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眼桥远方歌》
文/
斌勇郸
倩情颖
雪河驰
第二章 父亲
一
沱江边的染坊，是韩金才的父亲传下来的。
说是染坊，其实就是两间土墙房，前店后厂。店在莲花市街口，一间门面，门板是松木的，用得久了，被风雨剥蚀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纹路，像老人脸上的皱纹。门板每天早上卸下来，靠在墙边，晚上再一块一块装回去。卸门板的声音很响，砰的一声，半个莲花市都能听见。那声音是韩家染坊开张的信号，也是四眼桥人一天的开始。
店里面摆着几匹布——蓝的、青的、黑的，叠得整整齐齐，码在木架上。布是自家染的，颜色深，不掉色，摸上去厚实、绵软，带着一股淡淡的靛蓝味。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这儿扯布做衣裳。老人做寿衣，年轻人做嫁衣，小孩做开裆裤，都是韩家的布。有人问韩金才：“韩师傅，你这布怎么不掉色？”他说：“多染几遍，费工夫。”那人说：“费工夫，不就少赚钱？”韩金才说：“少赚钱，多赚信誉。”
厂在店后面，一口大灶，几口大缸，几根竹竿搭的晾布架。大灶是用砖砌的，灶膛很深，一次能烧几十斤柴。大缸是陶的，半人高，缸口阔得能蹲进去一个人。靛蓝倒进缸里，加水，加石灰，用木棍搅匀。木棍是槐木的，一人多长，胳膊粗，搅一天，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韩金才十六岁那年，父亲病倒了。
父亲咳了几个月，咳得直不起腰，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躺在床上像一具会喘气的骷髅。染缸里的靛蓝还没搅匀，父亲挣扎着要起来，被母亲按住了。母亲说：“你不要命了？”父亲说：“缸里的蓝要坏了。”母亲说：“蓝坏了可以再发，你坏了就没了。”
父亲不听，还是要起来。韩金才走过去，把搅棒从父亲手里拿过来，说：“爸，我来。”父亲看着他，看了很久，说：“你会吗？”韩金才说：“您教了我十五年。”
父亲没再说话，躺回去，闭上了眼睛。
韩金才搅了三天三夜，染出第一批布。布的颜色不够深，卖不出去。父亲躺在床上，听见隔壁布庄的伙计笑话：“韩家的布，洗两水就白了。”父亲没说话，韩金才也没说话。他把那批布拆了，重新染，染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颜色比父亲的还深。
父亲看了那匹布，用手摸了摸，又凑近闻了闻，说：“行了，你可以接我的手了。”
韩金才接过了染坊，也接过了一屁股债。父亲看病欠的，买原料欠的，修房子欠的，加起来好几百块大洋。在那个年代，几百块大洋是个天文数字。韩金才不敢想，只能干。每天天不亮起来烧灶，搅靛蓝，染布，晾布，晚上还要挑水劈柴。那双手，从早到晚都是蓝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靛蓝，像一块块小小的淤青。有人问他：“你这手，怎么总是蓝的？”他说：“这是韩家的记号。”
二
韩金才二十一岁那年，娶了任春容。
任春容是邻村人，个子不高，爱笑，嗓门大。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她说话的声音也大，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村里人叫她“大嗓门”，她不恼，说：“嗓门大，好吵架。”
相亲那天，韩金才穿了一件自己染的青布衫，袖口磨出了白边。任春容看了他一眼，说：“你这衣裳，颜色倒是不错。”韩金才说：“我自己染的。”任春容说：“那你给我也染一件。”韩金才说：“好。”就这么一句话，任春容就嫁了。
婚后，任春容成了染坊的帮手。她不会染布，但会煮饭、洗衣、带孩子。韩金才在前面染布，她在后面炒菜。染缸的蒸汽和灶台的油烟混在一起，把整间房子熏得发黄。韩金才说：“你少炒点辣的，呛。”任春容说：“不炒辣的，你吃不下。”韩金才不说话了。他确实吃不下。不是挑食，是累。每天搅靛蓝，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吃饭都没力气。任春容知道，所以每顿饭都要炒两个辣菜，逼着他多吃几口。
