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 芬坡村的历史与人文记忆
芬坡村，系双牌李族二房四支三派衍生的一方聚落，静卧于化州市杨梅镇乐岭（古称略岭）村委会境内——这片土地在解放初期尚属南安乡管辖，藏于化州西南一隅，距州城约二十又一华里，离先祖迁出地双牌村亦不过十四华里之遥。鉴江如一条温润的碧带，从村庄东侧蜿蜒流淌，滋养着这片丘峦叠翠的土地，丘陵起伏间，藏着一个家族近三百年的烟火与荣光，也沉淀着一段段镌刻在时光里的人文佳话。
芬坡村的开基始祖，是十七世祖李公祖陶，字天章，号执菴。康熙辛丑年（公元1711年），祖陶公降生双牌大屋，自幼勤学苦读，终成庠贡生，而后携家眷落籍于此，开启了芬坡李氏的繁衍之路。自祖陶公开基至今，近三百年光阴流转，李氏族人薪火相传，已生生不息繁衍十一世，如今全村人口近二千人，炊烟袅袅处，皆是同宗同源的温情与守望。
漫步芬坡村，空气中似乎仍萦绕着墨香与书香交织的气息，这份浸润骨髓的文化底蕴，是芬坡最鲜明的底色。据族谱记载，自十七世至二十三世，短短七代人之间，芬坡村竟走出了五十二个功名之士，细细数来，有举人3人、副榜1人、贡生7人、国学生13人、增生5人、庠生18人、廪生3人、佾生2人，占同期男丁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这份成就，即便放在整个化州乃至广东境内，亦属罕见，足以见得芬坡文风之盛、教化之隆。这些功名在身者，或远赴他乡为官，践行初心；或留守故土执教，薪火传薪。于是，附近村落与本村的孩童，皆能近水楼台，沐浴书香，读书求学，在芬坡村渐渐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风尚，即便到了民国与解放初期，芬坡村依旧文人辈出，文脉绵延不绝。
这份浓厚的文化氛围，离不开开基始祖祖陶公的远见卓识。身为贡生的祖陶公，一生笃信“教化兴则家族兴”，咸丰庚申年（公元1760年），他力排众议，在村中创设芬坡书院，为族中子弟开辟了一方读书求学的净土。祖陶公的五个儿子与一个女儿（据现有记载至少一女），皆在书院中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个个品行端方、学识渊博，成为家族的榜样。
次子李攀桂，字泗乔，号舟山，嘉庆朝岁贡生，候选训导，被敕授修职郎，例赠徵仕郎。攀桂公平生好学守正，不慕浮华，将毕生心血都倾注在教育子侄之上，循循善诱，润物无声，用言行诠释着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三子李万芳，字泗桢，号约斋，为州增生，他天性至孝，待长辈恭敬有加，与兄弟和睦相处，凡事以身作则，是家族中孝悌传家的典范，用一生践行着“兄友弟恭”的古训。四子李杏辉，字泗光，号鲁江，廪贡生出身，他虽数次奔赴乡试，未能得中举人，却始终不坠青云之志，后授即用训导。杏辉公志向高远，品行高洁，每日砥砺操行，深耕文墨，其文章笔力遒劲、立意深远，成为族中子弟争相效仿的楷模。
五子李东桓，字泗植，号立斋，更是芬坡李氏的骄傲。他十三岁便痛失父亲，却未被命运击垮，在家中悉心侍奉母亲，善待亲友，白日劳作，夜晚便废寝忘食攻读经书，终以二十七岁之龄，高中乾隆丙午年（公元1786年）科举人。此后，他数次赴京参加会试，虽未能金榜题名，却从未放弃初心，乾隆乙卯年（公元1795年），他参加大挑考试，凭借过硬的学识与品行，位列一等，获得知县任用资格，最先被派往河北保定府高阳县任职。
初到高阳，东桓公深知百姓疾苦，放下官威，常微服出巡，深入民间察民情、听民声，将高阳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一一记在心中。他上任后，大刀阔斧整顿县政，革除以往积习弊病，力减百姓苛捐杂税，让饱受苛政之苦的高阳百姓得以喘息。几年间，高阳县政通人和、物阜民丰，百姓对东桓公感恩戴德，视其为父母官。后来，东桓公调任河北正定府平山县知县，高阳百姓闻讯，无不惋惜不已，为铭记他的功绩，百姓们特意制作了“棠芾思召”牌匾，敲锣打鼓，千里相送，亲手将匾额悬挂在平山县衙大堂之上——他们将东桓公比作周武王时期爱民如子的召伯，将他治理下的高阳，比作召伯曾休憩过的繁茂棠梨园，以此寄托对他的思念与敬仰，恰是“饮水不忘挖井人”的最真切写照。
嘉庆庚申年（公元1800年），东桓公赴平山县上任，依旧秉持着爱民如子、教化先行的理念。他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深入民间调查，很快便对平山县的现状了然于胸。当看到平山县唯一的学校早已荒废，学子们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时，东桓公痛心不已，他深知“教化不兴，治理难成”，于是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增加天桂书院学子的津贴，扩大招生名额，让更多寒门子弟有机会求学；他在书院中立下碑记，铭记办学初心，又在学堂内设立五经书斋，每月初一、十五，亲自为学子们授课、测试，还聘请当地名师执教，敦促生童前来求学。一时间，平山县学风大振，学子云集，人才辈出，昔日荒废的书院，再度焕发勃勃生机。为让书院能够长久存续，东桓公还特意为书院置办了学田，以田租补贴办学开支；他实地核查丢荒农田，为其减免赋税，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对于贫苦百姓，他常常自掏腰包，为他们添置寒衣，这般善举，于他而言早已是习以为常。他还将调查所得的民情、徭役情况整理成册，严格规范徭役分配，让奸吏无从舞弊，切实保障百姓权益。东桓公的一系列惠政，深深镌刻在高阳、平山两县百姓心中，赢得了万民景仰。
