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自然人文景观的诗意长卷
——评唐荣尧散文集《青海之书》
郭茂全 /文
摘 要：唐荣尧善于写大历史、大文化、大景观，其散文集《青海之书》就是一部书写“大美青海”的“大爱之书”。《青海之书》是地理志、人物志、博物志共融的“汇通之书”，也是多角度展现高原自然人文景观的“五彩之书”。唐荣尧以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作家的多重文化身份，为自然山河立传，为区域人文代言，为王朝兴衰立史，为生命传奇立碑。《青海之书》呈现出一种视野辽阔、气象雄浑、气度恢宏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唐荣尧；《青海之书》；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艺术特征
唐荣尧善于写“大写之书”，其《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西夏帝国传奇》《西夏陵：王朝的见证》《王族的背影》《宁夏之书》《大河远上》《大地命名者》《出入山河》《黄河的礼物》《一滴圣蓝·青海湖》等皆为文化地理散文中的“大写之书”。“大写”的散文在内容上偏重于对历史脉络、地理全景与文化思潮的宏观把握，而非历史细节、生活琐事与个人情感的细微描摹。散文家唐荣尧为山河大地立传，为区域人文景观代言，为王朝兴衰立史，为生命传奇立碑，其散文创作呈现出一种视野辽阔、气象雄浑、气度恢宏的艺术特征。唐荣尧的《青海之书》（青海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是一本书写青藏高原的“大写之书”。
一
书写“大美青海”的“大爱之书”
《青海之书》（2024 年版）是一部书写“大美青海”的散文集。相比于《青海之书》（2012 年版）的五部三十章，2024 年重新修订出版的《青海之书》是结构谨严而内容宏大的“大写之书”。全书共有六部四十章，八十万字，七百余页。除第二部、第四部分别有六章外，其余各部有七章，每章又标注以一、二、三、四等作为标题序号，词条般叙写青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青海呀，在我面前出版了一部伟大的词典，上面依次摆呈着伟大、慈悲，高蹈、勇敢、爱心、神圣、辽阔等，像一颗颗恒星站在自己的地方。”① 散文集中的“石头上的岁月证词”“盐写给湖的白色情书”“蹄印唤醒青草的耳朵”“石头的呢喃或静默”“大河的童谣”“黑河离歌”“高处的王冠”“金顶下的菩提路”等诗意化的标题共同汇聚成“大美”画卷与“大爱”溪流。
《文心雕龙》有言：“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 ② 唐荣尧心怀文学理想，秉持“沿圣垂文，因文明道”之道，为“大美青海”孜孜写作，为“大美西部”著书立言。青海大地是一部博大恢宏的词典，《青海之书》则是唐荣尧献给青海大地的一部“大道之书”与“大爱之书”。对于读者而言，阅读这部八十余万字的著作，不仅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还需具备持之以恒的阅读“韧性”。在当下信息碎片化与叙事微观化的文化语境中，能够阅读煌煌巨著《青海之书》，无疑是读者对正在碎片化信息接受的积极反抗。
古今中外的散文家特别重视生活素材的不断“重写”。在“重写”中，作家旧地重游的岁月沧桑感与遇见新景观的惊奇感充盈于心并传达于文。随着时间的累积，唐荣尧的“青海之爱”也在不断累积，当然需要不断“重写”与“深描”。《青海之书》不仅记录了作者个人认知的演进，还折射出时代语境变迁对青海感知与理解的深刻影响。2024 年版《青海之书》是唐荣尧 2012 年出版的《青海之书》的修订版，是散文集《一滴圣蓝·青海湖》（2016 年版）的扩展版，也是诗集《青海》中“青海”长诗的散文版。“修订”于此便有了羊皮书般的“重写”与“复写”的意味。通过“重写”与“深描”，作家将“旧版文字”与“增补内容”有机融合，因此作品便具有了“两度”创作的特点，也就形成了意义叠加与互文生成。因此，《青海之书》能让读者体会到一种如同陈年酒曲与新粮共酿之后产生的独特醇香与丰富韵味。
