈评统计四股处理具体事务。讨论查田定产计划，介绍了咸阳试办经验。665人参加会议，其中富平、耀县三级干部294人。各乡组建调查评议委员会，吸收各阶层代表及农民积极分子参加。抽调县、区、乡干部477人，富平、耀县及专区干校支援307人，共784人参加了平原查田定产工作。

         全县的整个土改和查田定产工作分平原和山区两步走。从1951年12月8日至1952年1月24日，进行平原地区的查田定产工作。历时48天基本完成任务，经民主评议，县人代会审议通过，将全县耕地评定为水、旱两大类16个等级，确定各等地亩产量。通过查田定产，对正确实施国家农业税依率计征，合理调整农民负担提供了可靠依据。在查田定产过程中，同时解决了土改遗留问题，查处漏划地主30户；废除封建债务不彻底94户、银元284元、小麦16435斤、棉花968斤、杂粮27石；没收不彻底126户、土地494亩、房屋107间、耕畜20头、大车13辆、水车2架、农具506件、其他木料1722件。

       1952年2月5日至4月17日，对山区的土改和查田定产同时进行。山区地域宽阔，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政权及各种群众组织不够健全，群众工作基础比较差。居民多系陕南、四川、河南等地客户，习惯各异，文化程度低，迷信、旧道德观念浓厚。山区劳动人民大部分租种土地，受压迫剥削甚于平川。依据政策，按照山区特点，比较准确地评定了阶级成份。共划出地主22户、山主1户、半地主式富农30户、富农14户、林业经营者5户、小土地出租者12户、中农747户、贫农1380户、雇农803户。没收征收土地1.1万亩、草棚和瓦房534间、粮食39石、耕畜40头、磨子33合、农具1689件。使1878户4826名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其中贫雇农分地占应分地的82%。有1092户农民分到了房子、粮食、耕畜和农具等。废除地主债务粮食258斗，收缴地主暗藏步枪、土枪27支、重机枪1挺、子弹1146发。土改消灭了山区封建土地制度，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财产，山区群众欢欣鼓舞。

       在查田定产过程中有重点地在农村举办了14处积极分子训练班，有700余人参加了学习。涌现出积极分子2377人，通过清丈土地，原有耕地面积79.2万亩，折合市亩82.9万亩，扣除非耕地5.6万亩，丈量后90.3万亩，比原来多出土地7.39万亩。并确定土地等级及定产方案为：土地分水旱两大类，每类为八等。水类由一等上青泥稻地产量二石四斗到八等，井灌滩地产量一石一斗；旱类由一等淤泥旱地产量一石四斗到八等，轮歇地产量二斗。

       县委、县政府在平川和山区全面丈量土地、查田定产工作完成后，向分得土地的农民颁发了土地证。从法律上保障了农民分得土地的所有权，使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安心地发展农业生产。同时，组织农民销毁封建旧契约，召开农民大会，庆祝经济上的翻身，宣布土地改革胜利结束。

               稳定物价

        1949年6月至1950年7月，由于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经营价格影响，银元兑换人民币价格比挂牌价成倍上涨，市场一度出现混乱。周至县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严禁银元流通，取缔钱贩子，组织物资进县城抛售，平抑物价；开征营业费，回笼货币；公安和银行缉私队，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首要分子和特务活动；加强使用人民币的宣传，重申人民币为法定货币，使用银元和铜元均属违法，严禁倒贩银元铜元。同时，公安机关抓捕了一批银元贩子，严厉打击了金融投机活动。但由于物价上涨，人民币发行量被迫增加，面值从1元券扩大到5万元券。后来银行又以新人民币1元兑换旧人民币1万元，全县收回旧人民币262.8亿余元，全部销毁。

          1949年6月至1951年底，在两年半时间里，周至县市场物价出现了四次较大波动。县委、县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平抑了物价上涨的势头。

1949年6月，部分私商趁人民币尚未流通之际，牟取暴利。周至市场1斗小麦仅换2斤石碱，物价波动引起人心惶恐，致使小麦、玉米、粮油、布料等价格成倍上涨。为了遏制物价猛涨的势头，周至县人民政府根据要求，一方面禁止金银流通，加强现金管理；一方面组织咸阳贸易分公司、县供销合作社等部门，调集大量日用物资，充实市场，并以低于市价10%至25%的价格大量抛售，使食盐、石碱、棉布等价格迅速趋于平稳，市场物价得到了初步遏制。

       1950年2月，美蒋飞机轰炸上海等沿海城市，奸商乘机兴风作浪，抢购粮食，造成市场混乱，引起物价第二次暴涨。5月，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财经工作会议。决定尽最大努力完成当年公粮征收、税收、公债发行和企业利润上缴计划，增加收入；做好精简整编；财政开支紧缩保重点，严格供给标准；机关学校必须开展业余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成立了推销公债委员会，将公债推销对象主要放在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富户，广大群众在自愿原则下踊跃认购。代理发行胜利折实公债5万元，随后又认购公债28.82万元，达到计划指标总额111.1%,入库9.16万元。其中职工认购3.09万元，完成计划97.77%，入库占认购82.1%，工商户认购6.36万元，完成计划133.2%，入库占认购100.3%，农民认购19.36万元，完成计划107.55%，入库占认购112.3%。在农村举办“单一折实保本保值储蓄”22.8万元、给工商户等贷款13.23万元、开办强制性火灾和牲畜保险及麦场火灾保险。1951年举办“有奖保本保值储蓄”和“定额保本保值储蓄”，仅城镇储蓄余额就达21.2万元。同时，国营商店大量抛售物资，严厉的打击投机行为。物价上涨的势头才得到遏制，到5月份，周至县城市场物价回落到年初的水平。

        1950年春，因上年胡马兵匪抢劫，粮食欠缺出现春荒，加之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一些私营粮商又借机抬高物价，1斤小麦由1角涨到1.2角，且有继续上涨的趋势。咸阳贸易公司周至县分公司从外地运回大量小麦投放市场，很快使粮价下降20%。加强物资交流，县国营供销商店增设网点，扩大零售供应量。同时，对粮食、棉花划定地区组织物资联购、统购，加强市场管理，实行明码标价，严格执行开业、转业、歇业等一系列措施，使物价逐步稳定，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下半年，周至县土改完成，农产品获得了丰收，农民购买力迅速提高，市场上出现了繁荣局面。但由于一些商品生产不足，赶不上消费增长。同时国营商业力量薄弱，有些经营单位唯恐脱销不敢大量出售商品，导致奸商哄抬物价。县委、县政府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恢复农村十几个传统古会，进行物资交流，扩大了对私营贷款和加工订货等措施。到1951年底，物价指数明显回落。以后市场价格虽有波动，但逐步趋于稳定。

作者简介：任齐斌，周至县四屯镇东风小学原校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周至县作协常务副主席。周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13、14、15届委员，周至县文化研究中心分中心主任，周至县李二曲关学思想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