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我们村”，不如说是“我们家”。因为我们村实质上是一个大家族，全村共二百多人，是由一百多年前的几个同宗兄弟繁衍而来的。    

   在我十八岁离开家乡远赴河南服兵役时，村里只有十几户人，男女老少也就一百多口，是“人民公社”里的一个“生产队”。自从我懂事开始，村民们就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耕种土地。田里种出来的粮食，在向国家上缴公粮、购粮后，剩下的按“社员”们出勤的“工分”，结合家庭人口基数进行分配，多劳多得。因而，村民之间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关系。大家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各归各家，相处十分融洽，感情十分深厚。   

   在出勤的“社员”队伍里，女性占了大约一半。她们除了我的几位堂姑堂姐，便是我的叔婆和婶娘们，年龄在二三十岁至五六十岁之间。就是这群勤劳朴实的“妯娌”女性，给了我童年的欢乐和善良的人格底色。  

    作为农家孩子，我们年纪很小就跟着父母到田间玩耍，拾穗捡薯，接受农村“田间文化”的熏陶。那时的生产队，男女社员有较为明确的分工。男社员一般从事“驶牛”扶犁、翻地耙田、铲秧挑肥等重体力工作，女社员则负责完成播种插秧、除草施肥、收割脱粒等任务，而我们“小屁孩”们则“混迹”于妈妈和婶娘们之中，打闹嬉戏常而有之。   

   在日常的劳动中，婶娘们既是妯娌姐妹，又是工作搭当。她们年龄不同、辈份不同、性格各异，平日里在田间互相帮助，互相竞争，总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道不尽的奇闻趣事。在她们的欢声笑语中，偶尔也夹杂着争吵和激辩。她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深解人情世故，话语全是哲理，句句满是正能量。说者无心，听者 有意，她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如甘甜的蔗汁，渗入我幼小的心灵，塑造着我的人生观念和思维模式。

    祖父一代人，我爷爷的年纪最大。就我而言，村子里只有“叔婆”，没有“伯婆”。二叔婆和三叔婆是一对堂妯娌，据说是同一天嫁给我的两个堂叔公的，但进村时一个坐着八人抬的红花大轿，另一个坐的是二人抬的素布小轿，其间还在抬轿时不慎扭伤了我“四公祖”的脚趾。至于是二叔婆坐八人大轿，还是三叔婆坐二人小轿？究竟是谁坐的轿子扭伤了四公祖的脚趾、落下了残疾？我至今也没完全弄明白。   

   四叔婆的性格特别开朗，平时很喜欢跟孩子们玩笑逗乐。在约么五六岁时，我跟着大人们在田间“捡蕃薯”，四叔婆故意把一条大红薯放在我的竹篮里，而我却不由分说，赶紧把红薯取出放回田里，引得婶娘们哈哈大笑，都说我是个诚实的孩子，长大后一定是个善良可信的人。我就是在这种和谐而快乐的氛围中逐渐长大的。

   四伯娘和五伯娘的丈夫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妯娌俩个子都不很高，都十分和善慈祥。在性格方面，四伯娘比较急躁，而五伯娘趋于温和。基于各自的性格特点，四伯娘办起事来十分干脆利索，而五伯娘干起活来则稍显慢条斯理。四伯娘和五伯娘都十分喜欢小孩子，对我尤其爱护，常常给我塞一条蕃薯、递半个芋头，劏鸡宰鸭总忘不了给我家送来一碗肉汤。这点点滴滴的关怀和恩情，在我稚小的心田播下了亲善邻爱的种子。   

   八婶身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说话语速很快，口才很好。在我的伯娘婶娘中，八婶是最善交往、办事能力最强的一个。她不仅手脚麻利，勤劳肯干，而且头脑灵活，办法很多，劳动效率极高。八婶与我八叔十分恩爱，开工收工常常出双入对，这在当时多少显得有些特别，但如今看来却十分普遍和正常。八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她对待孩子们总是因人施教，以身作则，以至于每个孩子长大后都勤劳善良，有德有为。  

    百善孝为先。说到对公婆老人的孝顺，我的婶娘们是形成了村风和传统的。“晚叔公”有四个儿子，长子与幺儿相差超过二十岁，但三个哥哥直到四弟成家立室、娶妻生子后许多年才分家析产，这其中最大的功劳是三位嫂嫂对公婆的敬重和孝顺。像晚叔公这样的家庭，我们村不在少数，更不乏终生不分家的兄弟妯娌。婶娘们正是这种孝悌之风的践行者和传承人。      光阴流逝，时代巨变。当年“生产队”集体劳作的喧嚣早已被家庭联产承包后的宁静取代。昔日田间笑语盈盈、活力四射的婶娘们，如今或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或已如几位叔婆般永远安息。村子大了，房子高了，人口多了，可重回故里，儿时那份充盈在阡陌间的热闹与生机，那萦绕在田垄上的叔婆婶娘们的欢声笑语，却已杳然无踪。物是人非，徒留深深的怀念与一丝怅惘。作为婶娘们的后辈，我常常回望那些温暖的过往，感念她们赋予的生命底色；也在这变迁中，体味着时光流转的无常与人情世故的沧桑。

                                           2024年9月22日

（本文摘自我拟出版的散文集《梦中的稔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