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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周至县解放初期的那些事儿》系列续篇,以详实史料聚焦解放初期周至发展生产、扫盲教育、宗教改革三大关键工作,真实还原百废待兴之际,新生政权带领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经济、普及文化、规范宗教秩序的艰辛历程。文章以数据说话、以史实为据,既记录了连年灾荒、文盲遍地、宗教复杂的严峻局面,也展现了干部群众同心克难、兴学育人、涤荡旧弊的实干担当,为留存周至地方史、传承红色初心留下珍贵印记。读之可见时代之艰、民心之向,更能感悟基层治理与民生建设的初心本源。

周至县解放初期的那些事儿(连载五)
文/任齐斌
发展生产
周至县是传统的农业县,农业人口占98%。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事,市场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经济凋弊,百业待兴。加之水利长期失修,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生产机具落后,抗风险能力低下,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1950年,全县夏季遭受虫灾,秋季又遭受水涝。北六屯村因雨地面积水2至3尺,造成全村112户中93户346人、738亩土地受灾。
1952年,全县12万亩小麦又遭受吸浆虫危害,严重地块每亩只收50斤。7月底,大雨连续5天,山洪暴发,洪水越堤,8个区18万亩土地被淹没,减产50%以上。仅耿峪河就发生水灾冲毁庄稼7次;第八区桥北堡北滩182户3121亩土地中2239亩庄稼几乎绝收。全县缺粮3000余万斤,缺粮6个月的达80%。
区乡干部全部下村摸底调查,贯彻生产救灾政策,克服听天由命的悲观情绪,组织群众互帮互助,活跃农村借贷,召开富裕户座谈会,借出粮食8.7万斤,人民币1200万元;干部募捐救灾款3800万元;县政府发放救济粮1.6万斤,借贷小麦823市石,人民币16万元。
1953年春季,为解决少数农民缺粮问题,政府发动农民搞副业、挖药材,出外做工17836人,组织受重灾的1200人去咸阳机场做工。全县共借贷粮食356石,人民币1929.48万元,发放救济粮20.1万斤,基本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问题。
在工商企业方面,1949年周至县只有3个小型工厂,手工业从业人员330人,年产值21万元。1952年工业得到大发展,一年的总产值是解放前7年的总和,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扫盲教育
解放前学堂里全部是地主豪绅子弟,广大农民子弟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90%的群众不识字。
1949年,全县开办县立初级中学、县立武成中学和私立青化农职3所中学,完全小学30所、初级小学268所,共有6316名学生。1950年全县开办小学304所,学生13630人,入学率60.5%;中学2所,学生723人,毕业346人。1951年学生增加到16927人,学校大门逐渐向工农开放,适龄工农子弟纷纷进入学校学习,初中学生达到1233人。
与此同时,为培养合格的教师,提高在职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初中教师58人、高小教师278人、初小教师278人启动了中、小学教师进修工作。组织教师学习老解放区和苏联教育理论、教学经验;引用苏联“五级记分制”,全面推行“五环教学法”(即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课、巩固旧课、布置作业)。
1952年,全县964名干部中文盲和半文盲116人,职工956人中,文盲和半文盲817人。为了扫除县、区、乡干部中的文盲,周至县在县城西大街成立县职工业余学校,开办2个班,推行速成识字法,总学习时间在150至170小时之间。1953年7月,分两期,在哑柏、终南、祖庵三镇混合成3个班级,扫除文盲182人,每人识字超过一千个。1953年,全县办职工夜校88处,职工入学4545人。
1950年,全县农业人口255678人中,青、成年文盲和半文盲85%。 11月5日,周至县成立冬学委员会,农村以冬学班为主,全县开办的冬学班有292处,学员15394人。1951年设598个教学班,学员48626人。1953年转为民校314处,学员21184人,其中脱盲3886人。次年,全县文盲入学30787人。脱盲群众写诗赞扬说“社会主义花最香,村村社社办学堂,个个上学把书念,人人提笔写文章。”
宗教改革
周至县共有5个主要教派,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宗教信仰复杂,庙宇和信徒众多。
1949年佛教教徒67人,其中和尚63人、尼姑4人。分布在9个乡,12处寺庙,土地1400亩。
1949年道教教徒250人,最多的楼观台就有道士140人。其余的分布在7个区、14个乡、36处道观。有土地1700亩,出租1300亩,收租8万余斤。1952年有道士142人,分布在9个乡、22处庙宇。
1949年有回民54户,伊斯兰教徒284人,在县城北门巷有清真寺3间。
周至天主教区是主教所在地,解放前还有2个西班牙传教士,直属罗马梵蒂冈领导,辖兴平、武功、扶风、眉县、周至、户县,共有教徒2万余名。周至县有总堂1所,分堂41所,主教1人,副主教1人,神甫18人,会长107人;教堂57座,教民1832户,10027人,占全县总人口2.5%,分布在10个区,65个乡、130个村,以黑河为界,仅东五区29个乡61个村就有教民954户5196人。
基督教解放前在周至县有长老10人,教堂10座,教徒1285人。1954年信教415户,教徒820人。
在天主教、基督教里窝藏有反革命分子,1950年开始发展圣母军。1952年9月,在逮捕圣母军反革命分子时,搜查了35处,查出的罪证有黄金62两,银元582个,炸药1箱,炮弹2发,枪支、子弹17个,反动文件2份,反动书籍687本,伪证件6个,圣母军经、歌4个,日记58本,账本1个,约据208张等。