散文作品的“重写”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散文家在新语境中的“重新体验”与“重新表达”。唐荣尧的“重写”并非书斋中的玄想，而是建立在持续不断的实地行走与深度体验之上。为了全面修订《青海之书》，唐荣尧“重游”“重走”了青海省域的部分山川大地，其散文中某一个地方景观，常常汇聚和叠加了作家与地方在多次相遇、相见、相知后的多重审美体验。唐荣尧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记者采访、2000 年初的青海支教、21 世纪 10 年代的祁连山环行、2018 年三江源考察、2020 年进入柴达木盆地、2021 年走进昆仑山腹地等都构成其与青海的不断邂逅与对话。“修订《青海之书》的这 10 年，我几乎年年都有这样的举动选择向西：足底依次飘过贺兰山、祁连山、青海南山、昆仑山和巴雅喀拉山的雪与云。”通过身体与地方的直接接触，作家获得了那些无法通过文献阅读获取的默会知识，而这种以身体为媒介的地方认知，使得《青海之书》区别于那些纯粹书斋中的文化地理书写。“我深信，对青海的任何一次认真书写，都不会过时。”多次“行走”于青海高原的经历，使得作家对青海大地的情感更加深沉醇厚，情感表达话语更加蕴藉隽永。可以说，“重写”既是永不过时的重新赋能增量，也是恒久情感的重新激活与再次激荡。
文学景观是丰富而多元的，“青海想象”的文学景观不仅有中国作家的想象建构，还有外国作家的想象建构；不仅有青海本土作家的想象建构，还有青海省外作家的想象建构等。梅卓的《走马安多》、龙仁青的《青藏的细节》、祁建青的《玉树临风》《瓦蓝青稞》、古岳的《谁为人类忏悔》《写给三江源的情书》《草与沙》《冻土笔记》《源启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诞生记》，以及曹建川的《出敦煌》、甘建华《西部之西》、辛茜的《高原野花》《我的青海湖》、李万华的《金色河谷》、朱立新的《大河上的故乡》、索南才让《牧道》等书写着“大美青海”的不同景象。可以说，“大美青海”永远期待更多作家的诗意想象与审美表达。唐荣尧为新时代读者提供了一种融汇历史、地理与行走的“大美青海”写作范式。
青海大地是“神性的高地”，对作家们发出“神性的呼唤”。“这种神性的呼唤悠长而清脆，让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文学家、探险家们从没有停止过对这种呼唤的响应。” “无论是探险者、科考者、朝圣者，还是求法者、经商者、征战者、学艺者，他们走过青海的背影，千姿百态，形色各异，留下的足迹、考证的成果或文字描述更是丰富多彩。”通过诸多人物的生命故事，《青海之书》呈现了一幅更为完整、更为生动的青海历史图景。唐荣尧以充满情感与哲思的文字，将青海高原描绘成人们“诗意栖居”的人文空间与精神家园，其《青海之书》是献给青海高原的一条洁白哈达，也是植根于新世纪散文园地的一棵长满大爱绿叶的蓊郁大树。
二
地理志、人物志、博物志互生共融的“汇
通之书”
《青海之书》是“地理志”“人物志”“博物志”的融合。在“地理志”意义上，《青海之书》对青海的山川、河流、风景都有详细的描述与记录。在“人物志”意义 上，《青海之书》中的每篇中都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代人物。具体人物如唐蕃古道上的和亲者、青海岩画的守护者、青海石油的勘探者、青藏公路的建设者、青藏铁路的设计者、高原花儿的演唱者、田地里青稞的收割者等，构成青海大地上的人物群像。
《青海之书》在写法上以地理为根基，以人物为支柱，以情感为灵魂，具有鲜明的创作风格。例如，在第一部分第一章“昆仑山的文身”中一开始便是一个盗墓贼“不准”的故事；第三章“孤绝的火焰”一开始就是一个名叫吐谷浑的部落首领的故事，人物故事与地理风物有机融合。第二部分第一章“大地命名者唤醒地下的黑金”是讲述石油勘探者葛泰生的故事。第二部分第二章“天路边闪光的地名”记叙驼场工人赵仲寿、建设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等。第三部分中花儿歌手马乌尕德、朱仲禄、格萨尔王传唱者觉如、守护可可西里的索南达杰、拉面师傅马福贵、凿刻嘛呢石的觉尕等，人物故事的叙述摇曳多姿，曲折动人。第六部是对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安特生、西部歌王王洛宾、著名诗人昌耀的描绘，人物性格、命运各异，作家的表现手法亦随人赋彩，形神俱现。《青海之书》的叙事视角自由灵活，依内容而变，人物的呈现中有第三人称的叙述，还有与“我”的交往的第一人称记录，还有人物与人物间的对话场景的还原。有学者谈到唐荣尧的散文《黄河的礼物》写作特点时认为其具有“敞开”“相看”“互融”的特点。③ 《青海之书》与《宁夏之书》 《黄河的礼物》 《大地命名者》等作品在写作风格上具有贯通性。
