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 芬坡村的历史与人文记忆


芬坡村,系双牌李族二房四支三派衍生的一方聚落,静卧于化州市杨梅镇乐岭(古称略岭)村委会境内——这片土地在解放初期尚属南安乡管辖,藏于化州西南一隅,距州城约二十又一华里,离先祖迁出地双牌村亦不过十四华里之遥。鉴江如一条温润的碧带,从村庄东侧蜿蜒流淌,滋养着这片丘峦叠翠的土地,丘陵起伏间,藏着一个家族近三百年的烟火与荣光,也沉淀着一段段镌刻在时光里的人文佳话。
芬坡村的开基始祖,是十七世祖李公祖陶,字天章,号执菴。康熙辛丑年(公元1711年),祖陶公降生双牌大屋,自幼勤学苦读,终成庠贡生,而后携家眷落籍于此,开启了芬坡李氏的繁衍之路。自祖陶公开基至今,近三百年光阴流转,李氏族人薪火相传,已生生不息繁衍十一世,如今全村人口近二千人,炊烟袅袅处,皆是同宗同源的温情与守望。
漫步芬坡村,空气中似乎仍萦绕着墨香与书香交织的气息,这份浸润骨髓的文化底蕴,是芬坡最鲜明的底色。据族谱记载,自十七世至二十三世,短短七代人之间,芬坡村竟走出了五十二个功名之士,细细数来,有举人3人、副榜1人、贡生7人、国学生13人、增生5人、庠生18人、廪生3人、佾生2人,占同期男丁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这份成就,即便放在整个化州乃至广东境内,亦属罕见,足以见得芬坡文风之盛、教化之隆。这些功名在身者,或远赴他乡为官,践行初心;或留守故土执教,薪火传薪。于是,附近村落与本村的孩童,皆能近水楼台,沐浴书香,读书求学,在芬坡村渐渐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风尚,即便到了民国与解放初期,芬坡村依旧文人辈出,文脉绵延不绝。


这份浓厚的文化氛围,离不开开基始祖祖陶公的远见卓识。身为贡生的祖陶公,一生笃信“教化兴则家族兴”,咸丰庚申年(公元1760年),他力排众议,在村中创设芬坡书院,为族中子弟开辟了一方读书求学的净土。祖陶公的五个儿子与一个女儿(据现有记载至少一女),皆在书院中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个个品行端方、学识渊博,成为家族的榜样。
次子李攀桂,字泗乔,号舟山,嘉庆朝岁贡生,候选训导,被敕授修职郎,例赠徵仕郎。攀桂公平生好学守正,不慕浮华,将毕生心血都倾注在教育子侄之上,循循善诱,润物无声,用言行诠释着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三子李万芳,字泗桢,号约斋,为州增生,他天性至孝,待长辈恭敬有加,与兄弟和睦相处,凡事以身作则,是家族中孝悌传家的典范,用一生践行着“兄友弟恭”的古训。四子李杏辉,字泗光,号鲁江,廪贡生出身,他虽数次奔赴乡试,未能得中举人,却始终不坠青云之志,后授即用训导。杏辉公志向高远,品行高洁,每日砥砺操行,深耕文墨,其文章笔力遒劲、立意深远,成为族中子弟争相效仿的楷模。
五子李东桓,字泗植,号立斋,更是芬坡李氏的骄傲。他十三岁便痛失父亲,却未被命运击垮,在家中悉心侍奉母亲,善待亲友,白日劳作,夜晚便废寝忘食攻读经书,终以二十七岁之龄,高中乾隆丙午年(公元1786年)科举人。此后,他数次赴京参加会试,虽未能金榜题名,却从未放弃初心,乾隆乙卯年(公元1795年),他参加大挑考试,凭借过硬的学识与品行,位列一等,获得知县任用资格,最先被派往河北保定府高阳县任职。


初到高阳,东桓公深知百姓疾苦,放下官威,常微服出巡,深入民间察民情、听民声,将高阳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一一记在心中。他上任后,大刀阔斧整顿县政,革除以往积习弊病,力减百姓苛捐杂税,让饱受苛政之苦的高阳百姓得以喘息。几年间,高阳县政通人和、物阜民丰,百姓对东桓公感恩戴德,视其为父母官。后来,东桓公调任河北正定府平山县知县,高阳百姓闻讯,无不惋惜不已,为铭记他的功绩,百姓们特意制作了“棠芾思召”牌匾,敲锣打鼓,千里相送,亲手将匾额悬挂在平山县衙大堂之上——他们将东桓公比作周武王时期爱民如子的召伯,将他治理下的高阳,比作召伯曾休憩过的繁茂棠梨园,以此寄托对他的思念与敬仰,恰是“饮水不忘挖井人”的最真切写照。
嘉庆庚申年(公元1800年),东桓公赴平山县上任,依旧秉持着爱民如子、教化先行的理念。他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深入民间调查,很快便对平山县的现状了然于胸。当看到平山县唯一的学校早已荒废,学子们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时,东桓公痛心不已,他深知“教化不兴,治理难成”,于是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增加天桂书院学子的津贴,扩大招生名额,让更多寒门子弟有机会求学;他在书院中立下碑记,铭记办学初心,又在学堂内设立五经书斋,每月初一、十五,亲自为学子们授课、测试,还聘请当地名师执教,敦促生童前来求学。一时间,平山县学风大振,学子云集,人才辈出,昔日荒废的书院,再度焕发勃勃生机。为让书院能够长久存续,东桓公还特意为书院置办了学田,以田租补贴办学开支;他实地核查丢荒农田,为其减免赋税,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对于贫苦百姓,他常常自掏腰包,为他们添置寒衣,这般善举,于他而言早已是习以为常。他还将调查所得的民情、徭役情况整理成册,严格规范徭役分配,让奸吏无从舞弊,切实保障百姓权益。东桓公的一系列惠政,深深镌刻在高阳、平山两县百姓心中,赢得了万民景仰。

