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连载聚焦周至解放初期关键历史节点，作者以以详实的史料、清晰的脉络，再现那段特殊时期的社会风云与时代印记。一段往事，承载一方历史变迁；一段记述，定格特殊岁月印记。作者以严谨的纪实笔触，梳理地方历史细节，让尘封的往事清晰再现，既为读者揭开解放初期周至社会治理、生产发展的真实面貌，也让我们在回望历史中，铭记过往、汲取经验，读懂地方发展的艰辛历程。

周至县解放初期的那些事儿（连载七）
文/任齐斌

涝峪暴乱

1957年夏收前，秦岭北麓周至与户县交界的涝峪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乱。暴乱头领张春有只有26岁，原是山阳县娘娘庙乡兰字山村人，从小给国民党军官岳某当勤务兵，后随岳某落籍周至县青阳乡。张春有在1956年利用烧香拜把的手段，纠结温永才（周至县永安乡黑龙沟人，时年33岁）、夏文周（周至县永安乡黑龙沟人，时年26岁）等人，拉拢一部分对合作化不满的人，在王志长家用白布制作了“中国人义救命军”符号170多张，并写了成立“中国人义政府”文告两张，加盖了由张明轩用肥皂刻制的印鉴，制定了行动计划，分工抢夺当地民兵及乡的枪支、弹药，后到县公安局抢夺枪支和抢劫银行，再与眉县、周至、武功等地暴徒会合，然后进太白山打游击。

5月17日晨，涝峪山口被一群暴徒武装封锁，峪内暴乱首要分子杨高山带领20余人，劫夺了周至县永安乡副乡长的步枪1支，又在东岳庙抢走民兵步枪7支、子弹65发。暴乱骨干分子王德录和另一伙暴徒冲进周至县永安乡乡政府，抢去七九步枪两支，子弹200余发，烧毁了乡政府牌子，砍倒电杆，割断电线，带走电话机。其时永安乡乡长张少谋正在坪上召开社员会，暴徒们赶到会场，苗永华穷凶极恶，一枪将张少谋打倒在地，子弹穿过前胸，血流不止。另一股暴徒抢夺周至永安、户县涝峪两乡民兵步枪15支，土枪6支，子弹630余发。下午，众暴徒齐聚三道河，每人带上写有“中国人义救命军”的白布符号，定口令为“成功”。暴乱首领张春有带领被裹胁的200多名群众冲向涝峪口，砸破供销社分销店门窗，大肆抢掠，抢去毛巾、球鞋、手电筒、中华烟、饼干、烧酒等大量物资。然后率众沿山边向甘峪窜去，一些被裹胁群众乘夜色悄悄脱离，到达火坡梁后，张春有清点人数时只剩下36人，他将这些人编为4个班准备与政府对抗。

涝峪暴乱引起陕西省委极大重视，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省长紧急会议，成立以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步林、省军区警卫团团长姚廷珍及周至县副县长李少棠组成的剿匪领导小组。同时，周至县委书记张景文、户县县长张鸿儒各率30余人的工作团深入山区，开展宣传，发放救济款，安定群众情绪。5月19日，省公安部队、民警两个排、74团1个连、安康民警两个连，周至、户县民警共240人，分南北几路进入涝峪，进行清剿。暴乱首领张春有仓惶组织还击，但这伙乌合之众一触即溃，丢弃枪支、电话机和其它物品，仓皇翻山越岭向深山拼命逃去。白天躲在密林里，以漆树叶、野葱充饥，雨淋肚饿，狼狈不堪。7月29日，暴乱首领张春有逃回老家山阳县，被公安干警抓获。8月3日，最后一名暴乱骨干分子温永才落网。

