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春桃花沟
——乙巳暮春重游奥森桃花沟追怀
张兴源
北京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缓，仿佛一位迟暮的美人，迟迟不肯掀起她冷峻的面纱。三月将尽，天气才渐渐转暖，几场沙尘过后，天空终于露出难得的湛蓝。我本无心赏花，然而桃花沟的桃花年年盛放，仿佛在提醒着每一个北京人和来到北京的中外旅人：春天毕竟还是来了。于是，在一个风清日暖的上午，我独自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桃花沟。
一
桃花沟坐落于奥森北园的西北隅，本是北京中轴线上一片不起眼的沟谷地带。沟谷蜿蜒起伏，两岸遍植桃树，三月底四月初，漫山遍野的桃花竞相绽放，粉白相间，蔚为壮观。从北园西门入园，沿着主干道前行，路旁已有零星的桃树，枝头上花苞累累，有些性子急的已然绽开笑靥。行至桃花沟深处，方知何谓“千树万树桃花开”——桃花沟的桃花，不是一两株或三五株的孤芳自赏，而是成千上万株的集体狂欢。那层层叠叠的粉白，如云似霞，铺天盖地，从沟谷的底部一直蔓延到坡顶，仿佛造物主打翻了调色盘，将粉色的颜料尽数倾倒在这片山谷之中。
我沿着蜿蜒的赏花小径缓步前行。小径由木栈道铺就，踩上去发出笃笃的声响，在寂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清脆。栈道两侧，桃枝低垂，花瓣纷繁，几乎触手可及。桃花的花瓣薄如蝉翼，粉中透白，白中泛粉，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质感。微风拂过，花瓣轻轻摇曳，偶尔有几瓣飘落，打着旋儿坠入沟底的溪水中，随波逐流而去。溪水清浅，倒映着两岸的桃花，水中的花瓣与水上的桃花相映成趣，真可谓“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沟谷中有几处开阔地带，可以俯瞰整片桃花林。我站在高处，极目远眺，但见桃花铺满山谷，如同粉色的海洋，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天际线。北京城的高楼大厦在远处隐约可见，与眼前这片粉色的花海形成奇异的对照——一边是钢筋水泥的现代文明，一边是柔美自然的春日景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在此交汇，令人恍如隔世。
古人写桃花，多寄寓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命运的喟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世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成为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乌托邦。唐代诗人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更是将桃花与人间情缘紧紧联系在一起，桃花落尽，佳人已去，只留下无尽的惆怅与怀念。桃花易逝，花期短暂，正如人间好景难留，良辰易逝。眼前的桃花开得正盛，然而我知道，不出十天半月，这些绚烂的花朵便将纷纷凋落，化作春泥，归于尘土。这或许正是桃花最动人心魄之处——因为短暂，所以珍贵；因为易逝，所以美丽。
然而此刻，望着眼前这片绵延无尽的桃花，我心中涌起的，却并非伤春悲秋的感怀，而是对三十年前那个春天的一往情深般的追忆。
二
三十年前，也就是1995年的春天，我与我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的同窗们，也曾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踏春赏花。只是那时的桃花沟，是否在北京的远郊？我不记得了。我们的班主任何镇邦先生提议，趁着春暖花开，全班一同外出踏青赏花，同学们欢欣鼓舞，纷纷响应。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年龄参差的文学青年，在何先生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北京某处桃花沟的旅程。
那时的北京，与今日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没有地铁八号线，没有奥森公园，连“桃花沟”这个地名，似乎也并非今日这个奥森桃花沟。三十年前的那条桃花沟，究竟在何处？时至今日，我已无法确知。它或许早已淹没在北京城市化进程之中，或许只是我们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地标。但那条沟的名字、那片桃花的颜色、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何镇邦先生，我们敬爱的班主任何先生，一位满腹经纶的文学批评家，为人谦和温厚，治学严谨，又不乏幽默风趣。他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朱东润、蒋天枢、蒋孔阳等名家，一生致力于文学批评与教育事业。他是我们这届研究生班的总导师之一，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先生一起，共同主持这个班的学术与教学工作。那日踏春，何先生兴致颇高，与同学们谈笑风生，全然没有平日的严肃模样。他指着漫山遍野的桃花，随口吟诵起唐诗宋词来，那洪亮的声音在桃花谷中回荡，与花香融为一体。
班长张鸿疆，一个干练而富有责任心的中年人，一路上跑前跑后，组织大家乘车、集合、拍照，忙得不亦乐乎。柳建伟，那位后来以《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震撼文坛、最终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那时已是同窗中创作成绩最为突出者之一，他沉默寡言，文思敏捷，常常在交谈中冒出一些奇崛的想法。可以说，鲁院第二届研究生班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个独特而丰富的生命个体；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同学中，除过柳建伟，另有后来创作出《南渡北归》等史诗级纪实文学的岳南，他以考古文学蜚声海内外，那部皇皇一百七十万字的巨著，累计销量已逾四百万册；有被誉为西部散文、西部小说代表作家之一的马步升，来自甘肃合水，毕业后曾任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有女作家曾英（曾明了），来自四川成都，曾在新疆插队务农八年，后来成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有河北深泽的陈丽伟，后来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黑龙江肇源的徐景辉，笔名荒村，创作了《苍茫大地》等长篇小说；有湖北宜昌的吕志青，后来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有四川北川的母碧芳，后来成为中国新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还有徐明涛、许明扬、张大公、冯捷、刘晓斌、曹谦、张珺、黄少云、迟静、高岭、高军……三四十位同学，三四十个来自全国各地、怀揣着文学梦想的青年。
