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振城（韶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天空下视觉的挪动，呈现出天际线的扩圈，如飞鸟掠过连绵山脉，所见何只车八岭。
慢慢飞呀，欣赏吧！
总有一个视角，会令人惊艳。文章是可一改再改的，改到满意为止。放一放，搁一搁，再回首，又不满意，又继续改。一本书的修改，没完没了，如读博尔赫斯的《沙之书》之意境：无限的页面、动态的内容、层出不穷的想法。通常，会越改越好，但有时又还不如初稿的纯情状，纯朴态。彼时虽不臻美，但模样儿可爱，发乎真情，不加修饰。
写作的魅力，在于探索的无穷无尽，在于修改的没完没了，在于评判的各有所爱……
写文章如打仗一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
学生时代作文如“陆战”，有所依托，写的都是你熟悉的生活。写作，始于作文。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非写不可。好与不好，由语文老师“独裁”（作文的优劣由语文老师一个人单独评判裁量，我称之为独裁）。四年级时，我写了一篇有关故乡晒谷坪的记叙文，廖新年老师评改时认为好，用毛笔抄下来，贴到课室的后墙上作为范文。我看着高兴，又有点滴咕：这就叫好。推算起来，廖老师那时应该23岁，上唇留着鲁迅式的胡子，发型也象鲁迅，不笑的时候更象鲁迅。2026年应该70岁了。发型胡子一如从前，神态也是，精瘦乐观。廖老师的美，有辨识度。如果文章也有辨识度之美，肯定是个性之美。那时，我对好作文的“好”，还是懵懵懂懂。或许较一般同学，多看了几本课外书而已。其实，老师发现你有一点“好”，把你这点“好”放大，就是鼓励，相当于给你安装了发动机，还加了油，播了种。
老师播下兴趣的种子，它能从石缝上冒出来，从石头贴地的周边延展出来，这是生活给我直观的感觉。但这种感觉还不深刻，直到最近我育豆芽时，欣开压着豆芽的重盖，用手按了按蓬勃的豆芽，果然感受到了这波黄豆芽弹簧般的力量。啊！这就是一种内生动力，是元气，我理解的元气，源自内部的能量——蕴精，藏气，出神。我按它的一瞬间，触感透过肌夫里的神经，一种力道传递脑海，涌出思路，于是作文《豆芽的道场》。
五年级一次作文时，我写了一篇围坪下夜晚与儿时伙伴揶仔头的对话，用家乡的土话描幕了他讲话口沫横飞的状态。廖震洲老师“独裁”后，又认为感情真挚，写得生动，于是在班上当作范文读。那时，还没有达到文学的理论自觉。有时某篇稍好，也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现在的认识上了一层楼，这层楼大概在六楼，假设楼有十层。初写文章的毛病，要么散不开，要么收不拢。那时有个朴素的写作观：发乎真情，不与人雷同。
语文老师老是把你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读，有同学就妒忌了。妒忌符合人性。我又不能叫老师不要读。为了证明不是抄的，我当作同学的面，当场作文。总有你的粉丝或些许好朋友仗义。善文同学就直言：“我看着他写的。”一句话把你从委屈的旋窝中一提，扯回平衡。一次写了篇散文，有关中考后的读后感。班主任、数学老师任汝坚叫班上两位女同学用飘亮的粉笔字抄到课室后面的宣传栏上。上午，阳光正好，女同学很美，大黑板很黑，粉笔字白得耀眼。窗外，天空高远，绿树婆莎，校园生机勃勃。任老师还提了修改建议，说文章对考试作弊现象就不要写了（影响班集体形象，我暗忖），如要批判，可写到另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好。任老师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怪不得语文老师评价一篇文章，总有是否“中心突出”之说。
语文课本发下来，权当故事读一遍，我关注的是故事情节。现在看来，文学有一般的理论，但也不至于一定要囿于成见。散文是可有闲笔的，看似与中心无关，其实各有用意。通常是“形散神不散”，主神是核，但也可两个核，可一大一小，有主次之分，也可两个三个核并列，不是有“双黄”甚至“三黄”蛋么？
我也经历过仿写。一次写故乡打猎的事，就模仿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片断，但写雨中深山过夜的体验和思考却是我个体的体悟。此文也被语文老师陈浩策当作美文在班上读。最好的作文方式就是现场教学。高中时全班同学去游丹霞山，游完写作文，邓少明老师觉得我写得与众不同，情感和思想较丰沛，于是又当作范文在班上读。邓少明老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自己也写作，也发表作品。懂理论和亲自写作，还真是两回事。但懂理论，又愿持续不断地写，作品往往不一般。
作文的优劣由语文老师一个人“独裁”，虽有教学标准和个人的审美喜好为尺，但也未必十分客观。所以高考作文要三个老师裁量，再取平均分值作为作文分。审美既有共识，又不排除个性化的喜好。
以工作任务为目的的写作，如“海战”。发出指令，就得出发，直奔目标。不夯实能力，就会折戟沉沙。撑过去，撑过去，苦苦撑过去……花谢又花开，日落复日出，有时通宵达旦，甚至别人迎着朝阳上班，我们满身疲惫下班。个中滋味，尝过才知。彼时，我以新闻通讯为空破口探索写作，在《中国林业报》《羊城晚报》《广东公安报》《珠海法制报》《韶关日报》《森林公安》《广东林业》《粤北论丛》发表了大量消息通讯及政论文章，也写文学作品。散文《凭借实力谋发展》刊于1997年9月3日的《粤北青年报》，自以为是处女作。