涝峪暴乱参与者共168人，其中周至县76人，户县60人，宁陕县12人。中共周至县委对这次参与反革命暴乱的胁从人员、自首人员及罪行较轻、有立功表现的人员，采取了宽大处理，经教育予以释放。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13日和18日两日对其中25名罪犯进行了公开审判，依法宣布主谋和领导者张春有、杨高山、苗永华死刑，王志长、温永才、夏文州死刑，缓期2年执行，张明轩、王得录无期徒刑，肖明堂等8人5至20年有期徒刑。1957年12月1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在户县县城西桥下召开了公判大会，周至和户县的两万多群众参加了大会。宣判后，3人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涝峪位于周至、户县、宁陕三县交界处，属完全山区，山大林深，交通不便，地形复杂，归属不一。涝峪南北长百余华里，东西宽处也有四、五十华里。人口居住分散。周至县永安乡在涝河西岸，辖涝河支流的西河及涝峪以西的甘峪，有农户312户1213人；涝峪川底大部属于户县涝峪乡管辖，有农户342户1343人。两县两乡共有农户654户2556人。通过这次事件，两县均感到涝峪内由两县管辖，犬牙交错，十分不便，经报省政府决定，从1958年1月起，将周至县的甘河，祖庵、青阳、永安4乡划归户县管辖。

跃进运动

1958年1月17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农业、工商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展“大跃进”运动，争取1958年实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大增产、大丰收。在农业生产和其他战线上，出现了“大干快上，一天等于二十年”“放卫星、坐火箭，粮食亩产超千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气死天，吓死神，实现指标全靠人”等口号。

1957年冬至1958年春，为了实现这些“高产指标”，首先开展声势浩大的积肥运动，由年初要求的每亩积肥500担，到7月跃到每亩5000担，全县积肥35亿担。到8月份有的乡甚至要求每亩积肥1.5万担，追肥1万担。后来又掀起深翻土地运动，10月8日至11月5日，全县大搞深翻土地突击运动，各地领导搞的高额丰产田94660亩和试验田2857亩，深翻达3尺、5尺，有的深翻耕地六七尺，有的在平地修土丘以增加耕地，全县深翻土地44.2万亩，占应深翻土地面积的96.45%。由于抢时间、赶进度，普遍弄虚作假，耕作粗糙，打乱了土壤层次，造成麦田出苗不齐、且苗黄苗瘦，得不偿失。但是，所谓的“卫星田”虚报亩产万斤。加上大批农民被抽去大炼钢铁，使丰产的庄稼不能收回，粮食总产量由1958年的102090吨降至1961年的78810吨。

青化乡的干部，在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当夜组织、发动社员，冒雨敲锣打鼓到乡政府，要求成立人民公社。8月25日至9月上旬，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全县建成9个人民公社，入社58700户，占总数的99.4%。9月10日，县委宣传一夜实现人民公社化，伴随公社化高潮，一些人盲目搞农业生产“大跃进”，不切实际地搞“一大二公”，加上旱涝病虫灾害，粮食减产878.5万公斤。1960年周至农业生产下降到50年代的最低水平，农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至1958年8月底，全县一哄而起，盲目新建厂矿3000余个，其中很多工厂其实只是两三个人、一间茅草房。次年经过调整，95％停办。在此期间，全县停建小铁路、渭河木桥、西骆峪水库、周佛公路等工程，精简下放干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由1960年的64个，调整为1963年的30个。工业总产值由1960年的980万元降至1963的341万元。 

大炼钢铁

按照陕西省安排，周至县、武功县、眉县成立了大炼钢铁联合指挥部，三县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指挥。12月27日，三县联合在周至县城召开了县、社、队三级干部大会，动员安排炼钢炼铁工作，全面部署钢铁大会战，打响了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

三县工、农、商、学、兵齐上阵，数十万大军日夜突击，开展评比竞赛活动。机关单位全体干部入队抓点，上秦岭深山老林查矿、找矿、开矿；下渭河、黑河、沙河等浪铁砂；各生产队组织人员收购废钢烂铁；学校组织勤工俭学。街道旁、农村空地、河流岸边，山上山下到处都在砌炉炼焦、制煤球、运干柴、浪铁砂、运石料。仅三个月，三县建成土高炉2502座，自风炼铁炉483座，炼钢炉15座。9月30日晚，眉县炼铁厂一号土高炉炼出第一炉铁，7小时产铁160斤。到年底，周至县找到矿点103处，三县共炼出生铁217.88吨，烧结铁138.84吨（其中周至生铁15.69吨，烧结铁46.43吨，占分配任务的7.4%）；炼钢共80.77吨（其中周至炼50.94吨，占分配任务的58.6%）。周至、武功两县相隔渭河，交通运输不便。周至因有秦岭木料资源相对充足的优势，负担渭河架桥的木料，武功靠近渭河，出了大量劳力，昼夜奋战，七天修好了渭河临时大桥，解决了矿石和木材的运输问题。

