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县城或州邑，一般都有钟楼和鼓楼，而钟楼、鼓楼、乐楼三楼俱有的很少。还有在古代，县衙或州衙都是五间形制，七间形制的全国独有。这两样，在新绛都有，让人开了眼界。

      钟楼、鼓楼、乐楼合称“绛州三楼”，是国内罕见的古代礼仪性建筑群，以“三楼并峙、功能互补、形制独特”著称，既是古绛州衙署的附属建筑，也是古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绛州三楼位于新绛县城西部高垣之上，沿“衙坡”（连接州署与古城的缓坡）分布，呈鼎立之势，钟楼位于衙坡南端，地势最高，为三楼之冠；鼓楼：位于衙坡顶端（七星坡旁），偏北，为三楼之雄；乐楼：位于衙坡中段东侧，面朝鼓楼，为三楼之巧。三楼通过“衙坡”（石砌坡道，嵌有北斗七星石）串联，形成“南钟北鼓、东乐中署”的空间布局，与古绛州衙署（绛州大堂）共同构成“署-楼”一体的古代城市礼仪空间。

      钟楼始建于北宋乾德元年（963年），元、明、清均有重修，现存建筑为明代万历年间遗构。楼体为方形基座加十字歇山顶，台基高耸，楼身四面设有券拱门洞，嵌有四副石刻楹联。内悬金天德三年（1151年）铸造的万斤铁钟，是我国现存最早、最重的铁钟之一，钟音雄浑，声震四野。古代曾是古绛州的报时中心，清晨敲钟开城门，夜晚击鼓关城门，承担着城市计时的功能。其始建年代早于鼓楼和乐楼，见证了绛州作为州级行政中心的悠久历史。

     鼓楼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70年），明清均有重修，现存主体建筑为明代遗构。楼体为三层三重檐歇山顶，台基高大，东西有拱券门洞相通，底层宽五间，四周围廊，二、三层均为三间，登此楼可俯瞰全城风貌。是古绛州的军事防御设施，用于瞭望敌情、传递军情。其位于衙坡顶端，地势险要，是绛州古城的重要地标。

    乐楼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为明代两层戏楼，是绛州三楼中功能最独特的建筑。楼体为重檐式结构，台基高约2.5米，面阔五间，进深二间。下层为四坡顶，上层前檐歇山、后檐悬山顶，前出抱厦。檐下施三踩单翘斗拱，工艺精湛。是古绛州的戏曲演出场所，其最大特色是上下两层可同时演戏：一层演戏剧（如蒲剧和晋剧），二层演皮影戏，观众坐在衙坡上可欣赏不同层面的表演，互不影响视线。这种设计在国内古代戏楼中极为罕见，体现了古人对戏曲演出的巧妙构思。不仅是戏曲演出的场所，也是绛州古城文化传承的载体。每年庙会期间，乐楼都会举办热闹的戏曲活动，百姓坐在衙坡上观看演出，成为古城的一道独特景观。

      新绛钟楼、鼓楼、乐楼是国内罕见的古代礼仪性建筑群，其“三楼并峙”的空间格局、独特的建筑形制、丰富的功能特色，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的高超智慧。其中，乐楼作为明代双层戏楼，其上下同时演戏的设计更是国内仅有，成为绛州古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三楼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礼仪、建筑工艺、戏曲文化的重要样本。

       山西新绛县古县衙（绛州大堂）的规格明显高于一般县衙，令人费解，从建筑形制来看，它采用面阔七间的设计，而普通州衙正堂通常为五间，这种僭越现象在古代非常罕见。根据当地的考古发现也证实该建筑自唐代设立以来历代沿用，现存为元代重建遗构。

      造成这种特殊规格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新绛县衙在历史上具有极高的行政地位，曾作为唐代的“帅正堂”和清代的直隶州衙署；二是其建筑采用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特有的“大额式”结构，这种工艺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效果；三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存完整性和历史价值也得到了专业认可。

      站在绛州大堂前，一种难以言表的庄严肃穆扑面而来，三出的房橼前端是尖状的，感觉直刺人的内心灵魂，让人不寒而栗。新绛县古县衙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自隋开皇三年（583年）绛州治所迁至今此处，历代均在此设立州和郡级行政机构，是山西南部长达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时，此处为“帅正堂”，是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时名将张士贵设帐募军的场所，薛仁贵也正是在此投军，其历史意义远超普通县衙。清代雍正年间，绛州升为直隶州，管辖新绛、稷山等五县，成为区域行政核心，这种高级别的行政地位决定了其建筑规格需匹配相应的权威。

       古代官方的建筑规制比较严格，州衙正堂通常为五间，但绛州大堂面阔七间（东西长29.20米，南北宽15.40米），这种“僭越”现象在全国州衙中极为罕见。这种高规格形制是唐代奠定的，始建于唐代，现在的建筑为元代重建遗构，但保留了唐代的建筑基因，如唐代柱础石，各个基座，甚至是大堂前的石狮子，却都是唐代的，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鼎盛时期，其规制本身就高于后世；况且清代绛州由县级升为直隶州，相当于省级以下的“准省级”行政单位，其衙署规格可适当突破普通州衙的限制，以彰显其区域管辖的权威性。

      绛州大堂的建筑风格粗犷豪放，造型朴实，集中体现了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特有的“大额式”建筑工艺，这种工艺是其规格高于普通县衙的关键技术支撑，具体体现在为扩大室内空间，内柱大量减少，仅保留后槽内柱四根，通过“移柱造”调整柱位，使空间更开阔。采用“前檐与后槽大额法”，外檐大额贯通七间，后槽大额贯通五间，用通天立柱支撑，梁架结构雄浑有力，这种工艺在山西韩城、河南豫西北地区常见，但绛州大堂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梁柱多为原始材料剥皮稍加砍削而成，无统一规格，保留了金元时期建筑“重功能、轻装饰”的特色，与明清时期精细的木作工艺形成鲜明对比。

       绛州大堂不仅是行政中心，也是廉政文化的象征。堂内北壁嵌有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刻制的《文臣七条》碑，内容为宋真宗赵恒御制的“清心、奉公、修德、责实、明察、劝课、革弊”七条廉政准则，是古代为官的重要警示。这种文化内涵的注入，使绛州大堂超越了普通建筑的功能，成为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载体，其规格也因此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

     山西新绛县古县衙（绛州大堂）的高规格，是历史地位、行政特权、建筑工艺及文化传承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是唐代以来山西南部行政中心的实物见证，也是金元时期建筑工艺的杰出代表，其“僭越”规制的背后，是中国古代区域行政权威与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这种规格的独特性，使绛州大堂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衙署建筑与文化的重要样本。

       与这些古老建筑配套的还有很多的牌坊，每个牌坊上都有“修德”“奉公”等谏言真语，使整个建筑群和谐统一，相得益彰，让人观看后有意境，有深思。

      我站在这些古老的建筑前，除了对古代建筑的深深折服，也对绛州这片古老又崭新的土地平添了更多的兴趣，为我国古代的建筑风格与古代官场的办公形制，留下了丰富的实例，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留下了丰富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