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根》

糜向荣

2026年4月17日

今年三月，我应邀到赣州参加交控集团服务区充电桩建设的事宜。车过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八支队驻地，院子里立着几棵大榕树。我下了车，站在树下。

气根从枝桠间垂下来，褐色的，柔软的，像老人的胡须，又像未落定的雨丝。有些已经落了地，扎进土里，成了新的树干。有些还在半空中垂着，随风轻摆，像在找什么。还有些刚刚从枝头冒出来，嫩嫩的，尖尖的，不知道自己要长成什么。

院墙外，河边上，还有一棵更大的，远远看去，铺天盖地的绿荫，独木成林。

我在树下站了很久。

我想起许多事。

想起科威特沙漠里的测量仪。那是1985年，我二十六岁。那一年中国路桥中标了科威特的高速公路项目，江西路桥负责施工。江西省交通厅外经办将我从江西地矿局测绘大队借调到这个项目上，担任测量技术员。沙漠里没有榕树，只有风和沙。我们每天扛着仪器，在烈日下测点、放线、复核。那时候用的还是光学经纬仪，每一个数据都要靠眼睛读、靠手记、靠反复校核。三个月后，组织让我担任项目组的党支部书记和总工程师。一个搞测量的年轻人，突然要管整个工程，心里是慌的。但后来想，慌什么呢，无非是把每一个点测准、每一条线放对、每一个人安顿好。这和测量是一样的道理。

那颗珠子，是在科威特的沙子里埋下的。那时候不知道，它后来会生根。

回国后，我回到省地矿局，干过测绘大队的分队长，干过彩印厂厂长，干过局地勘科科长。每一段都不长，每一段都认真。现在回头看，那些年像是在不同的土里试探，找自己该扎下去的地方。

1992年，我调到交通厅。从那以后，江西的高速公路从零公里修到了七千公里，我全程都在。

我想起2012年那个冬天。十八大刚开完，我在琢磨民工工资管理的事。那时候建设领域欠薪的事常有，工人爬塔吊、堵路、上访，年年有，年年头疼。我说，能不能用信息系统管起来？

有人劝我，这事敏感，涉及的人多、面广、利益复杂，弄不好惹一身骚。我说，正因为涉及的人多，才更要弄好。

系统设计的时候，我提了一个要求：不要叫“农民工工资管理系统”。那个“农”字，我不舒服。工地上干活的有下岗工人，有实习学生，有寒暑假打工的大学生，凭什么叫人家“农民工”？最后定名“江西省交通工程民工工资管理信息系统”——把“农”字去掉了，我坚持的。

系统做好了。实名制签合同，工资核算、公示、审查、银行代付，全流程在系统里跑。谁没签合同，系统亮黄灯。谁工资核算超时，系统亮红灯。谁克扣了、拖欠了，系统自动预警，信用记录建档。每个厅领导手里都有一个密钥，只有插上密钥才能看到最核心的数据。

这套系统后来在全省推开，又向全国推介。但让我最欣慰的，不是这个。是一个冬天，我在系统后台看到一笔迟迟没有确认的工资。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工头说，那个四川来的小伙子手指被钢筋夹了，在医院，手机摔坏了，没法点“确认”。我让人带着笔记本电脑去了医院。

还有一次，接到项目办主任的电话，说有民工闹访，说工资没拿到。我叫他查系统，认真核对每个人的支付记录。一查，每个人的工资都按时足额发了。后来才弄清楚，是包工头把民工的工资卡收走了。我说，这好办，请公安出面，这是侵占个人财产。消息传出去，闹访的人全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些包工头亏了本，或者想多捞一点，就花钱雇人来闹，五十块一百块一天，有些根本不是工地上的工人。我当初坚持搞实名制，防的就是这个漏洞。

那颗珠子，是在那个冬天串上去的。它叫“尊严”。

我又想起九江大桥。

那是有一年，基层巡查的同志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大桥一处钢桁梁的拉杆部位出现了裂缝。钢桁梁是老工艺，铆接结构的摩阻力大，热胀冷缩的时候，在螺杆部位把工字梁拉裂了。这不是小事。上面是公路桥，下面是铁路桥，公路一旦出事，会直接影响京九线的行车安全。

我得到报告，马上到现场，爬上爬下看了个仔细。回来就向省里报告，建议立即限载通行。以前允许五十吨的车过桥，在加固完成之前，不能按这个标准走了。

消息一出去，社会上有议论。有人说，以前能走现在为什么不能走？是不是管理不善？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有国家级媒体闻讯而来，扛着摄像机，要采访我。