《青海之书》中的人物书写构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对话 ”既是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又是创作主体与其他主体话语相呼应。作品中所写的文成公主、薛仁贵等历史人物，或者书写的盗猎藏羚羊者王子龙、守护者索南达杰、《格萨尔王》的说唱者等现代人物，都是作家寻找与对话的对象。“当我寻找格萨尔的足迹出现在果洛州时，能感受到这里是格萨尔文化资源最富集、表现形式最独特多样、本真性保持最完整、说唱艺人最多、影响力最广泛的地区之一，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条古道，似乎都有格萨尔的影子。”第三部第一章“河湟枝头青铜嗓音”中的“花儿之子”朱仲禄的非凡人生，将聆听悠扬的青海花儿与讲述花儿演唱者的故事相融通。第六部第七章“青海的草香带到天堂”叙述诗人昌耀苦难而坚韧的一生。“一生落寞的昌耀总是在青海高地上，用一行行诗歌认真地填写着、丰富着自己的人生履历表，垒砌着一座高地上的诗歌灶台，守护着一座以白雪和青草合成的铠甲之城，凿通着一条诗意澎湃的诗歌大河。”这些高原人物故事始终洋溢着经由作家个体生命感悟而升华的历史情怀与生命哲思。
《青海之书》具有“博物志”叙事的特点。让自然“说话”、给万物提供展演的舞台是博物志书写的重要特点之一。唐荣尧讲述着高原上的“物故事”，其中不仅有对黄河源、澜沧江、通天河、黑河、青海湖的描绘，还有对候鸟、湟鱼、藏羚羊、藏獒、雪豹、藏熊、狼的叙述。例如，“青稞时间”中的青稞故事等就具有“博物志”书写的话语特征。“一粒出土的青稞，就是给枯燥的大地和死寂的空气发出的挑战书，就是向天空投去的一份关于生命与绿色的证书，也是一份向阳光和春雨发出的邀请函。”“青稞，在脱离母体走进谷仓的过程中一定忍受着疼，但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的是喜悦与幸福，是创作的灵感和丰富的生活。”作品堪称一曲青稞的赞歌，在作家笔下，青稞向大地报到，给蓝天请安，向耕种者递交希望，唐荣尧俨然成为高原诗意的发现者与表现者。《青藏的瓦蓝围裙》表现青稞酒的甘醇、青稞歌的悠扬，读来回味悠长，口有余香；《蹄印唤醒青草的耳朵》写高原牦牛亦具有“物叙事”的独特魅力。“野牦牛，是高海拔无人区中向极限条件挑战的最佳选手，是青藏高原上自由、高贵、悠闲的生命象征和符号。”“一滴牛奶，在化身为酥油后，是高原上无处不在的热与光，是雪域中无处不在的人生导师，也是这片辽阔大地上的基因和永远被恪守的密码。”中国作家的博物志写作常常将自然史、生命史、文化史、情感史熔为一炉。“彩陶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我像一枚钢针，被吸引着沿着河湟谷地向西推进，在高原上开始漫游和找寻。”在作者的笔下，彩陶、花儿、青稞、冰川、锅庄等物象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蕴与独特的审美魅力。
《青海之书》中不仅有景观呈现、人物塑形、物品介绍，还有“语词意识”与“地方情结”。作家对青海的一些“地名”的不同语言的词源与意义都作了解释，并详细介绍“命名”的缘起与意义的变化。《青海之书》中的诸多“地方”，便成为有意义、有价值的空间，寄托着人们的情感记忆与身份认同。如“茶卡”就是蒙古语“察汗”的音译，是“盐”的意思。在此意义上，《青海之书》便具有了“语词大典”的特点。例如文中所述“刚察”的含义，“刚”在藏语中是“骨髓”的意思，“察”指“盐”，“刚察”就是“有肉有盐的地方”。此外，藏语的“仲肯”就是“讲故事”的“人”，“望卡”就是“作物”。“克鲁克”蒙古语中是“水草茂美的地方”，“布哈”是 “野牛”之意，“奥仁嘎”指的就是“藏羚羊”。《青海之书》丰富的语词知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了“语言”与“地方”之间的亲密关系，某种意义上成为青海大地的“语言标本”。
三
多角度展现高原自然人文景观的“多彩
之书”
唐荣尧对高原自然人文景观的呈现具有自觉的审美意识。他从“史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作家”四重文化身份出发，描绘青海大地的多元“面孔”，展现丰富多彩的高原自然人文景观。“青海的面孔”与“作家的文化身份体认”就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宛如棱镜般折射出青海大地多彩多姿的审美空间。
