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我为上海文化做了那么多事，平日听到的全是夸张的颂扬，没想到海派小市民在文痞的操弄下一夜之间就变了脸。我一再想起唐振常先生劝我的话，"迟早也该离开"。
当时我正忙于辞职。辞职与这个事件倒是没有关系，是我早就安排的一个人生计划，那就是通过遗迹考察，让中华文化穿越百年苦难，又寻找千年辉煌。
辞职后，我就到西北高原进行遗迹探访，却把每次远行的出发地，移到了合肥。我的移居，也包含着自己在《红楼梦》事件中对妻子的歉意。我所住的上海竟然如此对不起她，那么，我就要换一个城市来住，真正住到她身边。
在合肥几年，我充分领略了当时全国最受欢迎的剧种和演员，承受着何等的繁忙和荣耀。
我一次次暗想，自己当时在上海提出辞职时，上至国家文化部，下至单位清洁工，都无法想象一所不以我为院长的上海戏剧学院。但是，即使伤筋动骨，我还是离开了。官位毕竟只是官位，艺术就不一样了，在安徽，看着妻子，我才体会了一种真正的"不能离开"。当时如果到大街上问任何一个行人，这个地方如果让马兰离开会怎么样，几乎每个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我终于目睹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当地主管文化的官员决定，冷冻马兰。
这个匪夷所思的决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当时安徽的"官本位"全国第一。
什么是"官本位"？那就是只要官员作出了决定，大家不问情由立即服从。即使这个决定颠覆了最重要的文化坐标，四周仍然鸦雀无声。
突然之间，马兰的一切社会职位和艺术职位都被撤除，逼她全面让位。直到今天，从马兰到她的每一个同事、每一个观众，都不明白这个官员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大家只能胡乱猜测。也许是马兰几度婉拒参加欢迎北京官员的联欢会？也许因为她宣布今后不再参加任何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也许是她从来不向省里的官员"汇报思想"？也许是更高的官员塞进了替代的名单？……都有可能。
我经过多年观察和推理，认为嫌疑最大的，可能是最后一种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多年来受官方媒体围攻的原因也找到了，那就是堵塞我为妻子呼吁的声音。
但是，围攻我是小事，剥夺一代艺术家的创造权利，却是真正的大事。
按照马兰的性格，既然不让演，就离开。但是，外省并没有这个剧种。
马兰悲愤地想，可以彻底改行，从头做其他工作，但是安徽又不允许她把户口和档案关系迁出。这也就是说，她被关入了"不让演、不让走"的囚笼，官方也不必承担把她放走的责任，让她自己一年年在合肥干熬。她完全失业了，那年她才三十八岁。
她失业后，那个曾经是"全国民选第一"的大剧种出现了什么情景，大家都看到了。
正如上海驱逐了我，安徽居然也驱逐了她。而且，她所承受的，是不让离开的驱逐。
对于这种驱逐，她的无数观众，我的无数读者，都没有任何不同意见。
每场演出结束时如醉如狂的欢呼，每次新书发布时拥挤不堪的景象，难道都是假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一点儿真。但这真并不可靠，就像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的泡沫和烟尘。
很多同行心中暗想的是，驱逐了我们，才能为他们让出宽敞的地盘。
因此，很多人更愿意仰视的，并不是她那一台台精彩的演出，而是一个个官员的脸色；很多人更愿意阅读的，并不是我那一本本厚重的著作，而是一个个荒诞的谣言。
这是真正的"人心所向"，历史上所有孤寂的文化创造者都感受过。若有相反的企盼，只是欺骗自己。
我们两个，心如止水，默默地走在合肥或上海的街道上。只因为，那两个城市中，还有我们受尽人世苦难的年迈父母。
父母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终于焊接在一起了。
可以把一切都放弃了，但我还有一件更加边缘、更加孤独的大事，藏在心底没有放下。
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过，自己在最封闭的岁月潜入外文书库钻研了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史，由此产生悬念，要更完整地寻找中华文化遗迹。这事已经由"文化苦旅"做成，接下来，悬念的下半段，我就必须到世界各大古文明的遗址进行对比考察了。但是，目前那些地方大多已是恐怖主义战场，我走得通吗？
幸好香港凤凰卫视接受了这个计划并聘我当嘉宾主持，我决定，投入这场生死冒险。而且说好了，其他辅助人员可以分段配合，由我一人走完全程。
这是天下任何妻子都很难同意的，但她同意了。只提出一个条件，希望在最困难的路段由她陪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