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过五四青年节咱还不满12岁
（五四征文优秀奖）
杜巴金（铁十师）
笔者第一次过五四青年节，是1955年 的5月4日。那时候，咱还不满12岁。
为啥小小年龄就过上了青年节？说来话长，得从父母亲生咱讲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战火就烧到了我父亲的家乡——河南焦作煤矿。那时候父亲才20岁，是煤矿井下绞车房的工人。开绞车是他从13岁就当童工求生活的苦力工作。有一天他和一位要好的工友去矿区邻近的农村讨买一些粮食，被进村搜寻“八路”的日本鬼子兵用刺刀抵住了胸膛，要把他俩抓走。幸亏农户大娘说他俩是自家的孩子，让他俩在屋里住了一夜，这才保住了性命。
为躲避杀戮，父亲丢下了母亲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姐姐，随着南逃的部分矿工逃离了焦作。先是逃到湖南湘潭煤矿，然后又逃到了重庆北碚后峰岩山沟里的天府煤矿。过了4年，逃难工友们落脚北碚的讯息才传回了焦作。1942年，小脚的母亲带着我的姐姐，跟随逃难寻亲的人群，沿路乞讨，整整半年，历经苦难艰险，连脚指甲都走掉完了，终于到了天府煤矿，一家三口得以团聚。
1943年9月，母亲生下了我。抱着可爱的儿子，父母亲对咱最大的期望，就是一定要早点送我读书上学。
说来也巧，地处重庆北碚的天府煤矿，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后方最大、最现代化的煤矿；著名民族企业家卢作孚是天府煤矿董事长。他不仅请外国的专家设计修建了贯穿天府矿区、当时中国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而且还办了一所天府煤矿子弟小学校。煤矿子弟不分贫富贵贱，都可以免费入学。学校的校长、老师有不少都是从沦陷区内迁重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把天府小学办成了北碚的一所名校。
所以，笔者1948年春天不到5岁就上学了。开学不久的4月4日，还过了一次当时中国的儿童节。儿童节典礼上，学校给每个小朋友发点心，咱吃着可甜啦！
1954年夏天，笔者小学毕业，考入了重庆市第十三中学。十三中（兼善中学）也是卢作孚先生创办、全北碚数一的名校。
进了中学就不再过儿童节，所以到1955年的5月4日，虽然咱还没满12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少先队员，还是一样地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过上了五四青年节。
按照规定，五四青年节，大、中学校都放假半天。这一天下午，北碚区团委联合各大、中学校，在北碚公园搞了一场文娱游园的团日活动。笔者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爽爽地玩了个够。同时，也对五四青年节的由来，以及纪念五四运动的意义、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等常识有了一个最初的知晓。
那一年，我们全年级的同学们在音乐课上唱熟了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在语文课上，我们学了鲁迅先生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还学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那一句名言：
“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虽然咱按照语文老师“作为座右铭”的要求，背熟了这一段话，但是少小时期的笔者，头脑里还有些懵懵懂懂。在学校所能做到的，就是好好学习，一直保持着对于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渴求。
到了高中，语文课学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我对于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但是咱内心里对于政治并不感兴趣。由于参加课外兴趣活动小组，和几个合得来的同学学习自装矿石收音机，咱成了一个非常痴迷的无线电爱好者。“长大要当一名无线电工程师”，成为我具体的人生理想。
但是，命运却和我开了一个痛苦非常的玩笑。1960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虽然咱自觉十分把握，却没有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反而等来一个莫名其妙的“高分落榜”！那一年非常特别啊，全国应届高中毕业人数不足大学招生人数，也就是说供不应求。考生只要进了考场，哪怕是闭着眼睛答题，也能录进大学读书。但是我呢？没进考场之前，毕业生登记表里就被人写上了“不宜录取”几个黑字！20多年之后咱才得知，当年十三中的高三毕业生一共有12人遭遇了这个暗箱操作。
这种遭遇和经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知名学者王立群教授（1961级高中毕业）在他的记者访谈里含泪唏嘘地介绍过。我和他几乎完全一样，“高分落榜”的挫折打击，把咱推跌进了人生的至暗低谷！
在那最苦闷无助的日子里，一本捡来的《史记》旧书成了王立群的唯一的精神陪伴，驱走了他心中的绝望。而笔者呢？咱是自购了一本大学本科教材《无线电技术基础》，硬啃、自学。拿起电烙铁，业余自装收音机，潜心于连接一个个元件焊点的“线路斗争”，自我麻醉取乐。
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关闭了一扇门，老天爷可能给你打开另一扇窗”。1962年，咱的命运迎来了新的转机。那一年夏天，周边形势紧张，国家紧急招兵。重庆兴隆煤矿武装部和矿团委联合召开征兵动员会，号召有志青年应征入伍。时为矿子弟校教师的我，当场就第一个勇敢地报了名。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咱迎来了人生命运的根本转折；幸运的当上铁道兵，走进了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
军列没有把我们这批新兵送上前线战场，而是拉到了首都北京！
走进铁道兵49团在北京五棵松的军营，战友们发现，连队里除了干部、班长，一百来号人全是咱们新兵。原来，老兵们已经全部改步兵、调往福建前线了。
新训开始，团政委李平作报告，要求新战友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毛主席的好战士。连队指导员李广宾讲课，号召每一位新战士要积极向组织靠拢，接受组织考验，争取入团、入党。“忆苦思甜”教育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世和读书经历，苦闷沉寂两年的心一下子被唤醒了，咱毫不犹豫地写好入团申请书交到了连部。
从此以后，自我感觉好像换了一个人；训练、施工都有使不完的劲！在班里，我的文化最高，何炎初班长指定咱为宣传委员。布置给我的任务，除了给大家读书念报，还有给连里黑板报写稿等等。因为咱有点无线电技术基础，连队的电工活儿，连首长都命令我去干。副指导员刘明章特别喜欢我，夜里给连队菜地浇水叫我去安电灯，炊事班喂的猪快下崽了，也叫我去接上电灯，让饲养员看护。到工地施工咱也不含糊，班长表扬我：“别看杜巴金班身体最瘦弱，他可是80斤的力，使出了100斤的劲”。
正是因为咱表现积极、成绩突出，入伍刚三个月，刘副指导员就召开连队团支部大会，通过了我和赵希荣战友的入团申请。紧接着不久，连队第一批提衔7人为上等兵，咱也身在其中。到了年末评比，咱还光荣地评为了“五好战士”！
就这样，笔者在铁道兵部队一干就是12年！在参加完修建成昆线、襄渝线的战斗之后，1974年复员回到了重庆。
回到地方，我进了“三线建设”单位重庆煤矿安全仪器厂。因为咱有自学无线电的技术底子，被安置到由煤炭部立项的瓦斯遥测警报仪试制会战组上班。遥测仪研制成功以后，安仪厂成立电子车间投产。咱被厂领导聘为电子产品技师，还任了几年电子车间党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
时间来到了今天，欣闻铁道兵战友网“五四征文”，咱这个“八零后” 老铁道兵也积极地奉上一篇。意思是想和战友们汇报一下：咱第一次过五四青年节立下的人生理想，已经实现；对照上中学背过的保尔名言，回忆往事，咱这大半辈子没有碌碌无为，没有躺平虚度！
责编：槛外人 202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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