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星-梁启超》

贵州女婿梁启超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

这是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

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梁启超与络腮胡须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一位裹头、皱眉的男子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裹头男子名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们三人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国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分别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

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 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方E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自成一个世界。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纽约拜访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请罗斯福

掘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曾自成一个天下的荣光与傲慢被屈辱与自卑取代，人们饥渴、不无盲目地寻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印度的观念的滋养。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 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京师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他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