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五月,我第一次见到陈凯文老爷子。
那天店里正好有马伯和几位远道而来的文学叔辈,大家围坐在一起,聊起文学来,个个眉飞色舞。老爷子也在座,精神矍铄,谈兴极高,说到激动处,竟非要回家一趟,把自己的著作取来送给临交的文友。那份热忱,不像个老人,倒像个急于分享心爱之物的少年。
我作为晚辈,也有幸得了一本。
彼时我还不知道老爷子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何会出现在店里。散场之后,我细细拜读他的诗词,才发现每一篇都写得极为认真——有他为官自处的心得,也有体察民情的感怀之作。字墨专秀,一笔一划都透着沉静与端方。
后来我写老东门的文章,查资料时偶然发现,老东门的庆春门三个字,竟然就是老爷子题的。那一瞬间,心里生出一种奇妙的连接感,仿佛之前读过的那些诗词,忽然有了一个具体的、可触碰的落点。
不过,那天留给我最深印象的,还不是这些。是他那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和胸前那枚始终佩戴着的徽章。
二
第二次遇见陈老爷子,是今年的事。
那天我刚好从外面回来,远远看见他正路过店门口。他瘦了许多,整个人像被时间悄悄削去了一圈。我本想请他进店喝杯茶,可他站在门口,看了看店里,说了句“这个店我来过”,便匆匆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隐隐有些怅然。
后来有一次,我去同学胡甸家的襄阳面馆吃面,跟胡甸老婆聊起县里的卢主席。我说卢主席这人还是蛮体贴民众的——我有一次看见他在面馆过早,临桌跟一个同事说,官场在一些小众民生的事情上,做得太过了。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心里是有百姓的。
胡甸老婆听了,点点头,说莲花小区住着好几个领导,为人都挺好,很随和,不摆架子。她顺口提到了老爷子的儿子,说老爷子就住在莲花小区。
我才终于知道,老爷子究竟是谁。
那一刻,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像是拼图终于拼上了最后一块,却并没有豁然开朗的轻松,反而多了一层淡淡的惋惜——原来缘分这样近,又这样浅。
三
前些天,县文联开始着手诗词换届的事。胡波会长和学会几位老同志说,英山的文学不能青黄不接,要老带新,于是幸运地把我拉进了协会群,让我跟着学习。
我对协会还不熟悉,一进去就闹了场误会。胡会长耐心地给我介绍,说到对方时,我才知道,那人竟是陈老爷子的另一位后人——也在从事文学创作。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世上有些缘分,看起来断了,其实并没有。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新来到你面前。
我想起老爷子那身中山装,想起他胸前的徽章,想起他激动地回家取书的样子,想起他说“这个店我来过”时平静的语气。有些人,你见到的次数不多,却会在心里留很久。
这大概就是文学的分量吧。它让人与人的相遇,不只是一面之缘,而是一种可以传递下去的东西。
像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流到了下一段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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