即便身在河北为官，东桓公依旧心系家乡，牵挂着高州府的科举事业。当他得知高州府欠缺会馆，学子们求学、交流无固定场所时，心急如焚，立即捐出重金，在高州城区骡马胡同购置三座两廊，建成高州会馆，为整个高州府的学子提供了交流学问、栖息休憩的港湾，为高州科举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嘉庆丁卯年（公元1807年），东桓公因母亲去世，丁艰返乡。回到家乡后，他见化州科举形势大不如前，整个清朝时期，化州竟未出过一位进士，心中感慨万千，于是在芬坡村西南方修建了一座文笔塔，意在从风水角度引导家族文运昌隆、前程似锦。此后，芬坡村科甲鼎盛，人才辈出，皆离不开东桓公的远见与付出。为了整个化州的文运兴盛，东桓公还联合州内乡绅，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在州治西南四里的羊屎岭，再建一座文笔塔，他为化州文化发展呕心沥血，其宦绩与功绩，被详细收录于《化州志》中，流芳千古。
东桓公的功绩，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声望，更让家族获得了朝廷的嘉奖。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四月十六日、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嘉庆、同治两位皇帝先后颁布诏书，分别嘉奖李东桓的祖父母（李昌公、董氏）、父母（祖陶公、王氏），以及先秾公的祖父母（东梧公、黄氏、陈氏）、父母（绍侗公、易氏），表彰他们以优良家风育人，培育出东桓公这样杰出的儿孙，这份荣耀，是整个芬坡李氏的骄傲，也是双牌李族的荣耀。嘉庆年间，朝廷还敕封东桓公的母亲王氏为七品太孺人。嘉庆庚申年（公元1800年）十一月十八日，东桓公携兄弟子侄，在平山县为母亲举办八十寿宴，高阳、平山两县的乡绅纷纷前来庆贺，东桓公的原主考老师——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户部郎中、礼部员外郎、宗人府主政、内阁典籍撰文、中书舍人加三级的鲍之钟，还亲自撰写贺文，为寿宴添彩。王氏太孺人荣归故里后，并未因朝廷敕封而骄傲自满、张扬炫耀，依旧勤俭持家、待人谦和，堪称女中之君子。祖陶公逝世后，鲍之钟先生还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以笔墨铭记其一生德行与功绩。
芬坡李氏的家风，不仅滋养着男子成才，更培育出了坚守贞节、温婉坚韧的女性。祖陶公的女儿李氏，自幼便与兄弟们一同在芬坡书院读书，聪慧过人，年幼时便通晓《孝经》《内则》等典籍，品行端庄。十八岁时，她嫁与化州东宁贡生麦育峋为妻，谁知婚后仅四年，丈夫便撒手人寰，留下她孤身一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李氏矢志守贞，未曾再嫁，她勤操女红，靠着纺织刺绣，独自撑起整个家庭，悉心侍奉姑姑，家中亲人有恙，她必亲自煎药照料，不离不弃。因无子嗣，她后来择侄子秋荣入继，无论秋荣劳作至深夜归来，她始终不眠守候，饭后亲自为他讲授经书，悉心教导。在她的培育下，继子秋荣后来考取功名，不负她的含辛茹苦。李氏坚守贞节三十九年，用一生诠释了女性的坚韧与坚守，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朝廷特意拨款，在她的家乡东宁墟为其修建贞节牌坊，以表彰她的德行。
值得称道的是，芬坡村的教化，从不重男轻女，书院的教学内容丰富充实，不拘泥于刻板教条，就连女孩专用的课室墙壁上，都题有“可谈风月”四字，既有文人的雅致，也藏着对女性的尊重与包容。而芬坡书院门口那副“万里云山回座右，千秋伟业起窗前”的对联，相传便是举人李东桓亲手所作，笔力雄健，意境深远，既道出了文人的胸襟与志向，也预示着芬坡李氏的千秋伟业，皆从寒窗苦读中起步。
芬坡李氏的文脉，在代代相传中从未中断，后辈之中，亦有诸多贤才，续写着家族的荣光。第三代绍侗公，七岁便失去父亲，却始终孝顺母亲，日夜勤学诗书，未曾有丝毫懈怠，五十二岁时，高中道光丁酉年（公元1837年）科举人，此后数次参加会试，虽未能得中，却被授予拣选知县资格。绍侗公理学造诣深厚，一生潜心治学，著有《字学便览》一书，还校订了李曾裕（广宁县教谕，米能村人）所著的《书经直训》一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绍机公则用一生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他年届八十三岁时，仍不忘初心，奋力备考，最终考取咸丰辛亥年（公元1851年）副榜，这份执着与坚守，成为后世族人学习的楷模。第四代先秾公，二十九岁时考取化州副贡第一名，后来改就教谕，深耕教育，培育后辈；第五代柱峰公，在州府廪生考试中斩获第一名的佳绩，他心系家乡教化，在芬坡书院积极授课，悉心培育学子，诸多名士皆出自他的门下；中兴公，五十五岁考取岁贡生，后获得候选训导资格，虽年过半百，仍坚守教育初心，发光发热。