即便身在河北为官,东桓公依旧心系家乡,牵挂着高州府的科举事业。当他得知高州府欠缺会馆,学子们求学、交流无固定场所时,心急如焚,立即捐出重金,在高州城区骡马胡同购置三座两廊,建成高州会馆,为整个高州府的学子提供了交流学问、栖息休憩的港湾,为高州科举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嘉庆丁卯年(公元1807年),东桓公因母亲去世,丁艰返乡。回到家乡后,他见化州科举形势大不如前,整个清朝时期,化州竟未出过一位进士,心中感慨万千,于是在芬坡村西南方修建了一座文笔塔,意在从风水角度引导家族文运昌隆、前程似锦。此后,芬坡村科甲鼎盛,人才辈出,皆离不开东桓公的远见与付出。为了整个化州的文运兴盛,东桓公还联合州内乡绅,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在州治西南四里的羊屎岭,再建一座文笔塔,他为化州文化发展呕心沥血,其宦绩与功绩,被详细收录于《化州志》中,流芳千古。
东桓公的功绩,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声望,更让家族获得了朝廷的嘉奖。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四月十六日、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嘉庆、同治两位皇帝先后颁布诏书,分别嘉奖李东桓的祖父母(李昌公、董氏)、父母(祖陶公、王氏),以及先秾公的祖父母(东梧公、黄氏、陈氏)、父母(绍侗公、易氏),表彰他们以优良家风育人,培育出东桓公这样杰出的儿孙,这份荣耀,是整个芬坡李氏的骄傲,也是双牌李族的荣耀。嘉庆年间,朝廷还敕封东桓公的母亲王氏为七品太孺人。嘉庆庚申年(公元1800年)十一月十八日,东桓公携兄弟子侄,在平山县为母亲举办八十寿宴,高阳、平山两县的乡绅纷纷前来庆贺,东桓公的原主考老师——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户部郎中、礼部员外郎、宗人府主政、内阁典籍撰文、中书舍人加三级的鲍之钟,还亲自撰写贺文,为寿宴添彩。王氏太孺人荣归故里后,并未因朝廷敕封而骄傲自满、张扬炫耀,依旧勤俭持家、待人谦和,堪称女中之君子。祖陶公逝世后,鲍之钟先生还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以笔墨铭记其一生德行与功绩。

芬坡李氏的家风,不仅滋养着男子成才,更培育出了坚守贞节、温婉坚韧的女性。祖陶公的女儿李氏,自幼便与兄弟们一同在芬坡书院读书,聪慧过人,年幼时便通晓《孝经》《内则》等典籍,品行端庄。十八岁时,她嫁与化州东宁贡生麦育峋为妻,谁知婚后仅四年,丈夫便撒手人寰,留下她孤身一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李氏矢志守贞,未曾再嫁,她勤操女红,靠着纺织刺绣,独自撑起整个家庭,悉心侍奉姑姑,家中亲人有恙,她必亲自煎药照料,不离不弃。因无子嗣,她后来择侄子秋荣入继,无论秋荣劳作至深夜归来,她始终不眠守候,饭后亲自为他讲授经书,悉心教导。在她的培育下,继子秋荣后来考取功名,不负她的含辛茹苦。李氏坚守贞节三十九年,用一生诠释了女性的坚韧与坚守,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朝廷特意拨款,在她的家乡东宁墟为其修建贞节牌坊,以表彰她的德行。