名字不断见诸报端，县委办关注到了我。我不是学中文专业的。那时县委办选调人，对既是中文专业又是公务员身份的人筛选了一遍，但没找到。于是，一纸调令我卸下警服，成了刀笔小史，舞文弄墨如大海漂舟，孤独无援，身不由己。一个任务下来，不管你熟悉不熟悉的领域，你都得扬帆起航。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写一篇有关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讲话稿。彼时，一脸茫然，连爱国卫生的相关概念都模糊不清，那时没有网络。看报纸，找资料，迅速补课。日思夜想，怀任务而惴惴不安。早上烧开水，准备煮碗面条吃，忽然有了灵感，赶紧写。突然飘来焦味——水干锅红，油烟滋滋作响……
关键是，你还不知道下一篇写什么。或工业，或农业，或党建等等，通过两三年的实践，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你便有了基本的认识，《人民日报》也读得有滋有味，你已经养成关注理论，精准表述和提炼观点的习惯。于是，可统筹县委全委会的报告了，也标志着你公文类写作日臻成熟。彼时，县委办还编一份报纸《始兴报》，后改为《今日始兴》，现已变成了同名杂志。有新闻和副刊，我从中体会到了写稿，编稿，审稿的乐趣。那时新闻稿写得多，文学类作品写得少。感谢一次偶遇，开启了我的文学之路。在去南石岩采风的路上，偶遇了《南叶》杂志执行主编李小红。我将一篇十年前（2007年）写的有关南石岩的散文《南石围楼南石岩》给了她，她觉得眼前一亮，发表在《南叶》上。
上纯文学刊物，才称得上处女作。纯文学之纯，纯在专业，这个“专业”要琢磨，要觉悟，还要一定时长的训练。
这个“专业”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又像无边无际的“星河”！
文学创作应如天马行空，是“空战”。在渺渺茫茫，无穷无尽的时空中上蹿下跳，左冲右突，盘旋翻身，倏忽穿越。但是，闪现的天空之美，还得根植生活。当然写而不发，也是个人的自由，权当文本，不为作品。好作品的评判标准很多，发表，获奖，公认等等。
有一段时间，我专门研究发表和获奖，看别人如何天马行空。
在纸媒上发表为什么难？一是质量没达到用稿标准。不少大作家当初都有过退稿体验。二是僧多粥少，写稿的人多，版面限制。据《南方工报》统计，2023年1月至2024年5月共收稿45000多篇文学作品，刊出的只有230篇（上稿率千分之五），再从中选出获奖作品19篇（占投稿量的万分之四），作为首届“东园”文学奖。其他报纸，可想而知。三是纸媒是公共资源，既便文章符合标准，也不可能经常用你的稿，除非你是专栏作家。四是自然来稿，编辑未必全看，往往推荐稿都看不完，精力有限。
网络平台发表相对容易些。但各公众号也有自己的标准，中国作家网发表的文章质量把关严。中国散文学会公众号推出“创作好作品，拥抱新时代”主题征文活动，2024年第一季收稿1505篇，只选刊358篇，然后再从中评奖。
获奖也不容易。征文是有主题，有要求的，除了评委的意见，主办方的意见有时很关键，特别是定奖项。获奖作品总有它好的一面。首届“东园文学奖”一等奖作品是《在知中行，在行中知》，有一篇二等奖是龚梦妮《厨女养成记》，极具生活细节和个人体验，描述了从少女到为人妇的转变，对现实中独生子女婚后角色的转换，有代表性感受，有真情实感，细节丰满，没有空泛的抒情。但写作的实力要在更长时间和范围上去看，不以一文定输赢。即便是大作家，有幸得一次“茅盾文学奖”或“鲁讯文学奖”，但能每次都得奖么？作家的创作成绩有高峰和低谷，即便上升期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在第四届“大鹏生态文学奖”中，一等奖散文得主是长江澜，是文坛新秀，她的获奖作品《爱在蚝乡》，写了红树林的两株树，以拟人的手法，写出童话般的美丽爱情，通篇气氛像《老人与海》；以梅岭为题材的散文，我看过不少，以《陪审员手记》一书曾获全国骏马奖的朝颜，她写的《梅关风骨》给我印象深刻，是足见其功力的。罗明生的小说《护林员》在一次征文中，获得优秀奖，后来却发表于《生态文化》2022年第1期，这或许是对“文无第一”的诠释。对一篇文章的评判标准不是唯一的，就评定人群而言，也不只有精英点评，也有大众评说，甚至要经受跨时空的考验。但面对一堆征文稿件，投票也能定出一二三档，优劣之分还是有个公认度的公约数。也不能轻易说评奖不公平。
再伟大的的作家面对不熟悉的事物，也可能写不好，甚至写不出。老舍承认，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他不至于害怕，捡知道的写就可以了。他的散文《想北平》写得情真意切，但他承认北京太大，知道的还是九牛一毛。梁晓声在旅游中见一对年轻人爱情很美的样子，想构思一篇小说，但觉得自己没有现在年轻人的情感体验，终于没写。在车八岭采风中，梁豪原本想写车八岭的水，但最终放弃了；青枝原本想写瑶村生活的变化，采风时也注意收集了一些材料，拍了一些照片，但也放弃了。最后，他们还是另找有触感的角度完成了采风作品。我也只能写我熟悉的古树与老屋。
走进乡野田间，不断变换视觉，追逐白云苍狗形之笔端，或许换个角度，又有另外一番风景，又有不同视域的“陆、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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