周至“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全县突击建钢铁厂100余个，炼铁炉3000余座，炼生铁1115吨（实为烧结铁）。建起炼铁高炉118个、土高炉1758个，9月24日，在县委的号召下，各级领导带领群众日夜奋战，反复试炼。矿石来不及供应，就动员群众将铁锅、铁床、铁门、铁栏杆等钢铁器具献出来砸碎，作为炼铁的原料。砸烂碑石用以烧石灰，砍伐大批树木用以代煤炭。10月13日，周至一中全体师生连夜冒雨苦战，盘起了“教工炉”“穆桂英炉”“青春炉”17座。满山遍野，人声鼎沸，炉火通明，浓烟冲天。

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过量地开采矿石，在燃煤不足的情况下，乱砍滥伐大量的树木，破坏了生态平衡。很多农村只剩妇女和老人从事农业生产，致使丰产的秋季农作物因无人收获而大量烂在地里，不少地方没能完成秋种任务。有些学校也盲目办工厂，停课生产，极大影响了学业。工厂的遍地开花，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1958年12月基本结束。1960年钢铁厂下马，炼铁炉报废。

骆峪水库

骆峪河发源于太白山北麓，一路汇集了9道山脉的溪水顺流而下，由于谷口开阔，成为建设水库的当选之地。1958年11月，西骆峪水库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开始修建。周至县仅1959年春季就投入劳动力一万多人，用镢挖锨拆、车推担挑，石夯槌压、碌碡碾轧等人工作业，基本形成了水库的雏形。

1961年8月因故停建。1968年冬又开始续建，至1970年7月竣工。经过12年奋战，水库先后总投资464万元，投劳102.5万工日。才筑起周至县最大的人工大湖。水库建设时期，没有设计资料，库底砂卵石层厚10—133米，渗漏严重，先后对水库底部进行了黄土铺盖防渗、塑料薄膜防渗。对大坝的迎水坡、坝背坡进行了砌护治理。

西骆峪水库枢纽工程主要建筑物是碾压式土坝、溢洪道、输水涵洞及滚筒闸门。大坝坝顶高程为 585 米，顶宽 6 米，底宽 210 米。坝高31米，坝长820米。水库占地南北长1500多米，东西宽600多米，面积达887.7亩，库容量设计23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 6.99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4.53 万亩。由于水库防汛设计洪水标准为50 年一遇，汛限水位定为 578 米，多年淤积，有效库容只有 220 万立方米，保证灌溉面积只能达到 1.25 万亩。西骆峪水库是集灌溉、防洪、蓄水、旅游、水产养殖于一体的综合工程。灌区东至马召镇，西到海子沟，北到仰天河水库灌区与黑惠渠灌区相连。同时还肩负着骆峪、广济、马召、二曲、辛家寨、富仁、侯家村7乡25 个行政村；3.9 万亩农田；5.2 万人的防汛安全任务。 

治理渭河

渭河在民国以前无固定堤防，常常泛滥成灾，冲毁大片良田，给沿河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

1957年12月至翌年3月，县委动员民工修郑村号防洪工程，修丁坝27座，砌石和沉捆护岸277米。1959年9月至1963年4月，民工修梁家滩防洪工程，修丁坝10座，砌石护岸241米，修防洪堤2800米。

1963年4月至1965年底，国家投资88万元，县委按基本建设修筑联兴、裕盛防洪工程，修丁坝133座，砌石护岸5365米，修防洪堤4415米。    

1966年2月，国家投资基建款35万元，由周至、眉县协同修柳林、联庄段渭河防洪工程，修丁坝62座，防洪堤3700米。10月至翌年5月，国家投资8万元，按基建要求修柳林号段防洪工程，砌石护岸3500米。次年国家投资45万元，修建防洪工程，砌石护岸5000米。