任春容的嗓门大，吵架也吵得响。有一回，韩金才染坏了一批布，亏了不少钱。任春容骂他：“你眼睛长后脑勺了？那么大个缸，你看不见火候？”韩金才不吭声，蹲在门槛上抽烟。任春容骂了半个小时，骂累了，去灶房给他煮了一碗荷包蛋，端到他面前，说：“吃。吃了长记性。”
韩金才端着碗，看着碗里的荷包蛋，笑了。他知道，任春容骂他，是心疼他。不心疼的人，懒得骂。
三
韩金才和任春容生了八个孩子。二子六女，活下来二子六女。
在那个年代，这是奇迹。不是没有孩子夭折，是他们命硬，硬扛过来了。最小的女儿出生那年，正赶上荒年，家里揭不开锅。任春容抱着女儿，哭。韩金才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不说话。抽完一袋，把烟灰磕在门框上，站起来，说：“我去借。”
他借遍了所有亲戚，借了二十斤苞谷面。那二十斤苞谷面，救了小女儿的命。多年以后，小女儿长大了，嫁了人，生了孩子。每次回娘家，都要带东西。韩金才说：“别带，家里不缺。”小女儿说：“爸，当年要不是您借那二十斤苞谷面，我早就饿死了。”韩金才说：“那是你命大。”小女儿说：“不是命大，是您。”韩金才不说话了，低着头，搅靛蓝。那双手，还是蓝的。
八个孩子中，大儿子韩祥新最像他。聪明，倔，不爱说话。韩祥新读书好，考上了县里的初中，后来又跳级上了高中。韩金才高兴，但不表现出来。有人夸他儿子，他说：“读书是正路，但染坊的手艺也不能丢。”韩祥新听了，没说话。他知道，父亲不是要他继承染坊，是怕他忘了根。
后来，老屋塌了，韩祥新退了学。韩金才没劝，不是不想，是不能。家里实在供不起了。他蹲在门槛上，抽了一夜旱烟，第二天早上，对大儿子说：“你教书，比我有出息。”韩祥新说：“爸，我不觉得。”韩金才说：“你觉得不觉得，是你的事。我说的是我的事。”韩祥新不再说了。他知道，父亲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愧疚。
四
韩祥新第一次挨打，不是因为做错了事，是因为做对了事。
那是1962年，他十二岁，在资中县城读初中。学校组织数学竞赛，他考了第一名。发奖那天，他兴冲冲跑回家，手里攥着一张奖状和一支钢笔。钢笔是黑色的，笔杆光滑，笔尖是金色的，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把奖状递给父亲，说：“爸，我考了第一名。”
父亲韩金才正在染坊里搅靛蓝。大锅里的染料咕嘟咕嘟冒着泡，热气蒸得满屋蓝雾。韩金才接过奖状看了一眼，没说话，把奖状搁在染缸盖上，继续搅。韩祥新站在旁边等。等了一刻钟，父亲开口了：“读书好是好，但家里缺人手。你弟妹还小，你妈身体不好，染坊的活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韩祥新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支钢笔。他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爸，我想读书。”他说。
韩金才没回答，只是搅靛蓝的节奏慢了下来。
那天晚上，母亲任春容坐在灶台前补衣裳，韩金才蹲在门槛上抽烟，韩祥新站在堂屋中间。三个人都不说话。灶膛里的火光一明一暗，映着墙上的奖状。
“读。”母亲先开了口。
韩金才把烟头摁灭在门框上：“读。但家里的活不能少。”
韩祥新点头。
从那以后，他的日子变成了这样：凌晨五点起床，挑水、劈柴、烧火。七点跑去学校上课。下午四点放学，跑回家，搅靛蓝、染布、晾布。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写到半夜。他的手常年是蓝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靛蓝，像一块块小小的淤青。
同学们叫他“蓝手”。他不恼。因为他知道，那双手养活了一家人。
五
韩祥新十六岁，高中跳了一级。
在那个年代，这是很稀罕的事。校长找他谈话，说以他的成绩，考大学没问题。韩祥新低着头，不说话。校长问：“你有什么困难？”韩祥新说：“家里穷。”校长说：“可以申请助学金。”韩祥新说：“不止是钱。我父亲身体不好，染坊的活，我弟妹顶不上。”
校长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
那年暑假，韩祥新在工地上搬砖。一天一块二，一个月三十六块。他把三十五块交给母亲，留一块买书。买的是《数学习题集》，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花了八毛钱。剩下的两毛钱，他买了一支冰棍，没舍得吃，拿回家给弟弟妹妹分了。