我在应急指挥中心见了他们。那是老交通厅的楼，五六十年代建的，木楼板，走上去嘎嘎响。我说了一通。他们不满意，又到现场折腾了一天，第二天又回来找我，要做最后的定论。

我把桥梁荷载等级的技术标准拿出来，一项一项说给他们听。什么叫一级荷载，什么叫密布荷载，五十吨的坦克在战时可以五十米间距通过，这叫一级荷载。民用车辆怎么分布，限载的依据是什么，国标是怎么定的，部颁标准是怎么写的。他们终于听明白了。

但那个带头的记者还是不甘心，追着我问：那您的意思，之前那家媒体的报道是有误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也很年轻，三十出头的样子，跑了一整天，晒得脸发红。他背后那个扛摄像机的，已经放下了机器，在揉肩膀。

我笑了笑，说：刚才您知道了，我就不说了。

他又问了一句。我还是笑，不开口。

最后是那个扛摄像机的记者拉了拉他，小声说了句什么。他们走了。

那颗珠子，是在那个沉默里串上去的。它叫“仁厚”。

我想起那些年在基层跑的日子。

江西的高速公路，从零到七千公里，我一条一条走过。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农村公路，有些路段我比当地的养护工还熟。那时候江西的公路管养水平，在全国排倒数第三。我当路航管养处处长那十年，就干一件事：把每一条路管好、养好。

怎么管？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开会。我喜欢到一线去，到养护工区去，到道班去。

去了也不检查，就是看，就是聊。我问养路工，现在的活儿多不多？每天干得完吗？待遇怎么样？家里好不好？问完了，再去看看他们的工具、宿舍、食堂。

有一次，我在一个道班看到工人的宿舍闷热难耐。我问段长，段长说经费紧张，先紧着生产。我说，工人休息不好，生产能好？后来，道班的宿舍里装上了空调。不是多大的事，是心到了没有。

我也不是光给糖吃。发现问题了，我会把负责人叫过来，不拍桌子，不骂人，就问他：你看，这个事，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我们一起商量。他提不出，我提。他听进去了，改了，我就不再说什么。我从不追求“展示”自己的权威。权威不是展示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调理身体比动刀子难，但调理好了，他感激你一辈子。动刀子，他怕你一辈子。怕你的人，不会告诉你真话。

所以后来，不管哪个基层单位出了突发情况，他们会第一时间把电话打给我，而不是层层上报等指令。玉山那次山体滑坡，是县里的同志直接告诉我的。我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想对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灾害没有扩大，不是因为运气，是因为有人愿意第一时间告诉你实话。

那颗珠子，是在无数个道班的板凳上、在养路工的电话里串上去的。它叫“人心”。

我在八支队院子里的榕树下站了很久。

那些气根，有的已经落地成干，粗壮得认不出曾经是根。有的还在半空中垂着，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土。但它们都在往下长，都在找自己的方向。

我忽然明白了。

我这一辈子，做的事其实只有一件：在一个好的时代里，在一个好的组织里，做一条尽力往下扎的气根。

科威特的测量，是往下扎。2012年的系统，是往下扎。九江大桥的限载，是往下扎。基层道班里的那些谈话，那些商量，那些“调理”，都是往下扎。

组织是主干。我们是气根。我们从上头垂下来，在空中吸收养分——那是政策、是标准、是纪律。然后我们找到土——那是基层、是群众、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件具体的事。扎下去，扎稳了，我们就成了新的支撑。一棵榕树，气根越多，荫凉越大。一个事业，这样的人越多，根基越牢。

这些年，有人问我，你那些“珠子”到底穿在什么上头？我想，是穿在这条往下扎的根上头。

明天，我又要和我的好友朱向前将军去东湖小学。他去讲座，我陪同。他去讲什么呢？大概是讲文学，讲人生。那些孩子们，像一棵棵刚破土的小苗。我不知道他们能听懂多少，但没关系。榕树的气根，垂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土。但它只管往下垂。

总有一天，会有人在这片荫凉里，想起那些往下扎过的人。

不是我。是我们。

是每一个在这个时代里，认认真真往下扎过的人。

后记：今日与老师一席谈，蒙启发，将此前散落的思绪串成此文。老师问，你的心法是什么？我想了想，大概就是：把根扎下去，把珠子串起来，把荫凉留给走路的人。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