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治理了渭河重点险段。初步控制了渭水南泛，保护了河岸田园。 

万人治山

周至县山区且均为荒山、丛岭、陡坡。周至县境内山大沟深，山区耕地零散、块多、大都挂在山腰，属于跑水、跑肥、跑土的“三跑田”，亩产一般都仅有100多斤。据测算，大量的水土流失，不仅使山区植被破环、粮食减产，而且使山外不少农田、河流、村庄遭受洪涝灾害，造成严重损失。1957年7月，山洪暴发，各河涨水，黑河洪峰流量达3320立方米/秒，冲毁河堤，沿河的13个公社和2个管区82个大队、376个生产大队、110057人受灾；因灾死亡21人；受灾农田9万亩；冲毁农田2万亩；房屋倒塌3798间；毁路15.3万米；浸泡小麦种籽120余万公斤。

1958年7月26日发出了县委发出《关于万人治山，开展群众性找矿的倡议书》，利用学校放暑假组织周中学生100名，经短期训练，进山找矿，筑坝造田，结合治山工作，大搞综合性群众运动，以便短期内收到效果。群众说：“如不去治山，年年被水淹……”骆峪乡率先行动，精壮劳力全部参加治山，各单位都先后组织人力进山栽树，修坝造梯田，万人治山工程几乎年年搞，年年轰轰烈烈。

万人治山共建梯田129610亩，修拦截堤坝202530处，沟道修护坎300多处，综合治理河道3329处，引水上山5000米，控制水田流失面积363.5平方公里，修筑山区公路6条，13.1公里，修简易公路44条，建成连接山区、乡村的公路网。新修桥梁16座，涵洞145处，建水电站44座。治理了水患，改善了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治山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实行“八包”“十包”等，即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教育医疗等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在全县农村掀起大办食堂的热潮。到1958年底，周至县农村共建公共食堂3244个（常年2871个，农忙373个），入食堂农户75258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1.8%。

开始，农村公共食堂由专人管理灶务，精干妇女轮流做饭，一天三顿按时吃饭，一周之内有米饭、面条、蒸馍、搅团等农村常吃的便饭。人均每天一斤二两粮，凭票吃饭，月终结算，节约归己，一般人家够吃有余，有的人多打些，别人也没意见。没过多久，放开肚皮吃饭的方式难以为继，粮食标准大减。1959年，农村公共食堂纷纷解散。夏忙后，全县仅存3个公共食堂。县委多次召开会议，重新布置恢复农村食堂，但阻力很大。为了推动工作，9月27日，县委在楼观公社北司竹生产大队召开现场会，公共食堂逐渐恢复。到10月中旬，全县共恢复食堂926个，入食堂农户和人口分别为32.1%和15%，但开初的气象已荡然无存。随着粮食日趋紧张，人们吃不饱、吃不好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一个社员一天中午到食堂领饭时说“食堂好比一枝花，一顿比一顿吃得瞎”。各食堂和农户人均每月用粮控制在25斤以下，成立节约用粮办公室，集中抓粮菜保管，计划用粮，推广代食品，千方百计共渡难关。1961年春，全县缺粮更加严重，各公共食堂开始大搞玉米芯研磨淀粉、挖菜根等，许多社员开始以米糠、树皮充饥。6月，公共食堂因群众认为弊多利少而全部解散。

整风运动

1959年9月中旬起，周至县委在全县开展整风运动，先后参加整风1298人（县级596人，公社702人）。集中批判了“公共食堂、供给制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等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对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分类排队，清查出有右倾情绪的484人；严重右倾思想88的人。重点批判了25人， 19人受到撤职等党纪、政纪处分。10月24日，在132人教职员工反右派运动中，暴露右派分子8名，占全县整风运动的6.1%，使一些敢讲实话、真话的党员干部受到打击。

1959年11月中旬，选派100多名机关干部，对全县1462名地主分子、368名富农分子、467名反革命分子和115名坏分子进行了评审。

开展救灾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倾”和新一轮“大跃进”运动，使经济形势发生了大的波折。农业生产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的瞎指挥，农作物连续大面积减产。全县粮食总产量从1958年的2137193万斤下降到1959年的 18141.8万斤，总产量减产32301300斤；亩产从1958年的234.8 斤下降到1959年的 206.1斤。