值得称道的是,芬坡村的教化,从不重男轻女,书院的教学内容丰富充实,不拘泥于刻板教条,就连女孩专用的课室墙壁上,都题有“可谈风月”四字,既有文人的雅致,也藏着对女性的尊重与包容。而芬坡书院门口那副“万里云山回座右,千秋伟业起窗前”的对联,相传便是举人李东桓亲手所作,笔力雄健,意境深远,既道出了文人的胸襟与志向,也预示着芬坡李氏的千秋伟业,皆从寒窗苦读中起步。
芬坡李氏的文脉,在代代相传中从未中断,后辈之中,亦有诸多贤才,续写着家族的荣光。第三代绍侗公,七岁便失去父亲,却始终孝顺母亲,日夜勤学诗书,未曾有丝毫懈怠,五十二岁时,高中道光丁酉年(公元1837年)科举人,此后数次参加会试,虽未能得中,却被授予拣选知县资格。绍侗公理学造诣深厚,一生潜心治学,著有《字学便览》一书,还校订了李曾裕(广宁县教谕,米能村人)所著的《书经直训》一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绍机公则用一生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他年届八十三岁时,仍不忘初心,奋力备考,最终考取咸丰辛亥年(公元1851年)副榜,这份执着与坚守,成为后世族人学习的楷模。第四代先秾公,二十九岁时考取化州副贡第一名,后来改就教谕,深耕教育,培育后辈;第五代柱峰公,在州府廪生考试中斩获第一名的佳绩,他心系家乡教化,在芬坡书院积极授课,悉心培育学子,诸多名士皆出自他的门下;中兴公,五十五岁考取岁贡生,后获得候选训导资格,虽年过半百,仍坚守教育初心,发光发热。
第六代履庆公,四十岁参加州秀才考试,凭借优异成绩获得县学推荐,彰显了芬坡学子的实力;履南公参加高州府考试,名列前茅,不负家族期望;履庚公,四十四岁考取正贡生,用勤奋书写了自己的求学之路。而履正公,更是芬坡李氏中一位极具风骨的人物。履正公,字养之,号明初,又号匡予、蒙初,四十二岁时,中辛丑年(公元1901年)行补庚子年(公元1900年)科举人。他为人耿直无私,一身正气,好打抱不平,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敢于挺身而出与之斗争,深受当地正义之士的敬重,却也被奸邪小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清朝末年,化州官场腐败不堪,苛政猛于虎,民不聊生。当时有一位陈姓公局长,凭借权势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履正公见此情景,怒不可遏,不顾个人安危,严正斥责其恶行,并向上级官府控告,却反被这位陈姓公局长诬告,投入监狱。公元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同年11月13日,化州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朝在化州的统治。起义成功后,同盟会成员第一时间将履正公从狱中救出,并推举他为化州临时民政长,可惜天不假年,履正公于次年八月不幸离世,其死因至今疑点重重,令人惋惜不已。

除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芬坡村还留存着见证岁月沧桑的历史遗迹——永安堡(炮楼)。这座炮楼建筑面积达120平方米,高五层半,采用砖木结构,墙体厚重,气势恢宏,虽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屹立不倒。如今,关于炮楼的修建者与具体建筑年限,在《化州志》与李氏族谱中尚未有明确记载,但结合历史背景,我们或许能探寻到蛛丝马迹。民间修建炮楼,多用于抵御土匪、山贼与流寇,查阅《化州大事记》可知,公元1850年至1864年间,化州曾发生十多次叛乱,社会动荡不安,芬坡村的永安堡,大概率便是在这段动荡岁月中建成,默默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宁。
从祖陶公开基至今,芬坡村不过近三百年的历史,前七代四百余名男丁中,便有五十余人考取功名,近代以来,更是走出了众多大学生与为官者,文脉绵延,人才辈出。探究其根源,除了村内浓厚的读书氛围、优良的家风传承,还与周边的人文环境密不可分——芬坡村所在的乐岭村,本就是远近闻名的文人之乡,进士陈珪、举人陈鉴,皆出自此地;编写《罗江外纪》(相当于《化州志》拾遗)的黄鹤仪,也在附近居住,这些文人雅士的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滋养,共同孕育了芬坡村的文化沃土。

更为特别的是,芬坡村还是化州“三奇”之一“黄蜂为媒”的发源地,也是“王氏仙姑”的诞生地,与附近的“潦口仙院”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化州独特的民俗文化圈,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秘与韵味。此外,在革命年代,芬坡村还是南路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无数芬坡儿女挺身而出,投身于国家解放事业,用热血与忠诚,为家乡、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百年岁月流转,芬坡村的青瓦白墙间,藏着祖祖辈辈的坚守与荣光;鉴江的碧波之上,映照着文脉的绵延与传承。那些功名之士的风骨,那些坚守初心的德行,那些岁月沉淀的故事,都化作了芬坡村最珍贵的记忆,镌刻在时光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芬坡人,续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人文传奇。
撰稿:李 峰
校核:李伟瑞
摄影(插图):李建锋 李伟瑞


李峰个人简介:1962年生,法律专业大专毕业,从业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四十余年,现已退休。爱好历史、文学和周易预测,在电脑应用和汽车理论有一定的学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为“湛江交通安全报”通讯员,多次发表文章。2005年起是化州市老干诗词楹联学会会员,后为茂名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有作品发表在“茂名古今对联选”上。对本地氏族文化及历史沿革有较深层的了解。