开学前三天，家里老屋塌了。
那天下着雨，土墙被雨水泡酥了，轰的一声，整面墙倒下来，砸在灶台上，砸在水缸上，砸在母亲陪嫁的那口樟木箱上。韩祥新从工地跑回来，站在废墟前，浑身湿透。雨打在脸上，生疼。
母亲站在雨里，没哭。父亲蹲在墙根，也没哭。弟妹们挤在邻居屋檐下，最小的妹妹还在吃手指。
韩祥新蹲下来，把碎瓦片一块一块捡起来，码成一堆。
“不读了。”他说。
声音不大，但全家人都听见了。
母亲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父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愧疚，有不舍，有无奈，还有一个父亲对儿子说不出口的感激。
韩祥新没有再看父亲。他低着头，一块一块捡瓦片。雨水混着眼泪，滴在手背上，冲淡了指甲缝里的靛蓝。
六
退学后，韩祥新去了村小教书。
说是村小，其实就是一间祠堂改的教室，二十几个学生，三个年级挤在一起。他一个人教所有的课：语文、算术、自然、体育。语文课本上有《小猫钓鱼》《乌鸦喝水》《小马过河》，他教了一遍又一遍，每一篇都能背下来。算术课教加减乘除，他编了口诀，让学生们背。自然课教认植物、认昆虫，他带学生去田里捉蚂蚱、摘野花，边看边讲。
工资一个月十八块。十八块，要养父母，要供弟妹，要攒钱修房子。他自己只留两块钱，买纸、买笔、买书。纸是毛边纸，便宜，但写毛笔字洇墨。笔是蘸水钢笔，笔尖用久了会分叉，他用钳子夹一夹，继续用。书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缺页少角，他用浆糊一页一页补。
白天教书，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看的是《代数》《几何》《物理》，从初中课本看到高中课本，又从高中课本看到大学课本。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来回看，看一遍不懂看两遍，两遍不懂看三遍，直到看懂为止。
同事笑他：“都退学了，还看这些做什么？”
他笑笑，不说话。
他想的是：我不读了，但我的学生要读。我不能让他们像我一样，想读书却读不起。
他教的那个班，后来出了三个大学生。在当时的农村，这是奇迹。多年以后，其中一个学生成了工程师，回来看他，给他带了一套新书。韩祥新摸着书皮，说：“好，好。”声音有点抖。那个学生说：“韩老师，当年要不是您，我早就不读了。”韩祥新摇摇头：“是你自己争气。”
那天晚上，他把那套书放在床头，看了很久。书皮是硬壳的，光滑，干净，不像他小时候用浆糊补的那些。
七
韩祥新二十二岁那年，修成渝铁路。
不是去当工人，是去当民工。挑土、挖石、铺路基。一天十个小时，肩膀磨破，脚底打泡。工地上没有女人，男人光着膀子干活，汗流进眼里，咸得睁不开。他瘦，但能扛。别人挑一担，他挑两担。别人歇了，他还在干。
工头说：“这小伙子，是个干活的料。”
韩祥新听了，不喜不悲。他知道，自己不是干活的料，是被生活逼成了干活的料。
收工后，别人打牌、喝酒、扯闲话。他躲在工棚里，就着马灯看书。看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看到保尔双目失明还在写作，他把书合上，望着棚顶漏进来的星光，发了很久的呆。
他在想：保尔有他的使命，我的使命是什么？
想了很久，没想明白。但他知道，不管是什么，都得先活着，先把眼前的路修好，先把脚下的土挑完。
修路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工友，姓李，比他大几岁，也是因为家里穷退学的。两人聊得来，晚上经常坐在一起，看星星，聊人生。李工友说：“祥新，你将来想做什么？”韩祥新说：“不知道。”李工友说：“我想当个木匠，给人打家具。”韩祥新说：“那好啊，木匠饿不死。”李工友说：“你呢？”韩祥新想了想，说：“我还是想教书。”李工友说：“你不是退学了吗？”韩祥新说：“退学了也可以教。村小缺老师。”
李工友笑了：“你这个人，一根筋。”
韩祥新也笑了：“一根筋好，不会拐弯。”
八
韩祥新二十六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印蜀安。
就是莽牛婆。