作为史学家的写作，唐荣尧不断挖掘青海的历史，如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穆天子的故事，以及蒙古、吐蕃的历史故事等。唐荣尧的历史文化书写是“文学与史学交融的诗性智慧书写” ④。例如，《青海之书》第一部分的第五章“档案袋外的历史”中就有对昂欠政权历史的叙述，叙述一个政权的兴衰。“昂欠，我替你张开皴裂严重的嘴唇，一面说出一个地方政权的历史，一面像从高处接流来的水一样伸出一个盆子，我用笔蘸满王与民、战争与和平、信仰与背叛、统一与分裂的胆汁。轻轻地写下上面的文字。这些文字串起来，就是关于昂欠的没被记录在青海档案袋里的一部历史。”这种写作类似“轶闻主义”的历史写作，将“正史”与“野史”相结合，使历史的多向度阐释成为可能。“古道的使命终结于公路时代。康青公路、214 国道、共玉高速及西丽高速的修建、开通，犹如层层落灰将古道变成一件压在时间之匣底层褪色的嫁衣。”所写对象的历史褶皱成为安放作家情感颗粒的最好场所。此外，作品还涉及中国革命的历史，以及青藏公路、铁路的建设史、石油开采等的书写。不同的历史事件构成青海大地特有的纵深感。当然，对历史文化的书写一定要避免仅仅传递历史知识与历史故事的误区，避免宏大叙事与抒情背后个体生命表现的退隐。
作为地理学家的写作，唐荣尧具有徐霞客般的行走实践与创作理想。《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总编单之蔷在为《青海之书》写的序言中说：“带着为山河立传的使命及其延伸的人文地理使命，唐荣尧常年背着自己的行囊穿行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田野之中，被誉为‘中国第一行走记者’，没有任何外援的独立写作以及常年苦行于大地，使他当选‘中国当代徐霞客’，带着记者的眼光、行者的状态、学者的严谨，他将大量书写祖国山河人文的文章通过《中国国家地理》等媒体呈现于世，无愧于中国最好的人文地理作者之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理解“地理环境”非常重要。地理空间系统不单是静态的“架构”与“容器”，而是活态的，充满了生成性与建构性。人类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相互生成的关系。人文地理不仅有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生物，还有经济、文化、历史、人文等。《青海之书》就体现了人文、天文、地理的相生相成。人文地理的非虚构写作也要表现有血、有肉、有人、有情、有物、有景的地理叙事。这要求作家具备扎实的学识根基、广博的知识视野，融汇天文、地理、艺术、民族学等多学科素养，并对中西文化、古今历史嬗变均有深入理解。
唐荣尧十分关注青海的地理、地貌、气候、生态等景观的呈现。作家深厚的人文地理学养，使得《青海之书》的写作超越了简单的风物记录，呈现出显著的“互文性”特征。这不仅表现在两版“青海之书”的对照中，还体现在作家声音与“他者”声音的对话。松巴·益西班觉的《青海史》与《青海省情》《西宁府志》《明史》《旧唐书》《新唐书》《艽野尘梦》等关于青海的记录，以及法国探险家、汉学家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的青海书写、乔治·夏勒《第三极的馈赠》、艾丽丝·罗伯茨《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等国外学者对青海的书写，都不断发生对话，除了历史地理文献的互文共成，还是文学文献的相生共荣。《青海之书》的写作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历史的场景、文学的想象、地质的纹理等汇聚其中。就人文地理非虚构写作的个性化审美而言，青海是一个永恒的母题。作家在呈现“大美”青海的同时，还不乏对“小美”青海的细节发掘，共同构筑出丰富而多元的高原生态美学景观。每一位作家只要能够写出属于自己视角的“青海之美”，就能为这片高原的文学谱系增添新的篇章。
作为散文家的写作，唐荣尧持守着独特的人文地理书写理念，追求“非虚构”的创作理想。非虚构写作是指基于事实和真实事件的文学创作，包括新闻报道、传记、回忆录、学术论文、历史书写等多种形式，作品的核心特征是“真实”，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致力于呈现客观事实而非虚构故事。“我以非虚构创作的方式，邀请神话和小说在高原上席地而坐，共同聆听从冰川里挤出的江河初唱，透过水晶般的青海，阅读人间最美的一场邂逅。”学者陈剑晖认为：“‘非虚构写作’偏重于民间立场和个人视角，以寻找真相为旨归，是一种介入现实、强调在场、直面社会问题，带有质疑性、揭示性和批判性的‘危机叙事’。” ⑤ 唐荣尧的文化地理散文创作就是一种“介入现实、强调在场、直面社会问题”的写作。