根据省委指示,周至县在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三个教派开展改革,打击了一批披着宗教外衣的坏人和反革命分子,对广大教徒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民主和阶级教育。天主教周至教区主教高正一,副主教张仲孝及240名教友代表于1950年1月28日,发表了革新宣言和告教友爱国运动书。各地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宗教改革政策,召开控诉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大会,神职人员和1788人办理革新签名,占成年教民的62%。1953年9月10日,取缔圣母慈爱祈祷会21个支会,87个骨干分子和619个会员声明退出圣母军,对3个骨干分子根据罪恶大小,分别给予管制。
婚姻改革
周至在解放初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强迫婚姻、买卖婚姻、早婚、重婚、纳妾、收童养媳、寡妇不准改嫁等封建婚姻习俗仍广泛存在。解放前12岁就被父母包办订婚,彩礼旧币一百万元以上。有个村26个老光棍没有结过婚,5个地富却娶了21个女人。1951年调查,仅哑柏、尚村区两年里发生婚姻案件124起,其中自杀、谋杀死伤33人。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周至县绘制模范家庭和夫妻连环画13副,在县城举办了6天的展览,5459人进行了参观。印刷320份黑板报宣传资料,下发婚姻法宣传要点800本,婚姻法讲话600本,办婚姻法宣传手册52期,成立了2个宣传小组、下乡放幻灯片、图片等进行宣传,47700多人观看。
禁烟肃毒
解放前,军阀吴新田驻军为了征收高额军费,强迫农民种大烟。1949年人民政府明令禁止烟毒后,一些二流子恶习不改,继续吸食。周至遗留的烟毒数量较多,个别富裕家庭隐藏烟土多达1000斤。加之烟贩从甘肃等地偷运至境,周至又是烟毒横流。
1952年8月,成立周至县禁烟委员会,在公安局设立禁烟肃毒办公室,组织烟民及家属以亲身遭遇控诉鸦片的罪恶,县公安局对吸毒者建档监管,一度打击了毒贩的嚣张气焰。
经过四个多月的集中整治审理,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240件。1952年发生烟毒案件89起,破获69起,逮捕拘留、处理烟犯74人,收捕烟毒犯32名。收缴鸦片200余斤,烟具700余件。次年8月,开办戒烟所,对60名吸食者进行隔离治疗和劳动教养,使其改变恶习,从而结束了鸦片毒害周至百年之久的历史,深受广大群众的称赞。
“三反”“五反”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 “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1952年2月2日,县委书记冯治权在县级1000多名干部会议上做了“三反”动员报告,会前就有18人自动坦白,会后有3人上交了贪污材料。当会报名检举的就有125人,运动期间收到检举信件千余件。其贪污方式多为开白条子、私藏公粮,受贿敲诈、涂改帐目,以多报少、私吞毒品等。如一区某个乡长参加工作三年来,贪污受贿24次,达309.4万元(旧币),其中有80﹪以上是接受地主贿赂。

“三反”运动进入以清查重大贪污分子为主要内容的“打虎”阶段时,收到检举信件达400多封。新暴露贪污分子44人,新交款6000多万元,县委统一领导“打虎”斗争,各单位普遍采取大会压、小会挤、交任务、定期限,“怀疑就打”的方法。
参加三反的干部共761人(内有党员86人),其中有贪污行为的424人(内有党员50人、团员70人,科长、部长5人)公开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思想。运动共查出贪污人民币72200万元(旧币),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下者332人,十万以下203人,百万元以上者52人;千万元以上(老虎)40人(内有党员6人)。
在“三反”处理阶段,判处贪污分子41人,撤职2人,机关管制一年2人,有期徒刑3年1人、两年1人,劳改两年2人。对共产党员犯有错误的83人,按照轻重分别给予党内劝告4人,警告5人,开除党籍5人。在追脏洗污的号召下,贪污分子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出了退赃计划。
10月20日开始,在区乡317名干部中开展“三反”运动,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向10个区派驻工作组,帮助农村开展“三反”运动。揭发出697个贪污分子,有区乡干部、村农会主任、人民代表、民兵队长等主要村干部和管钱、管物的人员。11月14日,农村“三反”运动结束。
1952年1月,周至县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五反”(反对行贿受贿、反对偷税漏税 、反对盗窃国家财产 、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场运动从1952年3月开始,到7月底结束。
1952年3月,县委召开工商界劳资双方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不法工商户违法犯罪行动。每天都会收到数十件检举材料,检举揭发出多家商号转移棉花、小麦,私吞大烟土、做假账、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五反”运动,对千余名干部和工商业者进行检查。查出违法户11家,偷漏税12.5万元,盗窃5.45万元,全部补税退赃、坦白改错。在处理过程中,除对个别情节极其严重的予以法办外,一般只令其在在群众面前坦白认罪,退赃补税,在工商业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作者简介:任齐斌,周至县四屯镇东风小学原校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周至县作协常务副主席。周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13、14、15届委员,周至县文化研究中心分中心主任,周至县李二曲关学思想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