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过后，我回了一趟老家。
村口那棵老榆树还在，枝干虬曲苍劲，新发的榆钱一簇簇缀满枝头，嫩绿嫩绿的，在春风里轻轻摇晃。我站在树下，仰头看了很久，那些圆圆的、薄薄的榆钱，像极了记忆深处的小铜钱，一片一片，串起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
那一年，我大概七八岁，正是知道饿的年纪。
那年开春，家里又断了粮。地里的庄稼还没长起来，红薯干也见了底，母亲把面缸刮了又刮，最后只能熬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一家五口人分着喝。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碗稀糊糊灌下去，跑两趟茅房肚子就又咕咕叫了。
村口那棵老榆树，是全村人的念想。
榆钱一长出来，大人小孩都眼巴巴地望着。那东西生吃甜丝丝的，掺点棒子面蒸窝头，更是难得的美味。但榆树高，榆钱都长在高高的枝头，大人们要下地干活，摘榆钱的事就落在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身上。
那天下午，我约了二蛋、铁头一起去撸榆钱。我爬树是出了名的利索，三下两下就蹿到了树杈上。底下的榆钱已经被撸得差不多了，只有高处的枝头还挂着密密的一串串，在风里招摇，像是在故意逗我。
我咬咬牙，又往上爬了一层。
“石头，别往上爬了，那枝子细！”二蛋在下面喊。
我没听。那串榆钱实在太诱人了，圆滚滚、绿莹莹的，我伸手去够，指尖刚碰到，脚下的树枝“咔嚓”一声——断了。
我只觉得身子一轻，然后就是天旋地转，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右腿一阵钻心的疼，我低头一看，小腿弯成了一个不可能的角度。
“石头！石头！”二蛋和铁头吓得脸都白了。
我疼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二蛋撒腿就往我家跑，没过多久，我就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她从田埂上跑过来，鞋都跑掉了一只，裤腿上全是泥巴。
“石头！咋了？咋样了？”
母亲蹲下来，看见我的腿，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她伸手想摸又不敢摸，嘴唇哆嗦着，“不怕不怕，妈在呢，妈在呢。”
她把我背起来，让二蛋去村头找张大爷借架子车。可张大爷的架子车刚好被隔壁村的人借走了，没在家。
母亲咬了咬牙：“等不着了，我背你去。”
从我们村到乡卫生院，少说也有七八里地，全是土路，坑坑洼洼的。
母亲把我背上颠了颠，二话没说，就迈开了步子。
一路上，我的腿每晃一下都疼得直冒冷汗，我趴在母亲背上，能听见她越来越粗的喘气声。她的后背湿透了，汗味混着泥土的气息，那是庄稼人身上特有的味道。
“妈，我疼。”我哭着说。
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忍一忍啊，石头，忍一忍，到医院就好了。”
“妈，你歇歇吧。”
“不歇，赶路要紧。”母亲把我在背上又往上颠了颠，“你搂紧妈的脖子，别松手。”
过了大约一半路，天开始擦黑了。路两边是高高的杨树，风吹得叶子哗啦啦响，远处有狗叫声。我趴在母亲背上，迷迷糊糊的，只觉得这条路怎么这么长，怎么也走不到头。
母亲开始说话，像是在跟我说，又像是在给自己打气：“石头啊，你爸走得早，妈就指着你呢。你可不能有事，你得好好长大，长大了考大学，吃商品粮，再也不用受这个穷……”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了。
“妈，我不考大学了，我以后挣钱给你花。”我疼得声音都是虚的。
母亲没接话，只是加快了脚步。我感觉到她的肩膀在发抖，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哭的。
终于看见乡卫生院的灯了。母亲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进去的，一进门就喊：“大夫！大夫！快看看我娃的腿！”
大夫掀开我的裤腿一看，倒吸一口凉气：“小腿骨折了，怎么才送来？”
母亲站在旁边，嘴唇发白，头发散了，脸上全是汗和灰，一条腿的裤腿卷到膝盖上面，腿上被荆棘划了好几道血口子，她浑然不觉。她只是死死地盯着大夫的手，盯着我的腿，大气都不敢出。
大夫给我正骨的时候，我疼得嗷嗷叫。母亲一把把我搂进怀里，一手摸着我的头，一手紧紧攥着我的手，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力气大得像要把我的手捏碎。
“石头不怕，石头不怕，妈在这儿呢，一会儿就不疼了，一会儿就不疼了……”她反反复复地说着，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疼得浑身发抖，眼泪糊了一脸，但我没再叫出声。因为我感觉到母亲比我抖得还厉害，有温热的液体一滴一滴落在我的脸上，那是母亲的眼泪。
那一夜，母亲坐在病床边，一夜没合眼。
后来腿养好了，我却再也没爬过那棵榆树。
四十年过去了，母亲早已两鬓斑白，腰也弯了，走路也不利索了。可每次看见榆钱，我就会想起那个春天的傍晚，想起那条怎么也走不到头的土路，想起母亲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赶路的身影。
我伸手从老榆树上撸了一把榆钱，放进嘴里。嫩嫩的，甜甜的，和记忆里一个味道。
可那个背着我走七八里路去医院的人，再也背不动我了。
作者：贺占武，洛阳市洛宁县人，一个文学的钟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