从散文的情感表现特征来看，唐荣尧的散文融合了“抒情的节奏感”“镜头的画面感”“地方的家园感”。“地方的家园感”是指每个地方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有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并体现在《青海之书》中。“每走过一个地方，我都对地名产生着浓厚的兴趣。我知道，地名常常是一个地方文化记忆的容器，它储存着这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和秘密，书写着独属于这个地方的故事，就像一座博物馆的题字标识着这个地方的辨识度，它或许也寄托着某种美好的愿望。”茶卡盐湖显现出独特的美。“在柴达木，湖是有味道的，有淡水和咸水之分；湖是有肌肤的，呈现出不同颜色；湖是有形状的，有的像柴达木的眼睛，有的像柴达木的褡裢，有的则像柴达木的痣、柴达木的酒窝，尤其是那些盐在里面睡眠或被叫醒的湖，有的是太阳‘蒸晒’出的白色画框，有的则是人工挖掘后的白色田畴。”柴达木的湖是有故事与性格的。“镜头的画面感”也体现在《青海之书》的深层结构之中。“在这本书里，如果说美丽的昆仑山神话是我解读青海这部伟大史诗的首页，我愿意将解读青海大地上散布的岩画当作阅读一部大美青海历史的扉页。”这种颇具创意画面感设计体现于《青海之书》中。作家讲述“青藏铁路之书”中的青海部分的几个插图故事。“一部青藏铁路就是一部书。西宁站无疑是扉页，唐古拉站是最醒目的一页，拉萨是封底，其间的一座座车站就像书中精彩的插图，每页插图都有背后的故事。”可以说，无论是散文中大幅的插图还是结构安排上的图像化设计，都体现出作家的视觉审美追求。“抒情的节奏感”不仅体现于散文中融入了唐荣尧本人以及其他诗人的诗歌摘选中，还体现在散文中情感起伏、视角转换、景物变换、叙议交替的话语组织中。例如，在《洄游者的力量》中，作家既写湟鱼洄游的壮观，也写湟鱼因河湾变干失去生命的悲剧；既有对人们长期捕捞导致湟鱼资源质量下降的反思，还有牧人扎西才让逝去孩子的悲恸。总之，《青海之书》就是一部融“抒情的节奏感”“镜头的画面感”与“地方的家园感”于一体，特色鲜明的散文经典之作。
四
结 语
唐荣尧的文化地理散文集《青海之书》以其辽阔的视野、雄浑的气象、恢宏的气度，成功绘制了一幅高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诗意长卷。《青海之书》既是充满“大爱”的深情馈赠，也是地理、人物与博物志互生共融的“汇通”之作，更是从多重文化身份视角展现青海“多彩”面孔的典范性文本。唐荣尧在“后记”中所说：“神性的高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探访者的呼唤。”“青海是他们的磁铁与黑洞、时间与殿堂、牧场与青稞。”作家以行走与写作联袂而出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方式，孜孜追寻着自己的“历史诗学”“大地诗学”“河流美学”，并为读者创作了一部意蕴深厚、韵味绵长的散文佳作。摹写天地辉光，方有金声玉振。文化地理散文一定要写出人性的温度、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厚度。唐荣尧对西部大地的书写依然在路上，他忠实于大地，并热爱着大地，写出了属于时代的大地诗篇，还将创作出更多的精彩篇章。
参考文献：
① 唐荣尧：《青海之书》，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
② 王志彬：《文心雕龙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页。
③ 刁克利：《敞开 相看 互融——论唐荣尧人文写作的文体自觉与美学探索》，《西部文艺评论》2025年第3期。
④ 于昊燕：《文学与史学交融的诗性智慧书写——读唐荣尧〈西夏陵：王朝的见证〉》，《名作欣赏》2020 年第 18 期。
⑤ 陈剑晖：《近年散文话语的转换及新变——以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为观察点》，《文学评论》2022 年第 1 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期西部散文的多维度研究”（21JHQ046）阶段性成果，经作者授权在生态批评理论公众号推出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研究
（来源：生态批评理论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