那时的我们，大多已在各自的文学领域小有建树（我的长诗《献给青年》已是“一朝成名天下知”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来到北京，来到鲁迅文学院，在何镇邦、童庆炳等名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文艺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两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我们在一起听课、讨论、写作、争吵、欢笑、叹息……北京鲁迅文学院那座幽静的小楼（时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后迁至朝阳区文学馆路），见证了我们生命中一段最为纯粹、最为宝贵的时光。1995年的春天，正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离别的阴影隐隐约约地笼罩在每个人心头，而那次踏春赏花，便成了我们彼此之间最后一场酣畅淋漓的相聚。
那日的桃花，开得何等绚烂啊！我至今仍记得，沟谷两侧的桃树，密密麻麻，花开如雪，远远望去，仿佛给整条山谷披上了一件巨型的粉色锦袍。阳光透过花枝洒下斑驳的光影，在地上绘出变幻莫测的图案。同学们三三两两，在花海中穿行，有的驻足赏花，有的相互拍照，有的席地而坐，畅谈文学与人生。何先生坐在一棵老桃树下，身旁围着几位同学，听他讲述复旦求学的往事，讲述他与刘震云、莫言等第一届研究生班同学们交往的趣闻。
我独自一人，沿着沟谷缓缓前行，走到一处僻静的角落，坐在一块青石上。四野无人，唯有桃花的芬芳将我层层包围。那一刻，我心中既充溢着对过去两年鲁院生活的无限留恋，又涌动着对未来创作生涯的无限憧憬。我想起入学之初，第一次踏进鲁迅文学院大门时的那种激动与忐忑；想起童庆炳先生在课堂上讲授创作美学时，他那充满激情的声音仿佛能将整个教室点燃；想起何西来先生、高莽先生、李德伦先生、郑小瑛教授、汪曾祺先生、邓友梅先生、王蒙先生（那节课我没赶上）、林永福教授、孙津博士……；想起深夜里宿舍的灯光下，我们几个同窗彻夜长谈，从福克纳到马尔克斯，从《红楼梦》到卡夫卡，从文学的使命到文人的命运……那些日子，那些话语，那些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岁月，仿佛就在昨天，又仿佛已经遥远得无法触及。
我随手拾起一瓣飘落的桃花，轻轻夹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那本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何镇邦先生和童庆炳先生课堂上的讲授要点，也写满了我对文学的思考与创作的尝试。那片桃花瓣，后来随我回到延安，夹在一本书中，陪伴我度过了许多个写作的夜晚。只可惜，多年以后搬家中，那本书连同那片桃花瓣，竟不知遗落在何处了。
三
那日踏春归来，同学们都有些依依不舍。夜幕降临，鲁迅文学院的教室里，我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白天的桃花，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毕业。何先生坐在前排，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他说了一句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话：“你们这批同学，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毕业后，天各一方，但文学的根，会把你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那番话，如同一颗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毕业后，我们真的天各一方了——柳建伟回到部队，后来写了《突出重围》《英雄时代》，以雄浑的笔力记录时代风云；岳南一头扎进考古文学与历史纪实，创作出《风雪定陵》《南渡北归》等不朽之作；马步升扎根甘肃，以西部特有的苍凉与厚重，书写着那片黄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曾明了回到北京，继续着她的都市文学创作；陈丽伟在天津的报社担任副刊主编，以笔耕不辍的姿态延续着文学的热情；徐景辉回到黑龙江，潜心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吕志青回到湖北，在《三峡文学》杂志社默默耕耘；冯捷创作了多部重要作品，后由兰州军区转业回到西安；母碧芳回到四川，后来成为沙汀文学艺术院的常务副院长，致力于文学事业的组织与推广……而我，回到了延安，那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在陕北的山川沟壑间，继续着我的文学跋涉。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如今大多已两鬓斑白，有的功成名就，有的默默耕耘，有的或许已然离我们而去。当年的班长张鸿疆，毕业后便渐渐失去了联系；许明扬、张大公、刘晓斌、曹谦、张珺、黄少云、迟静、高岭、高军……这些名字，有的已在文坛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有的却如同那年春天飘落的桃花瓣，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再也寻不见踪迹。
然而，那沟桃林，那片桃花，那个春天，那场踏青，却如同一枚印章，深深地烙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不论我们后来走到哪里，不论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或遭遇了怎样的挫折，1995年春天的那个日子，那群在桃花丛中穿行的年轻人，那位坐在桃树下谈笑风生的老人，都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永恒的风景。