从1959年到1961年，周至连续三年出现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人民的日用品供应匮乏，市场萧条，黑市粮食以及副食品价格暴涨，粮油、蔬菜、副食品极度缺乏，严重危害群众的健康和生命。特别是在农村，绝大多数食堂一天只能供应两顿稀饭或菜汤，不少城乡居民及在校学生出现浮肿，全县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死亡率明显增高，人民群众陷入严重的灾荒中。

1960年旱、涝、病、虫等灾害接连发生，夏秋两季农作物受灾面积69.24万亩，其中成灾的18.9万亩，粮食减产3991.19万斤。因灾死亡58人，死牲畜353头，倒塌房屋500间。针对灾情，中共周至县委组织20余万人参加抗灾保苗、改种、补种，加强田间管理。给2600人发放布证4万尺，棉花4500公斤，全年发放社会救济款3.3万元。1961年，周至县连续遭受两旱两涝，粮食减产1530万斤，因灾死亡44人，死牲畜253头。县委发放救济款3.7万元，供应口粮7896户23470人，发放救济棉布6.1万尺，棉花2245公斤，保证1114户5637人的过冬。还为1898户7896人治病，保证灾区群众有吃有穿，疾病得到及时治疗，稳定了群众生产情绪。1962年春荒，2.4万人缺粮，发生讨饭、拆房屋、弃婴、退学现象。县政府动员20余万人投入抗旱。发放救济款8.5万余元，布票12.3万尺，救济粮数百万公斤，棉花4670公斤。灾区群众情绪得以稳定，生产正常。夏收后又久旱，塬坡地夏至后才勉强播种。中秋后，阴雨连绵，难以成熟，其中颗粒无收1.5万亩。沿河由于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涝灾1.4万余亩。为了减少粮食消耗，全县遣送甘肃、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等省自流人口11609人。调整口粮310万斤，分6次重点发放。又拨救济款24711元，棉布2.2万尺，棉花350公斤，其中多半数照顾板房子等6个高寒山区公社，其余发给浅山区。年底，基本度过了灾害，生活开始稍有好转。

调整退赔

1961年4月5日，《六十条》规定，中共周至县委作出《关于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社队规模的决定》。除保留城关、富仁、五丈原、板房子4个公社规模外，将其余尚村、终南、楼观等23个人民公社进行调整。从此，全县由13个人民公社调整为33个人民公社，成立中共首善地区工作委员会，辖上青化、横渠、五丈原等12个公社党委，缩小社队规模，确定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周至县从1961年4月16日，生产大队由原来的341个调整为482个，生产队由原来的2356个调整为2752个。

正确贯彻“六十条”，及时对“一平二调”的账目进行清算。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瞎指挥等生产问题。各级都存在刮“共产风”，其中省级在我县有8个单位，县级机关有19个单位，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没有一个不刮共产风的。全县刮“共产风”乱调劳动工日达1937655个，土地45960，亩企业4个，房屋34942间，粮食1377247斤，耕畜1057头，车辆410辆，农具79115件，建筑材料367158件，家具120507件，猪1737头，羊980只，鸡鸭等家畜60只，其他物品688292件，共计4655120件，价值达6221180元。在“一平二调”的清理退赔工作中，全县清理退赔4408946件，其中省级在我县平调了28399件，已退赔了12638件，公社级共平调了892914件，清理退赔744306件，生产队级平调了1790423件，清理退赔了563721件。  

甄别平反

中共周至县委从1961年10月至1963年底，对反右倾整风运动、“三反”运动、其他各项运动和平时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张、麻反党集团”以及农民、学生等7541人的情况进行甄别。对于批判处理的3822人，甄别定案3553人，占确定甄别人数的93%，其中脱产干部党员甄别572人，占确定甄别对象2093人的96.4%；一般党员已甄别160人，占确定甄别对象184人的86.9%；学生甄别27人，占确定甄别对象的100%；社员、工人、医生、营业员等甄别642人，占确定甄别对象694人的92.5%；不脱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学生已甄别1973人，占确定甄别对象2786人的77%。