相亲那天，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莽牛婆穿了一件碎花衬衫，右手上有一道淡粉色的疤痕。他看见了，没问。
两人坐在茶馆里，一人一杯盖碗茶。莽牛婆不喝茶，只是转着茶杯，一圈一圈，像在数时间。
韩祥新先开了口：“我家里穷。”
莽牛婆说：“我知道。”
韩祥新说：“我退学了，没考上大学。”
莽牛婆说：“我知道。”
韩祥新说：“我教书，一个月十八块。”
莽牛婆说：“我知道。”
韩祥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莽牛婆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不大，但很亮，像沱江边被水冲刷过的鹅卵石，温润，坚定。
“我知道，”她说，“但我不怕。”
韩祥新愣住了。
“我也不怕。”他说。
两人对视，笑了。
那杯盖碗茶，最后也没喝完。但后来，他们一起喝了几十年的茶。
九
婚后，日子比韩祥新想象的还要苦。
六个孩子，像六座山，压在他和莽牛婆的肩上。他教书、干杂工、烧锅炉、种地、挑煤、修桥、放牛，什么活都干过。莽牛婆绣花、糊火柴盒、筛石子、搬砖坯、上夜班，什么苦都吃过。
最穷的时候，家里买不起煤油。莽牛婆去邻居家借，借了还，还了借。邻居说：“你们家怎么总缺煤油？”莽牛婆说：“孩子要读书，灯要亮。”
韩祥新听见了，躲在灶房里，没出来。不是不想出来，是不敢出来。他怕看见莽牛婆的背影，怕看见她右手上那道疤痕在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那年冬天，他在天全山上放牛。三十头牛，膘肥体壮。老板对他好，给他加了工钱。他在山上搭了个帐篷，白天放牛，晚上看星星。牛铃铛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民谣。他瘦了，黑了，但眼睛更亮了。因为他在攒钱。攒够了，给孩子们交学费。
有一天夜里，他肚子疼得厉害。以为是吃坏了肚子，忍忍就过去了。忍了一个月，还在疼。下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肝癌。”
韩祥新没哭。他走出医院，在门口站了很久。太阳很大，晒得他头晕。他想起莽牛婆，想起六个孩子，想起那间漏雨的房子，想起煤油灯下孩子们读书的身影。
他蹲下来，捂住脸。
不是哭，是怕。
十
莽牛婆知道了，没哭。
她把家里的钱全部翻出来，数了三遍，不够。去亲戚家借，一家一家借，借遍了。去信用社贷款，贷了。凑了两千块，带着韩祥新去重庆做手术。
手术做了八个小时。
莽牛婆在手术室外坐了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不动。右手上的疤痕被她自己掐出了新的血痕。
医生出来说：“手术成功了。”
莽牛婆站起来，腿软，差点摔倒。扶着墙，慢慢蹲下去，终于哭了出来。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地哭。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地上，砸出小小的湿印。
那一年，她三十八岁。
韩祥新活了。不是三个月，是十几年。医生说：“这是奇迹。”但莽牛婆知道，不是奇迹。是她每天天不亮起来熬药，是她把肉省给丈夫吃自己喝粥，是她半夜起来给丈夫翻身、擦背、喂水。
十几年里，韩祥新的身体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下地走路，能写毛笔字。坏的时候，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要人帮忙。莽牛婆从没抱怨过。
有一次，韩祥新问她：“你后悔吗？”
莽牛婆正在给他擦背，手里的毛巾停了一下。
“后悔什么？”
“后悔嫁给我。”
莽牛婆把毛巾拧干，继续擦。
“嫁都嫁了，说这些做什么。”
韩祥新不再问了。他知道，莽牛婆不是不说，是说不出口。她的爱，都长在手上了。
十一
韩祥新六十二岁那年，肝癌复发。
这一次，医生摇头了。
他自己也知道。他让莽牛婆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一家人围在床边。他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根柴火棍，但眼睛还是亮的。他把孩子们一个一个看过去，看了很久。