第六代履庆公，四十岁参加州秀才考试，凭借优异成绩获得县学推荐，彰显了芬坡学子的实力；履南公参加高州府考试，名列前茅，不负家族期望；履庚公，四十四岁考取正贡生，用勤奋书写了自己的求学之路。而履正公，更是芬坡李氏中一位极具风骨的人物。履正公，字养之，号明初，又号匡予、蒙初，四十二岁时，中辛丑年（公元1901年）行补庚子年（公元1900年）科举人。他为人耿直无私，一身正气，好打抱不平，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敢于挺身而出与之斗争，深受当地正义之士的敬重，却也被奸邪小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清朝末年，化州官场腐败不堪，苛政猛于虎，民不聊生。当时有一位陈姓公局长，凭借权势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履正公见此情景，怒不可遏，不顾个人安危，严正斥责其恶行，并向上级官府控告，却反被这位陈姓公局长诬告，投入监狱。公元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同年11月13日，化州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朝在化州的统治。起义成功后，同盟会成员第一时间将履正公从狱中救出，并推举他为化州临时民政长，可惜天不假年，履正公于次年八月不幸离世，其死因至今疑点重重，令人惋惜不已。
除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芬坡村还留存着见证岁月沧桑的历史遗迹——永安堡（炮楼）。这座炮楼建筑面积达120平方米，高五层半，采用砖木结构，墙体厚重，气势恢宏，虽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屹立不倒。如今，关于炮楼的修建者与具体建筑年限，在《化州志》与李氏族谱中尚未有明确记载，但结合历史背景，我们或许能探寻到蛛丝马迹。民间修建炮楼，多用于抵御土匪、山贼与流寇，查阅《化州大事记》可知，公元1850年至1864年间，化州曾发生十多次叛乱，社会动荡不安，芬坡村的永安堡，大概率便是在这段动荡岁月中建成，默默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宁。
从祖陶公开基至今，芬坡村不过近三百年的历史，前七代四百余名男丁中，便有五十余人考取功名，近代以来，更是走出了众多大学生与为官者，文脉绵延，人才辈出。探究其根源，除了村内浓厚的读书氛围、优良的家风传承，还与周边的人文环境密不可分——芬坡村所在的乐岭村，本就是远近闻名的文人之乡，进士陈珪、举人陈鉴，皆出自此地；编写《罗江外纪》（相当于《化州志》拾遗）的黄鹤仪，也在附近居住，这些文人雅士的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滋养，共同孕育了芬坡村的文化沃土。
更为特别的是，芬坡村还是化州“三奇”之一“黄蜂为媒”的发源地，也是“王氏仙姑”的诞生地，与附近的“潦口仙院”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化州独特的民俗文化圈，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秘与韵味。此外，在革命年代，芬坡村还是南路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无数芬坡儿女挺身而出，投身于国家解放事业，用热血与忠诚，为家乡、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百年岁月流转，芬坡村的青瓦白墙间，藏着祖祖辈辈的坚守与荣光；鉴江的碧波之上，映照着文脉的绵延与传承。那些功名之士的风骨，那些坚守初心的德行，那些岁月沉淀的故事，都化作了芬坡村最珍贵的记忆，镌刻在时光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芬坡人，续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人文传奇。
撰稿：李 峰
校核：李伟瑞
摄影（插图）：李建锋 李伟瑞
李峰个人简介：1962年生，法律专业大专毕业，从业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四十余年，现已退休。爱好历史、文学和周易预测，在电脑应用和汽车理论有一定的学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为“湛江交通安全报”通讯员，多次发表文章。2005年起是化州市老干诗词楹联学会会员，后为茂名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有作品发表在“茂名古今对联选”上。对本地氏族文化及历史沿革有较深层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