属省、地委审批的7个案件，批准定案3件，占43%。属县审批的196个案件，审批结案42件，占报送审批案件的21.4%。从3553人的甄别结果看，属原批判正确或基本正确的1442人，占40.2%，原批判处理部分错的964人，占27.1%；原批判处理错和基本错的1160人，占32.6%。

在甄别平反的案件中，属于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批判处理的462人，其次是1960年新“三反”运动中，受批判处理的5045人，已甄别结案5008人。平反和纠正了17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农民的冤、假、错案。改正了1211户错划的地主成分。对1286户经过劳动改造，遵纪守法的地主、富农摘掉帽子。对1957年全县被错划的53名右派和外地转回的35名右派均予以改正安置。

学习毛选

1963至1964两年时间，全县群众购买《毛主席著作》单行本14704本，仅1965年上半年就发行《毛主席著作》9506册，主席像22775张。1965年11月，周至县加印发行《毛泽东著作》15万册，群众自发购买和上级下发的《毛主席语录》使领导干部和教师人手一册，每个家庭最少一本毛主席著作。

1966年，各级党委、各机关、各部门都积极开展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泽东著作的活动。仅全县团员、青年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1760个，有3万余青年参加了学习。中小学成立了130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90%以上的大队、生产队都建立了学习小组，在农村经常检查背诵毛主席语录情况。10月10日，哑柏公社在昌西大队举行背诵毛主席语录比赛，20个选手背诵语录1181条，个人背诵100条以上10人，50条以上6人，女青年王爱玲达到233条，其中含《为人民服务》全文等长篇。县报、广播站经常进行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开展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

四清社教

1963年5月，县委抽调了80名干部组成农村社教工作队，通过10天时间的短期集训，于7月13日进驻城关公社的各生产大队开展运动。1964年3月上旬，分成4个工作队进驻广济、马召、骆峪、司竹4个公社，发动群众，初步摸清干部情况和清账、清粮、清财、清工状况，查账核账以及生产情况。结合社教摸出漏划的地富672户；清理出政治及组织方面的问题654人，其中地主分子25人、富农分子19人、坏分子8人，一般历史问题102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292人、打击报复141人、反攻倒算60人。清理出思想有问题2485人；清理出有经济不清的8674人，其中：贪污盗窃2339人，贪污现金168981元、粮食粮票117925斤、皮棉2585斤、布证7525尺、化肥1867斤、劳动工日7841个；多吃多占5704人，多占现金46481元、粮食粮票16031.1斤、棉花4717斤、布证8004尺，其他631人；退出多分自留地372亩。副业上的单干风也得到了纠正，从而发展了生产，巩固了集体经济。

大队和生产队连选连任的干部6044名。不能胜任工作给处分的12人，其中斗争的4人、撤职的8人；党员干部处分的34人，其中警告6人、严重警告15人、撤销党内职务9人、开除党籍3人、逮捕1人。同时，开展了对敌斗争，处理典型案件120件，其中斗争16名、批判112名、法办3名。刹住了歪风邪气，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

集贤、尚村、富仁等地的社教运动进行的特别扎实，给县东片做出了榜样。另外，我县抽掉部分干部参加了长安细柳，三原嵯峨，咸阳周陵、定陵、北杜等地的社教运动。

周至县委在解放后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周至县的残余武装力量，肃特反霸、镇压反革命、取缔打击反动会道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进行社会改造和土地制度改革，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行民主改革，开展一系列整党整风运动，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期间经历了艰难探索与曲折发展的历程，取得了许多可喜成就。由于缺乏经验，加之受“左”的错误影响，也出现了许多失误，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成效，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通过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始终坚持抓生产，全县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大的影响，基本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指标均达到解放以来的最好水平，社会、文化事业也有了较大进展，城乡面貌有了较大改观，良好的社会风气逐步树立。

     作者简介：任齐斌，周至县四屯镇东风小学原校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周至县作协常务副主席。周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13、14、15届委员，周至县文化研究中心分中心主任，周至县李二曲关学思想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