“我这辈子，”他说，“没给你们留下什么。”
大儿子韩建国说：“爸，您别这么说。”
他摆摆手：“听我说完。”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让你们过上一天好日子。但我不后悔。因为你们六个，就是我最好的日子。”
莽牛婆坐在床边，右手握着他的左手。那道疤痕贴着他的手背，像两块老树皮长在了一起。
韩祥新转头看她：“莽牛婆，这辈子，辛苦你了。”
莽牛婆说：“不辛苦。”
韩祥新笑了：“你总说不辛苦。”
莽牛婆也笑了：“那我说什么？说辛苦，你又能替我？”
韩祥新笑出了声，笑着笑着，咳了起来。咳完，喘了很久。
“等我走了，”他说，“把我撒在江里。”
莽牛婆没接话。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十二
韩祥新走的那天，是个晴天。
早上六点，莽牛婆起来给他熬粥。粥还没熬好，大女儿韩建芳从房间里跑出来，说：“妈，爸不行了。”
莽牛婆端着粥碗，走进去。韩祥新躺在床上，眼睛半闭着，呼吸很弱。她坐在床边，把粥碗放在床头柜上。右手轻轻抚着他的脸。
“祥新，”她说，“粥熬好了，你喝一口吧。”
韩祥新没有回答。
他的呼吸越来越弱，越来越轻，像沱江上的雾，一点点散开。莽牛婆没有再说话。她只是握着他的手，握着那道被她握了几十年的左手。那只手，曾经在篮球场上投过三分，曾经在黑板上写过粉笔字，曾经在煤油灯下给孩子们批改作业，曾经在天全山上摇过牛铃铛。
现在，它不动了。
莽牛婆把那碗粥端起来，自己喝了。一口，一口，慢慢地喝。粥不烫了，刚好温。她喝完，把碗放下，站起来。
“走吧，”她说，“走好。”
十三
韩祥新的骨灰，撒在沱江里。
那天，全家人都去了。莽牛婆站在江边，右手捧着一把骨灰，慢慢松开。骨灰飘进江里，被水卷走，看不见了。江风吹起她的白发。她眯起眼，看着江水。江水很缓，很静，像韩祥新生前的脾气。
她想起第一次见他的那天。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白边。他坐在茶馆里，不说话，只是转着茶杯，一圈一圈。她想起他摸她右手上的疤痕，说：“我能摸摸吗？”她伸出手，他轻轻摸了一下，像摸一件易碎的东西。
她想起他在病床上问她：“你后悔吗？”她说：“嫁都嫁了，说这些做什么。”
她想起他说：“等我走了，把我撒在江里。”
现在，他走了。在江里。
莽牛婆蹲下来，把手伸进江水。右手上的疤痕在水里显得淡了，像一幅褪色的画。
“祥新，”她说，“你冷吗？”
江水没有回答。
她站起来，转身，走了。
身后，沱江还在流。像几千年来一样，无声，不息。
十四
父亲走后，韩建国在整理遗物时，从父亲床头的木箱里翻出了一个旧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磨得发白，边角卷起，用胶布粘过好几次。他打开，里面是父亲的笔迹——工整的钢笔字，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前面几页是账本，记着哪年哪月借了谁多少钱，还了谁多少钱。数字写得清清楚楚，连几分钱都记着。
翻到后面，是一篇一篇的日记。不是每天记，是有话想说的时候才记。有一篇写的是：
“今天天全山上起了大雾，牛群走散了。我找了三个小时，才把它们找齐。最小的那头花牛，掉进了山沟里，我爬下去把它背上来的。它不重，但我背上来的时候，腿软了。老了，不中用了。”
另一篇写的是：
“建国来信了，说在深圳找到工作了。我看了三遍，眼睛湿了。这孩子，从小懂事。他小时候发烧，家里拿不出十块钱住院，他妈跪在医生面前。这事我一直记得，一辈子忘不了。”
最后一篇，写在他去世前一个月：
“肚子又疼了，比以前疼。我知道，日子不多了。不怕。就是放心不下莽牛婆。她跟了我一辈子，没过几天好日子。孩子们都大了，都有出息了，她该享福了。可惜我看不见了。”
韩建国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胸口，站了很久。
然后，他走到院子里，对着沱江的方向，轻轻说了一句：“爸，您放心吧。我们都好。”
江水哗哗响，像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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