四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站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桃花沟中，眼前的桃花开得正盛，比记忆中那年春天的桃花似乎更为繁茂。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当年的那条桃花沟，与今日这条桃花沟，并非同一处所在。三十年前的那条沟，或许已经不在，或许已面目全非。然而，桃花易谢，精魂不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在不同的桃花沟中，找寻着相同的感动与慰藉。
我又想起了何镇邦先生，想起了童庆炳先生。两位恩师，都已先后离我们而去。童先生于2015年6月14日，在爬山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何先生亦在前些年驾鹤西归。他们为中国文学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与学者。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提携与教诲，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在文坛上取得的任何成就。如今，我们这批学生中，有的已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有的已是各省作协的骨干，有的还在默默耕耘，但不论身处何位，都未曾忘记何先生的那句话——“文学的根，会把你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是的，文学的根，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什么，文学始终是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归宿。三十年前，我们因为文学走到一起；三十年后，我们依然因为文学而相互牵挂。虽然天各一方，鲜有联系，但每当读到同窗们的新作，每当在新闻中看到他们的名字，心中总会涌起一阵温暖与骄傲。那些名字，那些面孔，那些年轻时的梦想与誓言，都化作了一行行文字，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之中。
桃花沟中，游人如织。有年轻的恋人依偎在桃树下拍照，有白发的老人在花丛中散步，有孩子们在栈道上奔跑嬉戏，他们的笑声清脆如铃，与花香一起在谷中回荡。我想，三十年前的那群年轻人，何尝不是如此？只是时光无情，青春易逝，当年的我们，如今也已两鬓如霜，成了别人眼中的“老人”。然而，我并无伤感之意。正如这桃花，年年谢了又开，开了又谢，从不曾因为生命的短暂而放弃绽放。我们这些文学人，不也是如此么？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但文学的火种，却代代相传，永不熄灭。
我在桃花沟中盘桓良久，直到日影西斜，游人渐渐散去，才依依不舍地踏上归程。临走前，我俯身拾起一瓣飘落的桃花，轻轻夹入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这本笔记本，不再是当年那个写满课堂笔记的本子，但那份对文学的敬畏与热爱，却与三十年前别无二致。
五
归途中，我登上地铁八号线。车厢里人流如织，人们神色匆匆，各自奔向各自的去处。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思绪万千。
三十年前，我们这群文学青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的教室里，在何镇邦先生和童庆炳先生的课堂上，在那些不眠之夜的卧谈中，曾无数次地讨论过中国文学的未来。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激情澎湃，仿佛整个中国文坛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征服。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回头再看，当年的许多豪言壮语已然随风而逝，但那份对文学的赤诚，却从未改变。
柳建伟后来成了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时代三部曲”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岳南的《南渡北归》销量超过四百万册，他的名字与中国考古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马步升被评论界誉为西部散文、西部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入选过数十种选本；曾明了获得过《小说月报》百花奖，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陈丽伟后来担任了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编《滨海时报》“望海潮”副刊；徐景辉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累计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吕志青的作品屡见于《收获》《人民文学》等顶级文学期刊；母碧芳的长篇小说《惑之年》获文化部建国五十周年献礼优秀作品奖……这些成就，既是他们个人努力的成果，也是何镇邦先生、童庆炳先生当年辛勤培育的结晶。
而我，在延安这片黄土地上，三十年如一日，坚守着文学的阵地。陕北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成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虽然未能像某些同窗那样名满天下，但我从未后悔过当年的选择。文学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功名利禄，而在于它能否触及人心、启迪思想、传承文明。只要有一个读者因为我的文字而受到感动或启发，我的创作便有了存在的价值。
桃花沟的桃花，明年还会再开。三十年前的那些人与事，却再也回不去了。然而，那又怎样呢？正如桃花虽然凋零，却孕育着明年的绽放；青春虽然逝去，却在记忆中获得了永恒。那片粉色的花海，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那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那个名叫“桃花沟”的地方，都将永远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我们的生命里。
2025年4月8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